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國哈杜安

 西方偽史論第一位有影響的人物當數十七世紀法國著名古典學者和耶穌會神父讓·哈杜安（John Hardwin，1646年—1729年）。哈杜安的父親是一個出版商，所以他可以說從小就在書堆里長大。16歲加入耶穌會，並前往巴黎學習神學，畢業後當了15年的神學教員，最後在耶穌會創立的克萊蒙學院（Collège de Clermont）圖書館任管理員直至去世。

 他精通希臘語和拉丁語，一直從事與天主教大公會史有關的學術研究，在古典學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詣，而且喜歡收藏古董錢幣和金屬器物，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提倡二重證據法研究歷史的西方學者，並利用古錢幣考訂歷史年表。在當時考古學尚未建立，更沒有現代考古學所具有的測定文物年代的科學辦法的前提下，他接觸到許多造假的錢幣和金屬器物，使得他對古代的文獻記載也產生了普遍的懷疑，所以他主要採用邏輯推理和直觀決斷的方法判定文獻的真偽，做出了許多驚世駭俗的論斷。

 他指控許多古籍為偽書，都與他作為耶穌會士的神學立場有關。耶穌會起源於法國，是天主教內因應新教改革而形成的新型修士團體，他們既反對天主教舊傳統，又不認同基督教新教的主張，當然更反對具有無神論傾向的世俗化運動。所以作為耶穌會的終身職員，哈杜安在立場上一直三面樹敵：一個是歷史悠久的天主教本篤會，一個是基督教新教會團，還有就是希臘羅馬傳統中的異教思想，他將三者一概指責為無神論思想。

   本篤會是羅馬天主教早期的一個隱修會，是由意大利人聖本篤（Saint Benedict of Nursia；公元480—547年）於529年在意大利中部卡西諾山所創，遵循中世紀初流行於意大利和高盧的隱修活動，因為其隱修的傳統，很少有公開的記載流傳下來，這就給哈杜安的陰謀論指控找到了令對手難以提出有力反擊的素材。他的指控主要涉及三個方面：即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典籍、中世紀大量的天主教大公會檔案，以及新教思想都是本篤會修士在十二和十三世紀期間編造的，其中新教經典是本篤會事先秘密寫好，待到十六世紀時機成熟才釋放出來的。

  別人指責他只是為了標新立異，他的回答是：我起早貪黑地寫作，難道就是為了給大家提供那些人人耳熟能詳的觀點麼？

二．英國牛頓

  牛頓和萊布尼茲都是微積分的發明者，二人都曾花了大量時間研究科學領域以外的問題，但是和萊布尼茲在哲學、神學和邏輯學方面都有傑出的貢獻相比，牛頓的跨領域研究可以說是毫無可觀之處。

  牛頓生前除了涉足研究聖經和鍊金術之外，在他去世後不久，還由他的地產經理人代理出版了一本他生前所著的歷史著作《古王國編年史修正》（The Chronology of Ancient Kingdoms Amended）。

  據說牛頓主要是對當時世面流行的斯卡利傑版《時間校正篇》（1583年）中所給出的古代歷史年表不滿，特別是對其中涉及的古希臘、古埃及和古代近東的相關年代提出異議，並給出了自己的修正年表。

  這本書涉及的時間線主要是從古希臘文明開始到希波戰爭之間的一千多年時間的亞非歐大事記。他所採用的時間主軸主要是基於阿波羅尼烏斯·羅迪烏斯創作於公元前 3 世紀的《阿爾戈英雄紀》，與其鄰近的古埃及和兩河文明年表也被削足適履地塞進同一時間框架之內。

  在這本書的引言部分，牛頓這樣寫道：“我制定了下面的年表，以便使其年代與自然進程、天文學、聖書記載、歷史之父希羅多德的記載及其自身相適應；沒有普魯塔克所抱怨的許多自相矛盾。我不敢宣稱可以精確到一年：可能有五年或十年的誤差，有時是二十年，但不會超過太多。”

   雖然牛頓在書中結合了多種權威記載和天文學研究，並且他對自己的研究還是很有自信的，但主流歷史學者並不買單。

 對於牛頓這本書的評價，紐約大學教授歐內斯特·戴維斯（Ernest Davis）在一篇為題為《牛頓是如何偏離軌道如此之遠的？》（How Did Newton Go So Far Off Course? Review of 《Newton and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by Jed Z. Buchwald and Mordechai Feingold. SIAM News, May 1, 2013.）的書評中是這樣說的： “以現在全然屬於後見之明的角度來說，《年表修正》面世近300年來，無論是從實際內容還是方法論角度，都沒有對歷史學研究產生任何有價值的貢獻，就我的判斷能力所及，書中正確的部分沒有任何東西屬於新見解，而它所包含的一些重大錯誤卻是之前和之後從來都沒有人犯過的。”

當然對西方歷史的質疑，牛頓不是第一個，也肯定不是

最後一個。

類似的案例還有1887年歷史學家埃德溫·約翰遜（Edwin Johnson ，1842–1901) 在《古董之母：關於基督徒起源的研究》（Antiqua Mater:A Study of Christian Origins）一書中提出早期基督徒的歷史大多是二世紀和三世紀編造或扭曲事實的結果。

