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抗战名将、“从林之狐”－－－孙立人（编辑）(6)(完)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

抗战胜利后，新一軍進行了休整和擴充，成為国军五大主力之一，號稱“蓝鹰部队”、“天下第一軍”。

物至极必反。因性情耿直，“不懂政治”，特别是其美国军校出身，始终得不到蒋介石的充分信任并受到黄埔系打压排挤，缅北战役一结束，孙立人就开始走向下坡。

1946年3月下旬，新一軍乘美艦在秦皇岛登陸，同時孙立人被派往美国參加联合国軍事參謭F會議。由於抗戰後國共關係迅速惡化，國共兩黨爭奪东北戰事受阻，1946年4月，國共雙方在東北戰略重鎮吉林省四平開始了第一次主力決戰。原先蔣介石曾下令限東北行營4月2日前攻下四平，可是東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指揮國軍北上進展遲緩，前後拖延幾近兩月，中間尚有挫敗，蔣介石為此十分焦急，急電孙立人返國指揮新一軍。5月15日夜，孙立人趕到新一軍軍部，連夜制定攻擊計畫。5月16日，新編第50師從正面攻擊，新編第30師和新編第38師從側翼攻擊，孙立人親到各師前沿。新一軍官兵見軍長回來了，士氣大振，奮勇猛撲林彪部防線。5月17日，新50師第150團首先突破，攻克四平東南制高點五頂山，林彪指揮部隊連續反擊，始終無法奪回。5月17日，當戰事持久拉鋸不下，雙方攻守最激烈的時刻，蔣介石派首任國防部長白崇禧飛赴東北督戰。白崇禧一到東北，即召開軍事作戰會議，重新調整作戰部署，國軍士氣大振。5月18日，白崇禧偕杜聿明赴前線指揮所督戰，指揮孙立人新一軍、廖耀湘新六軍、陳明仁第71軍這些中央軍精銳，分三路向四平林彪共軍進逼包抄。新38師第114團突破四平東北防線，新30師第88團突破城南防線，林彪棄守四平。郑洞国久攻不下的四平，孙立人等新軍將領只用3天於5月19日便徹底就攻克了，瓦解了杜聿明5個月來與共產黨东北民主联军林彪對峙的僵局，林彪執行毛泽东“讓開大路，佔領兩廂”的命令退到公主岭，杜聿明在接到投降的東北民主聯軍總部作戰科長王繼芳的情報报告共軍戰力已失，命令所屬5個軍進行超越追擊，孙立人一路前進，親率新50師強渡辽河，攻擊公主嶺，林彪又北撤，五日內攻陷长春，隨後取回农安、德惠等戰略要地，進展順利。6月5日，攻占陶賴昭車站。此時哈爾濱共軍及各類機關是一片混亂﹐正在往佳木斯方向潰散。

此時林彪部隊流傳“只要不打新一軍，不怕中央百萬兵”。但在救援海城的問題上，孙立人與杜聿明發生了矛盾。杜聿明調度有失，孙立人向蔣介石抗議，埋下將帥失和伏筆！至此1946年四、五月間，東北第一次“四平街會戰”，國軍大勝。但此時，正值馬歇爾來華調停，馬歇爾不斷向蔣介石施壓，為迫使國共停戰不惜以美國援華五億貸款為要挾，敦促東北國軍停止追擊到松花江南岸為止，此舉讓林彪潰敗之軍，得以喘息。但蔣介石為了顯示國軍在松花江以北的存在，指令杜聿明派一個團渡過松花江，佔領交通要點陶賴昭堡，此地易守難攻，杜聿明命令孙立人率新50師渡江，隔日，攻取了陶赖昭堡，此時距哈尔滨僅60公里，位在哈爾濱的中共黨政軍組織均已做好撤退準備，在孙立人即將攻進哈爾濱之時，1946年6月6日，蔣介石下第二次停戰令；國共停戰。蔣介石後來也反省他在1946年6月6日頒發第二次停戰令對東北戰局的影響，在他撰寫的《蘇俄在中國》中做出了這樣的結論：“可說這第二次停戰令之結果，就是政府在東北最後失敗之唯一關鍵。

