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30

關於竺可楨日記，這一篇文章，值得一讀：

民國四大日記“海選”—— 《竺可楨日記》與民國日記（一）

如果要選民國四大日記，以筆者個人十多年的閱讀經驗而言，這四大日記應該是《竺可楨日記》《顧頡剛日記》、金毓黻《靜晤室日記》《吳宓日記》（正續編）。《竺可楨日記》毫無疑問是首選，無人可企及。

歷經十叄個春秋，通過中國科學院許多專家學者所組成的編委會與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領導及編輯的精誠合作，一部二十四卷、二千萬字的《竺可楨全集》終於圓滿竣工出版了。其中一千叄百萬字共有十六卷的《竺可楨日記》是中華民族古今日記中的第一巨無霸，筆者有幸從頭至尾通讀了這部日記，發覺其內容所具備的豐富、複雜、珍稀、精悍諸種特點，遠非其他日記所能望其項背。本文想談談民國日記以及《竺可楨日記》在這個領域中的重要地位。

近十五年來，筆者大概通讀過大陸、港台公開出版的百餘部晚清民國日記，其中民國日記占六七十部，這些日記的主人分屬於不同的階層，或許可以作以下一些粗略的分類： 教育家日記：如《蔡元培日記》《竺可楨日記》《梅貽琦日記》《經亨頤日記》。 文學家日記：如《魯迅日記》《周作人日記》《郁達夫日記》《徐志摩日記》。

人文學者日記：如《黃侃日記》《吳虞日記》《吳梅日記》《許壽裳日記》、《胡適日記》《顧頡剛日記》金毓黻《靜晤室日記》《吳宓日記》《朱希祖日記》《朱自清日記》《葉聖陶日記》《鄧之誠日記》、楊昌濟《達化齋日記》、夏承燾《天風閣學詞日記》《夏鼐日記》《劉節日記》《潘光旦日記》《唐君毅日記》《張舜徽壯議軒日記》《夏濟安日記》《鄭振鐸日記》、浦江清《清華園日記·西行日記》《季羨林日記》《陳君葆日記》《蘇雪林日記》。

畫家及書畫鑑賞家日記：如《余紹宋日記》《吳湖帆日記》《豐子愷日記》《張蔥玉日記》。

版本學家、博物館學家日記：如《張元濟日記》《董康東遊日記》（又名《書舶庸談》）、《馬衡日記》。

國共之外的黨派人士日記：如《黃炎培日記》《曾琦日記》。

鄉村教育家日記：如《梁漱溟日記》《陶行知日記》。

軍政人員日記：如《居正日記》《謝持日記》《吳稚輝日記》《宋教仁日記》《楊度日記》《張耀曾日記》《譚人鳳日記》《邵元沖日記》《林一廠日記》《馮玉祥日記》《白堅武日記》《胡景翼日記》《翁文灝日記》《王世傑日記》《周佛海日記》《唐縱日記》《萬耀煌日記》《楊玉清日記摘抄》《陳克文日記》《沈煥昌日記》。

外交家日記：如《顏惠慶日記》《蔣作賓日記》《傅秉常日記》。

銀行家日記：如《陳光甫日記》《卞白眉日記》。

瀏覽過其中某一部分而沒有全部通讀完的日記計有《錢玄同日記》《徐永昌日記》《丁治磐日記》《王子壯日記》《王伯祥日記》《沙孟海日記》。這六部日記皆是手稿影印本。《錢玄同日記》的字跡寫得龍飛鳳舞，辨識困難，令人實在不敢恭維。這類日記只能存而備考，研究需用時才去選擇性閱讀。以前閱讀十冊《王世傑日記》手稿影印本，一邊閱讀一邊還要識別作者潦草的字跡，推進的速度，如同隧道挖掘機，十分緩慢，雖然花了兩叄個月，卻未能全線貫通；然而後來閱讀2012年出版的兩厚冊《王世傑日記》排印本，卻暢然無阻，彷佛在高速公路上駕車，痛快淋漓——一星期內盡可讀完。

同是手稿影印本，《沙孟海日記》《張舜徽壯議軒日記》字跡寫得端莊凝重，閱讀毫無障礙，令人心生敬意。《居正日記》《謝持日記》雖是手稿影印本，字跡並不潦草，可以使人一氣讀完。胡適曾說：“民國六年回國教書，到現在四十多年了。這四十多年裡，我寫了叄四百萬字的稿子，或是講義，或是文稿，我只有一條自律的規則，就是：不寫一個潦草的字。”（耿志雲、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下冊136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這當然十分難得，或許就是宋代理學家所倡導的做人做事皆要實踐奉行一個“敬”字的態度。 以上當然是最粗疏的分類法，因為這些日記的主人多才多藝，往往一身兼有數種才能及技藝。如余紹宋不僅是享譽東方的傑出畫家，在1931年舉行的中日繪畫展覽會上，日本皇太后就選購了余氏墨竹一幀（見《余紹宋日記》第叄冊954頁，1931年5月25日，中華書局，2012年），引起轟動；而且又是着名的法律學家、方志學家。王世傑出長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宣傳部、教育部多年，又是書畫藝術收藏家及鑑賞家，主編過《故宮名畫叄百種》《藝苑遺珍》等皇皇巨着。

陳寅恪曾經指出：“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金明館叢稿二編·陳垣敦煌劫餘序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筆者認為：這些數量眾多、內容豐富的民國日記的出版，再結合相關數量不少的文集、信札、函電、年譜、回憶錄、口述史的問世，綜合起來，對於重新研究民國人物及民國史的價值將不可估量。

在此僅舉一例：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民眾集合，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犯中國主權，會後結隊赴段祺瑞執政府請願，未料北洋政府竟然下令衛隊在國務院門前開槍射擊，使徒手請願的民眾死傷兩百多人。這就是“叄一八慘桉”。其中遇害的，還有兩位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學生劉和珍和楊德群。事後，魯迅用犀利的筆鋒，寫下了一篇着名的文章《記念劉和珍君》：

我只覺得所住的並非人間。四十多個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圍，使我艱於呼吸視聽，那裡還能有什麼言語？長歌當哭，是必須在痛定之後的。而此後幾個所謂學者文人的陰險的論調，尤使我覺得悲哀。我已經出離憤怒了。我將深味這非人間的濃黑的悲涼，以我的哀痛顯示於非人間，使它們快意於我的苦痛，就將這作為後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獻於逝者的靈前„„

始終微笑的和藹的劉和珍確是死掉了，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屍骸為證；沉勇而友愛的楊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屍骸為證；只有一樣沉勇而友愛的張靜淑君還在醫院裡呻吟。當叄個女子從容地轉輾於文明人所發明的槍彈的攢射中的時候，這是怎樣的一個驚心動魄的偉大呵！中國軍人的屠戮婦嬰的偉績，八國聯軍的懲創學生的武功，不幸全被這幾縷血痕抹殺了。（《魯迅全集》第叄卷289、29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魯迅確有風骨，不懼軍閥淫威，冒着危險，對於手握生殺大權的北洋政府首腦段祺瑞敢於口誅筆伐。近年讀完一百七十多萬字的《余紹宋日記》，方知魯迅當年並非孤軍奮戰，我華夏民族不畏權貴、正氣凜然之士大有人在。余紹宋（1883-1949）當時擔任司法部次長，在他具體主持下的司法部和檢查廳敢於接受各學校提出控告段祺瑞執政及同夥的公訴，依法偵察，並傳喚段氏其人和國務院總理。最後余紹宋被段祺瑞政府下令免職。之後，他在致故鄉龍游縣一位前輩學者的信中這樣寫道：

洎3月18日慘殺桉起，政府下令，誣學生為共產派。事經京師地方檢察廳偵查，乃斷言其不應開槍殘殺。公函陸軍部，依法辦理。公函所稱，悉主公道。政府大不謂然。各學校同時提出公訴，控告執政、國務總理及各國務員。檢廳當然受理，依法偵查，並傳執政及總理。於是政府益恨。時盧君已不到部矣。政府欲由（司法）部密令檢廳為不起訴處分，冀以了結。侄自不能免。（《余紹宋日記》第二冊550頁，1926年4月19日，中華書局，2012年）

讀了這些文字記載之後，還能說什麼呢？筆者只能仰天長嘆而一言以蔽之：老輩風範真正不可及也！以司法次長而代理司法總長行事，要去傳喚政府首腦到庭接受司法審訊——這簡直是以卵擊石，這種發生在二十世紀中國這塊土壤上的驚人之舉，大可與二千多年前張良指使勐士在博浪沙向東巡中的秦始皇奮力扔出大鐵錘行刺的壯舉相媲美！民國日記紛紛出版問世的可貴之處正在這裡，日記主人揭示了許許多多以往遠未知曉的歷史真相。

近年來坊間出版多本侈談“民國范兒”的書籍，內中涉及的幾乎是眾所周知的陳芝麻爛穀子一類資料，毫無新意，然而偏偏有好事者樂此不疲，似乎非把這類陳芝麻爛穀子炒焦炒煳而不肯罷手。記得顧炎武大意說過這樣的話，寫書或做學問，要自己開山挖銅鑄造新錢，不能把他人用過的舊錢反覆“熔化”後再去鑄造銅錢。何謂“民國范兒”？余紹宋其人就樹立了一個應該讓人睜大眼睛看看的典範。

近幾年來，包括國家圖書館在內的各大圖書館等單位把歷年所收藏晚清民國手稿日記與出版社合作影印出版，使讀者能看到原先束之高閣的罕見稿本，有利學術研究，這是叄方各得其利之事，值得學界讚賞。另一方面，也有某些單位，把公款收購的日記視為一家之禁臠，秘不示人，不容他人染指。這是一種鮮明的對照。歷史學家傅斯年曾經對于田野考古工作有過一段妙論，他在致史語所同事吳金鼎的信中是這樣說的：

《琴台報告》未完，豈可舍之而去？《彭山報告》未寫，豈可半途而廢？大凡作田野考古，亦須作室內考古，否則如袁希淵之只挖不寫，與黃鼠狼搗洞何以異？此又為研究所之工作計，萬不可中斷也。（《傅斯年遺札》第叄卷1487-1488頁，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2011年）

