馬昌海：我所了解的有關陳獨秀的一些史實

在大革命中，毛澤東基於對中國國情的了解，十分重視農民運動，認為農民運動“好得很”。而陳獨秀對中國國情相對比較隔膜，認為農民運動“糟得很”、“過火”。1927年5月中共五大在武漢召開的時候，儘管蔣介石已經發動反革命政變，陳獨秀在中共五大作的政治報告中，依舊對國民黨抱有幻想，主張退讓，導致大革命功虧一簣。

以上所述與我所了解的情況有出入，現將我了解的史實羅列如下：

北京皇城根遺址公園南端，明代東華門城基陳列處，牆上嵌有一塊全園遊覽路線和周邊街區詳圖，用黑色大理石雕刻描金，圖像清晰，標註詳密，唯獨遺漏了近在咫尺的箭杆胡同9號陳獨秀故居兼《新青年》雜誌編輯部。中國人民大學的彭明教授為這件事不知說過多少次。

在皇城根遺址公園北，靠近沙灘老北大紅樓東側，一座挺立於五四大街上的紀念五四運動的不鏽鋼浮雕，成照片底片式樣，寬高各四米，呈傾斜的不規則三角形，足以支撐千年而不朽。卻無陳獨秀！自認是學生的毛澤東頭像居中，李大釗稍靠邊，蔡元培、魯迅偏在邊角，曹汝霖、章宗祥也在左下角占一席之地！與“五四”毫不相關的、寫於1925年的《沁園春·長沙》也居中在毛澤東頭像之下。這是對歷史的公然嘲弄！

在偽造歷史的“文革”中，曾將位於沙灘紅樓的老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李大釗的辦公室，改為報刊閱覽室管理員毛澤東的辦公室；南昌起義則改為由連長林彪領導；井岡山朱德毛澤東會師，也改為毛澤東和連排長林彪會師，兩種作偽一樣地荒唐可笑，這是中國人的恥辱！

1922、1923年共產國際與國民黨打交道之初，馬林與陳獨秀就在上海中共中央的《嚮導》周刊撰文公開批評國民黨孫中山（1）沒有把打倒一切帝國主義作為頭號重要任務。（2）批評國民黨的所謂軍事路線，說孫中山重視軍事，完全不重視民眾，這是當時共產國際批評國民黨最厲害的一招。所以後來國民黨改組，成立五部，發動民眾運動，全部是把重心轉移到群眾路線上來。馬林與陳獨秀等反對國民黨北伐，反對在廣州養軍隊，反對成立廣州政府養一大批政權機構。認為國民黨這麼做，就又回到舊政權北洋政府的老套路，因為要養兵養官就要收稅剝削老百姓，那國民黨就不是幫助老百姓反對貴族、資本家、地主，仍然是站在群眾對立面剝削壓迫。陳獨秀等認為軍事革命是錯誤的，應該學習俄國做群眾工作，依靠工農大眾搞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這種批評讓孫中山非常不高興，孫中山始終堅持自己的三民主義理念，以“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節制資本”的改良解決階級矛盾，反對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孫中山對共產黨代表明確講，如果不是為了要蘇聯援助的話，我現在就把陳獨秀開除出去，絕不允許他那麼干。孫中山多次警告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共產黨既加入國民黨，便應服從黨紀，不應該公開的批評國民黨，共產黨若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若袒護中國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李玉貞《國民黨與共產國際》）。

1924年4-5月間，由於鮑羅廷前往北京參加蘇聯政府與北京政府關於中蘇問題的談判，引起大批國民黨人的強烈反感。孫中山接連致電鮑羅廷和蘇聯大使加拉罕，要求蘇聯放棄談判。隨着中蘇協定於5月31日在北京簽訂，國民黨內右翼勢力群起鼓譟，公開要求與蘇聯斷絕關係。孫中山為了取得蘇聯的援助，説服了這些人，但卻難以平息他們對中共黨員無條件擁護蘇聯的強烈不滿，致使國共兩黨關係因此出現了嚴重的危機。1924年7月，孫中山抓住共青團在國民黨內發給其團員的內部文件（在國民黨內設立指導共產黨人和共青團員行動的秘密黨團）引起的一些國民黨要人彈劾中共的事件，召開國民黨中央第43次會議，當着鮑羅廷和中共代表瞿秋白宣讀了對中共的彈劾書。指出“以俄為友則可，以俄為宗旨則不可。”再次堅決表示國民黨拒絕走蘇俄道路。會議決定在國民黨內設立“國際聯絡委員會”，根據鮑羅廷提議，由國共兩黨與共產國際各出一名代表組成，負責審查共產國際給中共的所有訓令，來約束和制裁跨黨的共產黨人的越軌行為，同時負責解決兩黨關係中的一切糾紛。在徵得蘇聯大使加拉罕同意後，鮑羅廷決定採取退讓政策以避免造成兩黨關係的破裂，而陳獨秀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卻明確主張蘇聯不應繼續無條件支持國民黨，更反對任何退讓。陳獨秀中央據此要求共產國際警告鮑羅廷所犯的嚴重錯誤。