4月26日，新編第一軍軍長孙立人改任東北保安副司令官，潘裕昆繼任軍長。蔣介石鑑於孙立人和杜聿明不和，而且在東北国军將領中比較孤立，不可能取代杜聿明統領各軍，所以蔣介石將他升為東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長官虛職，暫時解除兵權，其新一軍軍長之職由黄埔出身的第50師師長潘裕昆接任。1947年6月16日，蔣介石接見東北保安副司令孙立人，聽取對東北戰況之報告。

同年7月，蔣介石將孙立人調離東北，出任陸軍副總司令兼陸軍訓練司令官，在南京成立陸軍訓練司令部，負責全國國防新軍訓練的重任。此消息一傳到哈爾濱後，毛澤東開慶祝會道：“我們唯一的敵人被杜聿明趕走了，東北將是我們的天下了。”陈诚赴東北，拆散新一軍組成新一軍、新七軍、把新一軍原有主要武器移交其他黃埔系將領。孙立人離開東北時，東北局勢雖已被動但尚未惡化至不可為地步。孙立人是国军在東北唯一全身而退的將領。

因与时任东北保安总司令，也就是他在缅甸时就曾拒绝执行其命令的杜聿明意见不合，孙立人被蒋介石解除新一军军长职务后，从此正式远离一线战场，再未踏足。

新一军军长职务被免后，蒋介石以孙立人“打仗不行，练兵还行”的理由，任命孙立人为陆军副司令长官兼陆军训练司令官，派到台湾凤山训练新军。

这是孙立人一生中第四次练兵，也是最后一次。

1947年11月，孫立人將陸軍訓練司令部遷到台湾的高雄县凤山镇，並從新一軍調去幾百名他在稅警總團和在緬甸作戰時期的幹部，一同前往臺灣訓練新兵，在臺灣建立新軍。

孙立人还是一如既往地用心。短短四五年，他共训练军中干部达466342人，比较全面地培训了去台各方面的军官，稳定了军心，适应了当时两岸军事对峙形势的需要。

受累“匪谍罪”被软禁33年，病逝20多年后才获平反

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日趋没落，蒋介石开始加强台湾的统治。

1949年8月，孙立人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司令长官兼台湾防卫司令。

不过对使用孙立人，蒋介石一直心存疑虑，他在日记中写道：“对任用孙立人为台湾防卫司令，亦颇费心力，此乃用之政策，属辞修（即陈诚）信任之。”

1950年元旦刚过，美国麦克阿瑟将军派专机来台湾接孙立人，表示美方有意把他培植成为台湾“政权”领导人。但这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孙立人将此阴谋原原本本转呈给蒋介石。他的忠诚也为自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复行视事，任命陈诚担任“行政院长”，周至柔为“参谋总长”，桂永清为“海军司令”，王叔铭为“空军司令”，孙立人升为“陆军总司令”，掌握台湾军事大权。

来台后，经蒋经国提议，蒋介石同意在军中推行任期制，两年一个任期。两年后的1952年，孙立人继续担任“陆军总司令”。

孙立人将“陆军总部”与“台湾防卫司令部”合二为一，兼理台湾防卫事务。

1954年，因两蒋对孙立人的猜忌日益加深，孙不能再担任“陆军总司令”，被调任“参军长”。

最终，因台湾局势的变化特别是两蒋对其的猜疑达至顶点，也是为了巩固手中权力的需要，孙立人于1956年因对下属“郭廷亮匪谍案”负有失察之责，被逼辞去“参军长”职务，并于当年8月开始被限制行动自由。

孙立人未曾料到，自己戎马近30年却换来了这样的结果，更未料到的是，他被软禁在台中市向上路一段18号的庭院里，一去就是33年。

孙立人成为“张学良第二”，那些旧日僚属袍泽也遭连累，据李敖记载，“他们三十多年来，或魂归天上、或命丧法场、或坐穿牢底、或穷困潦倒”。113团团长刘放吾在台湾凤山卖煤球。终生服刑的旧属郭廷亮在假释台湾时，发生火车跳窗事故，“意外”身亡。

那三十多年，孙立人被困在台中的“家”里，没有见过外人。生活窘迫的时候，靠种玫瑰花和养鸡下蛋支撑家庭。晴日里，他在园子里为玫瑰花施肥、剪枝、浇水。家人有时拿些花出去卖，人们管它们叫“将军玫瑰”。他一次次申请去美国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以至结婚典礼，一次次被拒绝。

