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抗戰名將、“從林之狐”－－－孫立人（編輯）(6)(完)

 

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

抗戰勝利後，新一軍進行了休整和擴充，成為國軍五大主力之一，號稱“藍鷹部隊”、“天下第一軍”。

物至極必反。因性情耿直，“不懂政治”，特別是其美國軍校出身，始終得不到蔣介石的充分信任並受到黃埔系打壓排擠，緬北戰役一結束，孫立人就開始走向下坡。

1946年3月下旬，新一軍乘美艦在秦皇島登陸，同時孫立人被派往美國參加聯合國軍事參謭F會議。由於抗戰後國共關係迅速惡化，國共兩黨爭奪東北戰事受阻，1946年4月，國共雙方在東北戰略重鎮吉林省四平開始了第一次主力決戰。原先蔣介石曾下令限東北行營4月2日前攻下四平，可是東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指揮國軍北上進展遲緩，前後拖延幾近兩月，中間尚有挫敗，蔣介石為此十分焦急，急電孫立人返國指揮新一軍。5月15日夜，孫立人趕到新一軍軍部，連夜制定攻擊計畫。5月16日，新編第50師從正面攻擊，新編第30師和新編第38師從側翼攻擊，孫立人親到各師前沿。新一軍官兵見軍長回來了，士氣大振，奮勇猛撲林彪部防線。5月17日，新50師第150團首先突破，攻克四平東南制高點五頂山，林彪指揮部隊連續反擊，始終無法奪回。5月17日，當戰事持久拉鋸不下，雙方攻守最激烈的時刻，蔣介石派首任國防部長白崇禧飛赴東北督戰。白崇禧一到東北，即召開軍事作戰會議，重新調整作戰部署，國軍士氣大振。5月18日，白崇禧偕杜聿明赴前線指揮所督戰，指揮孫立人新一軍、廖耀湘新六軍、陳明仁第71軍這些中央軍精銳，分三路向四平林彪共軍進逼包抄。新38師第114團突破四平東北防線，新30師第88團突破城南防線，林彪棄守四平。鄭洞國久攻不下的四平，孫立人等新軍將領只用3天於5月19日便徹底就攻克了，瓦解了杜聿明5個月來與共產黨東北民主聯軍林彪對峙的僵局，林彪執行毛澤東“讓開大路，佔領兩廂”的命令退到公主嶺，杜聿明在接到投降的東北民主聯軍總部作戰科長王繼芳的情報報告共軍戰力已失，命令所屬5個軍進行超越追擊，孫立人一路前進，親率新50師強渡遼河，攻擊公主嶺，林彪又北撤，五日內攻陷長春，隨後取回農安、德惠等戰略要地，進展順利。6月5日，攻占陶賴昭車站。此時哈爾濱共軍及各類機關是一片混亂﹐正在往佳木斯方向潰散。

此時林彪部隊流傳“只要不打新一軍，不怕中央百萬兵”。但在救援海城的問題上，孫立人與杜聿明發生了矛盾。杜聿明調度有失，孫立人向蔣介石抗議，埋下將帥失和伏筆！至此1946年四、五月間，東北第一次“四平街會戰”，國軍大勝。但此時，正值馬歇爾來華調停，馬歇爾不斷向蔣介石施壓，為迫使國共停戰不惜以美國援華五億貸款為要挾，敦促東北國軍停止追擊到松花江南岸為止，此舉讓林彪潰敗之軍，得以喘息。但蔣介石為了顯示國軍在松花江以北的存在，指令杜聿明派一個團渡過松花江，佔領交通要點陶賴昭堡，此地易守難攻，杜聿明命令孫立人率新50師渡江，隔日，攻取了陶賴昭堡，此時距哈爾濱僅60公里，位在哈爾濱的中共黨政軍組織均已做好撤退準備，在孫立人即將攻進哈爾濱之時，1946年6月6日，蔣介石下第二次停戰令；國共停戰。蔣介石後來也反省他在1946年6月6日頒發第二次停戰令對東北戰局的影響，在他撰寫的《蘇俄在中國》中做出了這樣的結論：“可說這第二次停戰令之結果，就是政府在東北最後失敗之唯一關鍵。

4月26日，新編第一軍軍長孫立人改任東北保安副司令官，潘裕昆繼任軍長。蔣介石鑑於孫立人和杜聿明不和，而且在東北國軍將領中比較孤立，不可能取代杜聿明統領各軍，所以蔣介石將他升為東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長官虛職，暫時解除兵權，其新一軍軍長之職由黃埔出身的第50師師長潘裕昆接任。1947年6月16日，蔣介石接見東北保安副司令孫立人，聽取對東北戰況之報告。

