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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的報告

“老周！周主任叫我們去領提綱！” 周維藎正在學生閱覽室讀蔣校長開書單推薦的《曾國藩家書》時，文強闖了進來。

也在靜讀的林彪，微微地皺了皺眉。自從上次打架，他就不和文強說話了。閱覽室不大，只有十二張拼到一起的木課桌，配以十二張可坐雙人的長板凳。桌上以簡陋的閱讀板隔開。靠牆的書架上，陳設着各種書刊，有《三民主義》、《曾國藩家書》、《俾斯麥傳》，也有《嚮導》、《覺悟》、《中國青年》。 周維藎站起身，隨文強一起去政治部辦公室。 

同學之中，除了幾個廣西同鄉，他和文強比較接近。文強的父親文振之，和他的三哥周崖洲一樣，曾留學日本，加入同盟會，與黃興有舊。 

文強常邀周維藎周末一起去廣州市內做宣傳。每次去之前，他們都要去政治部周任那裡領取所需的宣傳提綱和畫刊。

政治部辦公室很簡樸。入門一張木質長椅，八張漆成棕紅色和棕黃色的木質辦公桌，分成兩行排開。

周主任正伏案寫着什麼，抬頭時看到他們進來，便高興地說，“你們來了？”

文強和周維藎舉手敬禮，然後接過周主任遞過來的提綱和畫刊。細心的周主任，還特意給了八角毫洋，說是他們的茶飯費。

和很多同學一樣，周維藎對劍眉朗目、英氣逼人的周主任有種發自內心的好感。他覺得，周主任待人總是那麼親切、那麼周到細緻，就像春風一樣的溫暖人心，與蔣校長的令人敬畏相比，更容易親近。 

“老周！我給你介紹一下，這是我老表，毛澤覃，剛來政治部工作。”

正在另一張辦公桌上刻鋼板的毛澤覃，起身和周維藎握手。

“啊，久仰！常聽老文說起你。”

周維藎聽文強說過，毛澤覃是和他一起從長沙來廣州的。他的母親，是文強的遠房姑母。毛澤覃的大哥毛澤東也在廣州，正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

不久以前，毛澤東也應蔣校長之邀來過黃埔軍校給師生們做報告。

周維藎記得，那天一早，蔣校長便來學生宿舍和教室檢查，戴着一雙白手套，四處抹拭，發現不合意之處即命令“立即改正”。後來聽說，這是蔣校長當年在日本軍隊實習時養成的習慣，非常嚴格，力求一塵不染。

上午九點，全校師生在大花廳集合。毛澤東乘坐汽艇從廣州渡江而來，蔣校長親自到大門外的碼頭迎接。把杯稍酌，休息片刻後，蔣校長陪同毛澤東進入大花廳，以東道主身份登台介紹這位貴賓，然後在台下第一排正中端坐聆聽。

毛澤東穿一件深灰布長衫、青布剪口鞋，面容清瘦，聲音洪亮。他說話斬釘截鐵，有條不紊，一口氣講了兩個多小時。

“國共合作意義深遠，影響巨大，目的就是為了改變中國人受洋人欺負的局面。目前，國內外革命形勢於我有利，各省工農及學生熱烈擁護我們革命政府，正是北伐打倒帝國主義及軍閥的良好實際，只要團結奮鬥，必能獲得勝利，實現獨立、民主、富強的新中國……” 

毛澤東給周維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覺得，湖南真是一個出人才的地方。從陳天華到宋教仁到毛澤東，都是天然的革命宣傳家。包括文強，說起來也是一套一套的。 

周日上午，文強、周維藎和其他進城的軍校同學一起，乘坐校方事先安排好的花艇，由帶隊的值星官率領，動身上廣州。 

大的花艇可乘坐兩百多人，小的花艇也可容納百餘人。到達天字碼頭時，值星官宣布，“午後四時前歸隊原艇，集合返校，不得有誤”。

上岸後，同學們即各自分頭活動。通常是兩三個要好的同學一起活動。劉志丹，張鍾麟，胡璉，這三位當年一起來廣州報考黃埔的陝西同鄉，便自然而然地結伴而行。

劉志丹拍着文強的肩膀說，“老文！回頭革命俱樂部見！A！” 

文強一笑。 

這是同學間流行的暗語。“革命俱樂部”，是指集合地。A、B、C，則是指三處集合點。A是農民運動講習所，B是省港罷工委員會，C是國光書店。

同學中，劉志丹、李鳴珂、伍中豪、王世英、陳毅安、林彪、文強、霍步青、陸更夫、袁國平、李運昌等共產黨員，每周都會去位於東皋大道的農民運動講習所（簡稱“農講所”）開會，有時還是晚上，從黃埔乘坐安排好的電船前往，當夜再坐電船回來。 

農講所也有不少講演會和報告會，很多黃埔學生也去聽。由於農講所學生和來此的黃埔學生都是湖南籍最多，許多人又稱農講所為“湖南同鄉會”。

位於東堤的省港罷工委員會，是省港罷工工人的領導機關，設立在清末廣東水師提督李準的別墅“東園”內。一些同學在等待報考期間，曾在此做過一些臨時工作。文強初到廣州時，就曾在文書部做過收發摘由、繕寫、刻鋼版、油印等工作。據他說，每干一天，發給毫洋六角，足夠食宿。 

