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與趙國璋

今年二月國內疫情緊張之時，微信里小舅傳來外公滇軍舊部趙國璋的兒子趙俊達過世的消息。由此想起寫篇外公與趙國璋的博文。

趙俊達生前照：

據小舅說，趙俊達從樂山開車回昆明，因為疫情期間沿途各地封城不敢停留休息，連續開車很長時間，到達昆明家中住宅後，馬上病倒，送醫院後不幸過世。我與趙俊達從沒有見過面，但小舅與他極為熟悉親切，如同鐵哥們兒，常聽小舅提起他的名字。他1955年生人，比我還小一歲，這麼早就突然過世，讓人惋惜。小舅微信中提醒我：注意身體，多多保重，切勿勞累過度。

趙俊達父親趙國璋，雲南大理白族，1917年生人，曾經為外公的滇軍舊部屬。長春起義後，滇軍60軍被編為解放軍50軍，他與李佐等屬於被共產黨改造成功，從舊軍人改造成了革命軍人的滇軍舊部，因此一直留在50軍工作，授銜上校，最後在50軍的任職是軍炮兵主任。趙國璋1972年過世於成都，享年55歲。文革中50軍入川支左，149師進駐樂山，我那時就聽舅舅們說過，外公的滇軍舊部中，有一個叫李佐，還有一個叫趙國璋，都還在入川的50軍中任職。

趙國璋在朝鮮：

趙俊達生前對小舅說過，他父親趙國璋有寫日記的習慣，他過世後留下有日記本，詳細記載了個人經歷的很多細節。外公在世時很少提起與趙國璋交往的故事，關於外公與趙國璋之間的故事，都是小舅從趙俊達處聽來，而趙俊達講的事應該來自他父親的日記。

趙國璋雲南大理白族，應該是當地的大家。他從小過繼給叔叔家。他叔叔是滇軍名將（名字待查），參與了滇軍打廣西廣東進廣州，支持孫中山，後來孫中山還是他叔叔的證婚人。趙國璋從軍之路，應該與他的軍人世家有關。

趙國璋為滇軍中的炮兵人材。抗日戰爭初期龍雲從德國進口了最先進的克虜伯大炮，但大炮並沒有跟隨60軍參加台兒莊之戰，而是留在雲南守護本土，趙國璋當時留在雲南負責克虜伯大炮的訓練和維護工作。

據趙國璋日記記載，抗戰勝利時，趙剛好從成都中央軍校學習結束，準備重回滇軍工作，他就給當時已經到了東北的外公寫了封信，表達了想到東北外公部隊工作的願望，外公馬上給他寄了幾百塊大洋當旅費，要他趕緊來東北部隊報道，他拿上這幾百塊大洋，路途中經過南京上海等地還玩了玩，然後到達東北外公所在部隊，擔任外公的師參謀長。趙國璋在成都中央軍校學習時，就已經加入了共產黨地下黨。他到東北外公部隊工作，應該也是共產黨的任務。以後趙到184師陣亡的團長范嘯谷那個團擔任團長，而那個范嘯谷也是地下黨。趙俊達以及趙家幾個孩子提起此事常對小舅這樣說：要不是你父親邀請，我父親可能去不了東北，也就不會有後面的故事了。

長春起義後，滇軍60軍編為共軍50軍，趙依然是團長，1950年參加了抗美援朝戰爭。據他日記記載，當時50軍148師442團的列車從通化開到集安，部隊在車上待命，團長趙國璋被軍代表叫下來接電話。趙國璋拿起電話報告自已的職務姓名，對方立即下令:“我是東北軍區司令員高崗，你們立刻過江，過江就打!” 

熟悉軍史的朋友都應該知道，林彪在東北戰場上指揮四野作戰，經常有越過兵團和軍，直接指揮到師的部署和行動。根據史料高崗是東北地方最高首長，他對抗美援朝戰爭的貢獻主要在後勤支援。彭德懷曾經說過：他在朝鮮的作戰後勤支援主要靠兩個麻子，高大麻子（高崗）和洪大麻子（洪學智，志願軍負責後勤的副司令員）。可根據趙國璋日記的這個記述，高崗也曾經直接給團一級單位下過軍事行動命令，由此可見當時情況之特殊和緊急。

趙俊達還對小舅講過，在朝鮮戰場上時，有一次趙國璋帶領所屬團奉命堅守某一高地，情況危急時刻，老紅軍出身的政委就說可以撤出了，趙國璋說沒有命令不能撤必須頂住。趙俊達對小舅說：這就是職業軍人和打游擊出身的軍人的區別。小舅說估計此話，也是趙俊達聽他父親講的。