1927年3月，陳獨秀不斷向莫斯科報告危險局勢，同時在北伐軍兵臨上海前，舉行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一直坐鎮上海指揮。在第三次起義之前建立了以陳獨秀為首的最高領導機關——特別委員會，由中共中央和上海區委的主要負責人羅亦農、周恩來、趙世炎、汪壽華等8人組成，還組成了以周恩來為首的前線軍事委員會，以尹寬為首的宣傳委員會。特別委員會召開的31次會議，陳獨秀參加了30次，每次到會都發言，領導得力，之後取得了起義的完全勝利。陳獨秀準備與蔣介石實行決戰，但為斯大林所阻止。蔣介石隨後發動政變。

北伐戰爭的軍事勝利使蘇聯和共產國際領導人處於極度興奮之中，好像中國革命的危險跡象都消失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向中國共產黨提出更加激進的左傾任務：超越資產階級民主的界限，竭盡全力實現非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革命前途，建立無產階級、農民和其他被剝削階級的專政（工農民主專政），立即開展土地革命。這對於當時中共中央來說無異於天方夜譚。

南方各省如火如荼的工農運動使日益惡化的國共關係陷入到更嚴重的危機之中。共產黨畢竟只能依靠工農運動的浩蕩聲勢來加強自己的陣地和阻遏國民黨的右傾，他們只能而且必須給群眾以利益。就連試圖阻止蔣介石獨裁趨勢的左派國民黨人也開始尋求工農群眾的支持了，他們在國民黨中央及各省聯席會議上破天荒地提出來一個異常激進的“最近政綱”，公開許諾要給工人農民種種好處。這樣一來，隨着舊有統治秩序的瓦解，北伐軍所過之處，到處都充滿了濃烈的革命氣氛。處於社會最底層的被壓迫和受歧視的人們，迅速組織起來向上等社會宣戰了。在新秩序還沒有建立起來，共產黨人因缺少人手、經驗，乃至意見不一而難於有效控制和引導的情況下，要使這種革命激情始終保持理智和秩序，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各地個工農運動都日漸陷入嚴重失控的境地。北伐軍占領武漢以後，很快就陷入一種無政府狀態。

毛澤東指出：湖南不少地方的農民協會被哥老會把持，完全不聽指揮，大批國民革命軍軍官（多為湖南籍）的家庭遭受衝擊，甚至截扣一般士兵的匯款。還要平分自耕農的土地。因為部分基層農會掌握在遊民和某些素質低下的農民手中，基本上沒有沒有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員（金沖及：《大革命時期湖南農民運動的前前後後》，《近代史研究》2004.6），很多事情自然就難以得到理性的結果。

1927年1月，湖南設立了有處決權的審判土豪劣紳特別法庭。4月以後，農民建立了農會、農軍，取代了舊政權和民團，並對地主採取了清算（針對經濟上的不法行為）、罰款（以償付昔日農民損失）、捐款（救濟貧民）、示威、戴高帽遊街、逮捕送監、驅逐、槍斃，乃至焚燒地契、沒收土地（包括公產）等鬥爭手段。“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追述說∶當時湖南農運發展成了“強有力的土地革命”，這是違背中央指示的。

1926年7月以來，湖南許多地區受到戰爭和農民運動的影響，生產廢弛，糧食歉收，本地富豪除了逃走以外，不是被“吃大戶”而傾家蕩產，就是被一次次清算也沒有什麼油水了。逐漸地，如果不動軍官家屬，就很少有可沒收的對象；如果不截扣士兵們用以養家糊口的匯款，農民協會就無從獲得足夠的活動經費。因此，進入1927年春天後，侵犯軍人個人財產的情況愈演愈烈，而且一發不可收拾。國民革命軍的眾多軍官們明顯地對國民黨在前方打天下，共產黨在後方坐天下的前景心有餘悸（楊奎松）。

