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惨绝人寰的大规模战争。绝大多数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例如罗马人和迦太基人和日耳曼人的战争，蒙古人和满族人入侵汉民族中原的战争等等。

也有很多是出于不同信仰，例如：罗马帝国和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战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战争。在中国，如：东汉黄巾军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清朝的太平军信仰”拜上帝会”与朝廷对抗，等等，不胜枚举。

而绝大多数大规模战争都是大部队在前线会战，如二战时纳粹德国进攻莫斯科、东汉末年的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等等。远离大部队战争的后面是相对安全一些的后方，或者是大后方。

然而，1966至1967年中国大地上爆发的全国性战争，却发生在同一民族内部，而且厮杀双方有共同信仰——对阶级敌人无比仇恨。最特别的是，尽管数百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没有发生大部队间的会战，而是几乎数以千计的所有大大小小的城市，甚至小城镇，处处杀得天昏地黑。没有一处是后方，更没有所谓的大后方。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遍布全国的大武斗。

1963年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中国农村逐步推开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1963年11月底，王光美到桃园大队蹲点，工作组“扎根串联”查出干部贪污多人，46名干部批斗39人。至1964年4月，桃园大队四清基本结束。后称为“桃园经验”，在全国全面铺开。

王光美创立的“桃园经验”采取群众运动进行夺权斗争，为后来的文革夺权斗争提供了先例。“桃园经验”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抢提供了极坏的样板。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发表《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 1966年5月4日至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5月16日发表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五一六通知”，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指导文件。

以后，极左思潮和唯成分论风暴愈演愈烈。

1966年6月19日，王光美出任清华大学工作组顾问，成为“太上皇”。在王的指挥下，把校长蒋南翔和所有的副校长全部打成“黑帮”而且残酷地迫害无辜师生。“游街一大串，斗争会一大片，劳改一大队”。全校五百多名干部中，被工作组打入 “黑帮劳改队”的竟占了百分之七十之多。
1966年7月29日，谭力夫贴出署名“鬼见愁”对联：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后演变为“绝对如此”）。在全中国迅速传播。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称“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

于是，全国各地大肆批斗五类分子和知识分子，抄家、戴高帽游街和残酷折磨凌辱，许多人因不堪忍受而自杀。例如，1966年8月24日老舍在太平湖投水自杀、同年9月3日傅雷夫妇自杀......

但，8月5日形势突然发生巨大转折。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18日起，毛泽东又在北京连续八次接见来自各地红卫兵和院校师生，矛头直指刘少奇和所谓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经历次运动人都明白，所谓“一小撮”就是百分之九十五。

当权派当然不会坐以待毙，组织人马反扑。全国各地从城市到农村都迅速分裂为对立的两大派。一派主要由以前受运动迫害者的亲属及同情者，自称是造反派，这一派人很多被认为出身”黑五类“所以也常常被称为”黑派“。另一派多数人出身红色家庭，因此常又被称为”红派“，很多是原来迫害别人的运动积极分子及其他一些人员组成，也被人称为保皇派。但他们也自称是造反派。

毛泽东严格禁止官员动用军队和警察等镇压造反派群众，也严格禁止成立全国性群众组织。于是，各地纷纷发生地区性冲突。官员暗中武装保皇派镇压造反派，引发两派武斗。但有些地区保皇派垮掉后，造反派又分裂成针锋相对的两派，如南京的“好派”与“屁派”。

全国性大武斗发端于上海。1966年11月10日，王洪文率1000人赴京告状受阻于安亭，集体卧轨造成京沪线中断20小时。11月13日张春桥发表处理意见，“承认上京告状是革命行动“，印成传单在全上海市散发。毛泽东迅速同意这一处理意见。中共中央华东局及上海市委的领导陈丕显、曹荻秋等先后被打倒。

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成立，后按照毛泽东指示更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山西（1月14日起）、陕西（1月16日起）黑龙江（1月31日起）、贵州（1月25日起）、山东（2月3日起）等省纷纷夺权。中国大陆各省市都开展了以成立“革命委员会”为目的的夺权运动。

夺权很快导致武斗。北京市的武斗从1967年春开始，据当时火葬场统计，武斗死亡最多的1天达70多人。公安系统发出“要求不准打死人”通知，但遭到毛泽东的批评：“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 