位於財政廳前的國光書店，也是文強介紹給周維藎的，總是人山人海，書刊供不應求。 

和常在這三地出沒、熟門熟路的文強相比，周維藎覺得，自己比較孤陋寡聞，沒有文強身上那種敢想敢幹的氣質。因此，他對文強是很服氣的，進城宣傳也都聽文強的安排。

一般都是去茶樓宣傳。 

廣州有四百多家茶樓，是市民日常消遣的首選場所。廣州人喝茶成癮，很多人兩三天不到茶樓，便心痒痒，有些人甚至整天都泡在茶樓。 

茶樓大都有固定的茶客群。比如樂善戲院的又來茶樓，茶客多為長衫馬褂之人，商團事件付之一炬後重建，附近肆伙及肩挑小販也開始來了；一德路茶樓多為莊口商人和海味行夥伴；長壽新街的朱冠蘭，品茗者一邊與茶堂倌談笑，一邊打聽商業行情，互通消息，高談闊論；大北門附近的義全茶居，光顧者多為附近的種植農夫和磐石工人；惠如茶樓則多學界中人，常常自居一房，開茶一盅，挾冊觀書，久坐不去，以為休息之所。 

這天，文強決定去永漢路的涎香樓。 

進去之後，他們先入座飲茶，將“黃埔軍校宣傳隊”的旗幟放在桌旁，等待茶客到來。鄰座的兩名客人，一位穿黑膠綢襟衫，一位穿白斜民裝衫褲，襟際都掛白布章，上書“打倒帝國主義罷工工友”，一看就是省港大罷工回來的香港工人，引起了他們的注意。 

周維藎聽到其中一人說，“我打算再過兩三日，就回香港。”另一人說，“對。我們愛國，回廣州是愛國，回香港也是愛國。”

他悄聲告訴了也在豎着耳朵聽、卻聽不大懂的文強。文強立即拉着他一起走到鄰台，和這兩位愛國工人熱烈握手，表示敬意。 

此時，茶客已經頗多。文強和周維藎便分發宣傳畫刊，然後站在凳上高聲演講。文強用湖南口音的官話說一句，周維藎用粵語翻譯一句。 

文強演講的時候，不同於平時的喜笑顏開，而是慷慨激昂，“國民革命”，“統一中國”，說得口沫橫飛。聽眾越來越多，不肯離去，效果頗佳。 

宣傳完畢，便分頭行事。共產黨員的文強，去農講所和一些黨內同志開會。逍遙派的周維藎，則自己自由活動，約定三點半在天字碼頭會合，一起搭船返校。

張靈甫，胡璉，陳炯明

文強在農講所開會的時候，周維藎一般會去永漢北路和文德路的書店看看。他象他崇拜的三哥周崖洲一樣，也喜歡看書。 

永漢北路從清末開始就是書店雲集，有三四十家書店，包括文強推薦的國光書店。 

國光書店門面不大，兩側是木框玻璃書櫃，依照房間的高度打制而成。靠牆的角落擺着《嚮導》、《前鋒》、《新青年》、《中國青年》、《政治周報》、《廣東農民》、《犁頭》、《工人之路》等刊物，以及《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入門》、《列寧傳》等書籍。鋪面的玻璃下陳設着新文化書社、民智書局、亞東圖書館、商務印書館的出版物，同時兼售一些文具。

從永漢北路行半里路，就是文德路。

早在唐宋時期，文德路就已是廣州的文人雅集之地，明清時期正式形成書市—東為貢院，西為學政衙門，來省城應考的讀書人一般都在周圍的書院落腳，都會來此買書。

近代史上有名的萬木草堂便在這一帶。萬木草堂原為邱氏書室，是邱姓族人來省城應考的寄宿地。後來，康有為租邱氏書室以辦學，歷時七年，培養出很多弟子，其中梁啓超、徐勤、麥孟華等人都成為戊戌變法的骨幹。戊戌變法失敗後，萬木草堂被取締，歸還邱家為書室。甲午保台後從台灣歸來的邱氏族人邱逢甲，被兩廣總督岑春煊聘為兩廣學務處視學、廣州府中學堂監督期間，曾長時間在此居住。 

文德路在清末達到鼎盛，除了幾十家書院，還有幾十家裱字畫、賣古董、書籍和文房四寶的商鋪，鱗次櫛比，成行成市。這裡的書店以賣舊書為主。芸香閣、翰香樓、研經閣、萃經堂，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專賣經史子集的萃經堂門口，周維藎碰到了張鍾麟（靈甫）和胡璉。這兩位同學平時課餘就喜愛讀史。聽說，張鍾麟原是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 

“老張，老胡！咦，你們這陝西三劍客，老劉已經單刀赴會了？”周維藎開着玩笑。 

“是的！喝完午茶就各奔東西了。老劉去農講所開會，我們就奔這兒來了。”

這一說，周維藎才想起，逛書店逛了半天，再不吃午飯，就沒時間了。於是，他和張胡二位匆匆作別。 

“食在廣州”，絕對是名不虛傳。遍布街頭的小食店，哪一間都是物美價廉。周維藎喜歡去的“同記”小食店就位於文德路一條巷子的中部。厚重的舊木門，方格的地磚，矮矮的木桌凳，角落裡一尊手持青龍偃月刀的“關老爺”神像，透出濃濃的廣州氣息。 

“同記”由一對中年的廣州夫妻經營。

講粵語的人，因為“同聲同氣”，天生就容易親近。來過幾次後，周維藎和老闆同叔夫婦都比較熟了。

一坐下來，同嬸就給他端來一碗老火靚湯，牛骨加川芎、白芷、當歸、紅棗等多味藥材熬成，最是滋補。然後是一碗瀨粉，有濃濃的米香味，芡糊不稀也不稠，混着蝦米、油渣碎一起吃，香氣逼人，伴以一碗蘿蔔牛雜，蘿蔔甜美多汁，水水嫩嫩的。最後是一小碗雙皮奶和一小碗冰糖燉梨子，奶皮厚厚的一層，綿密醇厚，表面的紅豆也煮得粉糯，梨子則燉得綿綿軟軟的，滋潤且降燥。 

