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人：陳振寰（原全國人大常委會機關黨委書記，1954～1963年、1975～1978年曾擔任李井泉秘書）講到四川的問題，不能繞開李井泉，講到調糧的問題也不能離開李井泉。調糧問題是李井泉在四川爭議比較大的一個問題，在全國也有一定的影響。我想從我個人了解的情況，也算是我個人的見證吧。李井泉為什麼有爭議，關鍵就在糧食問題上。他在四川17年，應該是有功有過的。土改以後，1954年開始搞糧食統購統銷，1953年我還參加過第一期的統購統銷。統購統銷完了，我才調到李井泉身邊當秘書。從1954年統購統銷到 “文革”每年都向中央調糧，土地改革完成以後，搞合作化運動，進入初級社，後來是高級社，農民積極性很高，生產有很大發展，糧食產量是逐年上升的。全國有十多個省市都吃過四川的糧食。問題出在哪裡？問題就出在三年困難時期。1958年大躍進，大家頭腦都有點熱，包括李井泉。到處放衛星，浮誇虛報，風氣在全國形成，四川也不例外。四川不是首創。河北的徐水放衛星嘛，後來又是河南，湖北麻城，最早的是這三個。李井泉也頭腦發熱，當時糧食確實豐產得很多。李井泉高興地說：“糧食豐產了這麼多，這糧庫都來不及建啊！”他對浮誇虛報估計不足。當時，在全國這種風氣很厲害。
四川郫縣的兩個公社虛報就有2300萬斤，縣委書記就要按這個數字，糧食局長就不干呀：“你報了這麼多，我拿不出糧食來怎麼辦？”縣委就批他，後來，地委來做工作，總算把這件事情給平了。縣委書記還不饒，一直把這人調開糧食局，下放到農村去。後來，地委感到這件事情嚴重了，把這個幹部調到地委去當機要秘書。郫縣在四川浮誇虛報是個典型。
以前調糧沒有說過二話，四川每年都如數完成。三年困難時期發現問題了，中央還是要調糧，情況緊急了，上海柯慶施也打電話來，北京彭真也打電話來，總理打電話都要調糧。
大概是1960年夏天，具體時間我記不清了。一次省委召開地委書記會議，正在研究安排生活，說是半斤糧食農村里能不能保命？能不能還參加點勞動？結果，半斤糧食都很難安排。根據當時的庫存情況都安排不下去。正在這個當中李先念打電話來，還要調一億斤糧食。李井泉讓財辦主任張韶方（後來是主管財辦的副省長，也是我們山西人。）跟李先念說，調一億斤糧食，四川就要死多少人，你看他還調不調?張韶方就去接電話，李先念的態度很強硬，說：“死人也得調！”會場上所有的人聽到這話以後，鴉雀無聲，大家悶着抽煙，誰也不說一句話，悶了半個小時，散會。李井泉說過：“你那裡是國務院，我這裡也是小國務院，你調糧不跟我商量。”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情。也是在1960年夏天，總書記鄧小平到四川傳達中央一個文件，傳達完了，吃完中午飯就要走。當時，在省委辦公大樓下邊，臨上車的時候，李井泉提出到機場送他。他說：“井泉啊，糧食還得調，死人也只能死我們四川的人，不能死北京的人，也不能死上海的人。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國際影響就大了。”基本上是鄧小平的原話，當時在場的也就是三五個人。李井泉是否給其他書記講了，我就不知道了。到底是1960年，還是1961年？我也記不太清了。可以到四川查。鄧小平來，是60年還是61年，我記不太清了。也可能是1961年，1961年是最困難的時候。時間可以查到，但這個話是檔案材料中沒有的。當時鄧小平說這個話，在場的只有三五個人。王瑞林在不在場，我記不清了。當時全國都缺糧的特殊情況下，中央出於無奈，沒有辦法的辦法，才下死命令四川必須調糧，才說這樣的狠話。這是特殊情況下的特殊措施。這種特殊措施在當時情況下，全國一盤棋，不管是誰，都得執行中央的命令。不管是李井泉還是王井泉，誰來當四川的第一把手，你能不執行嗎？結果是，全國都有死人，四川死的人更多一些，損失更慘重一些。在調糧問題上，李井泉有功有過，服從中央的指示，調了不少糧食，照顧了全局，應該說是有功的。那麼錯誤在哪裡呢？對四川當時的情況底數不足，對虛報浮誇估計不足，當時調糧要調多少調多少，沒有講過二話。（周：有！從1960年初期，省糧食廳就開始給中央打報告，就開始反映缺糧的情況了。）（周：應該說，中央這時已經打定主意了，只有，也只能從四川調糧了。）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有人不顧這個大背景，不顧事實，說“李井泉為了當官，為了當政治局委員。”他八大二次會議就是政治局委員了。（周：1958年5月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柯慶施、李井泉、譚震林被增補為政治局委員。）調糧是李井泉當政治局委員以後的事情了。我們說的是特殊情況下的特殊辦法。責任不在李井泉一個人。
