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制“运十”飞机过程中，工厂坚决贯彻三个“三结合”，即“设计、工艺、工人”三结合，“设计院、工厂、用户”三结合，领导、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研制初期，工艺员就进驻“七0八”设计组，充分了解设计构思和要求，设计人员充分听取工艺人员即有经验的工人师傅的意见，使设计变得合理。工艺师、工人了解了设计意图，及早制造了工装，进行了工艺准备，既大大压缩了试制周期，又保证了制造质量。用户及早进驻(王金大同志在1970年底就进驻上海飞机制造厂)，参与设计、制造，试验过程中又得到用户的大力支持，设计更加可靠和适用。各附件、标准件生产厂家、研究单位都实行三结合，成立“三结合”攻关组，保证了各种资源有效利用，攻克了技术难关。

4、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在研制“运十”飞机过程中，工人群众中迸发出极高的热情，他们大搞技术革新。郑元俊等同志硬是用木榔头敲出了合格的发房前缘，厂党委及时发现这一典型，总结经验，加以推广。因为他的这一“敲”，解决了“运十”的难题，至少使进度提前2至3年。工人又向全厂职工发出倡议：“加班不补休，人人争上游”。这一倡议在全厂得到大力支持与推广。人人要求义务加班，人人进行技术革新，技术攻关，人人大干苦干，形成了巨大的生产力。

5、有一支过硬的职工队伍

上飞的职工队伍是一支过硬的队伍。他们在党和部队的多年教育下，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精湛的技术水平，良好的身体素质。

在政治觉悟方面，他们完全把工厂作为自己的家，爱厂如家，视自己为工厂的主人、国家的主人，丝毫没有雇佣与被雇佣的观念。领导干部多为部队转业的老干部，他们同工人的关系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岗位是分工不同，但地位相同、目的相同，所以大家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每个人在各自的岗位上想方设法解决问题，攻克难关，为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无私奉献的忘我劳动。

在业务技术方面。上飞厂的工程技术人员多为哈军、北大、清华、北航、复旦、交大、南航的毕业生，是中华民族中的精英力量。工人队伍多数人员是空军技校及上海市劳动局技校毕业的学生，有一部分还具有大、中专学历，有的是从空军飞行维修部队退伍的战士，他们进厂后虚心向老师傅学习，特别是“两航”人员，他们把自己几十年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无偿地传授给年轻人。1971年10月上飞厂招收了许多70届、72届青年同志充实工人队伍，这些同志进厂后，苦练基本工，钻研各项技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上飞厂的钳工、车工、铣工、磨工平均技术水平在上海市名列前茅。钣金工、铆接工，热处理、表面处理的水平在全国领先。以王松林、陈廉芳、林松茂、董龙海、徐慎华、陈景德为代表的一批同志，他们并没有高等学历，但他们为我国航空、航天、军工、科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既可以设计产品，绘出很规范的图纸，又能以高超的生产技术解决问题，他们人人身怀绝技，他们的理论水平和实际能力完全可以胜任博士生导师的岗位。上飞厂的工人经历制造“运十”飞机的锤炼，目前都成了生产支线飞机的技术骨干。吕广杰同志离休后，他评价上飞厂职工队伍是“思想觉悟高尚、技术水平高超、组织纪律严密”的队伍，能和这支队伍一起工作是毕生的荣幸，这支队伍给了他最大的快乐和安慰。中国正因为有这支过硬的队伍，才迅速地把运十飞机优质地造了出来。

在身体素质方面，上飞厂多数职工经过部队的锻炼，普遍有较好的身体素质，他们吃苦耐劳，能打大仗、恶仗。

这支队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修理队伍的第一主力，他们非但制造了运十飞机，还为我国之后研制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卫星发射、99主战坦克、导弹发射等一系列重大工程贡献了力量。

进入21世纪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已退休，但他们仍十分关心工厂，为工厂分忧解难。2004年，他们中的一些同志在龙华厂区看到自己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工厂因土地开发，厂房被拆，具有先进水平的液压车间、热处理车间、机加车间、大件车间、中心试验室不复存在，看到厂区残垣断壁，他们心如刀绞，老泪纵横，瘫坐在地，望天长叹，为上飞厂、为“运十”飞机而可惜。可见这批老同志对上飞厂、对我国的航空工业的感情是何等的深厚呀！

三、运十的夭折及损失

1、运十的夭折

毛主席逝世后，开始有人质疑毛主席决策的正确性，上级再也不发下用于总装第三架运十飞机的经费，上飞厂职工一方面用有限的资金对第一架进行静力试验，对第二架做试飞准备。全厂7000多人为了生计不得不停下手中的研究项目，去生产煤球炉子和一些民用产品来维持基本的生活。在运十飞机首飞的前夜，一位副部长询问试飞领导小组负责人：“明天飞不上去怎么办?”这位负责人用手做出了掉脑袋的动作，并反问这位副部长“飞上去如何?”副部长回答：“如果飞上去,”接着他也用手做出了个人头落地的动作。第二天一早，这位副部长悄悄地回北京。根据现在披露的资料，这位副部长早在1980年4月就知道上边的意图，要让运十飞机停下来，与美国合作总装MD-82飞机。

