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国哈杜安

 西方伪史论第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当数十七世纪法国著名古典学者和耶稣会神父让·哈杜安（John Hardwin，1646年—1729年）。哈杜安的父亲是一个出版商，所以他可以说从小就在书堆里长大。16岁加入耶稣会，并前往巴黎学习神学，毕业后当了15年的神学教员，最后在耶稣会创立的克莱蒙学院（Collège de Clermont）图书馆任管理员直至去世。

 他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一直从事与天主教大公会史有关的学术研究，在古典学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而且喜欢收藏古董钱币和金属器物，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提倡二重证据法研究历史的西方学者，并利用古钱币考订历史年表。在当时考古学尚未建立，更没有现代考古学所具有的测定文物年代的科学办法的前提下，他接触到许多造假的钱币和金属器物，使得他对古代的文献记载也产生了普遍的怀疑，所以他主要采用逻辑推理和直观决断的方法判定文献的真伪，做出了许多惊世骇俗的论断。

 他指控许多古籍为伪书，都与他作为耶稣会士的神学立场有关。耶稣会起源于法国，是天主教内因应新教改革而形成的新型修士团体，他们既反对天主教旧传统，又不认同基督教新教的主张，当然更反对具有无神论倾向的世俗化运动。所以作为耶稣会的终身职员，哈杜安在立场上一直三面树敌：一个是历史悠久的天主教本笃会，一个是基督教新教会团，还有就是希腊罗马传统中的异教思想，他将三者一概指责为无神论思想。

   本笃会是罗马天主教早期的一个隐修会，是由意大利人圣本笃（Saint Benedict of Nursia；公元480—547年）于529年在意大利中部卡西诺山所创，遵循中世纪初流行于意大利和高卢的隐修活动，因为其隐修的传统，很少有公开的记载流传下来，这就给哈杜安的阴谋论指控找到了令对手难以提出有力反击的素材。他的指控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即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典籍、中世纪大量的天主教大公会档案，以及新教思想都是本笃会修士在十二和十三世纪期间编造的，其中新教经典是本笃会事先秘密写好，待到十六世纪时机成熟才释放出来的。

  别人指责他只是为了标新立异，他的回答是：我起早贪黑地写作，难道就是为了给大家提供那些人人耳熟能详的观点么？

二．英国牛顿

  牛顿和莱布尼兹都是微积分的发明者，二人都曾花了大量时间研究科学领域以外的问题，但是和莱布尼兹在哲学、神学和逻辑学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相比，牛顿的跨领域研究可以说是毫无可观之处。

  牛顿生前除了涉足研究圣经和炼金术之外，在他去世后不久，还由他的地产经理人代理出版了一本他生前所著的历史著作《古王国编年史修正》（The Chronology of Ancient Kingdoms Amended）。

  据说牛顿主要是对当时世面流行的斯卡利杰版《时间校正篇》（1583年）中所给出的古代历史年表不满，特别是对其中涉及的古希腊、古埃及和古代近东的相关年代提出异议，并给出了自己的修正年表。

  这本书涉及的时间线主要是从古希腊文明开始到希波战争之间的一千多年时间的亚非欧大事记。他所采用的时间主轴主要是基于阿波罗尼乌斯·罗迪乌斯创作于公元前 3 世纪的《阿尔戈英雄纪》，与其邻近的古埃及和两河文明年表也被削足适履地塞进同一时间框架之内。

  在这本书的引言部分，牛顿这样写道：“我制定了下面的年表，以便使其年代与自然进程、天文学、圣书记载、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记载及其自身相适应；没有普鲁塔克所抱怨的许多自相矛盾。我不敢宣称可以精确到一年：可能有五年或十年的误差，有时是二十年，但不会超过太多。”

   虽然牛顿在书中结合了多种权威记载和天文学研究，并且他对自己的研究还是很有自信的，但主流历史学者并不买单。

 对于牛顿这本书的评价，纽约大学教授欧内斯特·戴维斯（Ernest Davis）在一篇为题为《牛顿是如何偏离轨道如此之远的？》（How Did Newton Go So Far Off Course? Review of 《Newton and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by Jed Z. Buchwald and Mordechai Feingold. SIAM News, May 1, 2013.）的书评中是这样说的： “以现在全然属于后见之明的角度来说，《年表修正》面世近300年来，无论是从实际内容还是方法论角度，都没有对历史学研究产生任何有价值的贡献，就我的判断能力所及，书中正确的部分没有任何东西属于新见解，而它所包含的一些重大错误却是之前和之后从来都没有人犯过的。”

当然对西方历史的质疑，牛顿不是第一个，也肯定不是

最后一个。

类似的案例还有1887年历史学家埃德温·约翰逊（Edwin Johnson ，1842–1901) 在《古董之母：关于基督徒起源的研究》（Antiqua Mater:A Study of Christian Origins）一书中提出早期基督徒的历史大多是二世纪和三世纪编造或扭曲事实的结果。

