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1923.8.15-2003.4.22）是中國著名的體制內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在燕京大學求學時便參與組織反獨裁、爭民主的學生運動，畢業後加入新華日報，後長期在新華社國際部工作，多次作為周恩來的隨行人員參加重大國際會議和外交出訪活動。1957年，他因為倡導"大民主"被"欽定"為右派。改革開放後，他先後陪同鄧⼩平、趙紫陽訪美，並受命創辦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任第一任所長。1989年，李慎之因同情學生運動再次被批，次年被免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職務，開始提筆著述。2003年去世。

李慎之先生值得紀念，原因不僅僅是他幾起幾伏的為官經歷，更重要的是他離職之後奮筆疾書寫出的幾十篇文章。 李慎之是一位深受中國傳統文化薰陶、極度渴望精神自由的現代知識分⼦。在生命的最後十幾年間，李慎之厚積薄發，提筆作槍，為自由正名、為民主搖旗、為啟蒙吶喊，書寫了他一生最為燦爛光輝的一頁。

本文節選自壹嘉新書《李慎之自述與文章集萃》。自述部分系由李慎之檔案中的自傳、檢討，以及他⼈根據李慎之的自述整理而成。文章集萃部分或者源自李慎之本⼈寫的文章和書信，或者源自他人對李慎之採訪的文字記錄。因此，本書可以說是李慎之的人生自述和精神自傳。

《李慎之自述與文章集萃》，壹嘉2024年9月版，亞馬遜等各網絡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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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  遠避名利

錢先生性格開朗，有時也是口沒遮攔的人。就他的作品而論， 出版在六十年代的《宋詩選注》，就可以說是一個特出的例子。當 時，我是頭上戴着帽子的右派分子，看到他在注語裡偶爾爆發的“奇談怪論”，真是有為他捏一把汗的擔心。據喬冠華告訴我，他認為那是那年頭唯一可看的有個性的書，我也一直懷疑，五十年代就一直有些“不良言論”在社會上流傳的鍾書，何以竟能躲過五七年的大劫。有一次，我問他，他又不信佛教，為何對宗門語錄如此熟悉。他說，那 是為了破執，破我執，破人執，破法執。他後來又說：“I never commit myself。”我想也許這就是對我心中的問題的答覆了。 

錢先生的詩，我最愛的是“凋疏親故添情重，落寞聲名免謗增”一聯。據在清華低他一班的同學施谷告訴我，鍾書當年在清華才氣無兩，睥睨一世，老師宿儒，斂手稱揚。如此少年高名，出國回來就 破格當上了西南聯大的教授，但是到解放以後，就深自謙抑，遠避名利。三十年間，在中國大陸幾乎無人知道錢鍾書的名字。同學少年當了大官的，他從來不去串門，到了晚年也都是別人去看他，他則只是 到別人彌留之際才去醫院探望一下，以盡年輕時的交情。 

和陳寅恪先生一樣，錢先生雖然躲過了五七年這一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一關卻無論如何是躲不過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 這頂帽子是不能不戴的。汝信同志屢次告訴我，有一次，學部猛鬥牛鬼蛇神，別的人都被斗得狼狽不堪，惟獨錢先生胸前掛着黑幫的牌子還昂首闊步，從貢院西街走回乾麵胡同的宿舍里，任憑街上的孩子哄鬧取笑，既不畏縮，也不惶悚。這隻有“有恃於內，無待於外”的人才能做得到。我在那時也有過被斗的經驗，然而卻絕沒有這樣的氣度。 錢先生為楊絳的《幹校六記》寫小引，說其實還漏了一記——“運動記愧”。我想這篇文章其實是應該由全中國人來做的，中國人如果完不成，或者做不好這篇文章，是洗雪不了中國這一段的國恥的。 

其二 學貫中西

自從海通以還，中國知識分子就以學貫中西競高爭勝。確也出了一批大師。但是三個月前，杜維明先生就同我慨嘆，真正學貫中西 的人物大概已經沒有了。有之，錢先生是最後的一人。錢先生有一次曾對我說“西方的大經大典，我算是都讀過了”。環顧域中，今日還有誰能作此言，敢作此言？ 