當時湖南全省號稱農會會員人數已有200多萬人，這些農會不僅很快就奪了鄉村基層自治組織的權，打碎了這個鄉村基層結構，而且其力量猛烈的向上層結構噴發，各縣的政權機構也被打掉，各地農會居然就開始行使行政和司法大權，這種局面一下子把全社會給震在那裡了。毛澤東及其在湖南的同事們也給弄糊塗了。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所以才有毛澤東以中央大員的身份對湖南農民運動進行了考察。這個考察報告的完整版本前些年有所披露，有很多形象細緻的描寫，看起來似乎完全失控了。當時黨的領導人李立三為他父親不要給打成土豪，給湖南農會寫了信求情，結果沒幾天就把他父親砍了頭，那信根本沒有起作用。李立三也毫無辦法，只好不吭氣。

多數農民長期生活在一個以鄰里、氏族世代共處的穩定環境之中，他們會那麼容易與鄉里鄉親和同宗同族的地主富農撕破臉嗎？1926、1927年中共跟着國民黨北伐，進入到兩湖地區搞農民運動。當時蘇聯顧問鮑羅廷提出的策略，即你要殺死那些壓迫農民的反革命階級，必須要讓農民自己起來才行。但農民受壓迫過久，穩健分子不容易起來，因此一定要讓痞子、流氓做先鋒，真正的農民才起得來。他講得很清楚，因為這些人在村里原本就是破落戶，被人看不起，早就不在乎什麼臉面問題、鄰里親族關係，他們最容易起來革命。把他們動員起來革命，老實的貧苦農民也就被帶動起來了。1927年2月，毛澤東發表的那篇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就是響應鮑羅廷的主張，中心論點也是在論證這一策略的。正是在這篇報告的原稿中，他直言不諱地提出可以出來做“革命先鋒”的就是“那些從前在鄉下所謂踏爛鞋皮的，挾爛傘子的，打閒的，穿綠長褂子的(指遊手好閒並識得幾個字的人)，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總而言之，一切從前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紳士們打在泥溝里，在社會上沒有了立足地位，沒有了發言權的人，現在居然伸起頭來了。不但伸起頭，而且掌權了。他們在鄉農民協會（農民協會的最下級）稱王，鄉農民協會在他們手裡弄成很兇的東西了。……他們站在一切人之上——從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我這次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所得到最重要的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

“流氓無產階級是舊社會最下層中消極的腐化的部分，他們在一些地方也被無產階級革命卷到運動里來，但是，由於他們的整個生活狀況，他們更甘心於被人收買，去干反動的勾當”（《共產黨宣言》）。

雖然毛澤東也承認，貧農領袖中還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習慣，但又強調這些只能叫“少數不良分子”，要通過整頓紀律來讓他們變好，而不能隨便派兵捉人以免損害貧農威信。其實，所謂維護貧農威信，基本上等同於縱容痞子的破壞性，從而達到發動農民的目的。實際上，當時兩湖地方的農民運動，也正是用這種方法發動起來的，因此也就被一些反對者斥責為“痞子運動”。認為“糟得很”，毛澤東則歡呼“好得很”。

對於大革命的失敗，陳獨秀作為總書記有着不可推卸的責任，同時作為聽命於共產國際及斯大林指揮的“中國支部”負責人，也是一系列共產國際和聯共（布）錯誤方針的執行者，做出過一些錯誤的決策和指示。雖然他曾有過抵制和不同程度的抗爭，也曾要求共產國際和蘇聯分一部分槍支武裝農民，卻未得到相應的支持，陳獨秀領導“五卅”運動和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的事實也說明他是重視工農運動的。對蔣介石、汪精衛篡奪大革命的勝利成果，他一直持譴責的態度，並非心甘情願的“拱手”相讓。陳獨秀和中共中央最大的錯誤是對軍事領導權爭奪不力，終致在實力的較量中敗北。