周維藎一邊吃，一邊和老闆夫妻閒聊。 

同嬸是個典型的廣東女人，勤勞、肯干。早上五點起身，七點開鋪，一直做到深夜十一點，跑前跑後，招呼客人，端碗收碟，洗碗，收錢，忙個不停。同叔則負責廚房，煲粥，擼粉，下面，煮食。小小的“同記”能在這租金不菲的市中心立足，全靠他這一手好廚藝。 

而今日，同叔同嬸卻有些特別，有些面帶愁容。 

周維藎忍不住問了一句，“同叔，同嬸，系麥有咩事？（粵語：是否有什麼事？）” 

同嬸立刻憤憤地說了起來。 

“阿藎，你們後生仔不知世道艱難哪。又要加稅了。我們兩公婆開這間鋪頭，好辛苦的，起早貪黑。本來辛苦點也不要緊，只要每年能存一點錢，供幾個仔女讀書，便知足了。誰知，自從換了宋子文做財政廳長，這樣稅，那樣稅，我們真系搵不到食。比起來，還是陳炯明的時候比較好過。” 

平時話不如同嬸多的同叔，也忍不住發牢騷。

“財政廳隔壁的市政廳，就是陳炯明建的，幾靚啊。他還修馬路，馬路上都裝了電燈，還建了公園，圖書館，兒童遊戲場，體育場，廣州人誰不說他好啊。” 

周維藎沉默了。 

在軍校里，陳炯明的名字，是被人鄙視的，一提便是“野心家”，“中山先生的叛徒”。想不到，在民間，觀感卻是如此不同。 

對於陳炯明和孫中山的衝突，一般都以“叛變”責之，但大學者胡適也在報上發表過這樣的看法，“孫文與陳炯明的衝突是一種主張上的衝突。陳氏主張廣東自治，造成一個模範的新廣東；孫氏主張用廣東做根據，做到統一的中華民國。” 

或許，陳炯明和中山先生，只是政見不同，意氣之下，才反目成敵？或許，如果雙方能好好坐下來談，可能是另一番局面？

青年軍人會 vs 孫文學會：共產主義還是三民主義？

回到軍校，已差不多是晚飯時間。周維藎又被林彪拉去吃黃埔蛋。

林彪雖然不愛講話，和同桌的周維藎還是有私下的交往，周末有時一起去吃小食攤。

小食攤位於校外那株參天的古榕樹下。兩張矮矮的木方桌，各配四張木凳子。人稱“嚴大媽”的攤主，身穿一套藍色粗布衫褲，用藍花布方巾紮起頭髮，在一旁支起的灶台上，麻利地翻弄着柴鍋。據說，她原是珠江遊艇的船娘，煮得一手好菜。

多少年後還令黃埔學生們念念不忘的黃埔蛋，是黃埔船家的一道特色菜，將家養的籠中雞所生的雞蛋加入鹽、糖、胡椒粉、蔥花、料酒，用力打勻，燒紅柴鍋，澆上花生油，油滾時澆上一匙雞漿，猛火快炒，再澆上花生油和蛋漿，炒出來的雞蛋如千層糕一般，金黃油潤，嫩滑甘香。

廣州傳統小吃沙河粉也是嚴大媽拿手的。將米漿放在鍋里，用猛火蒸，待米漿熟了，成為薄薄一片粉皮，再快刀切成條，加上油鹽香蔥等佐料，就是一碗美味的沙河粉了。

一碗沙河粉，再加一碟香噴噴的黃埔蛋，不過兩毫而已。黃埔軍校除了食宿全包，每月還發給每個學生十個毫子零用，可以來此吃好幾次了。

“老周，我想介紹你參加青年軍人會。”

吃沙河粉和黃埔蛋的時候，林彪如是說。

軍校里有兩個學生組織，一個是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一個是孫文主義學會，都在同學中積極發展新成員。陳賡，林彪，還有全校知名的一期老大哥蔣先雲，李之龍，都是青年軍人會的。他們主張，中國革命要為廣大的工人農民謀福利，將來實現共產主義。胡璉，還有一期同學中和蔣先雲、陳賡並稱“黃埔三傑”的賀衷寒，與賀衷寒並稱“文有賀衷寒，武有胡宗南”的胡宗南，則是孫文學會的。他們受軍校原政治部主任戴季陶的思想影響，認為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的國情，行不通，只有三民主義最好。

雙方經常公開爭辯，常常在同學中也爭得臉紅脖子粗，逐漸發展為兩派打擂台。

青年軍人會辦《青年軍人》和《中國軍人》，孫文學會就辦《國民革命》和《革命導報》。青軍軍人會又辦《兵友必讀》和《三月刊》，孫文學會就又辦《革命青年》和《獨立旬刊》。孫文學會根據戴季陶的《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宣揚三民主義是孔孟之道的正統，把孫中山的牌位背到孔廟去。青年軍人會由李之龍出手，畫了一幅漫畫，上有一人，貌似戴季陶，身穿長袍馬褂，頭戴瓜皮小帽，吃力地背着孫中山的塑像奔孔廟而去，諷刺戴季陶曲解孫中山的思想。此畫貼遍全校，來往師生無不絕倒。

在集會上，青年軍人會和孫文學會也經常爭鬥。前不久，在廣東大學的一次集會，雙方辯着辯着，就開始上演“全武行”。校園裡的樹枝，會場的凳子，都成為雙方的武器。陳賡操起凳子追趕胡宗南，胡宗南四處逃跑，路上還丟了帽子。