同年7月，蔣介石將孫立人調離東北，出任陸軍副總司令兼陸軍訓練司令官，在南京成立陸軍訓練司令部，負責全國國防新軍訓練的重任。此消息一傳到哈爾濱後，毛澤東開慶祝會道：“我們唯一的敵人被杜聿明趕走了，東北將是我們的天下了。”陳誠赴東北，拆散新一軍組成新一軍、新七軍、把新一軍原有主要武器移交其他黃埔系將領。孫立人離開東北時，東北局勢雖已被動但尚未惡化至不可為地步。孫立人是國軍在東北唯一全身而退的將領。

因與時任東北保安總司令，也就是他在緬甸時就曾拒絕執行其命令的杜聿明意見不合，孫立人被蔣介石解除新一軍軍長職務後，從此正式遠離一線戰場，再未踏足。

新一軍軍長職務被免後，蔣介石以孫立人“打仗不行，練兵還行”的理由，任命孫立人為陸軍副司令長官兼陸軍訓練司令官，派到台灣鳳山訓練新軍。

這是孫立人一生中第四次練兵，也是最後一次。

1947年11月，孫立人將陸軍訓練司令部遷到台灣的高雄縣鳳山鎮，並從新一軍調去幾百名他在稅警總團和在緬甸作戰時期的幹部，一同前往臺灣訓練新兵，在臺灣建立新軍。

孫立人還是一如既往地用心。短短四五年，他共訓練軍中幹部達466342人，比較全面地培訓了去台各方面的軍官，穩定了軍心，適應了當時兩岸軍事對峙形勢的需要。

受累“匪諜罪”被軟禁33年，病逝20多年後才獲平反

隨着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日趨沒落，蔣介石開始加強台灣的統治。

1949年8月，孫立人任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副司令長官兼台灣防衛司令。

不過對使用孫立人，蔣介石一直心存疑慮，他在日記中寫道：“對任用孫立人為台灣防衛司令，亦頗費心力，此乃用之政策，屬辭修（即陳誠）信任之。”

1950年元旦剛過，美國麥克阿瑟將軍派專機來台灣接孫立人，表示美方有意把他培植成為台灣“政權”領導人。但這只是美國的一廂情願，孫立人將此陰謀原原本本轉呈給蔣介石。他的忠誠也為自己埋下了悲劇的種子。

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在台北復行視事，任命陳誠擔任“行政院長”，周至柔為“參謀總長”，桂永清為“海軍司令”，王叔銘為“空軍司令”，孫立人升為“陸軍總司令”，掌握台灣軍事大權。

來台後，經蔣經國提議，蔣介石同意在軍中推行任期制，兩年一個任期。兩年後的1952年，孫立人繼續擔任“陸軍總司令”。

孫立人將“陸軍總部”與“台灣防衛司令部”合二為一，兼理台灣防衛事務。

1954年，因兩蔣對孫立人的猜忌日益加深，孫不能再擔任“陸軍總司令”，被調任“參軍長”。

最終，因台灣局勢的變化特別是兩蔣對其的猜疑達至頂點，也是為了鞏固手中權力的需要，孫立人於1956年因對下屬“郭廷亮匪諜案”負有失察之責，被逼辭去“參軍長”職務，並於當年8月開始被限制行動自由。

孫立人未曾料到，自己戎馬近30年卻換來了這樣的結果，更未料到的是，他被軟禁在台中市向上路一段18號的庭院裡，一去就是33年。

孫立人成為“張學良第二”，那些舊日僚屬袍澤也遭連累，據李敖記載，“他們三十多年來，或魂歸天上、或命喪法場、或坐穿牢底、或窮困潦倒”。113團團長劉放吾在台灣鳳山賣煤球。終生服刑的舊屬郭廷亮在假釋台灣時，發生火車跳窗事故，“意外”身亡。

那三十多年，孫立人被困在台中的“家”里，沒有見過外人。生活窘迫的時候，靠種玫瑰花和養雞下蛋支撐家庭。晴日裡，他在園子裡為玫瑰花施肥、剪枝、澆水。家人有時拿些花出去賣，人們管它們叫“將軍玫瑰”。他一次次申請去美國參加女兒的畢業典禮以至結婚典禮，一次次被拒絕。