1967年7月22日，江青接见河南省群众组织代表时说：“文攻武卫的口号是对的。”次日，“文攻武卫”刊登于《文汇报》上。武斗进一步升级。

武斗从最开始的使用棍棒、砖头，演变到使用自制步枪、轻重机枪、冲锋枪、迫击炮、手榴弹甚至装甲车等。当时支持不同造反派的军队向造反组织发放了枪支，造反派还利用各种方式从军火库抢夺甚至自制枪支，总计达上百万之多，足以武装一支正规的百万大军。截止1969年，被抢夺用于武斗的各类武器装备包括约187.7万把枪支（一说是1,877万）、14,828门火炮、271.9万枚手榴弹等等。

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记载，武斗造成23.7万余人死亡、703万余人伤残。武斗者多为年轻人、死伤惨重。

武斗遍布全国数以千计的所有大小城镇，最典型的是下列这17例：

1. 上海爆发全国第一次大规模武斗

1967年一月风暴后，上海柴油机厂职工分为“东方红”和“上柴联司”两派，引发全市性的两大派分歧。1967年8月4日，以工总司为主体的十万造反派攻打上柴联司。下午6时3刻，武斗全部结束。武斗中一千多人受伤，联司成员被打伤120多人，其中伤重送杨浦区中心医院抢救的有30人。当天，被送到杨浦公安分局关押的联司成员有570多人，他们被连夜审讯。第二天，350多人分别被送往市公安局和其他区公安局。

毛泽东当时就在上海。毛泽东对砸联司表示赞赏，下决心武装十万工人，而且同意重建上海民兵。

这次武斗是开辟全国各地大规模武斗之先河。

2. 新疆“石河子一·二六事件”

1967年1月25日下午，新疆石河子毛纺厂等八个单位的造反派约2000人，与当地独立团冲突。造反派夺取步枪19支、冲锋枪7支、手榴弹64枚、子弹1307发。至晚7时，造反派人数增至4000余名，并于1月26日零点双方开枪，造成五死六伤。之后，农八师部队调进师部，与造反派发生武装冲突，死2人，伤27人。双方还在公告车站等处枪战，共打死24人，打伤74人。下午3时许，部队采取火力突围，射发枪弹，投掷手榴弹，造成死亡26人、伤79人。

3.  武汉“七·二〇事件”

1967年1月武汉造反派分裂。5月15日，为纪念毛泽东渡长江一周年，“百万雄师”提前一天组织渡江活动。当地造反派则组织几万人游行，被“百万雄师”袭击，多人死亡，上百人受伤。15日至18日，周恩来召集武汉军区领导与支左负责人开会，连续四天听取情况汇报。19日，中央文革代表谢富治和王力表态支持造反派。 深夜，部队和百万雄师联合成立“临时联合代表团”，于20日早6时涌进东湖宾馆，把王力带到武汉军区大院进行质问。

 为确保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安排毛泽东乘飞机离开武汉。

20日，“百万雄师”开始大规模示威，几十个造反派的据点被拔除。22日，谢、王回到北京。全市只剩四五所大专院校仍被造反派控制。24日晚，“百万雄师”出动百余辆卡车游行。25日，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人集会”。26日，武汉军区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公告》，承认方向路线错误，宣布平反“工总”。26日晚，“百万雄师”自行解体。几天后，“百万雄师”的13名主要头目被捕，其中8人一直被关押到1972年3月，一人死于狱中。事件后，造反派开始迫害他们单位的前保守派。报复高潮持续约两个月。

”七·二〇事件“后，《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揪军内走资派，斗争矛头指向部队，立刻捅了大漏子，部队起来反对，还得了！事情不得不反转，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作为替罪羊被隔离审查。

4. 四川泸州长达四年的大规模武斗。

1967年7月6日，泸州两大派群众造反组织在城内进行武斗，双方主要使用钢钎、大刀、长矛、棍棒等群起殴斗，持续数日，死伤多人。7月18日，武斗骤然升级。双方使用从部队和民兵武器库抢来的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和火箭筒等现代化武器进行战斗，持续数月，造成大批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著名文物景点钟鼓楼被火箭弹击中焚毁。1967年9月5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刘结挺、成员张西挺调集成都、重庆市和宜宾地区18个县、市武斗人员数万名陆续抵达泸州参战，武斗规模更大，波及泸州、纳溪、合江等县。此次武斗使用了步枪、机枪等新式武器，动用了迫击炮、无后座力炮等重武器。