1991年2月20日黄昏，冰心老人在《纪念孙立人将军》里追忆道：“本来应是三十三年峥嵘的岁月，却变成蹉跎的岁月，怎能不使人悲愤？”

世界没有忘记新一军。1992年，仁安羌战役50周年纪念时，芝加哥卡尔登酒店大厅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紧紧握住刘放吾将军的手：“今天我代表英国政府和人民，对你表示深深的感谢与敬佩。”美国总统布什也向其致函表示敬意。

1992年4月11日，前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美国芝加哥会见刘放吾，

感谢他当年率部解救英军。

也许是他的遭遇太不公道，被软禁前后，命运开始从另一方面补偿孙立人：天道人伦。

早在1919年，孙立人就由父辈安排，同在北京任职的合肥举人龚师彦的女儿龚夕涛结婚。时值“五四”新潮汹涌之时，男女青年向往自由恋爱结婚，孙立人胸中自然也充溢着美好的向往。但那一代人仍肩负着传统的负担，当传统裹挟着亲情而来，他们只能妥协。孙立人虽心中不甘，但也只能在婚后“逃”回学校，龚夕涛也一直未能生育。

十多年后，在宪警教导大队任职期间的1930年10月，孙立人还是冲破了父亲的阻拦，在上海和张晶英结了婚。

但孙立人和张晶英结合后，也一直没有子女。张晶英认为这是自己的原因，于是一直想着如何补偿对孙立人的“亏欠”。

孙立人初来台湾练兵时，陆军训练司令部在屏东中山路替他找了座西式洋房作为公馆，又找了位漂亮的乡下姑娘张梅英来替他料理家务。

张晶英1948年底来台后，一直住在台北南昌街的孙公馆，并一心沉迷佛法。为弥补孙立人的“遗憾”，她和张梅英结为姐妹，并由其做主把孙立人和张梅英撮合到了一起。

1952年，孙立人和张梅英结合。当年，孙立人的长女孙中平出生。

就在“郭廷亮匪谍案”发生后不久，孙立人长子孙安平出生。此后，张梅英又为孙立人生了一儿一女：次子孙天平，小女孙太平。四个儿女的名字寄托着孙立人“中国安定，天下太平”的美好愿望。

孙立人四位后人的具体情况是：

长女孙中平，1952生，美国康乃尔大学材料工程博士，现任职于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职务为副总经理。

长子孙安平，1955生，台湾清华大学物理学硕士，美国南加州大学材料工程硕士。现任职于美国硅谷。

次子孙天平，1957生，美国维拉诺瓦大学电子计算机工程硕士，美国威廉玛丽学院工商管理硕士。现任职于台资企业汉民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职务为区域总监。

小女孙太平，1958生，美国杜克大学生物化学博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后研究。现任职于杜克大学，职务为教授。

自1956年至1988年，孙立人被台湾当局软禁33年，直至蒋经国去世才得以恢复自由。

这30多年里，原本征战沙场的“丛林之狐”被困在台中寓所。失去自由的孙立人，只得把他的全部精力，都寄托在教育子女和养花种树上。

逢年过节，孙立人都会默默来到神龛前，为死去的部下们焚香烧纸。临终前，他尚有两个心愿：一是回安徽老家探望父母坟冢；一是待他“百年”之后，归葬广州马头岗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与战士们“同冢长眠”。

孙立人从军后，其原配夫人龚夕涛在老家一边伺候公婆，一边帮助他们料理家务和田产。抗战爆发后，龚夕涛也参加了抗日运动，曾任合肥青龙场妇女抗日动员会理事长，动员妇女组织起来支援抗日。新中国成立后，龚夕涛同其兄龚意农生活在一起。中共安徽省委原书记曾希圣曾提出把龚夕涛安排到省文史馆担任馆员，被龚意农婉言谢绝。1981年2月，龚夕涛在合肥病逝。

得知龚夕涛去世的消息后，孙立人十分悲痛，他说：“我一生没有做过违心事，就是亏待了前妻龚夕涛。”他和张晶英、张梅英商议，将长子孙安平过继给龚夕涛，承祧为嗣子，又于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在台北善导寺请法师连续三天为龚夕涛诵经念佛，超度亡灵，同时要孙安平祭拜龚夕涛。