又例如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奥托·兰克 (Otto Rank)在1909年在《英雄诞生神话》（《Der Mythos von der Geburt des Helden 》）一书中则这样说道：“几乎所有重要文明的民族很早就编织了神话，并在诗歌中歌颂他们的英雄：神话中的国王和王子、宗教的创始人、王朝、帝国和城市的缔造者，简而言之，他们的民族英雄。尤其是关于他们的出生和早年的经历充满了幻想的特征。这些故事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不只是字面上的同一性，即使它们指的是不同的、完全独立的民族，有时在地理上彼此相距甚远，但它们却是众所周知的，并让许多调查人员感到震惊。”

三．俄国福缅科

 阿纳托利·季莫费耶维奇·福缅科（Anatoly Timofeevich Fomenko）生于乌克兰顿涅茨克的俄罗斯数学家，曾任国立莫斯科大学教授，数学何力学系主任，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自然科学院士，高等教育研究院院士，1996年荣获俄罗斯联邦数学卓越奖，直到在1970年前，他的主要领域一直是数学。

  从1970年代开始，福缅科受前苏联早期传奇人物尼古拉·莫罗佐夫 （Nikolai Morozov）所写的一本研究著作影响，开始涉入历史学领域，这本书就是莫罗佐夫在1907年所出版的《雷雨中的启示，<启示录>诞生的历史》, 在这本书中莫罗佐夫以古希腊托勒密《天文学大成》那样的天文学著作为依据， 推算出圣经《启示录》的成书日期为395年9月30日，并且作者就是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约翰·克里索斯托（Ioannes Chrysostom；公元347年—407年）。

  尼古拉·莫罗佐夫的相关研究方法有很多独断性，比如他将《启示录》中一些异象描述独断地与特定的天文星象相关联，倘若这个前提不正确，即使其它相关天文推算无懈可击，也不能保证其推算结论是有价值的。

  因为深受尼古拉·莫罗佐夫思想的影响，福缅科开始和几个同行合作，提出用数学方法研究历史的模型，并试图将其论文发表在相关学术期刊上，但是因为最终未能得到历史学家的认可，他们便开始转向透过出版书籍来宣扬自己的观点。

 《新编年史》就是福缅科和其它三位合作者共同编著而成的，全书共分7卷，从篇幅来说可以称得上是煌煌巨制了。

  首先他们发明了一些研究历史文献相关性的统计学方法，以此找出早期历史文本和后期历史文本的相关性，从而证明早期历史不过是根据后期历史建构的；其次他们采用早期历史文本诸如《新约圣经》中有关耶稣诞生的某些天象记录，根据天文学推算声称其中所记载的历史事件的年代包括作者的著作年代实际上都是中世纪的。例如根据他们的推算，耶稣的历史原型就是曾经于公元1152年至公元1185年间在位的拜占庭皇帝安德洛尼卡一世科穆宁（Andronikos I Komnenos ）。

《新编年史》第一卷还这样宣称道：“对古代来源和文物进行年代测定的考古学、树木年代学、古地理学和碳素方法既不准确又相互矛盾，因此没有任何一份可靠的书面证据或文物可以可靠且独立地确定其年代早于 11 世纪。”

  根据《新编年史》观点，成吉思汗和蒙古人实际上都是俄罗斯人；中国万里长城则建于17世纪清朝康熙年间，目的是为了防御俄罗斯的入侵。古埃及金字塔是伪造的，希腊文明是伪造的，相关历史文献都是西方16世纪以后编造的，目的是为了掩盖世界上曾经有一个属于俄罗斯历史的斯拉夫-突厥共同体所组成的世界帝国罗斯斡耳朵存在的事实。所谓斡耳朵即汉文中的鄂尔多斯，鄂尔多是蒙古语宫帐的意思，代表成吉思汗皇室。明朝天顺年间，蒙古族鄂尔多斯部（守护成吉思汗王陵的部落）驻牧河套，中国蒙古鄂尔多斯高原由此得名。

  由于书中有太多违背历史学常识的论断，该书出版后不仅未获预想中的成功，而且还遭到俄罗斯科学界和史学界主流专家的一致拒绝。

四．中国何新

何新早年以研究中国上古神话称名，其中一个重要创见是利用西方人类学思想和中国传统的训诂学，提出中国上古有一个以太阳神崇拜为主体的原始一神教信仰。

后来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以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提出新国家主义，在二十一世纪初改开后期又提出新社会主义，其不变的宗旨就是倡导国家利益至上。 

他的新国家主义并不是有一套自洽的理论体系，而更是一种治国主张。跟诸子百家政治学一样，政权问题不是他考虑的范畴，他考虑的就是作为统治者如何治国。因为这个原因何新站队站得很好，最后被中共高层拉进政协成为终身委员。