共產國際及其代表、聯共中央及其顧問事無巨細地遙控指揮着年幼的中國共產黨。而陳獨秀卻以“中國支部書記”之低微，一次次地進行了頑強地抗爭！他曾反對加入國民黨，多次明確主張退出國民黨，由“黨內合作”改為黨外聯盟，但多次被否決：“（1925年10月）在北京召集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我在政治決議案委員會提議：„„我們應該即時退出國民黨而獨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領導群眾，而不為國民黨政策所牽制”（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1926年5月蔣介石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提出限制共產黨的《整理黨務案》以後，陳獨秀再次堅決要求中共退出國民黨。在革命危急的關頭，陳獨秀也曾部署了反蔣計劃，卻一再被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壓服——“國際又電令我們將工人的槍械埋藏起來，避免和蔣介石軍隊衝突，勿以武裝力量擾亂租界等”（《告全黨同志書》）。這表明，原來加在陳獨秀頭上的所謂向國民黨新右派退讓的政策和主張，其實來自共產國際、聯共中央、蘇聯顧問和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相反，陳獨秀跟共產國際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所以給陳獨秀扣上“右傾投降主義”、“右傾機會主義”這兩頂帽子毫無道理。

由於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蘇聯共產黨高層爭權鬥法的結果，陳獨秀便成了斯大林指揮中國革命失敗的替罪之羊，被栽贓陷害。在武漢政府階段，國共關係全面破裂在即，共產國際仍然堅持進攻，陳獨秀卻力主退卻。分歧的焦點主要在如何對待工農運動“過火”的問題上。中共中央在當時一方面要靠民眾運動的規模與國民黨右派抗衡，一方面又沒有明確的政策和有經驗的幹部。中共中央沒有，也不可能對如火如荼的工農運動實行真正的約束。由此不僅引起了中小資產階級的恐慌，還直接刺激了兩湖地區的大部分軍官（多為湖南籍），從而使武漢國民黨上層也產生了嚴重敵視工農運動的傾向和不滿。面對這種局面，陳獨秀和蘇聯總顧問鮑羅廷的基本態度是暫時退卻，採取讓步政策。

在1927年5月召開的中共五大上，陳獨秀明確主張：在相當時期，我們必須保持中間路線，無產階級必須對小資產階級讓步，即使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也要待北伐進一步推進，使農民運動進一步擴展之後再進行，即需要按照革命展開的程度來逐步加深革命。但實際上，正如鮑羅廷所說，更主要的問題其實是，中共中央已經發過不少文件，幾個月毫無效果，“共產黨能否控制工人群眾和自己的省級組織？”“共產黨能控制武漢無產階級和湖南農民嗎？”共產黨既無軍隊、政權，又無經驗、缺幹部，既不能保護工農，也難以指導運動：北伐以來，新入黨的大批黨員鮮有訓練，缺少相關的理論和政策知識。中央與地方工作銜接不易，下級往往各行其是，一些工會、農會受地方幫會的把持。中共中央連武漢地區的罷工示威都無從約束，就更不用說去控制武漢以外的農民運動了。但莫斯科卻根本無視中共的種種困難，1927.5.30電令陳獨秀、鮑羅廷把革命進一步向左推進，立即開展沒收土地的土地革命；組建10個師（2萬共產黨員，5萬工農）的革命軍。這個紙上談兵的 “五月指示”被陳獨秀所婉拒。1927年7月5日，心力交瘁、無可奈何的陳獨秀終於賭氣辭職，被共產國際認定要對大革命的失敗負責，並被共產國際戴上了“右傾投降主義”罪帽。

1927年共產黨的失敗幾乎是不可避免的，這是由一系列複雜原因造成的，並非是陳獨秀某種錯誤的直接結果。陳獨秀在多數情況下對共產國際言聽計從，其某些獨立見解和不服從（如較早提出軍事因素和武裝鬥爭的重要性；力主引導工農運動，約束“過火”行為；以及最後堅持退卻策略等等），則顯示了他作為一代中共領導人所具有的獨立思考、實事求是的態度

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拒絕去莫斯科為共產國際瞎指揮而承擔罪責：“中國的問題為什麼要請教外國人？蘇聯的問題斯大林為什麼不來請教中國人？要反省，我在中國反省，絕不去莫斯科！”他把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歸結於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錯誤指揮，斯大林為此十分惱火，約見張國濤諮詢對策，甚至擔心陳獨秀會籌錢另辦報紙另行組黨（見張國濤《我的回憶》）。圍繞着對中國革命的看法，陳獨秀與中共中央及共產國際發生了不可調和的分歧。陳獨秀對農民作為中國革命主力軍的重要地位缺乏認識，不贊成建立工農紅軍和開創農村革命根據地，他出於對大革命失敗後中國社會的性質、中國革命的性質及蔣介石政權性質的看法，宣揚對中國革命前途悲觀的“二次革命論”；同時又無法隱忍因大革命的失敗而代人受過的悲憤心情，最終走上了反對共產國際和斯大林而擁護托洛茨基的道路，於1929年11月被中共開除出黨。