恢复自由后的孙立人已达88岁高龄，身体开始衰弱。1990年11月19日，孙立人在台中的家中安详离去。

12月8日，孙立人公祭仪式在台中殡仪馆举行，祭拜者一万余人，场面极其隆重悲戚。蒋宋美龄敬献花圈，陶百川书写了“忠义昭著、公道伸张”八个大字，一群大学教授打出了“中国军魂”的挽幛。新一军旧部，第四军训班、幼年兵总队官兵及学员生，均行跪拜礼。

一位辅仁大学的老教授说，今后在台湾大概不可能再有同样的感人场面了。

2010年，在以故居为基础修建的孙立人将军纪念馆揭幕式上，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一番“怀着感恩和歉疚”的谈话，被台湾舆论解读为孙立人在形式上正式平反。

2014年7月，台湾地区监察机构又通过公布“郭廷亮匪谍案”调查报告，间接为孙立人平反。

从名义上看，事隔半个多世纪之后，孙立人终于获得了清白。

孙天平说，一次与父亲单独散步时，他曾问过父亲，“回过头来看，假如当初有机会，是否会真的取蒋介石而代之？”

“他沉思了很久，但一直没有回答。”孙天平说。

“一群被遗忘的人”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穆旦写在1945年的诗，竟一语成谶。

解放后，新一军散落天涯，墓园渐渐荒芜，无人问津。

正当中国抗日阵亡将士的公墓遭受毁灭性的破坏的时候，日本却在缅北建起了日军阵亡将士公墓，他们甚至给每一匹阵亡的战马竖立了纪念碑。数年前就已看过该公墓的张富麟说：“看了之后岂止难受，简直气得要骂爹骂娘！”

“一群被遗忘的人，他们战死，便与草木同朽；他们战胜，仍是天地不容！”柏杨在泰国一座中国印缅军公墓的石碑上留下文字。

广州白云山下，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1947年9月落成，占地4万平方米，坐落于今天的濂泉路、广园东路一带。公墓倚山面南，当年，孙立人曾三次乘坐军用飞机盘旋广州上空，觅得这一具典型风水格局的“宝地”。年深日久，公墓已经残存无几。据学者卢洁峰考证，如今仅墓门、纪功亭和纪念塔尚存，它们以“三点一线”的姿态，散落在这片城中村里，不复可辨。

纪功亭正处于改造中，铁门紧锁着。这里将改建为永久市场，纪功亭作为文物，将用玻璃保护起来。

八车道的广园中路把纪念塔隔离在某单位用地里。门岗一边带路一边说，很少有人来这里扫墓，“一般一个月会有一次吧，也就是老革命来献献花，激动一下”。

2006年清明节，枯寂了60载的公墓生平第二次被献上花圈。40多位年逾七十的“老战士”从全国各地、加拿大和美国赶来，自动组成一个致敬团，于4月2日抵达广州，集体给阵亡将士和孙立人将军敬礼。老战士中间，有的已身患癌症；有的颤巍巍拄着拐杖，由子女搀扶着；有的为了两天的广州一聚，奢侈地花上整年积蓄。

访问团里有一位特殊人物，孙立人将军的义子、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化学荣誉教授揭钧先生。20年前，为给孙立人洗冤，他带头与台湾当局交涉，并最终使孙立人在1988年获得自由，但他也因此被限制重返台湾。

4月3日，老兵们站在2米多宽的过道上，队列整齐，神情凝重。当年的“娃娃兵”揭钧以特有的方式向阵亡将士致礼：这位头发花白、身形瘦长的七旬老翁含泪伏下身，一连做了50多个俯卧撑。按照新一军军规，每个军人每天要做100个俯卧撑。

老兵们注视着纪念塔，静默无语。他们想起六十多年前，那些坐着大卡车，唱着军歌浩浩荡荡向西南挺进的日子。

孙天平说，“落叶归根是父亲心中的愿望。”他有把父亲之墓迁回原籍安徽的计划，但因孙立人的特殊身份及其在台湾和海内外的巨大影响力，迁墓“难度不小，目前为止还没有具体时间表”。

安徽省庐江县金牛镇孙立人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