1947年5月30日，中共在晉綏整理的《滇軍概況》這樣評價滇軍：

    “……重製式教練，缺乏政治教育，黑暗專制，絕對服從，帶兵老一套，階級服從嚴格，長於陣地戰和山地戰，士兵均經過嚴格的訓練，軍事技術訓練極好，能吃苦耐勞，善爬山，能死守陣地，在嚴重情況下，沒有命令，能死守不退，缺乏靈活性和機動性，作戰團結，鄉土觀念重。一般說來，部隊戰鬥力是很好的，中、下級軍官和士兵都是特好的，最大的缺點，是高級指揮員太差。”

“中、下級軍官和士兵都是特好的，最大的缺點，是高級指揮員太差”。這句話體現了高度的階級分析階級鬥爭意識，必須這麼講。“能死守陣地，在嚴重情況下，沒有命令，能死守不退”，這幾句話倒是印證了趙俊達從他父親那裡聽來的故事。

趙國璋身體長期不好，文革前就動過直腸癌手術。1967年五十軍入川後，他與夫人黃阿姨於1969年來到到樂山的成都軍區干休所療養。他知道外公在樂山，但不敢來看望，據黃阿姨以後對小舅這樣說過：“我們知道你家就在那裡，每次散步經過你家附近，都會看看你家居住的那棟小樓。” 

聯想起彭德懷被貶到四川西南三線建委工作時在成都生活期間的一個故事：他聽說鄧華被調到四川工作，也住在成都，有一天夜裡專門來到鄧華家門口朝里張望，沒有敢進去，怕牽連到鄧華，只是在門口站着看看就走了。彭德懷鄧華，朝鮮戰爭期間志願軍司令員副司令員，立下多麼大功勞的共軍元老，一旦政治上被打倒犯下錯誤，相互見個面打個招呼都不敢，趙國璋，這個從舊軍人改造過來的革命軍人，不敢來見外公這個還依然是舊軍人身份老上司，就可以理解了。

外公當然也很懂李佐趙國璋他們的心。外公在1973年我家離開成都回昆明前，專門從樂山來到成都，請從50軍副軍長轉任成都軍區後勤部副部長的李佐，到成都童子街院子我家中吃了一頓飯，算是見了一面。外公知道他不能去成都軍區拜訪李佐，因為那樣有可能給他添麻煩。外公也不可能只請他一人來吃飯。如果外公只請他一個人來吃飯，估計他也不敢來。所以外公想出了這個主意，請兩個老紅軍老共黨程子華和王增長一起來吃飯，這樣才打消了李佐的顧慮，以後一旦政治上有什麼事被追問起來，就可以說，有兩個老紅軍作證，我們就是見面吃個飯，敘敘舊而已。博文：外公請李佐吃飯

當然那個時代也有講情義，情義重於政治的故事。我家成都時的鄰居老勇家父親文革中被批鬥還沒有解放出來時，他跑到他父親駐守廈門的老戰友的部隊去當兵，他父親的老戰友就不避嫌不怕受牽連，就敢接受他當兵。還有文革中擔任成都警備區副司令員的老紅軍王增長，他是外公重慶步校工作時的同事，他就不避嫌不怕惹麻煩，給樂山軍分區打了招呼，幫助在樂山農村當知青的小舅滿舅當了兵。這裡差別在哪裡呢？就在於起義軍人總歸是舊軍人出身，儘管上過朝鮮戰場，也都加入了共產黨，但舊軍人出身這可是打在身上的階級烙印，永遠去不掉。而老勇父親的老戰友和外公的老紅軍同事王增長，就不存在這個問題，他們是正宗的老紅軍老八路，顧慮就會少，不怕人家今後說他們沒有劃清階級界線。

大約是1970年趙國璋在樂山病危，成都軍區專門派直升機到樂山接他回成都住院治療，成為當時轟動樂山的一件事。趙去世後，他夫人黃阿姨才來外公家走動。外婆患癌症在家養病時，趙國璋的幾個女兒都來探望過。

1976年趙俊達復員回樂山安排工作，當時樂山有兩個內遷大廠，年輕人都想去，郵電局當時沒有那麼熱。他徵求外公意見，外公建議他去郵電局，說這是社會必需的。趙聽了外公的話，才去了郵電局。從以後的情況發展看，到郵局是個明智的決定，因為改革開放後，那兩個內遷國營大廠不得不停產轉型，員工紛紛下崗，發展前景都不好。而郵局的電信部門以後發展很好，趙俊達就是隨着郵局電信部門的發展，擔任過四川移動四川電信雲南移動副總，最後從雲南電信老總的位子上退休。趙俊達以後一直對此深有感慨，他說隴伯伯當時給他的建議太對了。