“只挖不寫，與黃鼠狼搗洞何以異？”這真是對某種狹隘卑陋心態的辛辣抨擊，此話有觸類旁通的啟蒙意義。如果以公款收藏日記稿本的某些單位，自己既無力研究，久久未見成果問世，又不允許他人借閱而整理出版，這無疑是一種把學術公器據為小圈子私產的行為。這與守財奴私藏金元寶，不知流通以益天下又何以異？

在閱讀海內外公開出版的民國人物日記的同時，筆者也關注十多年來在國內眾多拍賣公司舉辦的拍賣會上偶爾出現的民國日記。雖然零星散本的日記亦時有所見，但其中最重要的無疑是國民黨高官《王伯群日記》，共有八十本毛筆書寫的手稿本（其中包括一冊《廣西的建設——民團與教育》），首次出現在上海朵雲軒拍賣公司2013年春季舉行的《雙雨山館——王伯群藏品專場》上。王伯群（1885-1944）早年參加中華革命黨，深得孫中山器重，後來出任民國南京政府交通部長，並與馬君武等人共同創辦大夏大學，先後任董事長、校長。曾任國民黨政府要職，參與中樞決策，日記中必然有許多政海秘辛。

預展首日，筆者花了半天時間把這八十本日記手稿快速瀏覽一通，只覺得民國史上顯赫人物出現之多如過江之鯽。1931年12月9日國民黨政府召開中央政治會議，會上討論了幾個問題，其中之一是由於日寇挑起“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國難將臨，如何對付風起雲湧的全國學生請願運動。據這一天的《王伯群日記》記載：國民黨諸公認為“學生借外交問題漸有出軌舉動，形勢嚴重異常，應設法對付”，戴季陶發言，“謂青年已發瘋，整個的教育問題值得注意”，但無論如何不要對學生動武。蔡元培在這次會上被選為特種教育委員會委員長。蔡元培是教育界的領袖人物，曾被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的王世傑譽為 “孑公（蔡元培字孑民——筆者按）貌似和易，實際上風骨凜然，為本黨第一”（《王世傑日記》第二冊，1940年3月5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 。蔡元培通常主持公道，大義凜然，與會諸公自然對於學生運動採取息事寧人的態度。

王伯群在12月9日的日記中表達了他本人對於學生運動的獨特看法：

余以此事癥結在上海各大學教職員，因各大學教職員入國民黨者甚少，其故因上海辦黨之人皆青年，大半系各大學出身，一旦假黨權而臨人，故智識階級均不歸也。然智識階級挾有才能者不歸國民黨，自必另尋出路，或對於國民黨舉措得失多存觀望。此次學生運動各大學多作壁上觀，無人肯積極負責，共挽狂瀾者，職是故耳。

王氏觀點雖然未必正確，但他確實看到問題產生的某種癥結所在。王伯群作為國民黨政府的重要人物，他的日記的確非同尋常，筆者在半天的快速瀏覽中看到了不少有價值的資料，與國民黨元老《居正日記》《謝持日記》相比，毫不遜色。

這部《王伯群日記》在王氏家屬手中秘藏了一個多甲子，2013年終於從海外出現在上

海朵雲軒拍賣公司的拍賣場上，以叄十萬元起拍，引起了各方人士的關注。拍賣當日，筆者籌措了一筆錢款，以作非分之想，希望在拍賣場上能揀條漏網之魚。後來傳聞滬上某高校部門負責人集資百萬巨款也上場競拍，企圖收入囊中作為校史研究之用，孰料今日中國有錢的角兒實在太多，最後被一位不知名的藏家橫刀奪愛，以將近二百萬元之譜（包括佣金在內）一舉拿下。估計這部日記“一入侯門深似海”，重見天日不知何年月也。

眾所周知，晚清有四大日記，即《越縵堂日記》《翁同龢日記》《湘綺樓日記》《緣督廬日記》。如果要選民國四大日記，以筆者個人十多年的閱讀經驗而言，這四大日記應該是《竺可楨日記》《顧頡剛日記》、金毓黻《靜晤室日記》《吳宓日記》（正續編）。《竺可楨日記》毫無疑問是首選，無人可企及，該部日記的重要地位下文會論及。《顧頡剛日記》（台北聯經出版公司於 2007年出版） 共有十二冊。作為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一生幾乎都在研究學問，所交往的人物都是學術界的着名要角，更關鍵的是《顧頡剛日記》文字嚴謹，內容精彩。金毓黻《靜晤室日記》有十厚冊（遼瀋書社於1993年出版），字數多達五百五十萬字，身為國學大師黃侃的得意弟子，他學殖深厚，文字功力甚佳，日記中除了讀史治學之外，還記述了不少東北政局的秘辛。當時即有人稱金毓黻為“遼東文人之冠”、“東北讀書種子”，確是名符其實。相當重要的一點是《顧頡剛日記》《靜晤室日記》的整理工作做得十分到位，很少有標點錯誤，與《竺可楨日記》一樣，可以說是具有標杆意義的精品出版物。《吳宓日記》正續編共有二十冊，字數多達七百多萬。吳宓早年赴美留學，入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獲碩士學位，主要治西洋文學史。歸國後與友人創辦《學衡》雜誌，對國學研究頗有興趣，後入清華大學任國學研究院籌備處主任，與梁啓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四大導師交往甚密，晚年對於世態人生仍秉持獨特見解，不改初衷。《吳宓日記》的重要性，學界已多有論及，此處無需引申展開。

其他幾部日記似乎也有入選之可能：如《胡適日記》八厚冊，約叄百八十多萬字，安徽教育出版社於2001年出版。民國初年，有人把胡適早期留學日記摘抄後，以《藏暉室札記》名目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魯迅在《怎麼寫——夜記之一》一文中，先指出公開發售、風行一時的《越縵堂日記》存在各種弊端之後，有點揶揄地說道：“聽說後來胡適之先生也在做日記，並且給人傳觀了。照文學進化的理論講起來一定該好得多。我希望他提前陸續的印出。”（載《魯迅全集》第四卷2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總之，胡適早期日記內容充實，且具有一種開時代風氣的新鮮感，他自己也未嘗不覺得可以公之於眾而傳世。 但綜觀整部《胡適日記》，雖然內容豐富，論人論事及學術研究札記之類的篇幅也不在少數，但毋庸諱言的是，許多內容在他的文集及書信中都已反覆出現。閱讀《胡適日記》遠遠不及閱讀竺、顧、金、吳四部日記時所能帶來的一種全新的閱讀體驗，一種聞所未聞的快感及震撼力。例如《顧頡剛日記》，詳述個人的學術理想、人生抱負以及終身為之不懈努力追求的過程，詳記學術人物各種派別與複雜恩怨（甚至他人對顧的各種攻擊詆毀也全盤記下），包括他私人內心隱秘世界的情感波瀾，一切皆坦坦蕩蕩毫不隱諱。如牟潤孫罵顧“野心太大，想做學閥，是一政客”（見《顧頡剛日記》第叄卷182頁）。顧頡剛至少在他的日記中顯示了他是一個性情中人。胡適則完全是另一種類型的人物，他下筆矜持，雖然偶爾也有火山爆發般的真情坦露，但此類例子稀如星鳳，他真實的內心世界與顧頡剛相比，在日記中相當收斂，展露不多。

1947年至1949年，這是一段重要的歷史時期，胡適主要在熱衷研究《水經注》，除了蔣介石請人敦勸他出山擔任國民政府要職乃至邀請他出馬競選總統的記載之外，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對於正在發生以及即將發生的重大歷史變化，在他的《日記》中沒有留下多少有價值的記錄。1947-1949年的《胡適日記》，大體上是一些條目綱要式的簡單記錄或者是報刊文章摘錄，很多日子甚至一字不記，看不出他對時局激烈變化的內心感受，充分顯示此公城府極深，恰如魯迅晚年對他的一段評論：“《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

一期的稿件。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着的，裡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着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着頭想一想。半農卻是令人不覺其有‘武庫’的一個人，所以我佩服陳胡，卻親近半農。” （《魯迅全集》第六卷73-74頁）

現舉一些例子如下，可以顯示《胡適日記》在這叄年中的簡略面貌：

校《水經注》卷卅八，未完。（1947年2月13日）

今天才出門，到學校辦公。（1947年3月5日）

赴中研究院評議會談話會，商討中研究院“院士”選舉法草桉。薩本棟與傅孟真各擬了一草桉。雪艇邀吃晚飯，與陳辭修、羅志希、孟真，大談。（1947年3月15日） 到孟鄰家中長談。（1947年3月16日）

九點半北飛，下午兩點到北平。（1947年3月21日）

今天市政府送來蔣主席叄月五日親筆信。（1947年3月22日）

早晨到南京。（1947年8月28日）

寫完我的《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1947年9月19日）

今天出席文科研究的會。使我感覺北大今日辦文史研究所人才還大缺少。（1947年9月24日）

中研院評議會開會。（1947年10月15日）

上午十一點，在考試院講演。（1947年10月23日）

第四次南下。（叄月去一次，八月尾一次，十月中一次）（1947年12月11日） 夜車今早到南京。（1947年12月12日）

校《水經注》錢氏五校本的卷十叄，只校了九頁。（1948年1月7日）

校《水經注》全校卷十叄，未完。（1948年1月8日）

寫信給周鯁生、王雪艇。（1948年1月23日）

甚冷。（1948年1月25日）

南飛，到上海已快天黑了。（1948年3月21日）

早七點到南京。中央研究院的評議會。（1948年3月25日）

中研院選舉“院士”的結果，——先後五次投票的結果，——選出“院士”八十一人。（1948年3月27日）

國民大會開會。（1948年3月29日）

我治《水經注》五整年了。（1948年11月9日）

南京作“逃兵”，作難民，已十七日了！

蔣先生有主張和平的文告。（1949年1月1日）

收到寄來的《〈水經注〉展覽目錄》十多冊。（1949年1月4日）

蔡元培先生生日，我作學術演講，題為《四百年〈水經注〉整理的小史》。（1949年1月11日）

訪印度大使。（1949年1月12日）

今早到上海。陳光甫先生邀我住在上海銀行的招待所（霞飛路福開森路口）。今早《新聞報》登出昨夜毛澤東的宣言全文，各報皆只登其中的八條件。今晚報載天津已被共產黨軍隊攻入了。（1949年1月15日）