又例如奧地利精神分析學家奧托·蘭克 (Otto Rank)在1909年在《英雄誕生神話》（《Der Mythos von der Geburt des Helden 》）一書中則這樣說道：“幾乎所有重要文明的民族很早就編織了神話，並在詩歌中歌頌他們的英雄：神話中的國王和王子、宗教的創始人、王朝、帝國和城市的締造者，簡而言之，他們的民族英雄。尤其是關於他們的出生和早年的經歷充滿了幻想的特徵。這些故事具有驚人的相似性，不只是字面上的同一性，即使它們指的是不同的、完全獨立的民族，有時在地理上彼此相距甚遠，但它們卻是眾所周知的，並讓許多調查人員感到震驚。”

三．俄國福緬科

 阿納托利·季莫費耶維奇·福緬科（Anatoly Timofeevich Fomenko）生於烏克蘭頓涅茨克的俄羅斯數學家，曾任國立莫斯科大學教授，數學何力學系主任，俄羅斯科學院院士，自然科學院士，高等教育研究院院士，1996年榮獲俄羅斯聯邦數學卓越獎，直到在1970年前，他的主要領域一直是數學。

  從1970年代開始，福緬科受前蘇聯早期傳奇人物尼古拉·莫羅佐夫 （Nikolai Morozov）所寫的一本研究著作影響，開始涉入歷史學領域，這本書就是莫羅佐夫在1907年所出版的《雷雨中的啟示，<啟示錄>誕生的歷史》, 在這本書中莫羅佐夫以古希臘托勒密《天文學大成》那樣的天文學著作為依據， 推算出聖經《啟示錄》的成書日期為395年9月30日，並且作者就是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約翰·克里索斯托（Ioannes Chrysostom；公元347年—407年）。

  尼古拉·莫羅佐夫的相關研究方法有很多獨斷性，比如他將《啟示錄》中一些異象描述獨斷地與特定的天文星象相關聯，倘若這個前提不正確，即使其它相關天文推算無懈可擊，也不能保證其推算結論是有價值的。

  因為深受尼古拉·莫羅佐夫思想的影響，福緬科開始和幾個同行合作，提出用數學方法研究歷史的模型，並試圖將其論文發表在相關學術期刊上，但是因為最終未能得到歷史學家的認可，他們便開始轉向透過出版書籍來宣揚自己的觀點。

 《新編年史》就是福緬科和其它三位合作者共同編著而成的，全書共分7卷，從篇幅來說可以稱得上是煌煌巨製了。

  首先他們發明了一些研究歷史文獻相關性的統計學方法，以此找出早期歷史文本和後期歷史文本的相關性，從而證明早期歷史不過是根據後期歷史建構的；其次他們採用早期歷史文本諸如《新約聖經》中有關耶穌誕生的某些天象記錄，根據天文學推算聲稱其中所記載的歷史事件的年代包括作者的著作年代實際上都是中世紀的。例如根據他們的推算，耶穌的歷史原型就是曾經於公元1152年至公元1185年間在位的拜占庭皇帝安德洛尼卡一世科穆寧（Andronikos I Komnenos ）。

《新編年史》第一卷還這樣宣稱道：“對古代來源和文物進行年代測定的考古學、樹木年代學、古地理學和碳素方法既不準確又相互矛盾，因此沒有任何一份可靠的書面證據或文物可以可靠且獨立地確定其年代早於 11 世紀。”

  根據《新編年史》觀點，成吉思汗和蒙古人實際上都是俄羅斯人；中國萬里長城則建於17世紀清朝康熙年間，目的是為了防禦俄羅斯的入侵。古埃及金字塔是偽造的，希臘文明是偽造的，相關歷史文獻都是西方16世紀以後編造的，目的是為了掩蓋世界上曾經有一個屬於俄羅斯歷史的斯拉夫-突厥共同體所組成的世界帝國羅斯斡耳朵存在的事實。所謂斡耳朵即漢文中的鄂爾多斯，鄂爾多是蒙古語宮帳的意思，代表成吉思汗皇室。明朝天順年間，蒙古族鄂爾多斯部（守護成吉思汗王陵的部落）駐牧河套，中國蒙古鄂爾多斯高原由此得名。

  由於書中有太多違背歷史學常識的論斷，該書出版後不僅未獲預想中的成功，而且還遭到俄羅斯科學界和史學界主流專家的一致拒絕。

四．中國何新

何新早年以研究中國上古神話稱名，其中一個重要創見是利用西方人類學思想和中國傳統的訓詁學，提出中國上古有一個以太陽神崇拜為主體的原始一神教信仰。

後來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以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為理論基礎提出新國家主義，在二十一世紀初改開後期又提出新社會主義，其不變的宗旨就是倡導國家利益至上。 

他的新國家主義並不是有一套自洽的理論體系，而更是一種治國主張。跟諸子百家政治學一樣，政權問題不是他考慮的範疇，他考慮的就是作為統治者如何治國。因為這個原因何新站隊站得很好，最後被中共高層拉進政協成為終身委員。