趙俊達在樂山工作期間，據他說，幾乎每個星期都去外公家裡吃飯喝酒，聽外公聊天，他與外公有點忘年交的意味。想想有意思，趙國璋雖然與外公最終沒有重逢，但是他與外公的歷史淵源和在這種歷史淵源中建立的交情友情，不管什麼主義什麼思想都是斬不斷的。雖然他沒有能夠與外公見面，但是他的兒子趙俊達還是與外公成了忘年交，小舅也與趙俊達成了親密哥們兒。政治短暫，而人性才是永恆不變最真實的存在。

趙俊達在雲南工作時間不短，母親還在世時，曾經通過小舅傳話給母親，想來看望母親，母親婉拒了。母親說年紀大了，身體不好，就別見了。我覺得母親心中有疙瘩。

大舅在世時，常參加滇軍抗戰紀念座談會，在這類會上常會遇到50軍滇軍舊部後人的子弟，他們都對大舅說過：當年要不是你父親帶領我們的父親們起義，我們的父親們可能早就屍骨無存了，也可能就沒有我們了。

估計母親這樣想：當初外公就在樂山，50軍入川支左，他的那些老部下到了樂山都沒有人去看看他，真夠講情義啊。還有那個跟隨外公起義，最後在149師當到副師長的楊樹榮，當年南下時為營長，解放宜昌戰鬥中受傷，外公去看望他，他可以帶傷從病床上爬起來向外公敬禮，以後當了149副師長到樂山支左，沒有來看過外公一次。共產黨教育得真好，真是黨性高於人性，黨性壓倒人性。

50軍第一任軍政委徐文烈的女兒也曾經給母親打過電話，喊母親隴姐姐，想與母親見面，了解他父親在50軍工作的事，估計是想為給她父親寫傳記收集材料，母親也婉拒了。母親私下對我說過：不想見，你外公當年受她父親的氣很多，我不想見。外公在世時對母親說過：共產黨的大幹部比如林彪，高崗，肖勁光，程子華，劉伯承，鄧小平那一個級別的都非常好，有水平，對他們這些起義過來的人都比較尊重信賴。而到了徐文烈這一級幹部，就很難與他們相處。

50軍屬於四野，外公怎麼會與二野的劉鄧有接觸呢？想起來了，有一年在樂山時，親耳聽外公講過，50軍南下入川時，編入二野系統，為了選定入川路線，劉鄧曾經專門把50軍滇軍出身高層幹部包括外公，請到二野總部去，聽取他們關於部隊入川路線的建議，川滇黔地理上歷史上都緊密關聯在一起，滇軍歷史上多次進入過四川或者路經四川，劉鄧把他們請去，大概是是覺得滇軍這些老人在此事上可能比較有經驗，外公關於劉鄧的印象可能就這麼來的。

小舅還聽外公講過這樣一件事：長春起義前60軍與圍困長春的共軍秘密談判起義之事時，圍困長春的四野兵團政治部主任唐天際談判中要求60軍起義編入解放軍前，先為人民立下第一功，原地掉轉槍口對鄭洞國的新七軍開火，但60軍不願意如此做，雖然60軍是滇軍，新7軍是中央軍，平時有矛盾，但都是國軍患難兄弟，相互之間總還是有一些人情交情，下不了手。高崗聽了談判的匯報後，發了火，否決了唐天際的意見，高崗說，整軍建制起義就不容易了，六十軍起義後呆在原地會挨飛機轟炸，馬上撤出長春，由四野部隊接防。高崗這個決定就是對人性的尊重。

還想起這個歷史故事：1949年盧漢宣布雲南起義後，扣押下國民黨西南軍政長官張群，兩個駐滇國軍軍長李彌和余程萬，還有軍統頭子沈醉等一干要員，可兩天后，又把他們放走了。為什麼？因為盧漢與張群私人關係深厚。雲南軍統站當時已經得到盧漢與共產黨聯絡策划起義的情報，這些情報已經匯報到蔣介石那裡，蔣也有尋找機會剪除盧漢的想法，可張群在蔣面前一直力保盧漢，為盧漢美言。盧漢開始勸說張群一干人與他一起起義，他們拒絕後，盧漢也不為難，就放走了他們。盧漢如此做，從共產黨革命立場上看，當然是起義參加革命陣營的立場不堅定，沒有與舊關係舊勢力斬斷關係，但從盧漢內心深處來說，對得起朋友，對得起良心，雖然就共產黨這邊而言，政治上少了點邀功的資本，但從長遠的歷史角度去看，卻多了些人性的光輝，我為盧漢此事點讚！

在我看來，真正有點高度的政治家歷史人物，絕不會頑固死守政治信條，可以跳出政治信條框框，對普世的人性保持尊重的，都會被歷史記住，都值得後人尊重。

雖然與趙俊達從未謀面，就寫此文記下與外公有關的一段歷史故事之際，祝願他安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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