晚年开始跟风研究共济会阴谋论和西方伪史论。

共济会阴谋论何新跟风的是宋鸿兵2007年出版的《货币战争》，他在2010年跟风出版的第一部相关著作是《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密》。

伪史论所跟风的是黄忠平（生民无疆）2012年出版的《包装出来的古希腊文明》，在2013和2015年他分别跟风出版了《希腊伪史考》和《希腊伪史续考》。

不过宋鸿兵和生民无疆认真说来也都是民科出身，他们主要是沿袭国外非主流作者的资料，正如网上有人评价《货币战争》时指出的那样：“宋鸿兵的货币战争一书, 除了他的序言与第十章外, 从第一章到第九章, 都是根据现有的英语文献翻译而来。” 

至于西方伪史论，在华文世界产生一定影响的西方著作也同样不乏其例。如著名的英格兰怀疑主义者作家约瑟夫·格兰维尔（Joseph Glanvill，1636-1680）生前就提出过《亚里士多德全集》全属伪造：“众多作品虽署名亚里士多德，其实并非其本人撰写。”

  又如马丁·伯纳尔（Martin Bernal）分别于 1987 年、1991 年和 2006 年出版的三卷本的伪考古学《黑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根源》，以及约翰·霍布森（John M Hobson）2009年出版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

 为什么会跟风阴谋论和西方伪史论呢？这都跟前面提到的他的新国家主义政治理念有关。他的政治理念说白了就是国家利益至上，其它什么不是他考虑的，而搞希腊伪史和共济会阴谋论都表面上符合他所宣称的中国国家利益。他以此呼应了国内民粹主义土壤，因此他搞伪史论和共济会阴谋论的书也可以热卖。

五．华裔李兆良

 李兆良生于香港，美籍华裔， 曾任耶鲁大学化学系研究员，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化学系副教授。

 他研究历史的契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受西方非主流作者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1937年—2020年）所著《1421：中国发现世界》的影响，该书作者提出了一些堪称惊世骇俗的主张，例如他主张郑和船队在1421年时即航行到过美洲，早于哥伦布70年，同时也比詹姆斯·库克早三百年到达澳大利亚，并最早完成了环球航行这一壮举。

  另一个是2006年他从美国旧货市场淘到一件据称是明朝宣德年间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时，皇帝赐给番帮的青铜金牌。追根溯源这件古董的来历则又是1994年一位业余寻宝者，在美国东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教堂附近发现的。按正常理解这个古董就算真是明代真品，也有可能是八国联军带到西方的，但是他独断地认定这个古董就是郑和船队到过美洲的证据。

  其后李兆良凭这一件细究起来有点来历不明的古董，顺藤摸瓜，号称科技考古，宣称靠一己之力挑战了世界史上的三大经典学说：郑和下西洋止于东非、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利玛窦把西方的地理知识带到中国。

  他为此出版了两本书：2012年出版《坤舆万国全图解密 – 明代测绘世界》；2013年出版《宣德金牌启示录 - 明代开拓美洲》。

  到后来他也与西方伪史论者合流进一步否认近代科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把所谓揭露西方伪史和弘扬中华文明结合起来。

  《坤舆万国全图》史有明文是西洋传教士利玛窦所作，李兆良为此特别脑补了一个故事以图自圆其说：因史有传闻郑和死后若干年明宪宗想提震国威再次启动下西洋项目时，兵部尚书刘大夏一把火把所有资料都烧毁了。李兆良依此给出一个脑补的逻辑猜想，就是郑和下西洋的资料并没有被毁，而是有些大臣为了打消宪宗皇帝试图派人重新下西洋的念头，谎称说相关资料被烧毁了。后来徐光启等依据郑和下西洋的资料绘制成了《坤舆万国全图》，就只好将错就错宣称是由西洋传教士利玛窦所绘，以避免此前所犯的欺君之罪被问责。

  对于李兆良的学说，专业历史学教授龚缨晏在《坤舆万国全图与郑和发现美洲》（《历史研究》2019年第5期）一文中是这样评价的：“李兆良的论著引用了不少西方古地图资料，并试图通过似是而非的叙述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一些不是专业研究西方古地图的学者因此被其迷惑。实际上，李兆良根据西方古地图资料所得出的结论，都是站不住脚的。”

六．结语

  伪史论大法师的修成之路通常在于他们首先要在某一历史之外的领域做到功成名就，然后挟其他山之名望而转进历史领域兴风作浪，除牛顿外，这些人的本意也大多不在学术，或因教派立场党同而伐异，或为一国沙文主义充当马前卒，方法论上将自然科学的所谓严密推理武断用于虚妄不实的前提之上，虽巧舌如簧终也掩盖不了他们本意只在忽悠普罗大众的真实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