說到這兒，又說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為什麼李井泉一直過不了關？第一次，省長李大章代表省委作檢查，陳剛代表……作檢查，大家還有意見。集中的意見是調糧多了，死人多了，這個意見誰應該負？李井泉作為一個老幹部，他始終沒有把責任推給中央。他沒有說“我沒有辦法，這是中央下的命令。”他始終沒有說這個話，我覺得他的這個風格夠高的。一方面，他沒有把責任向中央推，他的檢討中也沒有痛痛快快地承擔責任。他感到委屈，他的內心處在矛盾的鬥爭中。我不檢討不行，檢討了推給中央也不行，讓我一個人承擔也不是這麼回事。
朱老總是四川人，每次中央開會，他都要向四川的幹部了解家鄉的情況。他把地委書記召集起來見見面，談個話，第一個發言的是涪陵地委書記，叫孫俊卿，就講了，困難時期調糧多了，沒有飯吃，死人特別多，感到很沉痛。涪陵在四川也是重災區。（周：廖博康說，涪陵死了200多萬人。有人說，涪陵地區當時只有150萬人口，怎麼能死200萬呢？）到底死多少人，我不清楚。當時是很秘密的。我看了許夢俠的材料，他也說不清楚。孫俊卿發言後，感到很沉痛，講着講着，痛哭流涕，說不下去了。他這一哭，在場的人都哇哩哇啦地哭了起來。都不說話了，都在哭。後來朱老總說了一句話：“四川調糧多了，也不能都怪四川省委，四川的問題中央也有責任，現在，大家要總結經驗教訓，搞好以後的工作，也不要過分的難受。”大家第一次聽到朱老總說，“中央也有責任。”
第二次，李井泉正式作檢查，代表省委。在檢查前的一個晚上，李井泉基本上沒有睡覺，北京飯店的老樓。朝南的是包間，朝北的是普通間，他覺得住在南邊馬路上吵鬧，每次開會我和警衛員就住包間，而李井泉住在工作人員的房間。一兩點鐘了，他不睡覺，在走廊里走來走去，一會兒推開我們的屋門。他一來，我們就得起來。他說，大家意見很多，檢討什麼？我說，大家的意見主要是對調糧的問題，這個問題說清楚了，大家就不會有意見了。
李井泉說：“調糧問題，不是已經檢討了嗎？還不行啊？怎麼個檢討法呢？”看上去他很為難。他的內心，就是我剛才講的，一個矛盾的心理。第二天檢討，在北京工人俱樂部，小平來了，是李井泉請小平來的。只有鄧小平一個人。李井泉的檢討很沉痛，聲淚俱下，就是這樣檢討，他始終沒有把責任推給中央，只是說，省委有責任，對下邊的情況了解不夠，自己承擔責任。他講完以後，小平同志講了幾句話，很簡單：“調糧的問題，井泉同志檢討了。中央也有責任，這個問題不能怪四川省委，調糧調的多了些，四川死人死的多了些，中央也有責任。”就說了這麼幾句話。散會。從小平的談話中，到會的同志已經心知肚明，中央是下過死命令讓四川調糧的。從此以後，大家的情緒緩和多了。我所說的是，中央下這個命令，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的。我作為一個見證人，我覺得自己應該把這件事情說清楚，中央是出於無奈，特殊情況下。我記得，最困難的時候，寶成鐵路客車都停了，運糧，發生這麼嚴重的問題。四川交通不便，人背肩扛，背到公路上，再由汽車轉到火車站，轉到長江輪船碼頭。你說，李井泉調糧的錯誤，就是服從了中央的命令，你能說他是錯誤嗎？有錯誤，前期對情況了解不夠，調糧調的多了些，後期，這個責任不能歸結到李井泉一個人。從全局來講，他是有功勞的。犧牲了局部，照顧了全局。我最近看了電影《集結號》，很有感觸，我說四川三年困難時期，就像打了一場阻擊戰，為了保證全局的勝利，保證大部隊的勝利，一個連堅守，不吹集結號，就永遠不准撤下來，一個連的戰士全犧牲了，只剩下連長一個人。那麼，四川，中央下了死命令，你只能執行。局部犧牲，保證了全局。中央下的命令，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你要寫的文章，把這個問題寫清楚。
