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六十年代前後，運輸多半要依靠人力，運輸工人常常是干苦力活的。他們也自認為自己已處於社會底層，再低也不會比目前的地位更低，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最多不過是“草蓆上滾到地上”，還怕得了誰？因此，常常無法無天，往往被視作是江湖上的流氓無產者。

C廠在當時是一個規模比較大的化工廠，運輸量比較大，因此，由三支不同體制的運輸力量來承擔。

第一支運輸力量實際上是一些扛包工，他們每天將一袋袋麻袋扛在背上，從船碼頭經過跳板將物質背進倉庫。因為是苦力活，廠里沒人願意干，只好外包給廠外人員，這些人雖然也有組織，但是，似乎沒有正式編制，多為所謂的社會“閒雜”人員。

廠里的起重吊裝活，由一支暫由工廠代管的集體所有制人員承擔。他們的頭兒姓姚，雖然個兒不高，但是非常強壯，人稱“姚大塊頭”。姚大塊頭畢業於體育學院，據說，還被入選過國家舉重隊，有那份不平凡的經歷，手下的徒子徒孫對他崇拜的五體投地，把他當成祖師爺。

起重吊裝是是技術活，往往難度很高，姚大塊頭腦子靈，常能幹出讓人嘖嘖稱讚的活兒。手下的子弟兵也個個趾高氣揚，自然瞧不起那些扛包工，一次，聽說扛包工里有個摔跤能手，幾人就前去挑戰，不料，才一交手，就被人家摔得鼻青眼腫，回去向姚大塊頭哭訴了一番，徒子徒孫出醜，祖師爺自然要出來挽回面子。於是，雙方約好時間地點，上演了一場吊裝工pk扛包工，洋摔跤PK土招數的對決。姚大塊頭矮壯結實，扛包工與之相比顯然單薄得多，再加上姚大塊頭受過正規訓練，扛包工只是鄉間學來的野路數，因此，姚大塊頭應該穩操勝券。雙方站穩後，互相抓住對方肩膀，姚大塊頭首先發起進攻，右腳猛往扛包工小腿掃去，本想乘其立足不穩，順勢反向一拉，把他拉倒。沒想到的是，扛包工天天背上要背100公斤重的麻袋在跳板上走無數遍，練就的兩條腿上力量遠非等閒可比，姚大塊頭的腳掃上去，就象遇到銅鑄的一般紋絲不動。姚大塊頭自己反倒立足不穩，被扛包工四兩撥千斤，摔了個四腳朝天。姚大塊頭滿臉羞慚的站起來，兩人重新開始，可能由於急於挽回面子，姚大塊頭沒細想就故伎重演，結果再一次摔了個仰面朝天。事先說好三賽兩勝，姚大塊頭丟盡面子，只好帶着徒子徒孫灰溜溜的走了。

第三支運輸力量是本廠職工組成的運輸隊，屬於全民所有制。也能幹一些簡單的吊裝，更多的是裝運和拉車。頭頭原本是一名公安人員，由於婚前跟自己未來的老婆發生了性關係，就因為犯下這個“嚴重錯誤”，被清理出公安隊伍。雖說，本廠運輸隊員工也屬全民所有制，是響噹噹的工人階級，但是，與廠里其他正式工人相比，他們是最吊兒郎當、最蠻不講理和最讓領導頭疼的一夥。廠領導拿他們實在沒治，只好物質刺激，跟他們搞計件制，除了正常工資，還按累計的噸公里算勞動報酬。他們有他們的辦法，明明只有一噸重的貨，非要你承認是三噸的，明明是三噸的，偏要寫成十噸，否則就休想請得動他們。

這夥人中，刁阿財更是最凶最刁的。刁阿財有一個非常值得榮耀的出身，他父親在舊社會是人力車夫，而他從小就上街討飯，因此，是典型的苦大仇深。現今，刁阿財在運輸隊拉板車，雖說是子承父業，但過去其父拉的是地主、資本家和他們的太太、少爺，而現在，刁阿財是一名地道的產業工人，拉的是貨物和設備，本質上是絕對不同的，畢竟是翻身當家作了主人的了。

到廠外拉貨，刁阿財必定會要經辦幹部陪同前往，理由是，板車上橋時，必須有人在後面幫着推。載貨回來的半路上，刁阿財會停下來對陪同的幹部說：

“肚子餓，拉不動了，借些糧票和鈔票來，買些吃的。”

雖說是借，當然是永遠不會還的，而且也沒有憑據可以報銷，只能被他敲竹槓。刁阿財不僅普通幹部的竹槓要敲，廠里一把手的黨委書記的竹槓也敢敲。1960年代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大家吃不飽飯，他守在食堂門口向老書記討飯票。老書記只好把自己的飯票撕下來給他，回到辦公室里喝白開水充飢。

