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2月14日，武漢市財貿幹部外語教員晏章炎的一封誣告信，讓某些人如獲至寶。信中說：“1933年，(在湘鄂西的)賀龍主動要求投降。蔣(介石)派熊貢卿去後，賀龍要求當軍長，蔣介石只同意讓他當師長，賀龍嫌官小沒有談成。怕事情暴露，為了滅口把熊貢卿殺了。”

　　6月13日，林彪、葉群派人到武漢進行了調查。調查人員發現了1934年3月17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就此事給黨中央的專門報告。報告中說：“去年12月蔣介石曾派一代表熊貢卿來遊說賀龍同志，企圖收編，熊先派梁素佛來，賀龍同志首先發覺和揭露來人之陰謀，認為這是侮辱中央分局……我們為要得到蔣介石對中央蘇區及四方面軍之破壞工作的消息，遂允熊來，據熊說蔣已派四個人(有兩個是浙江人)到四方面軍去，中央蘇區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做上層收買工作，我們乃將熊事公開，舉行群眾審判槍斃之。”

　　儘管該報告與晏章炎的說法完全相反，但在調查人員的授意下，晏章炎又寫了一份與上次內容完全相同的所謂“揭發”材料。這個晏章炎就是當年經辦此事的國民黨南昌行營第二廳廳長晏勛甫的兒子。

　　7月12日，該材料以賀龍“通敵未遂”上報中共中央。9月7日，葉群在一次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會議上提出：賀龍在湘鄂西同國民黨大員秘密接頭，企圖投敵，問題嚴重，要立案審查。康生、江青、陳伯達、謝富治等人發言支持。9月13日，賀龍被正式批准立案審查。

　　另外，1968年3月，國務院參事室參事李仲公將兩封據稱是賀龍早年的“親筆信”交給了參事室，並提出要向周總理報告，和周總理本人單獨談。事情的起因是：3月20日，駐國務院參事室軍代表王炳輝召集參事室造反隊負責人開會，布置發動參事們揭發所謂“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的歷史問題。在3月25日的參事全體會議上，王炳輝進行了動員。之後，就有了李仲公提交的材料。參事室接到材料後，感覺此事非同小可，當即向總理聯絡員鄭凱做了電話匯報，鄭要求將原信馬上送到總理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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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仲公偽造的所謂賀龍1929年給他的兩封信中，第一封信寫道：

　　仲公吾兄次長勛鑒。前歲因嚴仁珊等之欺騙，既導兄之難堪，復陷弟於絕境，並終無以自解。至今每一思及，恨痛交並，故志今屬擢，托熊貢卿、賀貴嚴諸兄代向中央疏解，借表心跡，經以山河阻隔音信等由，恂恨事也。近閱報章知馮逆叛狀益彰，全國聲討。弟亦為黨員一分子，能不憤慨。甚願即率所部萬餘健兒就近直搗逆巢，滅此朝食，以報黨國，而慰主座。伏乞我兄代呈主座為荷。信不有諸，希亮察，如能幫忙，即請設法示復，以便再正式派人晉京回候教益矣。

　　專此敬叩勛安

　　弟賀雲卿親筆上

　　五月十八日

　　第二封信寫道：

　　仲公吾兄次長勛鑒前補達，十六年（指民國十六年——引者注）秋間之事完全為奸人利用，結果雖促成寧漢統一，而弟一人之犧牲其痛苦不可言狀，始知今日之政治須多受教訓方能漸得其中之奧妙矣。弟本武夫，且生性忠實，何能快慰應付當今千變萬化之時局，不能為天下人諒者理應然也。爰我如兄將何以教我，前言皆系至誠。務求敬代陳主席請求一切為盼。臨穎神馳，不盡依依。此叩勛安

　　弟賀雲卿親筆上

　　五月二十六日

　　李仲公還為此寫了說明：

　　1929年5月中，我連接到賀龍請我代他向蔣介石解釋、願意投蔣的兩封親筆信(署名賀雲卿，雲卿是他的字)。我之所以交出這兩封信，因為這是賀龍叛黨的鐵證。李仲公親筆。1969、12、26日於北京。

　　李仲公為了讓人相信他偽造的信，還畫了信封的格式是：

　　專呈交通部李次長仲公勛啟

　　賀雲卿上

　　專案組拿到李仲公偽造的這兩封信後，討論時有兩種意見，有人認為，這就是賀龍求降的鐵證。有人則認為，這兩封信，不一定真實，可能是李仲公後來偽造的。在有兩種意見的情況下，專案組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他們決定上報康生，由康生定。康生看了看這兩封信，認為是真的，他最後一錘定音：“這兩封信是賀龍通敵的鐵證！”

　　康生此話一發，專案組就決定按他的意見辦，把這兩封信作為賀龍叛變投敵的證據使用。

　　“鐵證”如山，李仲公的陷害將賀龍逼上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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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看來，周總理當時可能受到這兩封信的影響。1967年1月11日，周總理秘密安排賀龍夫婦、其子賀鵬飛和警衛參謀楊青成住進了西花廳。9天后，賀龍一行被送到了北京西山國務院管理局屬下的一處招待所。臨行前，周總理與李富春一起同賀龍談了一次話。周總理講道：“林彪說你在背後散布他歷史上有問題，說你在總參、海軍、空軍、裝甲兵、通信兵到處伸手，不宣傳毛澤東思想。”