最好玩的是，青軍軍人會組織了“血花劇社”，孫文學會就組織“白花劇社”，各自在大花廳或操場演話劇、京劇、雜耍，各唱各的戲。

學生的才華，精力，血性，以這樣多元化的方式各自展現，也是黃埔的一大特色。 

周維藎在黃埔同學中，屬於比較溫和的類型。他覺得，無論是青年軍人會還是孫文學會，都是同學，何必壁壘分明。他來黃埔就是想從軍，不想得罪任何一方。他沒想到，林彪會來發展他，可能覺得他還仗義，沒有對人提及自己見蔣校長後的私罵，但也只能婉言謝絕了。

“老林，謝謝你的好意。大家都是同學，其實不用分這個會那個會的。我還是都不參加吧。” 

林彪那濃黑的眉毛抖動了一下。這個看去隨和的周維藎，居然拒絕參加。他有些不高興了。 

“你想做中立派？中立派是要打倒的。” 

這以後，林彪就和周維藎有些疏遠了。 

周維藎也有些不高興。他知道林彪是好意，但不能強加於人，不參加就疏遠，也未免有些小氣。在重視“和氣生財“的粵文化中長大，他習慣於你好我好大家好，覺得爭鬥歸爭鬥，同學歸同學。包括師長們，雖也各自有派，還不是一團和睦，也都受學生愛戴。 

在黃埔的師長中，除了蔣校長，廖黨代表，周主任，周維藎對幾位分屬國共兩黨的老師也是印象深刻。 

教育長鄧演達，平日不苟言笑，態度嚴肅。他對學生的學科、術科、生活都很關心，每天起床號一響就進寢室查看，看見誰動作慢，就厲聲催促。也常到寢室檢查內務清潔。學生對他又敬又怕。他常穿一雙擦得鋥亮的長筒皮馬靴，靴底着地的聲音加上馬刺的金音雄健而鏗鏘，隔得老遠，同學們便知是鄧教育長來了，哪怕鬧得正歡，也立刻鴉雀無聲。

學生總隊長嚴重，是鄧教育長在保定軍校的同窗好友，也和鄧教育長一樣令同學們敬佩。他對步兵操典瞭如指掌，不用翻書就能講出某頁某行，人人佩服。對同學的管教，如嚴父，又似慈母。有同學說，“被總隊長罵一頓，心裡也感到舒服。”

總教官何應欽，待人謙和，工作勤勉，比一般師生早起晚睡，與學生吃一樣的伙食，有時指揮訓練也穿草鞋。他經常到課堂、操場視察，有時還親自給學生做示範動作，射擊技術準確嫻熟，對各項軍事訓練要領運用自如，也是同學們普遍敬重的老師。

總教官錢大鈞，能文能武，善寫鐵線文碑帖，也長於步槍射擊及器械體操等技藝。

四期入伍生團長張治中，和藹可親，平易近人。

政治大隊副隊長熊雄，刻苦耐勞，與學生打成一片。每天清晨起床號一響，同學們來到操場，總可看到穿戴齊整的熊教官在此等候，馬靴馬褲，皮帶綁腿，乾淨利索。

政治教官惲代英，總是穿一件舊竹布長衫，戴一副眼鏡，象個教書先生。他教《青年運動》、《社會進化史》，講反帝鬥爭和他在上海做學生運動，生動活潑，講革命形勢，引人入勝，所舉事例，往往含有很深的哲理，耐人尋味。還推薦同學們讀刊物《嚮導》。

政治教官高語罕，講授《政治學概論》，也很受同學們歡迎。

對於周維藎來說，黃埔就象一個溫暖的大家庭。晚飯後，同學們三三兩兩在黃埔島上散步，經過政治教官們所住的“海關洋房子”時，常會進去坐坐。這所黃埔人稱“海關洋房子”的小洋房，本是粵海關的產業，建於南國熱帶植物的萬綠叢中，紅樓一角，面臨珠江，背枕叢山，環境優美。

教官們會在“海關洋房子”的客廳里請同學們吃香蕉、洋桃、花生、牛奶糖，有時還邀他們一起去幾步路外的平崗鎮上的小酒店小酌。在他們的諄諄教誨下，周維藎逐漸明白，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軍閥統治，是導致國家衰弱、社會腐敗、民不聊生的根源。要使國家富強、民族獨立，必須北伐統一全國，實行反帝反侵略的新三民主義，使中國真正地振興起來，成為一個強國，屹立於世界。

除了距離“海關洋房子“咫尺之遙的黃埔公園，黃埔島上還有不少地方可游。省港大罷工的工人為軍校在山上開了許多馬路，行路方便。幾個古墓前有翁仲、石凳、石桌，教官們有時也帶學生們來這裡坐。“不知道我們這些人中，將來誰會埋葬在黃埔？”閒談中，常有人這樣說。對黃埔的感情，溢於言表。

親如一家，如兄如弟，是周維藎記憶中的黃埔。他記得，周主任結婚，從教官到學生，從國到共，大家都歡天喜地，視為共同的喜事。

 “不要稱周夫人，請叫我的名字，鄧穎超”

周主任是1925年8月8日結的婚。 

       之前，文強、周維藎等人就已得到了消息。

       據同為四期同學的周主任胞弟周恩壽說，他的嫂子十五歲就參加了天津覺悟社，和他哥哥志同道合，自他哥哥去法國留學，已經四年不見，這次從天津來廣州結婚。

       作為周主任的學生，自然要去拜見“師母”。於是，他們跟着周恩壽，興沖沖地從黃埔搭船去廣州祝賀。

       走進周主任所住的文德東路文德里，就看到兩扇鐵閘，上有“文德樓”橫匾。裡面是一個十餘米長的小院子，五間同一風格的三層樓房連成一幢，鋼筋混凝土結構，黃色外牆，二樓三樓都有法國式的陽台。