1968年3月3日，泸州市再次发生剧烈武斗。两派武斗人员隔长江、沱江对战，枪、炮互射，相持不下。7月4日，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发动第三次“武装支泸”，调集数十个县、市武斗人员，配备无线电台和各种新式武器，四路齐发，水陆并进，围攻泸州。7月28日，城郊大驿坝1163油漆仓库被炮弹击中起火。经过这次大规模武斗，一派被赶走，泸州为另一派所控制。但泸州、纳溪、合江、叙永、古蔺等县区武斗仍断续进行，并未停息。

196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解放军采取强制措施，坚决制止武斗。收缴各种枪1,407支、炮17门、枪弹12万发、人民币10多万元及部分炮弹、物资。至8月底，市区武斗基本停息，武斗工事基本被撤除，武斗人员大部分被遣返原单位。

1967年至1970年四川泸州耗时近四年的武斗冲突中，仅三次大规模的武斗，即打死2,000多人、打伤16,000多人（内8,000余人致残），非法动用国家资金3亿多元、粮食6,840万余斤，损失汽车1,000多辆和大批物资。

5. 四川绵阳武斗。

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下半年之间，绵阳及一些地方的“造反派”和“武斗队”多次冲击驻绵军事机关，抢夺武器，其中最典型的是“四二0事件”：1968年4月20日、5月8日，广元国防军备仓库399库武器装备被抢，有6个专区(市)的55个县数千人先后55次抢夺过该库的武器装备。1968年4月25日至5月15日，在中江县广福区太阳山一带，发生了大规模武斗，激战21天，参加武斗的有来自全川20个县3个市的武斗队，达数千人之多，不仅使用轻重武器，还使用了毒气弹，围攻对方，摧毁阵地，双方伤亡数百人。

6. 重庆大武斗

1967年6月至1968年10月间在重庆地区发生的一系列武斗。出动军舰、大炮、坦克等重武器，据估计冲突最激烈时期武斗死亡约1,700人，失踪600余人，受伤3,000余人。期间荣昌县武斗、重庆八八海战、杨家坪武斗死伤惨重。重庆武斗中甚至使用了军舰，涪陵地区武斗当地驻军炮舰轰击城区。

7. 青海西宁武斗

1967年2月13日，《青海日報》社革命職工造反司令部等組織奪《青海日報》社報社權。2月14日，軍區副司令趙永夫決定，對《青海日報》社實行軍事管制。是日，部隊包圍了報社，要求報社中的造反派組織撤離，遭到拒絕。雙方僵持九天九夜后，部隊13個連圍攻報社兩千餘人守衛的大院。11時10分，軍隊槍擊報社廣播站。下午14時，先後發出信號彈，槍聲大作。守衛報社前門3人首先倒下，一人當場死亡。報社西北角是湟水大橋，守在橋頭的工人手挽手高聲朗誦：”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槍聲中第一排工人倒下了，20幾人僅三人倖免。第二排巋然不動，繼續朗誦。第二排倒下了，第三排仍然不動。一瞬間，64名工人死在槍口下。戰鬥結束後，雪地里到處是橫七豎八的屍體。因懷疑學生有槍，又開槍射殺三人。車站便衣警察抓人，防止反革命外逃。一時間私刑泛濫。

3月13日、21日、23日及24日，中央有關負責人四次接見青海黨、政、軍有關領導及群眾組織代表。對2月23日流血事件做了定性：”青海省軍區內部問題是一個反革命政變……趙永夫篡奪了軍權之後，對西寧『八·一八』等革命群眾組織進行殘酷的武裝鎮壓，打死打傷革命群眾三百餘人，甚至向十五、六歲的女孩子開槍，逮捕革命群眾近萬人“

