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黎與羲和

  《說文解字》：“ 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袖舞形。與工同意。古者巫咸初作巫。凡巫之屬皆從巫。 ”

   在《說文解字》中，將巫祝合一，實際也是將巫史合一，其實二者在上古判然有別。

   欲釐清巫與史的差別，先要弄清楚重與黎的差別，重黎是巫史在後世逐漸演變為史文化的中間環節。

《尚書·呂刑》：“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於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奸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越茲麗刑並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於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於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後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上文中皇帝—詞或指堯，或指顓頊，或指上帝，若皇帝指堯，則重實際指羲，黎實際指和，羲和分別為重黎之別名或後代。

孔安國傳曰：“ 重即羲 ， 黎即和 。 堯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擾，各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言天神無有降地，地祇不至於天，明不相干。”

孔穎達疏曰：“ 羲是重之子孫， 和是黎之子孫，能不忘祖之舊業，故以重黎言之。”

重黎二人一說皆為顓頊後代，一說重為少昊後代，重黎為顓頊後代，但後者實際只是一人，並且在重黎與重並舉時簡稱為黎。

  《山海經·大荒西經》：“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獻上天，令黎卭下地，下地是生噎，處於西極，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     

《史記·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

司馬貞 索隱：“今以重黎 為一人，仍是 顓頊 之子孫者， 劉氏 云：‘ 少昊氏 之後曰 重，顓頊氏 之後曰 重黎，對彼 重 則單稱 黎，若自言當家則稱 重黎。’”

二． 巫祝宗史

重黎是絕地天通之後負責天地神民的官職，在此之前與其相對應的職能分別有覡巫祝宗和巫史兩種說法。

《國語·楚語下》：“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           

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           

按上述引文可見少昊氏之前，有覡巫和宗祝之分，覡巫當是源自中國上古原始宗教中的薩滿，在西方一神教傳統中一般被稱為先知或魔法師；祝宗相當於西方宗教傳統中的祭司階層或身份。  

“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蒸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

在少昊氏末期， 覡巫和宗祝被簡稱為巫史，顯然覡巫合稱為巫，祝宗合稱為史。    

“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於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御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

  自顓頊至夏商，巫史被重黎及其後代羲和世襲專任所取代，重和羲相當於巫，黎與和相當於史，至周代朝廷重人事而輕鬼神，重之天職不復見有所傳，而黎的後代休父，被封為程國伯，周宣王時被封為大司馬，迨及西周亡而失其官守，其後變為司馬氏，即司馬遷之祖輩。

 《太史公自序》：“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閒，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

司馬氏本為黎之後，而稱其先祖世主天官，天官本為上古重之職責，由此可見此時重黎職份已經合一。

三．史字源流

 史字在甲骨文原為手持某物之象，至於手中所持為何物，王國維以為象盛筴（簡冊）之器；馬敘倫以為象手執筆形，會記事之意。

從後世史官統攬上古天地神民之職責，也可以理解為是手持測日晷之具，即司天之職份，或手持甲骨及其鑽刻之具，即記載龜占辭之義，後者實為薩滿口占神諭之變體。

與甲骨文史字相關者還有兩個字：一個是尹，手持刀筆書寫官令之會意。一個是吏字。吏字似乎是占與手之結合，會意為手持神巫所占之神諭而執行其命令之義，由此進一步引申為另外兩個會意字使和事。

因為史官之職位在後世是統合重黎之職分而來，所以其主要職責有：觀察天文，記載大事，制定律法，掌管文書，以禮法責人事等等。

四．祖先崇拜

  中國是個以祖先崇拜為主要特徵的民族，與其自上古以降的職業官守和種姓世襲有很大關係，與其後世所形成的獨特史觀文化傳統也有不可分割的聯繫。

  印度的種姓制度，除了職業和等級世襲，並且不同種性之間不得流動和通婚，是最為嚴格的種姓制度。

  中國上古的種姓主要表現為官職世襲和封地世襲，所以中國人的姓氏有嚴格的族系傳承，不能輕易更改，即使是平民也不例外，這與西方相應的傳統有很大不同。當然種姓也有更易的特殊情形，除了皇帝賜姓氏外，還有封地被褫奪以及祖傳職業失去其官守等例外。

  例如《漢書·藝文志》就有：“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

  司徒之官以重黎天地神民來分，屬於地和民，也就是黎的職份，顯然偏重於巫史傳統之中史的一面，《漢書·藝文志》認為儒家思想就是出於西漢滅亡，司徒之官失其官守流落民間所致。

  《國語·齊語》所記載的管仲置四民而不使之雜處可以看作是上古職業和種姓世襲的餘緒，至秦朝則基本被廢除。

  《國語·齊語》：“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

五．史官傳統

  史官源自上古祝宗傳統，至夏商周三代日漸繁複，要務不外觀天象，備文案，則人事等諸項，項目又有朝廷與地方，內務和外交，記言和記事等不同。

  唐劉知己《史通·外篇·史官建置》：“蓋史之建官，其來尚矣。昔軒轅氏受命，倉頡、沮誦實居其職。至於三代，其數漸繁。案《周官》、《禮記》，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太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曲禮》曰："史載筆，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大戴禮》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則有司過之史。"《韓詩外傳》云："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太史令也。"斯則史官之作，肇自黃帝，備於周室，名目既多，職務咸異。至於諸侯列國亦各有史官，求其位號，一同王者。”

簡牘策：古代用於書寫的竹片或木片，其中竹製的為簡，木製的為牘，散裝為簡牘。連編在一起的為策。

  史的重要職份之一是以史為鑑，記載天子與大臣遵道守法之功過。

  《禮記·禮運》：“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

《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禮記·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  據此有人認為左丘明實為左史氏之後。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盆缻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為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缻’。”

  所以中國古代的治國信念之一是欲亡其國先亡其史，不是沒有道理的。

《呂氏春秋·先識覽》：“一曰：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地從於城，城從於民，民從於賢。故賢主得賢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豈必足行其地、人說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曰：‘夏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恥其功臣，輕其賢良，棄義聽讒，眾庶咸怨，守法之臣，自歸於商。’ 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於酒德，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妲己為政，賞罰無方，不用法式，殺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

六．存在主義信仰

史學和人文傳統的發達，決定了中國人的信仰是首先是歷史主義的，其次是道德主義的。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唐劉知己《史通·外篇·史官建置》：“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駒之過隙，猶且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聞。上起帝王，下窮匹庶，近則朝廷之士，遠則山林之客，諒其於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圖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稱不朽乎？蓋書名竹帛而已。”

根據《道德經》，道為本，德為用，立德必須以循道為準繩。不朽之事以價值信仰為前提。  

   《道德經》第五十一章：“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換句話說，三不朽是中國式存在主義超人理想的自我建構，體現在中國特有的歷史主義價值信仰之中，這個信仰的邏輯源頭是道的理念，而道家思想正是緣此而產生。

  《漢書·藝文志》：“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