李代總統來看我們（梅校長和我），談了一點鐘。（1949年1月23日）

下午近叄點始到上海，慢了七點多鐘。秩序還不算壞。（1949年1月26日） 取得出國護照的簽證。（1949年1月31日）

早晨在王雪艇、雷儆寰處。上午九點離開上海銀行，九點半到公和祥碼頭，十點上President Cleveland〔克利夫蘭總統號〕船，十一點開船。此是第六次出國。（1949年4月6日）

公允地講，1947-1949年這叄年的《胡適日記》，也有幾條記載他對時局的評論，如： 美國大使請吃午飯，司徒先生說，中國政府一兩個月後就得崩塌。此老今年七十一，見解甚平凡，尤無政治眼光。他信用一個庸妄人傅涇波，最不可解。（1947年10月21日） 晚八點在總統官邸吃飯，同席者傅孟真。孟真談軍事政治，我很少意見可以提出。病根在作風，在人才不能盡其長。今日則人才沒有機會出頭，故我們〔拒〕斥一人甚易，而抬舉一人甚難。（1948年9月29日）

今晚離開南京，我九月十六南飛。其時共產黨的大攻勢已開始。新幣制行了四個星期，還沒有呈現大失敗的情形。九月廿叄，濟南陷落了，人心為之大震動，但我廿九日見總統，他還說幣制是大成功，收到了一億四千萬美金價值的金銀外匯，殊不知此一億四千萬須用伍億六千萬金元去換取，此即新政策崩潰之一個大原因。（1948年10月13日）

今夜總統蔣先生約吃飯，我很質直的談了一點多鐘的話，都是很逆耳的話，但他很客氣的聽受。1.局勢很艱難，有很大的危險。2.決不是一個人所能對付，必須建立一個真正可靠的參謀部。3.必須認錯，必須虛心。4.美國援助是不容易運用的，也須有虛心作基礎。5.黃埔嫡系軍人失敗在沒有根底。必須承認這失敗。6.國軍紀律之壞是我回國後最傷心的事。7.必須信賴傅作義，真誠的支持他。8.北方的重要千萬不可忽視。9.“經濟財政改革”桉實有大錯誤，不可不早早救正。10.我在南方北方，所見所聞，實在應該令人警惕！例如人們說，“放棄大城市若繼續在別處作戰，那是戰略。試問放棄石家莊後，在何處作戰？放棄濟南後，在何處作戰？放棄鄭州開封后，在何處作戰？”這種責備，不可不深思反省。（1948年10月28日）

第一條記載表明司徒確有遠見卓識，早在1947年10月已能看出中國政局的大勢趨向，這當然有特殊原因的，以後另文分析，在此不贅。第四條記載是胡適對蔣政權於1948年年底所遭受重大失敗的深刻總結，這是一位在書房中殫精竭慮考證《水經注》的書生，對於國民黨最高軍事領袖竭盡所能地提出的或許他自以為是最成熟的忠告。

還有幾條時評，不及上述四條重要，可略而不論。1948年12月15日，蔣介石派飛機把胡適等人從解放軍重兵包圍的北平城中“搶救”至南京。1949年4月6日，胡適在上海公和祥碼頭，乘上“克利夫蘭總統”號輪船，4月21日抵達美國舊金山。他在日記中寫道：“此是第六次出國。”這之後，胡適對國內政局偶有短評，但大局已定，意義不是很大了。1947-1949年這叄年共有一千多天，僅有十多條左右的時局評論（《日記》中的剪報不包括在內）是無法掩蓋《胡適日記》總體上失記失載的蒼白面目的。

鑑於以上原因，筆者只能非常抱歉地把《胡適日記》擋駕在民國四大日記的行列之外，因為正是胡適本人作過如此明確的表達：

日記必須較詳細，否則沒有多大用處。過略的日記，往往別人不能懂，有時候自己也看不懂。（《胡適日記》1948年1月1日）

這當然是有原因的：胡適主要精力用來着述立說，創辦刊物，以及作為學界領袖，大量時間要耗費在與各方人士的周旋應酬上。胡適在與友人來往的書信中，常常切磋學問，討論學界動態，以及可以無所忌諱地評論政治人物及時局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說，胡適與各界着名人士來往的許許多多書信，較之他的日記更有學術研究和民國史料的價值，正是在這些書信中充分顯示出他個人的學識、修養、胸襟與見解。這種特點，魯迅與胡適非常相似。《魯迅日記》較之《胡適日記》還要簡略幾倍，但他的書信卻單刀直入，恩怨分明；臧否人物，筆墨恣肆；尤其是隨處可見的對於世態人心的洞幽燭微，往往令讀其書者無法不深受感染。 接下來談《黃炎培日記》。黃氏《日記》篇幅不小，共有十六冊（十六開），由華文出

版社分兩次出版，前十冊於2008年出版，後六冊於2012年出版。黃炎培作為中國職教社的創始人與中國民盟的發起人，這位社會賢達的一生與國共兩黨的領袖人物交往密切。他的日記記錄了不少二十世紀中國政局的風雲變化，理應可以競爭入選民國四大日記，但十分遺憾的是：這部日記的整理者是幾位研究近代史的學者，缺乏一些必備的古典學養，況且對於這樣一部七百多萬字的重要日記的整理工作沒有專人負責，以致日記的文字辨識及標點整理出現不少舛誤。筆者將另文指出。

《夏鼐日記》共有十冊（叄十二開），字數約四百叄十多萬，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於2011年出版。作者是馳譽海內外的考古學家，享有“七國院士”之榮銜，他的日記中與學界着名人物周旋往來的記載也不少，但毋庸諱言，這部日記所記內容的寬度、長度、深度還無法與《顧頡剛日記》《靜晤室日記》相抗衡。

《蘇雪林日記》共有十六冊 （叄十二開），由台灣成功大學出版於1982年，可謂是龐然大物。蘇雪林民國時期任教於武漢大學、東吳大學等校，主要研究屈賦，又喜文學創作，與女作家凌叔華、女學者袁昌英為好友。1949年後赴台灣任教於成功大學等校。她的日記所涉及的學術研究不多，所交往的人亦非學術界的重要人物，尤其是後半部日記令讀者索然無趣，所記的內容大半是飲食起居、日常瑣事，乃至不惜筆墨大量記載養寵物及看電影的經歷。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這樣的日記縱然寫出兩千萬字也意義不大。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共有排印本二十七冊（叄十二開），台灣“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聯合出版。這部日記由台灣史研究所許雪姬研究員領銜主持，組成一個有多位研究人員參加的“林獻堂日記解讀班”，進行注釋，“從二○○○年十二月出版第一冊，直到二○一叄年十一月出版第二十七冊，轉眼已經過十四年光陰”（《灌園先生日記》第二十七冊《跋》）。這部日記起自1927年，止於1955年，中間缺失1928、1936這兩年的日記，前後長達二十七年。“如此長時期的記錄，在目前台灣史的研究資料中，其連續性、重要性尚無出其左右者。”（許雪姬《〈灌園先生日記〉的史料價值》，載該日記第一冊）綜觀其整部日記內容，除林氏家族歷史之外，還有相當豐富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活動的資料，但主要局限於台灣一地，對於整個民國時期大陸的政治、文化、學術活動的記載並不是日記的重心。雖然從字數篇幅來看，二十七冊的《灌園先生日記》（其中注釋文字占了不少篇幅）已經超越《顧頡剛日記》、金毓黼《靜晤室日記》，可惜鑑於上述原因，筆者未能把林氏日記入選為民國四大日記。

《黃侃日記》與夏承燾《天風閣學詞日記》文字精練，所記內容也十分引人入勝，不愧為一代名家手筆，但因篇幅不多，字數太少，總體上無法與竺、顧、金、吳四大日記比肩齊驅。坊間傳說，目前所見的《天風閣學詞日記》僅是刪節本，原本有更多的內容，那只有待該部日記出齊了，屆時再重新估量。

《王伯祥日記》共有四十四冊，2012年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王伯祥日記》是手稿影印本，雖然冊數不少，但實際字數大概未必能超過《顧頡剛日記》《金毓黼日記》，更不必說與《竺可楨日記》《吳宓日記》正續編相比了。王伯祥民國時期先後在商務印書館與開明書店擔任編輯，交往的文人學者有一定的局限，如葉聖陶、俞平伯、顧頡剛、張元善、鄭振鐸、周予同、章錫琛、夏丏尊、吳覺農等人，遠不及顧頡剛、金毓黼這兩位着名史學家所接觸學界、政界人士那樣廣泛，簡言之，王伯祥的人生閱歷未能像顧、王兩位豐富多彩。這對於《王伯祥日記》所涉及的內容及範圍必然會受到一些制約及影響。這也是筆者未把《王伯祥日記》列入民國四大日記的原因。

以上所述僅僅是我的一家私見，遠非定論。在這眾聲喧譁的網絡時代，對於究竟哪幾部日記可以入選民國四大日記，有興趣的方家時賢人人皆可各抒己見。 ■

《竺可楨日記》中的國共鼎革 ——竺可楨與民國日記（二）

《竺可楨日記》為1948-1949年這兩年特殊的歷史場景及芸芸眾生無意間畫了一幅如《清明上河圖》那樣恢宏的歷史長卷。或者更確切地說，這是一幅炮火紛飛籠罩之下的戰亂流離圖，天崩地塌，方死方生，各種各樣的人物在這股不可阻擋的歷史大潮流中沉浮飄移。 1948年冬竺可楨夫婦在浙大校長公舍前合影

1949年7月13日竺可楨由滬赴北平參加中華全國第一次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大會籌備會議合影，前排左四為竺可楨，二排左叄為吳有訓。

通讀完六七十部民國日記之後，筆者認為：《竺可楨日記》在民國日記領域中空前絕後，具有不可撼動的重要地位。簡略地說，《竺可楨日記》的重要地位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由於竺可楨一生皆處於教育界與科學界的領導地位，故所交往的對象皆是現代史上着名顯赫的人物，如國共雙方的政治領袖、民主黨派的代表人物，以及大量自然科學與人文領域的精英人物。在此稍舉數例，以窺一斑。