（周：我不能寫，“小平同志說，死人也只能死我們四川的人，”只能這樣寫：“只有我們四川做出犧牲了！”“我們四川”四個字，小平同志說的非常重。）
第一，不能離開當時的大環境、大背景。四川調糧是特殊情況，特殊政策，離開當時的情況，現在來空說，沒有用處。第二，對人的評價要公正，不是所他有錯誤，把什麼錯誤都加在他頭上，要實事求是，要公公正正。第三，要宜粗不宜細，一定要把細節講得那麼清楚沒有用。對李井泉這個人是有爭議的，他的經歷也是很傳奇的。對調糧的問題爭論最大，不僅是四川，全國都有人罵李井泉。全國十幾個省市從全國統購統銷開始就吃四川的糧食。具體數可以查。大饑荒後，肇事的省級幹部們僅僅做了走過場式的檢討了事。在四川餓死了八百萬人的省委書記李井泉甚至後來還被提拔當了西南局第一書記。他的名言：「中國這麼大，哪朝哪代不餓死人？」
開放雜誌2005年九月刊有蔡詠梅的一篇回憶錄《李井泉害死無數四川人》，文章說，李井泉廢掉省糧票四川人恨之入骨。現在年青一代根本不知道糧票一說，那時每個城市有自己印製的糧票，不能通用，而省級糧票才可以通用。那時每個月發的糧票比金子還貴重。
蔡詠梅寫道：1960年八月23日這一天可能那一代四川人都不會忘記。大饑荒已很嚴重，許多人營養不良全身浮腫，父親從榮昌縣回來時一身腫得發亮。大家開始吃一種叫「康麩散」的麥麩代糧，還以炒鹽當菜，養小球藻補充營養。大街上搶食的天天都有，我親眼見搶食的被人拳打腳踢也要先把搶來的半個饅頭狼吞虎咽下去。一個我認識的中學俄文教師為了吃飽飯，辭了教職，到街頭賣烤紅薯。鄰居有一家母子分了灶，兒子在自己麵粉盆做記號防母親偷吃……千奇百怪的事都出現了，人的存在意義已完全返祖到最原始的本能：活命。
就在這樣一個絕望的時候，這一天清晨飢腸轆轆的人們醒來，駭然聽說四川省當局宣布四川省糧票全部作廢。遠在青白江的母親氣得跺腳，欲哭無淚。要知她身上已變成廢紙的十多斤省糧票是她餓着肚子一口口省下來的，是要救她年幼的兒女的！
回憶錄繼續寫道：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這一黑心命令不知把多少已在飢餓中的人趕向了絕路。李井泉最惡劣的是，在1959年批彭德懷時不但非常賣力，還學......搞引蛇出洞整人。李井泉開了廬山會議回四川後召開省委大會傳達廬山會議精神，竟不把中央已將彭德懷定為「右傾機會主義份子」的決議告訴與會幹部，而是把彭德懷的萬言書交給不明真相的幹部，讓大家發言表態，結果許多幹部中招，說他們與彭德懷的看法一致，也認為大躍進政策失誤。待白紙黑字記錄在案，李井泉才鐵青着臉將中央決議拋出來，在會上當場就有發了言的幹部嚇昏過去。
結果發言支持彭德懷的幹部全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在全國反右傾運動中，四川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幹部也最多。因此四川人對西南王李井泉恨之入骨。幾年以後的1967年6月，“文化大革命運動”，很快觸及到各層領導幹部，李井泉被打成走資派，修理的死去活來，老婆上吊，家破人亡。孩子們沒錢吃飯，到垃圾箱去揀東西吃。這對李井泉的嘲諷實在是太大了，他餓死自己管轄的老百姓，...要餓死他的孩子。更可怕的是，在北京航空學院上學的二兒子李明清受到他株連，被造反派打到幾乎要咽氣的時候，被送到火葬場，竟然活着就塞進焚屍爐，燒成了一把灰。李井泉後來復職任人大副委員長，有人向他匯報了這個事情，聽完之後他默默的回到房間，把門關起來，當晚痛苦到沒有出來吃飯。四川人說，李井泉死了一個兒子痛苦到極點，而大饑荒時，他餓死了無數四川百姓和他們的孩子，他怎麼毫不動心？歷史上有很多祖輩不干好事，給兒女帶來災難，由兒孫去償還的慘烈故事，只不過人不但不去檢討懺悔自己都幹了什麼，反而埋怨老天爺不公平。
李井泉早已過世，現在那些不干好事的人是否考慮懸崖勒馬，給自己的子孫留一條後路？
源自博雅齋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