1991年2月20日黃昏，冰心老人在《紀念孫立人將軍》裡追憶道：“本來應是三十三年崢嶸的歲月，卻變成蹉跎的歲月，怎能不使人悲憤？”

世界沒有忘記新一軍。1992年，仁安羌戰役50周年紀念時，芝加哥卡爾登酒店大廳里，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緊緊握住劉放吾將軍的手：“今天我代表英國政府和人民，對你表示深深的感謝與敬佩。”美國總統布什也向其致函表示敬意。

1992年4月11日，前任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在美國芝加哥會見劉放吾，

感謝他當年率部解救英軍。

也許是他的遭遇太不公道，被軟禁前後，命運開始從另一方面補償孫立人：天道人倫。

早在1919年，孫立人就由父輩安排，同在北京任職的合肥舉人龔師彥的女兒龔夕濤結婚。時值“五四”新潮洶湧之時，男女青年嚮往自由戀愛結婚，孫立人胸中自然也充溢着美好的嚮往。但那一代人仍肩負着傳統的負擔，當傳統裹挾着親情而來，他們只能妥協。孫立人雖心中不甘，但也只能在婚後“逃”回學校，龔夕濤也一直未能生育。

十多年後，在憲警教導大隊任職期間的1930年10月，孫立人還是衝破了父親的阻攔，在上海和張晶英結了婚。

但孫立人和張晶英結合後，也一直沒有子女。張晶英認為這是自己的原因，於是一直想着如何補償對孫立人的“虧欠”。

孫立人初來台灣練兵時，陸軍訓練司令部在屏東中山路替他找了座西式洋房作為公館，又找了位漂亮的鄉下姑娘張梅英來替他料理家務。

張晶英1948年底來台後，一直住在台北南昌街的孫公館，並一心沉迷佛法。為彌補孫立人的“遺憾”，她和張梅英結為姐妹，並由其做主把孫立人和張梅英撮合到了一起。

1952年，孫立人和張梅英結合。當年，孫立人的長女孫中平出生。

就在“郭廷亮匪諜案”發生後不久，孫立人長子孫安平出生。此後，張梅英又為孫立人生了一兒一女：次子孫天平，小女孫太平。四個兒女的名字寄託着孫立人“中國安定，天下太平”的美好願望。

孫立人四位後人的具體情況是：

長女孫中平，1952生，美國康乃爾大學材料工程博士，現任職於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職務為副總經理。

長子孫安平，1955生，台灣清華大學物理學碩士，美國南加州大學材料工程碩士。現任職於美國硅谷。

次子孫天平，1957生，美國維拉諾瓦大學電子計算機工程碩士，美國威廉瑪麗學院工商管理碩士。現任職於台資企業漢民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職務為區域總監。

小女孫太平，1958生，美國杜克大學生物化學博士，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後研究。現任職於杜克大學，職務為教授。

自1956年至1988年，孫立人被台灣當局軟禁33年，直至蔣經國去世才得以恢復自由。

這30多年裡，原本徵戰沙場的“叢林之狐”被困在台中寓所。失去自由的孫立人，只得把他的全部精力，都寄托在教育子女和養花種樹上。

逢年過節，孫立人都會默默來到神龕前，為死去的部下們焚香燒紙。臨終前，他尚有兩個心願：一是回安徽老家探望父母墳冢；一是待他“百年”之後，歸葬廣州馬頭崗新一軍印緬陣亡將士公墓，與戰士們“同冢長眠”。

孫立人從軍後，其原配夫人龔夕濤在老家一邊伺候公婆，一邊幫助他們料理家務和田產。抗戰爆發後，龔夕濤也參加了抗日運動，曾任合肥青龍場婦女抗日動員會理事長，動員婦女組織起來支援抗日。新中國成立後，龔夕濤同其兄龔意農生活在一起。中共安徽省委原書記曾希聖曾提出把龔夕濤安排到省文史館擔任館員，被龔意農婉言謝絕。1981年2月，龔夕濤在合肥病逝。

得知龔夕濤去世的消息後，孫立人十分悲痛，他說：“我一生沒有做過違心事，就是虧待了前妻龔夕濤。”他和張晶英、張梅英商議，將長子孫安平過繼給龔夕濤，承祧為嗣子，又於農曆七月十五中元節，在台北善導寺請法師連續三天為龔夕濤誦經念佛，超度亡靈，同時要孫安平祭拜龔夕濤。