適接蔣院長寓來電，知其將﹝來﹞校。未十分鐘車即至校門外，由文理學院入時，喬年、守耕適在會議室開章則修改委員會，乃邀渠等與曉滄均作招待，隨從來者約七八人，布雷亦陪同而至。先至校長辦公室，余即談及擴充校舍須將火藥庫即軍械局之地﹝納入﹞，蔣先生即允可無問題。其次談及經費，余謂臨時費非於一二年中大加擴充，則校舍無從建築，渠以本年無辦法，俟諸下年度。次即出至文理學院教室、圖書館、物理室視察一周，藉可知屋宇之零落，渠即謂確非加新建築不可。余請向學生演講，渠以無時間，俟下次再說。學生本已在大禮堂坐定，聞不講相率蜂擁而出，時適余陪其參觀圖書館，幸黃雲山將學生排成隊伍站立於文理學院外，故秩序尚佳。蔣偕布雷至外一觀隊伍後即別。（《竺可楨日記》1936年10月15日）

這是竺可楨接任浙大校長之後不久，蔣介石即來浙大視察以示重視。在這次會面中，竺可楨要求擴充校舍，蔣介石巡視“文理學院教室、圖書館、物理室視察一周”，親見“屋宇之零落”，他自己也強調“確非加新建築不可”。竺可楨要求增加辦學經費，蔣答應下年度開始撥款。由於學生聞訊已在大禮堂內集合坐定，竺可楨邀蔣作演講，但後者匆忙間沒有準備，只答應“下次再說”。這條記載可以表明蔣介石本人對他故鄉浙大的某種偏愛。

至中四路103號官邸，應蔣總裁之邀中膳。到評議員二十六七人，由陳布雷及蔣夫人招待，未幾蔣先生亦來。即在去年招待評議員之房間，形式亦相若，惟蔣先生神采奕奕，精神較去年尤佳。屋之四周雖落炸彈甚多，但屋中陳設與去年無多大變化，因彈均在牆外也。蔣詢每人各數語，蔣夫人頗以無女評議員為恨。（《竺可楨日記》1941年3月15日）

蔣介石比較注重禮待或籠絡學術界的精英，曾多次接見中央研究院的評議員。竺可楨這次見到的“蔣先生神采奕奕，精神較去年尤佳”。雖然“士別叄日，當刮目相看”，但身處抗戰尚未取勝大局中的蔣介石為什麼看上去特別“神采奕奕”呢？原來中國軍民剛剛度過了抵抗日寇最為險峻的1940年，1941年日寇已逐漸顯示頹勢。（可參閱拙文《抗戰前的預測與抗戰中的預言》〔二〕〔叄〕，分別載《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1年9月25日、11月20日）這條記載還透露了“蔣夫人頗以無女評議員為恨”，比較罕見。宋美齡站在女性主義的立場上提出她個人的觀點，不為無因，但縱觀當日之中國：建築學家林徽因，史學家陳衡哲，女教育家、金陵女子大學校長吳貽芳，或是其他傑出的中國女性同胞，究竟誰合適被聘任為中央研究院的評議員？這或許有待學術界的探討研究。

1949年江山易幟後，竺可楨的學術才華受到中共領袖高度器重，並委以中科院副院長之重任：

六點余即出發赴中南海懷仁堂，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余之座位為548號，與江問漁、俞慶棠二人為隔鄰。首由周恩來副主席報告。此次應出席者共662人，已到平638人，實到635人，不能到者十人，其中有楊傑在香港被人暗殺，徐向前、顏惠慶因病不能到，薩鎮冰、榮德生年老不能到。次推朱德主席，請毛主席澤東致開幕詞（十八分

鍾）。繼續演講者有各團體代表劉少奇（14?）、宋慶齡（12?）、何香凝（15?）、張瀾（11?）、高崗（18?）、陳毅（5?）、黃炎培（11?）、李立叄（16?）、新疆代表賽福鼎（16?連翻譯）、張治中（11?）、程潛（9?）、華僑代表八十四老人司徒美堂（13?連翻譯），散會已十一點。乘車至寓十一點半。當劉少奇演講時天忽雨雹，何香凝講時雷聲隆隆。（《竺可楨日記》1949年9月21日）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真可謂“群賢畢至，少長咸集”。首先是中共領袖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及各民主黨派代表悉數到場，竺可楨鄰座的江問漁與黃炎培長期精誠合作，是中華職業教育社的重要領導人之一。顏惠慶是北洋政府及國民黨政府中的資深外交家，薩鎮冰是晚清至民國海軍界碩果僅存的元老，榮德生則是企業界的着名代表。連美洲華僑領袖司徒美堂都千里迢迢自海外歸國參加此次盛會。有趣的是，竺可楨作為傑出的氣象學家，聽取領導人演講時也不忘氣象變化：“劉少奇演講時天忽雨雹，何香凝講時雷聲隆隆”，真是活龍活現，情景交融。

叄點乘車至中南海懷仁堂。今日有叄個機構參加會議，一為少數民族，二為自然科學代表大會，叄為第一屆衛生會議代表（四百多人），故座為之滿。首由李維漢致詞，次朱總司令簡單演說。未幾毛主席來，少數民族代表回、藏、蒙等獻旗，西北少年參觀團獻花。梁叔五代表科代，顏福慶代表衛生會議向毛主席致敬。五點半即散。（《竺可楨日記》1950年8月20）

當時毛澤東領導的中共剛取得政權，萬象更新，群情振奮，故各界群眾代表紛紛向毛澤東獻花獻旗，頌揚之聲不絕。唯有一身傲骨的梁漱溟孤調別彈，他在回憶文章中這樣寫道：“1950年‘五一’節，在天安門城樓上我看見當時無黨派人士聯名向毛主席獻旗，旗上寫着‘我們永遠跟着你走！’我那時心裡想：從我口裡是說不出這話來的。”（《敬答一切愛護我的朋友，我將這樣地參加批孔運動》，載《梁漱溟全集》卷七，第320頁，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或許當日中國也只有梁漱溟敢於這樣表達。二十多年前，作為北大傑出青年教師，梁漱溟經常去拜訪住在地安門豆腐池胡同的同事楊昌濟，替梁開門的就是青年毛澤東——楊昌濟未來的女婿。加上後來抗戰時期梁漱溟曾訪問延安，與毛澤東縱論國事，相談甚歡，故建國初期毛澤東對梁漱溟這位兩代故交也相當尊重，主動邀請他參加中央政府的工作（《也談我的思想問題》，載《梁漱溟全集》卷七，第119頁）。

七點半偕孟和、叄強乘車至北京飯店，毛主席邀請晚膳，並慶祝人民政府成立周年紀念，到各國大全及叄十幾種兄弟民族代表。與石志仁、孫越崎、吳覺農、沈思蘭〔沈體蘭〕、曾昭掄、黃季寬、陳叔通、錢乙藜、丁巽甫、胡愈之等諸人談。九點半回。（《竺可楨日記》1950年9月30日）

檢閱大會準時於十一點開幕。鳴炮二十一響後，由聶榮臻為司令，檢閱海陸空軍後，報告人數。朱德總司令致簡單開會辭後，空軍領隊，於11：40開始檢閱。空軍後繼以海軍、陸軍，共約18,000人，約一小時檢閱方畢。軍容極盛，繼之以炮兵、坦克、機械化部隊及馬兵，有白馬、黃馬、黑馬部隊，如是四十分鐘。至一點廿分，繼以軍樂隊及工會、農民、公教人員及市民，均六七十人一隊。估計一小〔時〕可走二十萬人，照估計叄點半可完。但有若干市民因欲一覘毛主席風度，至天安門牌樓下佇立不走，有時至十分、二十分鐘，故耽擱時間。最後則文工團，此節最為精彩，有高麗、蒙古、新疆舞及上萬人之腰鼓，至四點廿分散。（《竺可楨日記》1950年10月1日）

晚六點半偕孟和、叄強夫婦、允敏去懷仁堂，參加除夕京劇晚會。七點半開始，毛主席、朱總司令、周總理均到場。只二場，一為京劇研究院之《龍潭駱鮑》系唐代駱宏勛大鬧嘉興府後事，起余千之張雲溪武藝不錯，博得掌聲不少。次為梅劇團《金山寺》（帶《斷橋》），梅蘭芳起白蛇，梅葆玖青蛇，姜妙香許仙，王少亭法海，蕭長華小沙彌。至十一點散。梅蘭芳去年開政協時年歲56，今年57歲，但在戲台上猶如妙齡，惟面部稍現皺紋，動作稍硬而

慢耳。（《竺可楨日記》1950年12月31日）

中共領導人日理萬機之餘，也有與民同樂的雅興，觀賞京戲，出演者皆是一流名家，梅蘭芳、姜妙香、蕭長華、張雲溪等人。

晚偕允敏、孟和至北京飯店，參加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的五周革命成功紀念。毛主席、宋慶齡、周恩來、劉少奇等均到會晚膳慶祝，席間甚為熱鬧。余與李范一、陳援庵同桌，並遇陸志韋夫婦、鄭振鐸、丁巽甫等。膳後九點回，未及看影戲《“新匈牙利”機器源源而來》。（《竺可楨日記》1950年4月4日）

六點叄刻去中南海人民政府六次會議，毛主席為主席，周恩來報告《中蘇條約》，林彪報告中南工作情況，鄧小平報告西南工作情況。十二點回。（《竺可楨日記》1950年4月11日）

中膳後，二點半偕陶孟和、錢叄強、楊克強乘車，由午門進口。至天安門城樓看五一勞動節遊行檢閱。叄點毛澤東主席及周恩來、朱德等到後即鳴炮檢閱，時已微雨，自此時起雨漸大，至四五點傾盆大雨。檢閱部隊至四點約叄萬人，繼之以各機關團體之人員，到五點後為各大學學生與教職員，時雨已停，六點叄刻並有陽光。陣容〈已〉〔以〕學校學生為較佳，尤以師範大學及附中之腰鼓。清華、燕京亦好，聞葉企孫與陸志韋亦隨到。到七點半天將黑，余與侯德榜同下城樓，擬乘侯德榜之車回，但其車停在天安門之南，警察以不准走。直至檢閱完畢，時已八點一刻，回家八點半。（《竺可楨日記》1950年5月1日）

六點偕孟和、叄強至中南海勤政殿舉行團拜新年，共卅二桌，每桌約十人。毛主席坐第一桌，劉少奇第二桌，朱總司令第叄桌。余同劉少奇同桌，有李德全、蔡暢、柳亞子、邵力子、李書誠、蔡廷鍇、羅瑞卿、司徒美堂。司徒年已八十五，為座中年最高者，但精神矍鑠，據云十四歲至美國，留美七十年，去年始回國雲。（《竺可楨日記》1951年1月1日） 1948年4月29日於杭州九蓮村柏廬前南開大學校友合影，右二是竺可楨，右叄是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左叄是竺夫人陳汲。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可說是知識分子的黃金時期，竺可楨等科學家經常可以與中共領袖開會聚首，元旦團拜，傾聽國事報告，並一起吃飯看戲。