　　賀龍當時很生氣，幾次想說話，但周總理為保護他，根本不給他說話的機會。總理最後說：“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給你找個地方，先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來。”“秋天接你回來”是周總理對賀龍的承諾。按周總理的性格，他不會忘記對戰友的諾言。而周總理為何食言呢？這可以在總理後來的言行中找到端倪。

　　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周恩來總理下令重新調查李仲公提交的“賀龍求降信”的真偽。經過艱難的調查取證，1974年9月23日得出結論：“求降信”所用紙墨是1940年以後出產的，也就是說，李仲公1968年春交出的兩封信是偽造的。當時調查人員曾建議“處理”李仲公，周總理說：“把調查結果告訴他，就能把他嚇死。算了，他已經八十多了。”

【這裡有三個大問題或曰 缺陷：1，筆跡，賀龍的手寫字跡，應該起碼是參考參照資料和依據，2，這是賀龍寫給李仲公的信，即便算真的，也不是賀龍寫給蔣中正的信。3，李仲公的年齡，1974年時，李剛76歲，而非“八十多了”。李1978年去世剛80歲。】

　　1975年6月9日，即賀龍去世六周年那天。周總理一見到薛明就大聲說：“我對不起賀龍同志，對不起你們！我沒有保護好賀龍同志！”說完，熱淚長流。

　　可以說周總理是受了李仲公的蒙蔽，而李仲公這個人為什麼要陷害賀龍呢？這裡面有歷史和現實兩方面原因。歷史上，1927年3月，叛變革命前的蔣介石曾經派時任其秘書長的李仲公到武漢“拉攏”賀龍，而賀龍先是佯裝有興趣與蔣聯絡，待李真的透露底牌時，卻將李仲公抓了起來，甚至要把他槍斃。但蔣介石當時並沒公開反共，考慮到各方關係，賀龍將李轉押給了國民革命軍第八軍總指揮唐生智。唐生智將李放掉了。現實上，新中國剛成立的時候，李仲公曾跑到中南海找相熟的周總理伸手要官，想當貴州省人民政府主席。周恩來對他說，你有想法可以提出來，但中央要統籌考慮。得不到肯定答覆後，李仲公耍起賴來，糾纏不休。總理忽然想起，他聽賀龍說起過李仲公。於是，打電話將賀龍叫到了中南海總理辦公室。

　　賀龍一進門，周恩來便指着李仲公說：“賀鬍子，你認識他嗎？”賀龍聽說此人正在跑官，一見李仲公已明白了七八分，當即接口說：“認識麼，老朋友了。”賀龍看周總理一眼又說：“李先生，那年在武漢，我送你到唐生智那裡，後來你怎麼就走了呢？”李仲公尷尬難言，“嗯啊哪”地起身告辭。

　　後來，李仲公只被聘為國務院參事室參事，但他對賀龍一直耿耿於懷。“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號召揭發賀龍，他便自行偽造了賀龍向蔣介石的乞降信，誣陷賀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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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辨別“求降信”的真偽，在周恩來總理的要求下，公安部門進行了認真的技術鑑定。

李仲公上交的1927年賀龍寫給蔣介石的‘求降信’，信用的是印有紅色邊框和豎線的紙張，毛筆書寫，落款的年代距今已40多年，紙張已經發黃，字跡也已變暗，從表面上看，時間確已久遠。如果從辨別字跡來確認信的真偽，難度很大，因為人的字體會隨時間的流逝發生改變。再有，萬一是別人代寫的呢？

於是技術人員將辨認字跡和所用信件的紙張、墨汁同步進行鑑定。

幾天后，化驗的結果出來了，

信件所用的紙張是建國後生產的，與40年以前造紙用的紙張完全不同。

書寫用的墨汁也是解放後生產的，裡面含有建國後才能生產的成分。

由此可以確認，李仲公上交的賀龍“求降信”確係建國後偽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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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仲公，1898年生，貴州貴陽人。

早年肄業於北京法政專門學堂，1913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研究系，1916年與李大釗等人發起創辦《晨鐘報》（後改名《晨報》），1924年在上海加入國民黨，歷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書記長、國民政府交通部次長、立法院立法委員等職務，是國民黨要員中有名的詩人、書法家。解放後任民革中央常委、民革中央宣傳部長。1950年7月21日第42次政務會議被任命為政務院參事。1956年2月8　日第24次國務院全體會議被任命為國務院參事。1978年5月26日被撤銷參事職務。1978年6月死於北京，年8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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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李仲公審查小組作出的《關於李仲公問題的處理決定》：“李仲公配合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蓄意陷害賀龍元帥，是一起極其嚴重的反革命事件。李仲公罪行嚴重，又不老實交待，根據黨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本應從嚴懲處，逮捕法辦。但考慮李已年近九旬、生活不能自理的情況，不再捕辦，決定撤銷其國務院參事職務，每月發給80元生活費，交國務院參事室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