恢復自由後的孫立人已達88歲高齡，身體開始衰弱。1990年11月19日，孫立人在台中的家中安詳離去。

12月8日，孫立人公祭儀式在台中殯儀館舉行，祭拜者一萬餘人，場面極其隆重悲戚。蔣宋美齡敬獻花圈，陶百川書寫了“忠義昭著、公道伸張”八個大字，一群大學教授打出了“中國軍魂”的挽幛。新一軍舊部，第四軍訓班、幼年兵總隊官兵及學員生，均行跪拜禮。

一位輔仁大學的老教授說，今後在台灣大概不可能再有同樣的感人場面了。

2010年，在以故居為基礎修建的孫立人將軍紀念館揭幕式上，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一番“懷着感恩和歉疚”的談話，被台灣輿論解讀為孫立人在形式上正式平反。

2014年7月，台灣地區監察機構又通過公布“郭廷亮匪諜案”調查報告，間接為孫立人平反。

從名義上看，事隔半個多世紀之後，孫立人終於獲得了清白。

孫天平說，一次與父親單獨散步時，他曾問過父親，“回過頭來看，假如當初有機會，是否會真的取蔣介石而代之？”

“他沉思了很久，但一直沒有回答。”孫天平說。

“一群被遺忘的人”

“那刻骨的飢餓，那山洪的衝擊，那毒蟲的齧咬和痛楚的夜晚，你們受不了要向人講述，如今卻是欣欣的樹木把一切遺忘。”穆旦寫在1945年的詩，竟一語成讖。

解放後，新一軍散落天涯，墓園漸漸荒蕪，無人問津。

正當中國抗日陣亡將士的公墓遭受毀滅性的破壞的時候，日本卻在緬北建起了日軍陣亡將士公墓，他們甚至給每一匹陣亡的戰馬豎立了紀念碑。數年前就已看過該公墓的張富麟說：“看了之後豈止難受，簡直氣得要罵爹罵娘！”

“一群被遺忘的人，他們戰死，便與草木同朽；他們戰勝，仍是天地不容！”柏楊在泰國一座中國印緬軍公墓的石碑上留下文字。

廣州白雲山下，新一軍印緬陣亡將士公墓，1947年9月落成，占地4萬平方米，坐落於今天的濂泉路、廣園東路一帶。公墓倚山面南，當年，孫立人曾三次乘坐軍用飛機盤旋廣州上空，覓得這一具典型風水格局的“寶地”。年深日久，公墓已經殘存無幾。據學者盧潔峰考證，如今僅墓門、紀功亭和紀念塔尚存，它們以“三點一線”的姿態，散落在這片城中村里，不復可辨。

紀功亭正處於改造中，鐵門緊鎖着。這裡將改建為永久市場，紀功亭作為文物，將用玻璃保護起來。

八車道的廣園中路把紀念塔隔離在某單位用地里。門崗一邊帶路一邊說，很少有人來這裡掃墓，“一般一個月會有一次吧，也就是老革命來獻獻花，激動一下”。

2006年清明節，枯寂了60載的公墓生平第二次被獻上花圈。40多位年逾七十的“老戰士”從全國各地、加拿大和美國趕來，自動組成一個致敬團，於4月2日抵達廣州，集體給陣亡將士和孫立人將軍敬禮。老戰士中間，有的已身患癌症；有的顫巍巍拄着拐杖，由子女攙扶着；有的為了兩天的廣州一聚，奢侈地花上整年積蓄。

訪問團里有一位特殊人物，孫立人將軍的義子、加拿大滑鐵盧大學化學榮譽教授揭鈞先生。20年前，為給孫立人洗冤，他帶頭與台灣當局交涉，並最終使孫立人在1988年獲得自由，但他也因此被限制重返台灣。

4月3日，老兵們站在2米多寬的過道上，隊列整齊，神情凝重。當年的“娃娃兵”揭鈞以特有的方式向陣亡將士致禮：這位頭髮花白、身形瘦長的七旬老翁含淚伏下身，一連做了50多個俯臥撐。按照新一軍軍規，每個軍人每天要做100個俯臥撐。

老兵們注視着紀念塔，靜默無語。他們想起六十多年前，那些坐着大卡車，唱着軍歌浩浩蕩蕩向西南挺進的日子。

孫天平說，“落葉歸根是父親心中的願望。”他有把父親之墓遷回原籍安徽的計劃，但因孫立人的特殊身份及其在台灣和海內外的巨大影響力，遷墓“難度不小，目前為止還沒有具體時間表”。

安徽省廬江縣金牛鎮孫立人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