3月25日，中央決定下達，西寧市再度騷亂。造反分子對保守派強加暴力。7月15日，軍方發布了結案報告：在二·二三反革命事件中，把擁有十五萬餘人的八·一八紅衛戰鬥隊等革命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除打死打傷革命群眾三百四十七人外，逮捕革命群眾一萬三千四百一十四人。據不完全統計：被捆綁吊打的一萬七千二百九十三人，被搜身抄家的五千九百六十八人，集中勞動的四千二百七十九人。

1978年8月1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总政治部《关于赵永夫同志所犯错误的结论和处理意见》的通知中称：“‘二・二三事件’的后果是严重的，但考虑到赵永夫同志已隔离受审十年，对错误已有认识，同意给予赵永夫同志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处分，原级不动，按正师职予以安排”。

8. 黑龙江哈尔滨大武斗

1967年1月31日，黑龙江省哈工大造反团分裂。从此，两派的斗争遍及全省，多次发生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1967年5月1日，鸡西市发生严重武斗，造成9人死亡，44人重伤。6月18日至1968年4月7日，先后发生10次武斗，造成24人死亡，4人致残，340人受伤。8月4日至9月6日，哈尔滨第一机器厂发生多次大规模武斗，不仅使用棍棒、铁矛，并动用了机枪、冲锋枪、手榴弹、炸药等武器，还出动坦克、装甲车30多辆次，致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8月12日，哈工大“捍联总”在校门前与哈尔滨港务局“炮轰派”发生武斗，当场打死3人，伤100多人。8月下旬共出动200余人、10多台卡车将警卫军械库的解放军围住，闯入库内，共抢去迫击炮6门、机关炮5门、机枪20余挺、冲锋枪40余支、步枪100余支、刺刀10余把、各种子弹7千余发。

1967年9月6日晨3点20分到4点50分，周恩来等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双方全体代表。两派并未执行协议，武斗烽火又起。10月6日，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使用了手榴弹、火药枪、小口径步枪等武器，10月12日，再次经过周恩来近半年的反复调停。直到1968年夏，两派武斗才逐渐停息。

9. 黑龙江林场武斗

1967年7-8月，黑龙江省伊春市林业局对立的两大派矛盾激化，发生冲突，开始抢掠市财政、银行。地方驻军参与支左导致武装对峙。8月2日-8月25日，武斗升级。37座政府建筑物被毁，两座军营遭炮弹攻击，230多名官兵伤亡。在武装冲突中，有3750多人伤亡，有记录的死亡名单为1944人，多数是林场职工和家属。

10. 湖南怀化武斗
1967年8月－11月，湖南省怀化市职工红卫兵造反派占领、接管了怀化劳改农场、劳改工厂。军队奉命进驻，遭到武力阻止。劳改农场、劳改工厂的囚犯们被武装起来编成敢死队，向军队发动进攻。军队奉命镇压反革命武装叛乱，造成37700多人伤亡，其中死亡13300多人，军队伤亡430人。

11，安徽武斗
1968年5月—9月，安徽省蚌埠、淮南某企业单位职工发动第二次造反，包围了两地的革命委员会，占据了铁路、公路交通长达12天。中央文革把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性质，从合肥等地调动5万武装民兵，配合驻军限时缴械自首。期限到后，展开进攻和逮捕。在长达35天围剿、追捕中，有7300多人伤亡，其中死亡3433人，军队、民兵伤亡525人，827间建筑被损毁。

12. 福建龙岩武斗

1967年，龙岩地区出现了“新字派”和“红字派”两个对立的群众组织，7月14日发生第一次大规模武斗。8月7日，“新字派”开始抢夺枪支，并按军事建制，组建了20多个武装连、排，武装人员约有5,000多人。8月8日，“新字派”五六千人围困龙岩风动厂（当地一军工厂）的“红字派”人员，并导致该厂断水断电近一个月时间。10月30日，“红字派”试图反攻夺取龙岩城，双方在水泵厂等地激战，“新字派”甚至动用无后座力炮，“红字派”战败、死亡7人。12月14日，“红字派”再度攻打龙岩城，双方数千人开战，死伤上百人，最终“新字派”撤出龙岩城。1968年1月6日，“新字派”在龙门伏击“红字派”车队，打死回家过年的“红字派”和军分区护送警卫22人。2月起，大规模武斗逐渐结束，但零星冲突依然持续，直至1968年底。