       周恩壽熟門熟路地帶他們進到3號2樓。

       滿面笑容的周主任，親自來給他們開門。平時一身戎裝的周主任，今天換了一件黑色長衫，看去頗有些教書先生的氣質。來自天津的新娘，也象一位女教師，白衫，黑裙。

      這是一間東西向的房子，花階磚地面，用木板間隔成小小的兩房一廳。客廳的陳設很簡單，兩張普通沙發，一張茶几和茶台，一張方形飯桌。新房，除了床和幾把椅子、辦公桌外，就是兩箱衣服，兩箱書籍。

新房都如此簡樸，正是周主任的風格。他在軍校政治部的辦公室，除了一張辦公桌，就只有工作簿、文件筐、水杯等物。 

周恩壽、文強、周維藎等一起送上賀禮，是他們合資買的一幅條幅，上書“花好月圓人壽”。 

       客廳里大都是黃埔的師友。鄧演達、何應欽、錢大鈞、張治中、惲代英、熊雄、高語罕、陳賡、蔣先雲等都在座，還有幾位和周主任一起留學法國的老朋友，一片歡聲笑語。

       “諸位諸位！聽說，我們周主任和新娘子相識於五四運動中，新娘子當年還是演講隊長。大家說，請新娘子報告一下他們的戀愛經過好不好？”

       素來老成練達的張治中，今天表現得特別興奮。

       客廳里立刻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調皮的陳賡，還馬上搬過一隻矮凳，請“師母”上台演講。

       只見那新娘，臉色雖有些緋紅，卻全無忸怩之態，而是落落大方地踏上凳子，從容不迫地述說起來。

       她口齒清楚，聲音宏亮，將他們從相識到戀愛的過程講得繪聲繪色，不時引起客人們一陣又一陣的掌聲。她以深情的語調朗聲背誦周主任留法時用明信片寫給她的那首詩，“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縛！勇敢地奔啊奔”,更贏得了大家的熱烈喝彩。

       張治中連聲誇獎，“周夫人名不虛傳，和周主任一樣都是極其出色的演說家。”

      “不要稱周夫人，請叫我的名字，鄧穎超。”

       在場的人都一愣。這位看去不過二十一歲的鄧女士，原來如此不讓鬚眉。

       在這之前，他們多少覺得，她從相貌來說，配不上英姿勃發的周主任。而今始知，才堪匹配，周主任確具慧眼。      

       隨後，由張治中提議，大家前往附近永漢北路的太平館，席開兩桌，為一對新人祝福。

       太平館是廣州第一間西餐廳。創始人徐老高，原在沙面旗昌洋行做廚，煮得一手好西餐。離開洋行後，於光緒十一年開設了太平館，吸引了大批食客。

      走進太平館，舉目所見，是或金色花鳥或棗紅碎花的牆紙，五彩玻璃裝飾的窗櫺和天花，別致的拼花地板，頗具歐陸風情。

      大家在排列成馬蹄形的座位各自就座。張治中特別點了太平館的招牌菜，紅燒乳鴿，還點了牛尾湯，豬扒，蛋撻。

      平日持重的張治中，平日愛鬧的陳賡，輪番勸酒、敬酒。其他人當然跟着一擁而上。

      周恩來心情極好，來者不拒，一口一杯。最後一數，他竟然喝了整整三瓶白蘭地。

      這一晚，他不得不由張治中令兩位衛兵送回家，直到第二天才醒。

       作為當時座上的小人物，周維藎很多年後回想起這一幕，不勝感慨。誰能想到，僅僅兩年以後，這座上的不少人，就從舉杯祝賀變成刀槍相見？

他們，都想要救中國。但是，因為是兩種意識形態，兩種主義，兩種信仰，終於從精誠合作走向矛盾衝突，乃至反目成仇。 

對於一個本來崇尚“中庸之道”、“和為貴”的民族而言，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 

誰之過？誰之錯？

廖仲愷遇刺

讀者諸君如果回顧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歷史，難免會一聲嘆息。 

從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除了民國初年的和平氣象和抗日戰爭時的共御外侮，中華大地幾乎一直處於連綿不斷的內戰中，你爭我奪，城頭變幻大王旗，導致民不聊生，生靈塗炭，外敵乘虛而入。而國共兩度攜手時期，則是國族最生氣勃勃的時候，尤其是精誠合作的黃埔時期，兩黨人才薈萃，共同為打倒帝國主義、救國救民的理想而奮鬥，令人感動，也令人神往。 

稽之往史，不勝唏噓。誰為為之？孰令致之？ 

無須諱言，一統天下、成王敗寇的理念，深埋在中國人的血脈深處。我們的文化傳統里，從來沒有妥協二字。從春秋戰國，到三國，到民國，兄弟如公子糾和公子小白，郎舅如劉備和孫權，叔侄如劉湘和劉文輝，都無法共存。現代中國革命的兩兄弟，國共兩黨，也走不出這個怪圈，在戮力同心地北伐和抗戰之後，演變為兵戎相見、兄弟鬩牆。 

1925年8月20日發生的廖仲愷被刺事件，則是周維藎黃埔生涯中的最大震撼。 

“同學們！我們敬愛的廖黨代表，今天早上被反革命分子刺殺了！大家立即到操場集合！” 

正在課堂聽講之際，校園裡的大喇叭突然傳來新任學生總隊長張治中的聲音。平日老練沉着的張治中，此刻聲音都帶着顫抖。 

周維藎一把抓起放在課桌左上方的軍帽，急急地往外沖。 

平時井然有序的校園，此刻一片騷動。主席台上的蔣校長，失去了平時的鎮定自若，眼睛紅腫，聲音嘶啞地宣布，在長洲島實行戒嚴，由三期學生擔任沿海岸警戒，二期學生為全島總預備隊。他將立即趕赴廣州，出席關於廖案的特別委員會會議。 