中國“托洛茨基派”元老王凡西在《雙山回憶錄》中寫到：“陳獨秀這個人，不管他有怎樣的弱點，但他畢竟是一隻雄獅，人家可以打敗他，甚至可以殺死他，但你休想叫他乖乖做替罪的羔羊。斯大林„„將全部責任往陳獨秀頭上一推，陳獨秀如果肯和斯大林合作來串演這齣悲喜劇，自認全部錯誤，以來洗清斯大林的罪過。那麼，陳獨秀不僅可以在共產國際當要人，而且多半還能重坐中共的首把交椅。”

1931年5月初，早已被開除黨籍的陳獨秀、彭述之、鄭超麟、王文元等人在托洛茨基的支持下，集合四個托派小組織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然而，國民黨政府仍不肯放過陳獨秀，於1932年10月15日將陳獨秀、彭述之等人逮捕後處以重刑。陳獨秀在法庭上為自己做了有力的辯護，指出國民黨不等於國家，反對國民黨禍國殃民的政策不等於“叛國”。直至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由於中國共產黨的力爭，國民黨當局釋放了一批政治犯，陳獨秀才於8月23日走出南京模範監獄的大門，先後棲身於其學生傅斯年、陳鍾凡的家中。陳獨秀出獄後立即發表聲明，贊同國共合作全面抗戰。張國燾叛黨後，要陳獨秀出面另組一個偽共產黨，陳未予理睬。

因日軍長驅直入，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陳獨秀被迫西逃，由南京而武漢，而長沙，在顛沛流離中於1938年7月抵達山城重慶。在流落武漢時，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出面，讓陳獨秀寫份書面檢討，可以安排重回中共中央工作。陳獨秀表示：“回黨工作固我所願，惟書面檢討確難從命。時至今日，誰有過，誰無過，在未定之數，有什麼好寫的呢？”

陳獨秀曾五次坐牢，患有嚴重的高血壓病，而重慶空襲頻繁，日夜不得安寧。當時有許多陳的同鄉和學生住在四川江津縣，在他們的邀請下，陳獨秀於1938年8月3日遷到江津，因寄人籬下而先後更換過幾次住處。

陳獨秀在流落重慶期間，於舊書攤上買下一本清代進士楊魯丞的手稿。“經史大家”章太炎曾在楊魯丞請教時批了“雜亂無章”四字，致使楊深受刺激，一病不起。在陳獨秀允諾整理這部手稿後，楊家後代請陳住進了楊魯丞的舊居，離江津縣城十餘公里的鶴山坪石牆院。陳獨秀遂用了一年多的時間，整理出楊魯丞的兩部遺著：《楊魯丞先生談〈皇清經典〉手稿》和《楊魯丞先生遺作六種》。

陳獨秀還將其被囚禁於南京模範監獄時寫的文章整理成《小學識字教本》，此書以漢字字根做可尋之體系，教人按科學方法熟悉五百餘字後，便可以很容易地再掌握三千乃至數萬漢字。用此授童，可以讓師生省卻許多腦力。國民政府教育部設在江津白沙的出版部門要發行此書，預支給陳獨秀兩萬元稿費。後因教育部長陳立夫的干擾未能出版，陳獨秀臨終前囑妻子將稿費退還。

晚年的陳獨秀大徹大悟：“絕對不說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癢的話，我願意說極端正確的話，也願意說極端錯誤的話，絕對不說不錯又不對的話”。他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的科學與民主以及斯大林體制等一些重大問題再次進行了深入思考。他說，“我們不能輕率宣布資本主義已到末日”。“社會主義也要借鑑資產階級民主，政治要民主化”，“最淺薄的見解，莫如把民主主義看作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如果工人階級國家不比資產階級國家更加民主，工人階級奮死鬥爭又為了什麼呢？”“特別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或蘇維埃同樣一錢不值”。

1940年9月《致西流的信》中，陳獨秀指出：民主主義是人類多數階級的人民反抗少數特權的旗幟。近代資產階級民主制不僅為資產階級所歡迎，而且是幾千萬民眾流血奮鬥五六百年才實現的。民主政治的原則具有普遍性，民主就是民主，沒有階級之分，只是實施的範圍有廣與狹而已。政治上的民主主義和經濟上的社會主義相成而非相反，蘇俄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權絕不能創造社會主義，“任何獨裁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可能分離的”。“斯大林在蘇俄的恐怖專制，是蘇俄官僚獨裁制度所造成，而非斯大林個人品質問題。如果不從制度上得到教訓，只是反對斯大林，將永無覺悟，一個斯大林倒了，會有無數斯大林在俄國或別國產生。如果不為民主而鬥爭，即等於說無產階級政權不需要民主，勢將誤盡天下後世，聽任‘格伯烏’（秘密警察）蹂躪全人類”。