1962年左右，國家經濟非常困難，工廠開始將一部分人員推回社會。刁阿財錯誤估計了形勢，認為到了社會上可以混到更多的外快，也要求離開工廠。人事保衛科求之不得，立刻同意。手續還在辦理中，刁阿財卻發覺苗頭不對，又到人保科去翻悔。人保科長譏諷他說：

“不是你自己死吵活吵的要走的嗎，怎麼又來吵着不走了？”

換了別人，肯定羞愧的無地自容，可是，刁阿財就是刁阿財不是別人，當即左右開弓“啪、啪”兩下扇了自己兩記響亮耳光：

“我自打嘴巴，總可以了吧！”

遇到這樣的人，你還能有什麼辦法？刁阿財於是還是被留下了。

以後，政治形勢發生變化，全國開始反修防修。廠長在工廠的長白班全體會議上，點名批評運輸隊搞計件制，是修正主義苗子。刁阿財故意夾着一支煙走上前去，坐到廠長的正對面，一面吞雲吐霧，一面笑眯眯的看着廠長。明擺着向廠長示威。廠里也沒辦法，計件制也只能繼續搞下去。

文革開始，刁阿財發現了一個生財之道。那時候，公園被認定為修正主義的溫床，先是被關閉，後來，也只是有條件開放。在公園裡談戀愛，得冒很大的風險，因為鬧不好會被當作搞腐化，抓進工人糾察隊挨整。於是，刁阿財每天晚上手臂上套上一個“工人糾察隊”的袖章，到公園裡去“巡視”，看到有單獨男女在樹叢里談戀愛，就上前去抓。見到“工人糾察隊”誰不害怕？在挨整和罰款之間，寧可選擇罰款。於是，這些罰款就輕而易舉的進入了刁阿財的個人腰包。

一天，一位被罰者在馬路上看到刁阿財正在拉板車，心生疑竇，悄悄跟到廠里，向旁人一問，知道他根本不是“工糾”隊員，於是，就跑到群專組去反映經過。刁阿財非常清楚，群專組可不是當年的人保科，要想耍賴絕對沒門，挨批鬥還是小事，鬧不好被還要關進市裡的“強迫勞動改造隊”，嘗嘗挨“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的滋味，這一回，他可是生平第一次感到害怕了，老老實實誠懇檢討了一番，總算過了關。

可是，緊接着刁阿財又倒了一次大霉，吃足了苦頭。一天，刁阿財上一道樓梯，那房子是1958年大躍進時代的產物，刁阿財一腳踩下去， “轟隆”一聲，腳下的那步樓梯級突然斷裂，刁阿財整個身子墜落下去，卡在兩個樓梯級之間。這還不算，天底下還偏有這樣的巧事，樓梯級的折斷的鋼筋，居然不偏不倚直刺進他的陰莖，整個刺穿過去。刁阿財大叫一聲當場暈死過去。聽到喊叫的人開始以為他惡作劇，沒予理會，後來抬頭往上一看，發現他確實被卡在樓梯級之間，就一起趕忙使勁把他往上拉，這一拉不打緊，把刁阿財痛醒過來，急叫“不能拉..，不能拉！”

眾人看他滿頭冷汗，面無血色，褲襠里鮮血淋淋，覺得確實不妙，連忙檢查，發現他身子底下有一根鋼筋刺了進去。連忙叫來一名鉗工用鋼鋸把鋼筋鋸斷。人身上的這個部位是神經高度集中的地方，非常敏感，每次鋸條的來回振動，都把刁阿財疼得死去活來。鋼筋鋸斷，刁阿財被送進醫院搶救。

半年後，刁阿財回來上班，吹噓起自己在醫院的經歷來：

“開始幾天疼得厲害，每天早晨護士進病房，掀開被子替我換藥，我說：

‘疼死了，能不能把這傢伙割掉算了！’

護士白了我一眼，罵：

‘神經病！’”

刁阿財邊吹噓，邊象占了大便宜似的得意洋洋。

那次苦頭之後，他那玩意兒是不是從此喪失功能，不得而知，至少沒聽說過他老婆要鬧離婚。不過，刁阿財以前的刁頑還是減去了大半，二十多年後的一天，偶然遇到已經是老頭的刁阿財，他正在罵年青人：

“現在這些年青人，不懂規矩，只知道搗亂！”

運輸隊裡的人也並不都象刁阿財那樣的無賴行徑，實際上也是魚龍混雜。有一位當年是解放軍少尉，轉業後不願當幹部，寧可拉大車。還有一位運輸工的女兒考上了大學（那年頭考上大學，比現在當博士生還難。）女孩長得很漂亮，有一次來到廠里運輸隊看她父親，廠里的年青技術員都找藉口去偷偷看她。

一位扛包工是在大學裡戴上右派帽子的，娶了個文盲老婆，80年代被平反，進了工廠研究室，多年荒廢，實際上也幹不了研究了。

姚大塊頭後來當了一家高溫鍋爐廠的廠長，在他的帶領下，這個廠的高溫鍋爐銷到全國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