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改革開放”為何胎死腹中？

確實牛逼，中國近幾十年大中城市中冒出來的中產群體可能接近三億，相當於美國總人口的規模。中國綜合國力成倍增長以及數十年經濟上的繁榮可以歸功於鄧所倡導的改革開放--這應該是基本常識。

改革開放40周年，人們當然有充足的理由期待官方會有某種形式的紀念。毋容置疑，中共內部也不乏興致勃勃者籌劃有一番大張旗鼓的紀念。

不幸的是，事實卻是與人們的期望背道而馳。鄧的大名至今缺席中共官方眼下的改革開放話語體系。不只是習不久前的南巡隻字沒提到鄧，幾天后《人民日報》一篇重磅文章也同樣迴避了鄧的大名，只是高調宣揚習領導下的新一輪“改革開放”更全面更健康並且正致力於解決前半程的改革開放所導致的深層次問題。

鄧和黨內改革派當年的政治策略是大肆宣揚毛時代的混亂和貧窮落後來凸顯改革開放的成果。習王權力集團的手法自然也是免談鄧的功勞。鄧雖然早在1996年過世，但至今還無人可以找到任何理由說明，江胡二人近二十年執政期間經濟的快速增長是因為逐步脫離了鄧所制定的基本國策。

其實人們只要稍加思考，“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實際上是習王權力集團所不能接受的提法—既然鄧從現在起必須從中共政治話語體系中被逐步剔除，鄧的政治路線所統轄的時代也就喪失了任何紀念價值。

鄧被人嫉恨其主要原因應該是有人一直認為鄧所倡導的改革開放終究會導致顏色革命讓共產黨人丟失自己的紅色江山。在不少人眼中，鄧的改革開放遠遠不只是導致了貪腐猖獗貧富懸殊等等極為嚴重問題，最為關鍵的是走錯了方向—不是讓黨的領導紅色江山無時不刻牢固如鐵桶一般，而是誘導草民們開始聒噪什麼民主憲政。

想看清楚中共政治這些年的演化，就必須看到鄧所倡導的改革開放是無時不刻具有以下的必要條件：

第一，  韜光養晦與美國西方維持友好關係，不做西方意識形態上的敵人；

第二，  通過黨政分工，黨在經濟和司法領域放棄部分權力；

第三，  確立與西方經濟體系接軌的的市場經濟體系；

第四，  放棄政治鬥爭，確確實實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珍惜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

早期，鄧的典型提法是“教育要面向四化面向未來面向世界”，非政治化的色彩活靈活顯。中期，鄧反覆強調“市場經濟改革一定要大刀闊斧。”臨終，鄧留下的遺言是“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放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基本綱領。”

與鄧的基本政治綱領背道而馳，習與前任胡錦濤聯手提出的所謂“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其目的就是瓦解鄧苦心培育出來的中美友好，使之倒退為非敵非友的狀態，既在政治意識形態上敵對，但在經濟技術交往的過程中儘量獲利。

關說不練肯定是遠遠不夠。為此目的，中國海軍挺進南海就成了撕裂中美關係最為重要的一招，同時也是名符其實的險招。儘管戰爭遠非迫在眉睫，但兆頭卻時時若隱若現。

顯而易見，習在更高層次上更為宏大的改革開放多多少少是海市蜃樓。沒有一個穩定和睦寬鬆的國際國內環境，在朝不保夕的狀態之下人們又怎麼能夠充分發掘出創業和經濟建設的巨大潛力？李嘉誠不是早就溜之大吉。如果南海傳來一聲炮響，可以想象中國幾十年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很可能就會如鄧在南巡講話中所預料到的那樣瞬時化為灰燼。

經濟繁榮是所謂盛世的基本層面，同時也可能是一場某些政治集團所認定的難以逃脫的死局—既所謂的大量中產構成民主憲政的基礎這一說法。一個由共產黨統轄的中國自然是不能向美國靠的太近，一個貧富懸殊沒有全民醫保的社會當然不能成為中國的楷模。問題是，西歐有些國家，社會主義性質明顯全民福利還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這樣的“理想政治形態”對中共傳統派來說為何更像是洪水猛獸？

有人猜測，鄧也許期望某一天中共蛻變為西歐那樣的社會民主政黨，而這正好是中共傳統派最大的噩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