晚年開始跟風研究共濟會陰謀論和西方偽史論。

共濟會陰謀論何新跟風的是宋鴻兵2007年出版的《貨幣戰爭》，他在2010年跟風出版的第一部相關著作是《統治世界·神秘共濟會揭密》。

偽史論所跟風的是黃忠平（生民無疆）2012年出版的《包裝出來的古希臘文明》，在2013和2015年他分別跟風出版了《希臘偽史考》和《希臘偽史續考》。

不過宋鴻兵和生民無疆認真說來也都是民科出身，他們主要是沿襲國外非主流作者的資料，正如網上有人評價《貨幣戰爭》時指出的那樣：“宋鴻兵的貨幣戰爭一書, 除了他的序言與第十章外, 從第一章到第九章, 都是根據現有的英語文獻翻譯而來。” 

至於西方偽史論，在華文世界產生一定影響的西方著作也同樣不乏其例。如著名的英格蘭懷疑主義者作家約瑟夫·格蘭維爾（Joseph Glanvill，1636-1680）生前就提出過《亞里士多德全集》全屬偽造：“眾多作品雖署名亞里士多德，其實並非其本人撰寫。”

  又如馬丁·伯納爾（Martin Bernal）分別於 1987 年、1991 年和 2006 年出版的三卷本的偽考古學《黑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亞非根源》，以及約翰·霍布森（John M Hobson）2009年出版的《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

 為什麼會跟風陰謀論和西方偽史論呢？這都跟前面提到的他的新國家主義政治理念有關。他的政治理念說白了就是國家利益至上，其它什麼不是他考慮的，而搞希臘偽史和共濟會陰謀論都表面上符合他所宣稱的中國國家利益。他以此呼應了國內民粹主義土壤，因此他搞偽史論和共濟會陰謀論的書也可以熱賣。

五．華裔李兆良

 李兆良生於香港，美籍華裔， 曾任耶魯大學化學系研究員，德克薩斯農工大學化學系副教授。

 他研究歷史的契機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受西方非主流作者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1937年—2020年）所著《1421：中國發現世界》的影響，該書作者提出了一些堪稱驚世駭俗的主張，例如他主張鄭和船隊在1421年時即航行到過美洲，早於哥倫布70年，同時也比詹姆斯·庫克早三百年到達澳大利亞，並最早完成了環球航行這一壯舉。

  另一個是2006年他從美國舊貨市場淘到一件據稱是明朝宣德年間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時，皇帝賜給番幫的青銅金牌。追根溯源這件古董的來歷則又是1994年一位業餘尋寶者，在美國東部北卡羅來納州的一個教堂附近發現的。按正常理解這個古董就算真是明代真品，也有可能是八國聯軍帶到西方的，但是他獨斷地認定這個古董就是鄭和船隊到過美洲的證據。

  其後李兆良憑這一件細究起來有點來歷不明的古董，順藤摸瓜，號稱科技考古，宣稱靠一己之力挑戰了世界史上的三大經典學說：鄭和下西洋止於東非、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利瑪竇把西方的地理知識帶到中國。

  他為此出版了兩本書：2012年出版《坤輿萬國全圖解密 – 明代測繪世界》；2013年出版《宣德金牌啟示錄 - 明代開拓美洲》。

  到後來他也與西方偽史論者合流進一步否認近代科學是西學東漸的產物，把所謂揭露西方偽史和弘揚中華文明結合起來。

  《坤輿萬國全圖》史有明文是西洋傳教士利瑪竇所作，李兆良為此特別腦補了一個故事以圖自圓其說：因史有傳聞鄭和死後若干年明憲宗想提震國威再次啟動下西洋項目時，兵部尚書劉大夏一把火把所有資料都燒毀了。李兆良依此給出一個腦補的邏輯猜想，就是鄭和下西洋的資料並沒有被毀，而是有些大臣為了打消憲宗皇帝試圖派人重新下西洋的念頭，謊稱說相關資料被燒毀了。後來徐光啟等依據鄭和下西洋的資料繪製成了《坤輿萬國全圖》，就只好將錯就錯宣稱是由西洋傳教士利瑪竇所繪，以避免此前所犯的欺君之罪被問責。

  對於李兆良的學說，專業歷史學教授龔纓晏在《坤輿萬國全圖與鄭和發現美洲》（《歷史研究》2019年第5期）一文中是這樣評價的：“李兆良的論著引用了不少西方古地圖資料，並試圖通過似是而非的敘述來證明自己的觀點。一些不是專業研究西方古地圖的學者因此被其迷惑。實際上，李兆良根據西方古地圖資料所得出的結論，都是站不住腳的。”

六．結語

  偽史論大法師的修成之路通常在於他們首先要在某一歷史之外的領域做到功成名就，然後挾其他山之名望而轉進歷史領域興風作浪，除牛頓外，這些人的本意也大多不在學術，或因教派立場黨同而伐異，或為一國沙文主義充當馬前卒，方法論上將自然科學的所謂嚴密推理武斷用於虛妄不實的前提之上，雖巧舌如簧終也掩蓋不了他們本意只在忽悠普羅大眾的真實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