接下來的一周，黃埔人人臂纏黑紗。“為廖黨代表報仇”的呼聲，響徹校園。黃埔學生，莫不感覺驟失至親，如喪考妣。 

對於周維藎來說，廖黨代表是令他由衷尊敬的慈祥長者。 

初入黃埔，廖黨代表就來學生隊看望，問寒問暖，關懷備至。之後，每到周六，都能看到家住東山百子路的廖黨代表，冒着烈日坐船送錢來黃埔。錢，都裝在一堆小小的布袋裡，一袋只有一百元，可見籌集之艱辛。 

據說，軍校之初，條件非常艱苦。一期生訓練用的槍都是木頭的，伙食也只有米飯白菜。有一次，實在揭不開鍋了，廖黨代表只好去找當時把持廣東財政的軍閥楊希閔。楊希閔正在抽大煙，立馬猜到了來意，卻不接茬，反而調侃他，要他說洋笑話。廖黨代表在美國出生，又在日本留學，能講很多海外的奇聞軼事，無奈之下，只好應付，直到把楊希閔逗笑，才借了三千大洋，緩解了軍校的燃眉之急。又有一次，廖黨代表借了五六處地方，直到凌晨三點，都無一文，不得不讓出自香港富豪之家的夫人何香凝拿出陪嫁首飾去典當。首飾不夠，還得加上字畫，軍校才不至於斷炊，得以慘澹維持。 

據說，遇刺的前一天晚上，廖黨代表還在為軍校籌款而奔忙，很晚才回家。次日一大早，即趕赴設在惠州會館的國民黨中央黨部開會。不料，才到門口，就被躲在門前騎樓石柱後面的幾個兇手瘋狂掃射，中了四槍。因傷勢嚴重，在送往醫院的途中便與世長辭。 

讓周維藎震驚的是，經常從三哥和劉崛大哥口裡聽到的胡漢民，竟然被指為幕後主謀。他的堂弟胡毅生，被鎖定為廖案的重要追查目標。 

五天后，五十多名黃埔學生軍奉命搜查胡漢民住宅。是夜，胡漢民剛剛就寢，聽到門外嘈雜的聲音，匆忙從後門逃出，直奔國民政府主席汪兆銘家中，向汪妻陳璧君訴說原委。當年曾經和他一起設法營救汪兆銘的陳璧君，聽後怒不可遏，立即打電話質問丈夫為何要緝捕胡漢民。事後，胡漢民被移居於黃埔軍校，形同軟禁。對於自己所蒙受的懷疑，他斷然否認，說“這是“以‘莫須有’三個字，置我於死地”。 

消息傳到黃埔，不免議論紛紛。 

“老周，你覺得會不會是胡先生？” 

文強悄悄地問周維藎。 

“這個……我很難相信。我聽我三哥說過，胡先生當年是黃花崗起義的統籌部秘書長，在最危險的時候，他和夫人曾將獨生女託付給一位老人照料，在一塊布上寫下夫妻兩人的名字和籍貫，縫在女兒衣服上，以準備隨時犧牲。這樣的人，怎麼會謀殺同生死共患難二十多年的戰友廖先生？” 

周維藎本能地為胡漢民辯解。 

隨後，胡漢民被要求出洋。逃走的胡毅生，則發表《告海內外同志書》，堅決否認殺廖，“一面公然罵廖，一面秘密殺廖，同人雖愚，寧至於此！”，並斥責汪兆銘“據耳食之談，以為信讞，枉法弄權”。 

汪兆銘在廖案後繼任黃埔軍校黨代表。十六年後，已成為漢奸的汪兆銘，還在南京建立了一所偽中央軍校，自任校長，與已遷到成都的中央軍校爭奪正統權，還將校訓改為“智深勇沉”，落人恥笑，此處不贅。

廖仲愷追悼會，蔣校長痛哭失聲

黃埔軍校為廖黨代表舉行了追悼大會。 

平時不苟言笑的蔣校長，在台上痛哭失聲。 

“嗚呼！總理逝世未半載，而先生突死於兇徒之狙擊，是猶慈父見背，而盜又殺其長兄，國民革命之大打擊，中華民族之損失，豈只三千學子，全軍將士痛失師承。 

嗚呼！先生追隨總理革命二十餘年，臨大節而不奪，屹然為吾黨之長城……一年以來，學子成業，黨軍成師，皆賴先生之殷勤訓誨，辛苦經營……國民政府成立，先生為其中堅，禁煙絕賭，統一軍政、財政，援助罷工工人，皆以促國民革命之進行。庸詎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先生為群小所側目，竟作主義之犧牲。 

嗚呼！我本黨同志，何以慰先生在天之靈，亦唯奉行遺訓，徹底革命。人孰不死，為革命而死，為主義而死，為擁護人民、黨國利益而死，則其死何如泰山之重輕。嗚呼！成敗利鈍，非所逆睹，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中正曩以昭告於總理者，今有敢以昭告於先生，九原有知，來格來歆。嗚呼，尚饗。” 