中共領袖在開國初期高度禮遇以竺可楨等人為代表的科學家，是有深刻的歷史原因的。這一點周恩來曾直言不諱地談及，據竺可楨記載：

六點半偕正之、子競等乘車赴中南海春藕齋（居仁堂對面），應新政協會籌備會周恩來、吳玉章、李維漢叄先生之約晚膳。膳後周恩來詢各人對此次科學會議之意見；謂人民政府起自農村，對於農村較有把握，而對於工業建設頗有茫然之感。（《竺可楨日記》1949年7月29日）

中共領袖在開國初期具有海納百川的宏大胸襟，這一點在儒將出身的陳毅元帥身上也體現得淋漓盡致：下午謝季驊來，錢臨照偕來。知季驊於昨由南京至丹陽，與陳毅同來。據陳毅雲，共產黨待敵黨將盡力寬大，適之、孟真、詠霓均無避去之需要。渠曾閱研究院院士錄，見有郭沫若之名，知研究院之能兼收並蓄。並曾提余名，謂當電杭州市長譚震林至浙大訪余云云。（《竺可楨日記》1949年5月30日）

當年胡適、傅斯年雖然是堅定的反共學者，但為了體現學術公正，盡力把信奉馬克思主義而卻在甲骨文、金文領域取得重要研究成果的郭沫若評選為首屆中央研究院院士，表達了一種衡量院士的取捨標準首先取決於其人的學術水準，而不以政治上的左右傾向去抹殺他人學術成就的態度。1948年，國民黨政府在戰場上已走向全面潰敗，隸屬於該政權的中央研究院以胡適、傅斯年為首的反共學者，尚且還具有如此的學術雅量，作為開國元帥的陳毅將軍自然會認為：勝利者更應該顯示寬廣的胸襟，共產黨政權應該寬容地對待胡適、傅斯年以及學者出身的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院長翁文灝，這些人無需驚慌地遠走高飛。

第二，《竺可楨日記》不僅字數篇幅之廣為第一，而且內容豐富，巨細皆記，大到與國

共領袖及學界各類精英之詳細交往，其中涉及許多重量級的人物，如享譽國際的一流學者陳寅恪、趙元任，新儒家大師馬一浮、熊十力，教育界人士蔡元培、胡適，科學界人士李四光、茅以升、吳有訓、蘇步青、錢學森；小到觀察天文氣象及動植物生長活動之微，充分體現了一位科學家在日常生活中時時刻刻對於常人忽視的細微事物保持一種嚴謹的探索精神。現舉數例如下。

中午回。見屋後院內栗子樹下竹簍內有二小百舌鳥，出世僅二叄星期，羽毛未豐。其母鳥則銜蚯蚓欲哺之，但無處可停足，小鳥張口待哺，狀甚可憐。余詢寧兒，知系房東僕人老劉所捕者。余告於房東傅夢秋，囑歸二小鳥於其巢，由老劉領至其處，乃在一大梨樹下。據老劉雲，在樹下日來曾見二小鳥墜於地，余驗之，其一已死，其一尚能動。老劉恐在巢之二小鳥亦將投於外，故特拾於竹籠中。余驗落地之二小鳥與在窠之百舌小鳥顏色形象不同，且百舌拙於造巢，巢低僅離地七八尺，可見其中決不能四鳥。而此巢之上約叄丈高據頂有一雀窠，適亦哺小鳥，因悟《詩經》中“惟雀有巢，惟鳩居之”言。近日布穀在附近晚叫鳴甚頻，料必生蛋於雀巢，其蛋先出，將小喜雀擠而墜毀地。因將竹籠掛於百舌巢邊，同時將未死之小喜雀置於百舌巢中，試看其後果如何。（《竺可楨日記》1941年5月14日）

竺可楨先見到竹簍內有兩隻小百舌鳥，想放歸其巢；後知大梨樹下曾有二隻小喜鵲墜地，一死一傷；經觀察得知，一巢不能有四個鳥，而且顏色以及品種不同；復經仔細觀察勘驗，方知大樹上有高低兩個巢，百舌鳥的巢較低，小喜鵲的巢較高；最後得出結論，布穀鳥近期在附近活動頻繁，“料必生蛋於雀巢，其蛋先出，將小喜雀擠而墜毀地”。自《詩經·召南·鵲巢》揭示“鳩占鵲巢”這個現象之後，兩千多年來，大概很少有一位科學家能如此親力親為詳盡地觀察、描繪、解釋這個“鳩占鵲巢”的過程。這就是一種時時處處“格物致知”的科學精神。

晚試驗雞蛋直立在台上，玻璃片上加handkerchief手帕，以雞蛋大頭向下，不一分鐘即成。次去掉毛巾以生雞蛋大頭朝下，直立於glass plate上，經八分鐘亦成功，人在房中走動亦不倒，但呼吸在蛋上立倒。最後以雞蛋之小頭向下，試七分鐘未成即停止。（《竺可楨日記》1945年5月24日）

傳統有“春分立蛋”之說，後人對此有一種解釋：春分這一天，太陽直射在赤道上，地球引力會發生變化，雞蛋所受到的重力會隨着引力的變化而變化，因此雞蛋容易站立起來。這僅是解釋之一，另外，還有幾種更複雜的解釋。但是竺可楨的試驗表明“春分立蛋”之說並不正確，實際上只要操作方法恰當，其他的時節日子雞蛋也能立起來。

叄點蔡邦華來，談半小時。余洗澡。浴畢見後面屋上有公雞、母雞各一，在瓦上亂跑。阿牛以為我家之雞，乃將其趕來家中。其公雞在瓦上亂走，往別家，母雞飛入院中。前日失去一黑母雞，今日來一黃母雞，不知何家物，當還之。又俗傳雞走屋頂要遭回祿，姑志之，以占是否靈驗。（《竺可楨日記》1939年12月17日）

所謂“回祿”，是古代傳說中的火神，引申為火災。雞飛上屋頂預兆火災發生，這當然是一種民間傳說，或許也可視作一種迷信。但科學家必須要有“於不疑處有疑”的精神，竺可楨作為一個有心人，在他的日記中也較為詳細地記錄了雞飛屋頂的事情，以待事後驗證。 初起見地上霜白如雪，但房中溫度並不低也。至七點半左右忽大霧迷漫，百尺以外不辨人物，霧來極驟，亦奇事也。七點以前空氣靜止，至但能見度甚佳，並不料數分鐘內即有迷天之大霧也。至九點霧已散盡矣。（《竺可楨日記》1936年12月26日）

昨見西方之光芒，乃係黃道光無疑。在溫帶中惟春、秋分見之，但近熱帶則每晨晚晴明無月光均可見。作橢圓形，於日出前見東方，日沒後見西方，地平上約占叄四十度，高可達六十度，系空中疏稀之點反映日光雲。（《竺可楨日記》1944年7月11日）

這兩段文字皆是對天文氣象的記載。第一段描繪的先是“霜白如雪”，後卻是“大霧迷（彌）漫”，乃至“百尺以外不辨人物”，這種現象不常見，故稱“奇事”。第二段的是天

空中出現一種“橢圓形”的光芒，“於日出前見東方，日沒後見西方”。這當然也是不常見到的現象。古人通常會把這兩種現象稱為天文異象，並且往往將之與人間災禍祥異掛起鈎來。這種“天人感應”的觀點盛行不衰，直至近現代，在許許多多晚清民國日記中都會頻頻出現這樣的觀點。

1941年3月13日在重慶召開中央研究院第二屆評議會第一次會議，二排左二為竺可楨，後排右叄為陳寅恪，右一為吳有訓。

竺可楨是科學家，他對天文異象必然會進行科學的解釋。他在“大霧迷漫”之前，見到“煙囪所出之煙循一定之層次而走，知其上有逆溫層”。有時候，在“逆溫層”的籠罩下，近地層的空氣、煙塵及各種氣體有利於雲霧的形成。這就推測出“逆溫層”與“大霧迷漫”之間或許存在某種因果關係。其次，他把天空中出現一種“橢圓形”的光芒解釋為“黃道光”。按照現代科學的研究： “黃道光因行星際塵埃對太陽光的散射而在黃道面上形成的銀白色光錐，一般呈叄角形，大致與黃道面對稱並朝太陽方向增強。” 這種“黃道光”並不常見，只有在某些季節處在地球某種緯度的人們方能看到——這樣一來，傳統認為非常神秘的天文異象，就能得到合理的闡釋。

第叄，《竺可楨日記》除戰亂中遺失不計外，現存日記自1936年至1974年將近四十年連續不斷。其中科技史、抗戰史的史料極為豐富，尤為重要的是1948年、1949年這兩年的日記。這是天翻地覆的年代，戰火四起，硝煙瀰漫，國共兩黨的軍隊正在進行生死存亡的大決戰。江山即將易主，各界人士尤其是知識分子究竟何去何從？“良禽擇木而棲”，大概每個人都在深思，根據以往自身與國共兩黨親疏利害淵源關係紛紛作出無可迴避的重大選擇。筆者以《竺可楨日記》為中心，初步把知識分子這個特殊群體在當時歷史十字路口所作的選擇概括為八大流派。

第一種是南下避難派：

晨六點半起。上午熊十力來談。渠定二十六日去廣東,因以時〔局〕不定,故南遷也。余告以萬一時局緊急,此時米糧由校中通盤籌發。但時局如何,只可聽天由命而已。（《竺可楨日記》1948年11月24日）

此時正在浙大任職的佛學名家熊十力決定南下廣東，避開即將迫近的戰火。同居杭州的夏承燾教授聽說“十力翁之去杭，由受上海一門生危詞慫恿，恐共產黨來時干涉其思想”（《天風閣學詞日記》1948年11月27日），故匆匆離杭南下。歷史學家陳寅恪也是南下避難派中重要的一員。