台灣中研院近代史所藏朱家驊1940-1942年與陳獨秀函件5封：證明蔣介石通過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兼中央研究院代院長朱家驊出面，三次向陳贈款共1.5萬元。陳獨秀的學生、“五四”時期的北京學界領袖傅斯年（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兼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和羅家倫（中央大學校長）也曾以北京大學的名義向陳獨秀資助了生活費（實際上也是以私人名義贈送的官方款項）。當時中共也接受國民政府餉銀，佩戴青天白日徽章，合情合理。陳獨秀一介書生，接受款項亦無虧大節。其始終以“不合作”應對蔣介石的政治要求，尤其無懈可擊。

陳獨秀蝸居於深山僻野的江津一隅，生活清苦，但仍然有不少人來看望他。蔣介石派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找陳獨秀，要陳另外組織一個“新共產黨”，並可提供10萬元經費，陳獨秀堅決不干。蔣介石派其親信胡宗南和戴笠攜帶禮物專程拜訪，卻吃了閉門羹。後經高語罕的斡旋勉強一見，因話不投機，胡、戴二人只得悻悻而歸。蔣介石希望陳獨秀出任國民政府的勞動部（教育部？）次長，被陳斥之為“異想天開”：蔣介石殺了我那麼多同志，還殺了我兩個兒子（其長子陳延年和次子陳喬年都是中共優秀領導幹部），我與蔣介石不共戴天！現在全國抗戰，我不反對他就是了！高語罕與蔣介石見了一面，陳獨秀罵他是“無恥之徒”。陳獨秀曾派羅漢與中共聯繫，表示他要去延安。

周恩來在朱蘊山的陪同下也從重慶到江津看望陳獨秀。周恩來希望陳能向中共中央寫出個人書面檢討，中央歡迎陳獨秀去延安回黨工作，結果被陳獨秀婉言謝絕，拒絕承認錯誤。1937年底王明秉承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肅托”旨意也反對陳獨秀回黨工作，中共中央對此亦未再進一步做工作。

1942年5月12日，為了治療高血壓病，陳獨秀因泡服已發霉的蠶豆花，引起中毒而吐瀉不止，引發了多種疾病，迨至27日，陳獨秀終於在這個窮鄉僻壤中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途，享年64歲。抗戰勝利後的1947年，由其第三子陳松年將其靈柩運回安徽安慶老家再葬。

陳獨秀作為政治領袖，在中國不可能成功。他遠遠缺乏與中國社會極其複雜的各個階級、階層打交道的豐富經驗，也缺乏中國政治所需要的靈活性極強的各式策略和權術，更缺乏具有人身依附特徵的實力基礎（軍隊、幹部）。中國不是資本主義社會，沒有近代民主制度和民主觀念，在實踐上成功的中國政治領袖不是靠演說、靠文章、靠選票，而是靠實力、權術、政治上“得人心”、組織上靠“三教九流”和五湖四海。這位書生氣頗重的教授是註定要失敗的。而且在政治綱領上，陳獨秀也確有嚴重錯誤。

陳獨秀是戰士，是意志剛烈的革命家，勇敢、堅決、頑強，但比較膚淺。他當了一生的反對派：反滿清、反袁世凱、反北洋軍閥、反國民黨蔣介石到反共產黨。陳獨秀有比較徹底的理論興趣和概括能力，密切關懷着國事民情，積極行動，但他由思想領袖變為政治領袖，既是中國現代必然會有的歷史誤會，也是他個人的悲慘命運安排。陳獨秀一生處在革命的人生境界中（李澤厚）。

1945年4月21日，毛澤東在《七大工作方針》中說：“關於陳獨秀，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說到他。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

鄧小平說：“陳獨秀，還有瞿秋白、李立三同志這三個人不是搞陰謀詭計的”。

蔡元培譽其：一位失敗的書生政治家，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一位特立獨行的叛逆者，一位命運坎坷的孤獨英雄，抑或是一個不依附任何勢力的社會活動家。一切的評價用在他身上似乎都不為過。“近代學者人格之美，莫如陳獨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