主席台一帶，籠罩在一片愁雲慘霧裡。白幡低垂，花圈似海，輓聯如雲。其中，有幾副特別引人注目。

為打倒帝國主義而犧牲，精神不死；是實行全民政治之柱石，功業長存。”（國民政府委員會） 

畢生事革命，推翻帝國，扶植工農，萬姓謳歌思眾母；群小逞陰謀，起害蕭牆，殲摧梁棟，六軍悲憤失元勛。（黨軍第一師） 

哭總理未半載，又哭吾兄，念革命前途，欲制傷心唯努力；值外患正紛乘，更值內變，願同志奮起，要從徹底致澄清。（汪兆銘） 

其好學深思可及，其獻身奮鬥難能，革命尚未成，盜憎主人公竟死；是帝國主義之仇，是無產階級之友，民眾方喚起，世無賢者我安歸？（胡漢民） 

革命奮精神，血染珠江，薄海同悲惟我最；犧牲為黨國，魂招黃埔，大仇未報負公多。（蔣中正）

黨軍第一師師長何應欽和黨代表周恩來率全體官兵致祭詞。念到一半，已泣不成聲。 

國民政府主席汪兆銘作了題為《廖先生精神不死》的演講。

廖夫人何香凝和一子一女也在台上。母子三人，都是一身素白麻衣，神情悲愴。 

廖黨代表生前，常偕夫人來軍校看望學生。當日伉儷雙雙，而今孤兒寡母，望之淒涼。 

廖夫人以未亡人的身份致答謝詞，提到廖先生遇刺前一天，已經有人警告過他，一些人正在計劃謀殺他，他慨然答曰，“際茲黨國多難之秋，個人生死早置之度外。終日所不能忘懷者，唯罷工運動（省港大罷工）和統一廣東運動而已“，然後念出她在丈夫被刺後寫的兩句詩，“哀思惟奮酬君願，報國何時盡此心”，並引用廖先生生前的詩句，“人生最重是精神，精神日新德日新”，勉勵黃埔學生繼承他的遺志。 

周維藎不禁肅然起敬。 

廖黨代表有這樣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侶為他傳承精神，雖死猶生。 

第二天，在黃埔師生淚目護送下，廖黨代表的靈柩由身穿一式鑲白邊背心的儀仗人員抬上一輛圍以素色帷幔的大汽車，前往廣州駟馬崗，安葬在他的親密戰友朱執信墓旁。 

禮炮齊鳴，哀樂陣陣。廣州城萬人空巷，沿途人山人海。二十萬廣州市民，還有一些來自中山、番禺、三水的，自發地前來送仲愷先生最後一程，很多人淚流滿面。 

身穿深青色西服、左臂戴黑紗的廖承志，捧着父親的遺像走在最前面。鏡框裡的仲愷先生，雙目炯炯，直視着前方。 

此時的周維藎，只是送葬人群中的一個迷茫少年。他還不知道，黃埔人人敬愛的仲愷先生被刺身亡，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後來由黃埔人主導的中國的命運。 

身為國民黨元老，時任國民黨中央常委的廖仲愷，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集愛國情懷、治理才幹與剛毅意志於一身的傑出人物。 

廖仲愷和蔣中正一起籌建黃埔軍校，篳路藍縷，共同奮鬥，彼此關係很好。六十年後，蔣中正夫人宋美齡還回憶說，蔣中正“言及仲愷先生對黃埔之貢獻時，熱淚盈眶。其真摯慟心，形於詞色，聞之者莫不動容。” 

廖仲愷個性沉厚，對各方面而言也是一個很好的平衡。如果他還活着，以他在國民黨內的資歷，以他與共產黨的良好關係，國共兩黨未必會從“親密無間”走到“反目成仇”，最後兩岸分治，骨肉天各一方，對國家、民族都是莫大的悲劇。

可惜，歷史從來沒有如果。而近代中國之命運，卻總是在一個又一個的意想不到中，偏離了從黃花崗到黃埔的熱血青年們孜孜以求的軌道。

黃埔精神：使同胞享幸福，為祖國而死，亦大樂也

從廖黨代表的墓地出來，步行一公里，就是廖黨代表生前以廣東省長的名義公告劃定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園的範圍。 

踽踽獨行中，遠遠望見墓園大門上中山先生親題的“浩氣長存”四個大字，周維藎就有些震撼。 

正是薄暮時分，墓園空無一人。落日秋風中，靜寂無聲，唯有那種英靈環繞的莊嚴氣氛，撲面而來。 

入門，是一條約兩百米長的主墓道，兩旁皆是蒼松翠柏。 

沿着主墓道前行，是拜祭先烈所必經的拱橋和默池。因着斜坡的作用，行於橋上，會不由自主地低頭默念，肅然致敬。 

烈士墓構築在崗陵之上。墓後是紀功坊，由前後各七十二塊青石疊成崇山形，象徵七十二烈士。坊頂是一尊美洲華僑捐獻的仿美國自由女神像，約有兩米高，頭戴七束光芒冠冕，左手挾着《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右手舉槌，正對着前方墓塘碑亭頂部的自由鐘，身邊各有一隻自由鳥。 

國家民族的自由，正是黃花崗先烈們為之付出了生命的崇高理想。 

十四年前的農曆三月二十九日，長眠於此的這些英烈，和包括三哥在內的倖存者一起，在黃興的率領下，攻入兩廣總督署，準備活捉總督張鳴岐。 

這是一場實力對比懸殊、消息事先走漏、註定會失敗的戰鬥。 

然而，一百二十多人中，沒有一個退卻。 

他們大多出自富家，留學日本，本來可以有大好的前程，卻在堅定的共和信念和理想光芒的照耀下，如飛蛾撲火，義無反顧。 

這些仁人志士，為了祖國的富強，決志捐軀於沙場，不惜碧血染黃花。就如方聲洞烈士的絕筆書所言，“夫男兒在世，不能建功立業，以強祖國，使同胞享幸福，雖奮鬥而死，亦大樂也。且為祖國而死，亦義所應爾也。” 