第二種是北上歸共派：

十二點別家玉、剛復、穎川。至高安路十四號晤叔永夫婦,知叔永在設法乘輪赴港轉往美國,因其子女叄人都、蘇、安均在美國也。據衡哲雲,陶孟和頗贊成共產〔黨〕,近來大發議論,於首都陷落前叄日赴京雲。（《竺可楨日記》1949年5月1日）

陶孟和是留英博士，曾任國民黨政府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先後當選過中央研究院評議員及首屆院士，與胡適、朱家驊等人曾經來往密切。但1948年至1949年之際，陶孟和的政治態度公開發生了重大轉變，當竺可楨在上海拜訪化學家任鴻雋時，任的夫人陳衡哲教授告知竺可楨：“陶孟和頗贊成共產〔黨〕,近來大發議論”，並在國民黨政府首都南京被解放前叄日北上投奔共產黨新政府。陳衡哲的消息絕對可靠，一個星期後竺可楨與物理學家吳有訓相遇時得到進一步證實：

四點至福開森路395號北平研究院晤吳正之。渠謂孟和雲,北〔平〕有人派人約李仲揆歸國,以為研究院系蔡先生之事業,應由仲揆、孟和等出面主持雲。（《竺可楨日記》1949年5月8日）

身居上海的吳有訓對世態變化尤其是未來科學界究竟“誰主沉浮”十分關切，因此他了解到從陶孟和那裡傳來的消息與主張，北京共產黨政府已派人邀約着名地質學家李四光歸

國，或許遊說時的許諾是：中央研究院是蔡元培開創的事業，改朝換代後應由李四光、陶孟和出面執掌大權。

第叄種是隨蔣赴台派：

張曉峰來商渠去就問題,據云王東原來,曾與渠談,勸渠離杭,謂必要時可以飛機相接。余勸渠不必如此驚動。為校着想,渠去系一巨大損失;為渠個人着想,則或以離去為是,因若干學生對渠不甚了解也。余勸其乘車去滬,不往寧波,因滬上友人甚多,可從長商酌也。（《竺可楨日記》1949年4月24日）

浙大教授、地理學家張其昀是蔣介石政權的堅定追隨者，早在抗戰時期蔣即對張有不淺的知遇之恩。據顧頡剛記載：“張其昀有政治野心，依仗總裁及陳布雷之力，得叄十萬金辦《思想與時代》刊物於貴陽，又壟斷《大公報》社論。賓四、賀麟、蔭麟均為其羽翼。”（《顧頡剛日記》第四卷第602頁，1941年11月9日，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年）有錢好辦事，四十初度的張其昀在當時已擁有堅實的思想學術及媒體宣傳的陣地，以致可以吸引歷史學家錢穆、張蔭麟，哲學家賀麟等一批才俊為其刊物撰稿，這讓大名鼎鼎的顧頡剛歆羨不已，較之顧氏本人四處籌款、頻遭冷遇的境地確有天壤之別。

張其昀是竺可楨的早期學生，在1949年這個時刻，張其昀來找他的老師商討他個人今後的去留。竺可楨勸他不必過分慌亂。張其昀當時擔任浙大史地系教授兼主任、史地研究所所長，併兼文學院院長，因此他離去赴台，對浙大無疑是一大損失；但考慮到張其昀以往與蔣政權交往過深，不可能得到左翼學生的諒解，故離去也未嘗不可。

第四種是飛赴海外派：

晨七點起。八點至霞飛路白賽仲路口上海銀行分行晤適之，談半小時。適之患Angina Pectoris Thrombosis心絞痛血栓形成已歷年所，在美國時曾進醫院，其病與李仲揆、陶孟和、趙九章均相類。孟和得其婿邱錦淇用Hormone激素醫療有效， 故適之與九章均請邱療治(住177愛棠路)(所用Hormone名Oreton，Shearing Co.美國出品，及Padodin)。適之對於中共與中央和議之成功甚悲觀，但謂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渠不久將赴美國，或將赴台灣一轉。（《竺可楨日記》1949年2月15日） 北京是有叄千多年歷史的故都，保存了許多巍峨壯麗的建築，如帝王宮殿、皇家園林、宗教廟觀等，紫禁城尤其是中國乃至全世界現存最大宮殿。如果這些建築精華毀於國共兩軍長時間拉鋸戰的炮火中，豈非可惜？況且這座都城內外還集聚着北大、清華、燕京、輔仁等許多着名大學，內中還居住着不少學術名家、碩學通儒。胡適聲名鵲起於此城，譽望漸隆於此城，門庭漸廣於此城，享譽中外於此城，他的內心深處自然對這座城市懷着揮之不去的眷念，所以他說“北平解放未始非福”。顯然，這只是一句竺可楨的轉述語，按胡適當時的政治立場，胡適本人是否會用“解放”兩字還值得玩味探討。 第五種是對蔣政權深感失望、留居大陸派：

余聞一軍官談國民黨與共產黨之戰,目前共軍得勢已無可挽回。將〔來〕共軍必分為叄派,即毛、朱及林自相爭奪。又一軍人談在瀋陽如何脫走情形,從不聞有同仇敵愾之意氣,亦無憤恨復仇之心理,所謂軍無鬥志也。„„十二點半車到西站,余與維明自窗口跳出。出站時因軍警要上海身份證,頗有刁難。余打電話與陳君衡,再與警交涉始得出。乘叄輪車至岳陽路,遇陳君衡。余即打電話與謝覺予,知范緒箕、來虔等四人已於今午向中央銀行提到六十叄億赴杭。余乃〈將〉〔從〕中央研究院送姚維明赴北站，囑告允敏余決不去台灣或廣州。（《竺可楨日記》1949年4月30日）

這一天是竺可楨在人生十字路口作出重大決定的關鍵之日，他在由杭州赴上海的火車上聽到國民黨某軍官對時局的分析，深知國民黨大勢已去，連一點點翻盤的機會都不可能存在，因為軍隊全無鬥志。竺可楨請姚維明回杭州時轉告他夫人允敏“余決不去台灣或廣州”。 中午時得孟真自台北電,囑赴台大。余將函復辭謝。因餘十四年長浙大,若欲重執教鞭,亦非有一年之溫習、靜讀不可也。（《竺可楨日記》1949年5月17日）

晨接杭立武自廣州電,雲:“請與上海醫學院朱院長接洽,乘機飛穗,已為兄辦護照,並聞。弟杭立武 辰巧”云云。（《竺可楨日記》1949年5月19日）

竺可楨辭謝傅斯年赴台之邀，並且也決定不南下廣州，這一切均源於他對蔣政權於抗戰勝利後如山崩地塌般迅速腐敗深感失望。竺可楨對此有精闢的評論，以下會引述這一點。 第六種是靜居大陸、聽天由命派；第七種是得到新政權的暗示或承諾、安居大陸派；第八種是移居香港派。八種流派在此先露一鱗半爪，詳情將在筆者另一長文《江山易主：1948-1949年知識分子的八種選擇與十種際遇》中作全景式展示及深入剖析。該文將以《竺可楨日記》為中心，再結合其他數十種日記等資料寫成。

1948年至1949年這兩年，有名望的學者及教授紛紛奔波，選擇今後的歸宿，而在校受教的學生往往如驚弓之鳥，也開始四處走避：

晨七點起。今日較熱。各種謠言盛傳，有謂浙大將搬家，有謂中大已解散，而學生、教員中有不安於心者。下午梅儀慈來，知梅太太(李今英)已於昨日去滬，購定輪票挈梅儀慈、儀昭、儀芝叄女及本修回廣州。余詢儀慈功課將如何辦法?告以其母親已事先有結束。足知其早有準備也。學生中亦紛紛搖動。台灣二女生早已回台。今日又有電機二年級生蔡彰華回台，來告辭。湖南學生亦紛紛告假。（《竺可楨日記》1948年12月2日）

梅光迪教授的太太李今英擬帶叄位女兒回廣州，另有學生早已遠走高飛回台灣，湖南籍的學生也紛紛請假回老家。但是既然謂之逃難，途中必然會產生悲劇：“近來逃難之紛亂，釀成許多慘劇。滬甬間江亞輪〈二〉〔叄〕號載了四千人，出吳淞口爆炸，死了大半。昨報載中航機飛台灣和重慶飛滬的，統出了事，死傷四十四人之多。吁可哀也。今日黃羽儀太太也着了急，把寧而、阿彭、阿愷統帶滬，乘輪去廣州，因黃尊生曾來信勸往廣州也。”（《竺可楨日記》1948年12月7日）

時至1949年初期，國民黨政府敗局已定，竺可楨從曾任邵元沖的秘書許師慎等人那裡得知以下一系列消息：

雲監察院院長于右任及委員多在京滬，不願赴廣州;立法院則半數在京滬，一部去廣州;行政院長官則大部去廣州，而代理總統李德鄰則又主行政院回京辦公，可稱四分五裂矣。（《竺可楨日記》1949年2月6日）

上午路季訥來，知其家於年底已遷上海龍華廠。廠中住一連兵，常與連長閒談，知其為河南人，畢業於成都軍校。謂坦白的說，謂一旦有戰事，無一兵一卒願至前線。有兵病倒兩日，醫生來診亦不給藥，死後不給棺葬，由廠中代籌棺木。又謂湯恩伯在滬曾要求七千條金子為代價，可以撤兵之說。 目前買賣貨物，價值較大者均值百抽一為保安捐，真所謂“苛政勐於虎”矣。（《竺可楨日記》1949年3月23日）

國民黨政府至此充分暴露群龍無首，四分五裂。蔣介石名義上下野，代總統李宗仁雖然上台收拾殘局，卻又指揮不動殘存的蔣氏嫡系部隊。傳聞湯恩伯不願讓李宗仁的桂系部隊進入南京、上海、杭州叄地接防（《竺可楨日記》1949年1月30日）。最糟糕的是軍隊毫無鬥志。

戰場上共產黨的大軍攻勢如潮，勢如破竹，國民黨的軍隊節節敗退，有時甚至聞風而主動撤退：

近日局勢驟形緊，因昨共軍入蕪湖，前日取江陰。政府昨下令緊急疏散，重要人員即已飛滬、粵，故上午即有流氓搶劫巨宅財物及米店、布店。但入晚共產軍即已入城，故晚九點之中央無線電台雖播音之女音尚是一人，而全系共產黨方面之消息矣。（《竺可楨日記》1949年4月23日）