13广东武斗

1967年1月25日，群众组织间发生冲突，人数达上万人。1967年3月15日，广东实行军事管制，黄永胜担任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此后，广东省的造反派群众联盟（“红旗派”）与支持军管的群众组织（“东风派”）之间相互对立；7月23日，双方在广州“中山纪念堂”爆发大规模武斗，人数逾2万，事后双方宣称死伤数百人。8月16日起，广州市“广东省总工会武斗”爆发，双方使用了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手榴弹和炸药包等武器。大规模武斗一直延续至1968年夏。1968年7月起，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当地军队利用《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对“红旗派”实行镇压，7－10月间，广东集体屠杀达到高峰。

14 广西武斗

196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逐渐形成了两大对立阵营，一个阵营（简称“联指”）支持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韦国清，另一个阵营（简称“4·22”）反对。1967年下半年起，在桂林地区，两派多次抢枪武斗：其中，“4·22”三次抢了各种枪支3,000余支、加农炮8门，而“联指”四次抢了各种枪支7,000余支，机关枪10挺。1968年夏，两派持续大规模武斗，仅1968年6月6日至13日的7天内两派发生武斗17次。经中央调查组调查，广西全省因两派武斗总共死亡3,700人。

15.陕西西安武斗

1967年，陕西西安地区的造反派首先分裂成两个对立的组织，“东派”和“西派”.。8月30日凌晨1时，“东派”工人乘西安交大汽车，携带武器前去西安秦川机械厂抢枪，至韩森寨地区时被对方发现并引发冲突，车上开枪并投掷手榴弹，打死2人、伤9人，成为西安地区第一次开枪武斗。9月初，“西派”调集数千名武斗人员，开赴庆安公司，对东派武斗人员实行包围；9月1日、2日，“东派”和“西派”成员先后在西安胡家庙地区、未央路地区进行大规模武斗，双方动用了大量汽车、消防车等交通运输工具及步枪、机枪等作战武器和电台。这场武斗导致56人死亡、290余人受伤，并造成这一地区交通中断，机关厂矿停工停产。

16陕西宝鸡等地武斗

类似的武斗在陕西全省相继发生，包括宝鸡、安康县等地的大武斗。据宝鸡官方记载，1967年8月17日，宝鸡市两派群众组织在市机砖厂大规模武斗，约有4,500余人参加，调用汽车15辆，打伤40多人。8月25日至28日，宝鸡陇县发生了持续3天的大规模武斗，1,500余人参加，动用200多辆汽车、2部电台2及各类武器，造成死亡16人，伤残数百人。11月21日，宝鸡县虢镇地区发生武斗，2,000余人参加，动用汽车9辆，土坦克、摩托车各1辆，各种枪械173支，长矛220多把，其它器械130多件，打死7人，伤残220多人。1967年8月31日至1968年5月，安康县两大造反派的连续大规模武斗，造成了734人死亡，烧毁大街小巷11条，炸毁防洪堤8,357立方米，安康市内水塔被毁，档案大楼被焚，53所机关、学校成为废墟，3,800多间房屋化为灰烬”。

17.江苏徐州武斗

1967年4月，江苏徐州的造反派内部分裂出“踢派”和“支派”，前者而主张踢开军方主导的“三·一八”革委会，而后者则主张继续支持军方和“三·一八革委会”。5月中旬起，两派之间不断爆发武斗，军队暗中支持“支派”；31日，“踢派”主力被打出徐州，这次武斗造成1,200余人受伤，6人死亡。此后，中央指派济南军区第一书记、第一政委兼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出面处理徐州问题，军队内部态度出现转向支持“踢派”，引发“支派”不满[。8月31日至9月4日，江苏徐州的“踢派”和“支派”之间爆发大规模武斗，其中“踢派”获得军方“支左指挥部”的支持，获得1,000多把各类枪支及弹药。山东省济南、薛城、枣庄等地的8,000余名与“踢派”持相同观点的造反派亦前往徐州支援。这次武斗造成双方23人死亡，400余人受伤，“支派”5,000余人流亡上海、南京等地。

......

连年内全国爆发的大小武斗多如牛毛，不胜枚举，以上仅仅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