讓周維藎自豪的是，他的三哥，也是其中之一。 

他從小就想成為這樣的人。正因如此，他才不惜瞞着父母，前來投考黃埔軍校。

在黃埔，他的確感受到和黃花崗一脈相承的精神。 

校園裡到處張貼着“碧血千秋”、“奮鬥犧牲”的標語，校區內專門建有在東征中犧牲的烈士墓園。 

為革命而不惜犧牲生命，為國家而奉獻犧牲，成為黃埔人所推崇的價值觀，視為軍人生命的最高歸宿。 

在課堂上，師長們推崇的軍人精神，是視戰死為歸途、慷慨赴死、雖死猶生。 

比如蔣校長訓話，必講三民主義，且聲聲言死，要求軍人為三民主義捨生取義，殺身成仁，不可背義而生。他說，“一個人果真明白做人的意義，對於自己生活的目的、生命的意義徹底了解，那不管是在槍林彈雨、人山血海之中，決無畏懦恐怖的心思。我們軍人的職分只有一個死字，軍人的目的也只有一個死字。反面說，就是偷生怕死。如果偷生怕死，不單是不能做軍人，而且就不能算是人……如果我們的死，有價值，死得其所，如為主義，為救國，救黨而死，那麼死又何足惜呢？” 

這些，深深地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黃埔學生。 

正因此，他們能夠不畏犧牲，東征淡水，血戰棉湖，以少勝多，以弱勝強，橫掃東江，平定楊劉，統一廣東。

正因此，他們能夠揮師北伐，數月之間，席捲東南，克醴陵、湘潭，占長沙、岳陽，克汀泗橋、賀勝橋，取武漢、九江，收復福建、浙江、滬寧、京津，勢如破竹，統一中國。 

正因此，他們能夠在挽救民族危亡的對日抗戰中，在上海閘北，在古北口，在察哈爾，在盧溝橋，在淞滬，在台兒莊，在平型關，在崑崙關，在萬家嶺，在長沙，在常德，在衡陽，在龍陵，在騰衝，在仁安羌，在密支那，以血肉之軀築起鋼鐵長城，捍衛了民族的獨立和國家的尊嚴，功在華夏，彪炳千秋。 

也因此，在國共內戰中，有杜聿明、鄭洞國的企圖自殺，張鍾麟（張靈甫）、戴之奇、邱清泉的“殺身成仁”，胡宗南在台抱憾終天的“海峽偷生”。 

這一切，周維藎此時不會知道，也根本想不到，在日後這些決定中國歷史走向的風雲激盪中，他完全沒機會參與，而是在天南一隅，守着田產、老親、妻兒，讀着報上那些當年同窗們的英雄故事，在無盡的嚮往和遺憾中，平凡一生。 

對於周維藎來說，黃埔讓他一生難忘的，是那份“親愛精誠”。 

在他的黃埔記憶中，有兩個很溫馨的畫面。

某夜，他睡得半熟，忽然驚醒。原來，是蔣校長正手持手電筒巡視寢室，見他沒蓋好被子，就過來親自蓋上。出門時，還細心地把門關緊。 

某日，他們這些學生沿着黃埔島晨跑，回到集合地的時候，天仍然沒亮。朦朧中，隱約可見一大一小兩個人等在那裡。近前一看，原來是蔣校長牽着他九歲的兒子，活潑可愛的蔣緯國，在晨霧中迎接弟子們歸來。 

外表嚴肅、不苟言笑的蔣校長，於無聲中，以行動表達出對這些他寄予厚望的弟子們的愛。在一次“總理紀念周”的訓話中，他曾說，“作為老師、校長，對待學生，和父母愛護子女，是沒有什麼兩樣的”。 

“一日為師，終身是父”。在儒家傳統文化薰陶中長大的蔣校長和弟子們之間，的確有些父子般的感情。很多年後，已成為戰區司令長官、集團軍總司令、軍長、師長的黃埔學生們，仍如當年一樣，對這位敬如嚴父一般的“校長”，無條件的服從。雖然，他們也知道，“校長” 也有其自身的局限，位居中樞，卻不顧“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古訓，經常干預作戰，有時甚至打電話到前線連一級指揮官，直接越俎代庖，貽誤軍機。

黃埔一期畢業的杜聿明，曾率國軍最精銳的第五軍遠征緬甸，在英軍遠走印度，日軍集中攻擊第五軍時，他不顧新38師師長孫立人主張去印度的正確意見，堅持遵從“校長”的命令回國，在有“魔鬼河谷”之稱的野人山葬送了四萬精兵，遺恨終身。淮海戰役中，時任第二兵團司令的杜聿明，本已率部向西突圍，接到“校長”回援黃維兵團的命令後，明知是死路，仍然含淚服從，結果全軍覆沒，他本人也被俘。 

實際上，杜聿明是個以頭腦精明、行事果斷著稱的優秀將領，曾經取得擊敗日軍王牌第五師團的崑崙關大捷。這兩次“走麥城”，都與“蔣校長”有關。 

類似的例子還有，曾被周恩來評價為“蔣介石手下最有才幹的指揮官”的胡宗南，1949年在明知入川是死局的情況下，流着眼淚遵從了“校長”之命，將第一軍調到重慶，而不是他認為更合適的新津，經力爭無效後，他忍無可忍地指出，“鈞座既固執己見”，“若以此等精銳有用部隊，毫無計劃，分散割裂，投置於無用毀滅之途，如此用兵實為戰略上之大忌”，果然全軍被殲，在台灣鬱郁終老。 

黃埔四期畢業、曾被“蔣校長”譽為“當代韓信”的林彪，後來則成為對“校長”打擊最大的一位共方戰將。 

因故沒能完成黃埔學業的周維藎，保留的，其實是最美好的記憶。他記得的，是全盛時期的黃埔，也就是他在黃埔的那段時間。

就在他離開黃埔的前夕，原屬大元帥府統轄的各軍正式改稱為“國民革命軍”。蔣校長兼任第一軍軍長。 

包括周維藎在內的四期入伍生，將作為黃埔學生軍，參加即將來臨的第二次東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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