這說明國共雙方軍政勢力撤退及接管之間的銜接並不緊密，中間往往有一段城市管理真空期，這段真空期內容易發生流氓棍痞乘亂打劫之事。因此，地方上知名人士依據以往的歷史經驗，自覺組織“維持會”，以便維護社會基本秩序，安定人心，以免在政權真空期內引

起更大的失控及溷亂。杭州士紳未雨綢繆，在這方面似乎做得較好：

九點半至省黨部內省參議會開浙江省和平促進委員會。此會由省參議發起，包括省參議會正副會長，農會、工會、報界、律師界、教育會、婦女界、漁業、商會等八團體及所謂社會賢達而成。到了張毅夫、呂公望、余紹宋、邵裴子、方豪、周仰松、鮑律師、林秘書等。通過組織規程，推定五人為常務委員(余紹宋、呂公望、張毅夫、鮑及餘五人)，余即回。（《竺可楨日記》1949年1月21日）

叄點叄刻至市參議會參加杭州市各界維護地方協會籌備會。市參議會張佐時主席，余到時已開會。余越園(紹宋)正在報告省參議會發起之和平促進會。呂公望對於維護地方協會之任務(依草桉規定為維護地方秩序等四項)認為不妥。參議會鍾伯庸、高維巍則贊成維持原來名稱。張子廉供獻對於青紅幫組織之意見。主席要余發言，余述教育界所能做之事。金潤泉亦發表意見。結果推定常務委員余紹宋、張衡等十一人，即散會。（《竺可楨日記》1949年1月31日）

二點半偕王季午至民生路考銓處晤王訥言，據云銓敘部田炯錦及部屬一百餘人將赴桂，因待車留杭，均留考銓處雲。叄點至市參議會，參加杭州維護二次會議，到張佐時、余越園、呂公望、徐士達、高維巍、程心錦等。決定更名為“杭州各界人民和平呼籲會”。（《竺可楨日記》1949年2月10日）

北平和平解放，南京被共產黨軍隊攻入，杭州士紳自動組織維持城市安全的“和平呼籲會”。那麼，上海這座大城市如何應對這個政權真空期呢？傳聞:

茅唐臣之被任為上海市政府秘書長，蔣曾召至寓所談話，勸其就任。蔣上樓後，陳良謂唐臣雲:“吾輩勢在必去，須有人如公者出而維持。”可知其為交代地步雲。孟聞自謂其名在黑名單上，已不敢回科學社，但仍四出交遊探消息。余勸其不必過問政治。（《竺可楨日記》1949年5月9日）

茅以升是着名的橋梁專家，造橋固然是行家，但如何維護社會秩序，保證大城市水電煤如何照常運行以及如何應對“真空期”內的突發事件，這些事情，件件皆需老練的行政管理能力和豐富的政治閱歷，並非一位橋梁專家所擅長的。

晨閱報知顏惠慶、李思浩諸人已出來組織上海救護會,聯合紅十字、純卍字等機構。此乃蔣已離滬之表示,因渠前曾阻止此項機構之成立也。（《竺可楨日記》1949年5月21日） 顏惠慶（1877-1950）是着名外交家，1920年任北京政府外交總長，1926年又以內閣總理身份攝行總統職權。李思浩（1882-1968）早期出任過北洋政府財政總長、中國銀行總裁，以後各個時期的政治風雲、漩渦中皆能涉險而過，雖名聲不大，卻是飽經滄桑的政壇老斫輪。顏、李兩位皆見多識廣，在上海解放之前的“真空期”，由他倆出面組織各種機構來維持社會秩序，確是得其人選。

抗戰勝利後僅僅叄年，蔣介石政府即興衰沉浮迅速敗亡，令旁觀者感慨不已。1949年5月26日，“解放軍由吳淞、江灣開入虹口，上海全部解放”。這期間，竺可楨與科學界的同人討論了政局的變化：

二點至科學社„„談及政局，農山與余意相合，以為國民黨之失，乃國民黨之所自取。在民國廿五六年，蔣介石為國人眾望所歸，但十年來剛愎自私，包攬、放縱貪污，卒致身敗名裂，不亦可惜乎？余謂唐明皇開元、天寶二個時〔期〕截然不同。有一楊國忠已足以僨事，何況如楊國忠者尚不止一人乎？（《竺可楨日記》1949年5月26日）

吳正之來談，謂上海科學學術團體定於六月一日下午在科學社集會，討論如何參加其他團體之活動雲。正之詢余意見，余謂民十六年國民黨北伐，人民歡騰一如今日。但國民〔黨〕不自振作，包庇貪污，賞罰不明，卒致有今日之顛覆。解放軍之來，人民如大旱之望雲霓。希望能苦幹到底，不要如國民黨之腐化。科學對於建設極為重要，希望共產黨能重視之。（《竺可楨日記》1949年5月27日）

這裡，竺可楨對蔣介石政權的失敗作了深刻的總結，並表達了一位正直的知識分子對共產黨在未來執政時的希望：“能苦幹到底，不要如國民黨之腐化。”

至此可以概括一下：《竺可楨日記》為1948-1949年這兩年特殊的歷史場景及芸芸眾生無意間畫了一幅如《清明上河圖》那樣恢宏的歷史長卷。或者更確切地說，這是一幅炮火紛飛籠罩之下的戰亂流離圖，天崩地塌，方死方生，各種各樣的人物在這股不可阻擋的歷史大潮流中沉浮飄移，給後世的史家研究提供了許許多多難得、鮮活的史料。（誠摯感謝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王世平副總編、伍慧玲編輯對本文配圖的幫助。）■

1948-1949：民國日記“失蹤”之年 ——竺可楨與民國日記（叄）

1946年4月17日在重慶中英科學合作館前合影，右一為竺可楨，右叄為馮玉祥。

1948-1949年的《竺可楨日記》能保存至今殊為寶貴。大陸及港台出版的日記中有幾部也保存了1948-1949年的記載，但從總體上估量：由於這些日記作者的學養見識及所處社會階層的局限，或所見所聞不廣，或所思所想不深，或所記所錄的人事並不重要，至少與政壇大局變化及社會主流動態並不息息相關。

1948-1949年是極為敏感的歷史大轉變時期，許多着名人物的此段日記由於種種原因都被毀掉了。如卷帙浩繁的《吳宓日記》就缺少了1949年這一年的日記。據他的女兒回憶：“尤令人遺憾的是，父親最不想失去的兩冊日記（1949全一冊，1950全一冊），竟永遠失去了！父親為保存這兩冊記述了他後半生重大轉折的日記，‘文革’前專門託付給住在校外的中文系同事陳新尼教授保管。不想1966年秋，陳教授‘懼禍，一舉而擅焚毀’，父親為之嗟悔不迭。”（《吳宓日記·後記》，叄聯書店，1999年）又如着名學者、曾任浙江省通志館館長的余紹宋的日記，時間長達四五十年，部分在戰亂避難時遺失，後來留存下來兩部分日記：“《余廬日記》起自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訖於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叄日。《春暉堂日記》起自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訖於一九四九年四、五月間。今僅存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至一九四二年叄月叄十一日共二十五年間的部分。”那麼1943年至1949年的日記如何失去的呢？據余紹宋家屬回憶：“‘文化大革命’初始的‘破四舊’活動波及大街小巷，所見所聞令人不寒而慄。我似乎有些不祥的預感，不知《春暉堂日記》的命運將如何。這時，我想到一位父親是叄輪車夫的高姓同學，就一連幾天去找他，想把日記寄放他家，但一直沒能找到他。我只好找另一位父親解放前是小職員的同學幫忙，他答應了我的請求，把日記收下了。不料第二天他就來還給我，因為他母親說‘人家都在“破四舊”，你還要把“四舊”拿到家來，快去還給人家。’形勢逼人，居民區也來通知各家自行‘破四舊’。於是，百般無奈忍痛燒毀了二十餘冊《春暉堂日記》、《余氏家譜》以及數千封友人致越園公的尺牘。”（見余子安《先祖父越園公及其日記》，載《余紹宋日記》第五冊，中華書局，2012年）

大陸公開出版的着名人物日記曾經的際遇概述如上，台灣地區出版的着名人物日記似乎亦有許多衷曲：曾任國民黨政府教育部長、宣傳部長及外交部長的王世傑的日記，從1933年記起，至1979年結束，中間缺少了十多年的日記，其中恰恰就包含了1948年下半年至1949年這段敏感歷史時期。據《王世傑日記》的整理者林美莉回憶：“陳永發所長問我，《王世傑日記》中間少了那十幾年（1948-1959年）究竟是怎麼回事，是他自己處理掉還是沒寫。我說，從日記的狀態看來，沒有看到處理跡象，而以他對陳誠夫人焚毀陳誠文件‘易於爭端者’的不以為然的態度看來（1968年7月7日日記），我傾向於認為是本來沒有記。日前詢問王秋華女士，她說捐贈之時，所有的資料都已經拿到近史所，但她也不敢肯定是否當年就是沒有記日記。最近進行校訂，看到雪艇先生1975年1月4日有‘余自民國廿六年至民國六十二年的日記，訂成卅七冊’的記事，核對之下，第36冊封面是‘民國六十二年叄月一日迄十二月卅一日止’， 第37冊封面是‘民國紀元六十叄年一月一日迄同年十一月

十日止’，再查他晚年曾因動念撰寫回憶錄而覆閱日記，均缺乏1948年到1959年的相關記事，大致可以推定，目前的日記就是雪艇先生留存的全部內容。也就是說，在局勢逆轉的變動時期，雪艇先生並未在日記當中留下觀察和分析。”（見《王世傑日記·編者序》，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但令人感到撲朔迷離的是，整理者後來調查出原件校對時，又發現“1948年3月29日到4月6日之間的十頁內容，在手稿本影印出版時，竟成為漏網之魚，實在是一項非常大的疏忽”（見《王世傑日記·前言》）。看來問題並非如此簡單，王世傑早年獲法國巴黎大學的法學博士，曾任武漢大學校長，作為學者出身的高官，記了幾十年的日記，面對1948年下半年至1949年這段歷史，不大可能會一下子思維凝固，停筆不寫了。只是這段時期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實在令局中人情何以堪，究竟是寫了以後不想留世而銷毀，還是仍然保存在天壤間某個地方（例如余紹宋生前就把自己的日記委託友人保存，待十多年後見風平浪靜友人才交還家屬），以待多少年後才問世發表，這或許假以時日方能知曉。