随着时间的推移，应由国家划拨的资金还是不能到位。上飞厂迫于无奈于1980年12月22日越级向国家领导人写报告，反映运十飞机取得的成绩，反映了研制大型飞机对国民经济，对国防建设的重要作用，请求经费上给予支持，把研究工作做完。1981年1月12日和2月11日，国家计委国防局和三机部分别向国家财经领导小组打了报告。两个报告均认为，运十是我国第一架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大型客机，现已建立起一支大型客机的设计研制队伍，初步形成了研制大型客机的基地，现在样机已进入验证性试飞，在国内现有条件下，取得这样大的进展是很不容易的，应该继续研制下去，如中途停下来不干，损失太大。同年4月9日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作了批示，要求组织一个专家论证组对运十飞机的研制问题进行全面论证。1981年6月18日至2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三机部联合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运十飞机论证会，出席会议的有我国最著名的航空老专家，时任上海交大校长范绪箕先生，北航教授王俊奎等一批著名的航空、冶金、化工以及经济方面的专家共55人。专家们经过充分论证，一致认为运十飞机造出来不容易，停下来损失太大。于是，他们向国家建议：研制工作不要停，队伍不要散，成果不要丢，他们还建议国家对民航工业实行保护政策。1981年8月13日，上海市政府和三机部联合向国务院和薄一波上报了专家论证会的结论意见，但未得到任何批复。

1981年12月8日，运十飞机从上海飞往北京南苑机场进行汇报飞行，机组在北京进行了二次飞行，汇报飞行十分精彩，得到空军、海军、三机部领导及首都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众人异口同声高度赞扬运十飞机，首都各界人士4400多人排着长队上飞机进行参观。运十飞机在北京停留期间，多么希望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参观一下呀，但他们的希望落空了。直到12月25日，薄一波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进京汇报代表，他十分无奈地说：“我是支持你们的，但经费问题我是决定不了。”“那个报告(指上海与三机部8.13报告)我批示不了，要计委去办，报国务院批”。进京代表十分沮丧地回到了上海，满腹牢骚地说：“我们像猴子出把戏，飞完了，演出完了，拿着锣鼓收钱的时候，竟然没有拿到一分钱。”大家知道，在资本主义国家，像这样的大事，政府首脑都要到场祝贺的。例如空中客车380下线，英、德、西班牙、法国四国首脑亲临现场剪彩。1983年初上海市计委和国防工办再向国家计委作了报告，请求立即恢复和继续完成第三架运十飞机的总装研制工作，并表示上海愿意承担一半的经费约为1100多万元的费用，但报告无任何回复。这时运十飞机就像诞生不久的健康婴儿在摇篮之中嗷嗷待哺，但除了“不拨经费”还是“不拨经费”。运十飞机连购买航空煤油的钱都没有了，万般无奈之下，上飞厂决定让运十飞机机载八吨蔬菜去哈尔滨进行贩卖，以赚一点小钱来购买航空煤油，继续进行各种科目的试飞。

在地方政府，三机部及广大设计师、工艺师，技师、老工人为运十生存而努力的同时，具有美国中央情报局背景，美国麦道公司亚太公司总裁美籍华人张镇中也没有闲着。他和他的主子游说中国民航总局局长沈图，要沈图不要购买运十飞机，去购买美国的飞机，沈图在利益面前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同时上级要求上海飞机制造厂与美国麦道公司合作组装MD-82飞机，并三令五申，多道金牌要上飞按美国FAA的要求整改，让出厂房，为与麦道合作创造条件。1984年6月4日上海飞机研究所219名工程师联合签名写信给国家领导人呼吁，不要花巨额外汇组装MD-82，建议在运十的基础上发展我国民航工业。

可惜的是这一系列强国愿望和强国建议没有得到任何采纳，发来的仍然是一道道金牌，严令按美国FAA要求进行腾清厂房，否则各级干部就地免职。在万般无奈之下，在职工的一片悲愤之中，成千上万吨的运十飞机的型架、工装、模具从为运十飞机而建造的厂房中搬出，堆放在露天广场，任凭日晒雨淋，最后这一批凝聚航空精英无限智慧的大型型架、工装作为废铜烂铁送进了炼钢厂的炉子，熊熊烈火烧掉的是中国民航工业的基础，烧掉的是中国工人阶级制造自己的大飞机的爱国愿望，可怜的第三架运十飞机成了MD-82飞机练习的靶子。新工人在上面练好技术后再上MD-82操作，初生的运十飞机这个中国无数精英培育出来的健康婴儿，因为在摇篮之中得不到一滴乳汁而夭折，沈图又趁火打劫，从机身上拆走了四台发动机。

运十的不幸夭折，广大中国人民和世界一切正义的人民是极其悲痛的，而且是永远的痛，但极少数极端仇视中国人民，仇视社会主义制度，仇视中国共产党的顽固分子是极其高兴的。美国麦道公司在美国财富杂志上毫不掩饰地说：“因为上海搞过运十，我们才与上海合作，如果不打倒运十，美国飞机就不好打进中国。”由此可见，打倒运十，使运十夭折是有预谋的，是相当于为美国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