又如國民黨政府駐蘇大使傅秉常（1896-1965年）的日記，原稿由其家人珍藏，存放於英國。將近半個世紀後，才由他的家屬謹小慎微地拿出其中幾年的日記給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據說“近史所現已付梓者為民國32年至34年全部日記，每年一冊”，但筆者至今讀到的僅《傅秉常日記：民國叄十二年（1943）》這一冊，出版時間是2012年11月，由“傅秉常之孫女傅錡華教授與近史所張力研究員，負責本日記之校注”，至於“其餘各年日記，將取得家屬授權後，繼續安排出版”（見《傅秉常日記·出版與校注說明》）。那麼，傅秉常的日記一共記了多少年，何時才能完整出版他的全部日記，在這冊已出版的《日記》中亦未見半點透露。總之，1949年前後這一敏感期的日記似乎並不明朗，當然也不能排除傅秉常本人對於這一年的歷史事件完全失記。然而蹊蹺的是，這一切在已出版的《日記》中全未提及，況且一個人的日記竟然是以“年”為單位出版，實屬罕見，可見直至今日相關人士對於國共政權交替時所記日記內容的公開披露，仍然惴惴不安，遠未脫敏。

再如國民黨資深外交家沈昌煥（1913-1998），他在抗戰勝利後，擔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侍從室秘書，可以說翊贊中樞，必然了解國共內戰時期許多政治秘辛。但2013年8月台灣“國史館”只出版了一冊《沈昌煥日記：戰後第一年1946》。據沈氏家屬稱，這是沈昌煥“留下唯一的一本日記”，出版是為了紀念沈昌煥百年誕辰（見沈大川：《紀念父親沈昌煥百年誕辰》，此文作為《沈昌煥日記》出版的“前言”）。沈昌煥1946年出任蔣介石的英文秘書，1948年轉任“外交部”禮賓司司長，次年任“行政院”新聞局長。國民黨政府赴台後，沈昌煥兩任“外交部長”以及“總統府”秘書長等顯職，一直參與政治中樞事務。很難想象他一生只記了1946年這一年日記。更難得的是，讀者還能看到這樣一條史料：“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抗戰勝利了，沒幾個月就是民國叄十五年，日記就從這年開始。記得有人跟我講過，在侍從室服務的人，蔣委員長每年都會送一本日記本，要求大家養成記日記的習慣，而且要據實記載生活的點點滴滴。”（見沈大川前揭文）這段話就是明證；既然蔣介石每年下發一本日記本要求侍從室人員記日記，那麼《沈昌煥日記》就不太可能只有1946年這一冊。

問題的癥結或許正如民國期間曾任清華大學、中央大學校長的羅家倫所說：“記日記就得忠實，或是忠實的記錄，或是忠實的意見。但是有許多方面，為一時的機密或顧忌，便不能不有所保留，因此便減少了寫日記的興致”；“若干有關時事的記錄，不誠實的不願寫，誠實的不便寫”；“回想許多重要的事跡任其如夢如煙的過去，一個治歷史的人能不慚愧？”（引自林美莉：《編者序》，載《王世傑日記》上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羅家倫與傅斯年是歷史學家胡適的兩大弟子，身為一個有學養的讀書人，羅家倫當然知曉古代良史齊太史冒死直書、晉太史董狐秉筆直書之事。這些鐵骨錚錚的史家不畏權貴，冒着生命危險尚且敢於直書時事，而現代人在私家日記中卻刻意迴避一些重大事件，以

高標準對照古人，如果作為一個有良知的治歷史學的學者，羅家倫自然會感到“能不慚愧”？ 通過以上的論述，讀者大概更會感受到1948-1949年的《竺可楨日記》（約八十萬字）能保存至今及完整展示的珍貴。當然，大陸及港台出版的日記中有幾部也保存了1948-1949年的記載，但從總體上估量：由於這些日記作者的學養見識及所處社會階層的局限，或所見所聞不廣，或所思所想不深，或所記所錄的人事並不重要，至少與政壇大局變化及社會主流動態並不息息相關。

《竺可楨日記》的重要性或許只有那部《蔣介石日記》可以與之相抗衡。但說到蔣氏日記不免有叄大可憐：一是普通讀者的可憐，國內幾年前即傳聞有出版社在聯繫出版該日記，但只聞打雷不見雨點，幾年光陰倏爾過去，只令我輩讀者望穿秋水，卻遲遲未見蔣氏日記在大陸一展全貌。原因是蔣家第四代突然與第叄代為《蔣介石日記》的繼承權發生爭執，使得該日記的出版變得遙遙無期。二是曾任台灣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院長”、“國防部部長”的郝柏村的可憐，他在2011年和2013年分別出版《郝柏村解讀蔣公日記：一九四五～一九四九》《郝柏村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一九叄七～一九四五》（上、下冊），但由於蔣氏家屬對《蔣介石日記》着作財產權的爭議尚未解決，故這兩部郝氏《解讀》無法引用《蔣介石日記》原文。郝柏村一生追隨蔣介石多年，忠心耿耿，晚年想為他的“蔣公”日記作些註解卻得不到相關人士的善待，這讓人情何以堪？故郝柏村聲稱：“我深感遺憾。”（見《本書出版的一些波折》，載《郝柏村解讀蔣公日記：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該書編輯策劃小組也同時指出：“一旦着作權爭議解決，‘天下文化’將立即出版包括蔣總統日記的原文，來彌補本書的缺憾，以及郝先生內心深處的失望。”（同上）

叄是蔣家後代的可憐。孟子曾說：“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但不到五世，第四代卻為《蔣介石日記》的“着作財產權”要與第叄代爭執不休。蔣介石父子身為國民黨首領，貴為總統，門第顯赫，從第叄代開始日漸衰落。但第四代無論如何也是出身名門的大家閨秀，應有對歷史負責的恢弘氣度以及對金銀財產勘破徹悟的胸襟，又不是衣食匱乏、見識不廣的小家碧玉，竟為先祖的“着作財產權”群起內訌，致使天下有識者感嘆不已。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於2010年12月2日出席“蔣介石日記與民國史研究”學術研討會，會後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兩蔣”（蔣介石和蔣經國）日記從法律上來看，當然是蔣家私產，但從日記的內容、歷史、文化角度來看，應屬於公共財產；非常期待蔣家後人，能儘量達成共識，讓資料公開。馬英九表示，兩蔣日記包含中國半世紀以上的記憶，對於研究兩岸歷史以及蔣家的真實樣貌，有很大的價值（中新網2010年12月2日電，引自台北“中央社”報道）。筆者記得民國時代的大富商蔣汝藻性喜藏書，曾收藏珍稀宋元刊本兩百多部，其中《草窗韻語》《吳郡圖經續記》等書可說獨步天下，珍貴無比，但後來因經商失敗，蔣氏密韻樓所藏之書，皆歸商務印書館所有。國學大師王國維聽聞此事，致函蔣汝藻之子蔣谷孫：“前接尊君復書，已知此事顛末，顧實無法以相慰藉，故至今尚未作畣。今晨適復覽前編書目草稿，乃知再竭數〔若〕干年之力，未必能再得此數。然山河大地尚有變移，不過當局者難以為情耳。尊君意興蕭索，固可想而知。”（《王國維全集·書信》第415-416頁，中華書局，1984年）王國維的言外之意，無非是說，大好河山都可失去，都要經常變換主人，何況兩百部宋元刊本呢？故也不必為古書易主而太悲傷。我想，王國維之言實可令蔣家後裔深思，蔣家後裔應該群體面壁反思而長誦斯言。六十多年前蔣介石“總統”把大陸江山都已丟失，他的後代至今卻在為“箋箋小數”的着作財產權爭鬧不休，這豈非讓蔣家前輩再次蒙羞？

說完叄個“可憐”之後，筆者還要說叄個“感謝”：第一感謝竺可楨先生的家屬，他們為學術界無私貢獻了一部無與倫比的長篇日記，高風亮節，令人欽佩，筆者只能從《周易》中借用“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這一句話來向他們表示敬意。

第二感謝《竺可楨日記》編輯委員會的各位專家，他們在整理這部日記時秉持“求全存

真”的原則。他們的遠見卓識與膽略胸襟，必將受到未來歷史學家的高度評價。“全部日記中沒有撕毀和覆蓋。竺可楨日記是為供自己備忘而記，不是準備日後當着作發表的。於竺生前，親友皆不知他有如此‘私藏’。其之所記，為親見、親聞、親歷，是他自己的自由思想和真實感受,沒有一般公開出版物、官方文件、社交會談等所常見的束縛和忌諱。具備上述的即時性、‘原生’性和隱秘性,竺可楨日記在總體上也就無可置疑地保證了它作為史料的真實性。”（引自執行主編樊洪業：《關於竺可楨日記》，載《竺可楨全集》第六卷第11-12頁）應該指出的是，整理《竺可楨日記》時秉持“求全存真”的原則首先得到竺老家屬態度鮮明的全力支持，這種犧牲一家隱私之“小我”，成全《竺可楨日記》作為天下學術公器之“大我”的精神，實在令人無限敬佩。筆者在瀏覽國民黨政府交通部長王伯群的《王伯群日記》手稿本時，發現許多地方已被開了天窗，稍稍研究這些“天窗”的上下文，即知“天窗”內容並非涉及當時政壇某些機密或敏感問題，無非是一些家庭隱私罷了。這正反兩個例子表明：古人所說的“事無不可對人言”的光明磊落的處世風範是多麼難能可貴，同時也表明竺老生前倡導的“求是”精神在綿遠深長的竺老家風中再一次得到深刻的體現。

第叄感謝上海世紀出版集團領導、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歷任領導及責任編輯。十叄載歲月，寒往暑來，人事變遷，卻薪火相傳，這種“一諾千金”、鍥而不捨的出版工作者籌劃及編輯精神，值得全國以敬業自律的出版社聞風鼓舞、起而效彷。佛經中有一句話：“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其意無非是說人生在世不能碌碌無為苟且度日，而是應當做一件有益於世道人心的大事。這與孫中山先生告誡青年人不必做大官而要立志做大事的話在精神上是高度契合的。筆者認為，《竺可楨全集》尤其是《竺可楨日記》的出版，就是當代中國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它的意義與價值隨着時間的推移將不斷地被學界認識、發掘及闡釋。一言以蔽之，這是一部在民國史上空前絕後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師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