近二十年來，學術界有一股奇怪的風氣，就是貶洋排西，好像非要振大漢之天聲而後快。在這中間，錢先生是非常清醒而冷靜的一個。他的名言：“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與馬恩在《共產黨宣言》裡關於世界文學的話後先輝映，實際上是未來的文化全球化的先聲。 

因為錢先生歷來認為朝市之學必成俗學，有不少後生把他看成是不食人間煙火的人，但是對人民的關懷與對祖國的關懷，一直在熬煎着他的心。九年前的夏天，長安街上的鮮血大概還沒有沖洗乾淨， 我去看他，他給我看了新寫的一首七律，寫的是： 閱世遷流兩鬢摧，塊然孤喟發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難燃溺後灰。對症亦須知藥換，出新何術得陳推。不圖剩長支離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我們相對黯然。這就是他後來收在《槐聚詩存》中一九八九年唯一的一首，題目就叫《閱世》。我相信海內外無論什麼樣的有識之 士，對中國的命運無論作什麼樣的推測與分析，也不會超出錢先生的卓見以外——“對症亦須知藥換，出新何術得陳推。”

其三 錢鍾書為胡喬木改詩

一九八二年六月一日是喬木同志七十壽辰，但是為了給定於九月份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準備文件，他過了“五一”就帶着我們這一班人上玉泉山了。比我更了解他的同志說，當時是喬木心情最舒暢的日子：三中全會已經開過，大批冤假錯案基本平反，林、江兩集團案件已經審判，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 已經通過，改革開放征程初始，捷報頻傳，他個人與許多老朋友的交誼已逐步恢復。在玉泉山，他不但主持十二大的文件起草工作，而且負責處理許多有關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如就在這年六月份作過一次論證為何不再提“文藝為政治服務”的精彩講話，在文藝界引起強烈反響。所以那時他雖然年高七十，體弱多病，還是精神振奮，有說有笑，富有幽默感。還記得有一次，我看見他一個人仰臥在草地上，我 問他這是為什麼，他說：“我有能源危機，要接點地氣！” 

我當時已是社會科學院的工作人員，我自信深知喬木同志內心的一個秘密。他雖然久居高位，“文革”以前已經因為是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而成了“黨和國家的領導人”，然而他心中最珍視的職位恰恰是世人不甚尊崇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他曾親口對我講過，“社會科學院永遠是我的戀愛對象”。當時他腦袋裡真是“一片振興學術之心”，想辦這個所、那個所，起用這個人、那個人，頗有平生大願，至此方得大展的勁頭。這種意願在與我閒談中常有流露，惜乎後來大都無法實現。 

大約是五月份的一個星期六晚上，他忽然告訴我“明天要去找錢鍾書”。我問為什麼？他一字一頓地說：“我要請他看在我的面子上， 給社科院撐撐場面，給社科院當個副院長。”我永遠不會忘記他當時笑眯眯的表情。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三年了，我從來只知道“官能榮人”，現在才第一次看到了原來“人也能榮官”。 

六月上旬的一天，我看到他在走廊里往復徘徊，又屢屢在我的房門口停留，似有垂詢之意，不免奇怪，便請他進屋。他拿出兩張紙，上面寫的就是後來在“七一”發表的《有所思》。然而塗改批註很多，一望而知是錢鍾書的筆跡。他一面給我看，一面說“我做舊詩總是沒有把握，因此要請鍾書給我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給我改得這麼多。你看怎麼辦好？”我說：“這是錢先生書生氣發作了，還是我來給你辦一點外交吧。” 

我自以為對喬木同志的心情是理解的：四首《有所思》實際上是他七十歲時的人生總結，是他的平生自序。喬木同志與鍾書先生雖然誼屬同學（錢要高一班），然而在上大學以前就走了兩條完全不同的道路：一個是投身革命、歷盡艱險，然後是久贊樞機、管領意識形態，幾十年來基本上是烈火烹油的事業；一個是矢志學問，自甘寂寞，雖然青年時代即名震清華，而解放後三十年，始終視聲名如敝屣，如果不是“四人幫”倒台，著作印不出來，也不惜沒世而不見稱，可謂今之高士。兩人之間的這個差別，錢先生本來十分瞭然，也不知為什麼，那一次卻似乎完全忘卻了，就像改自己的詩那樣，只顧一東二冬、平平仄仄，由興改去。而喬木同志偏偏又是一個極重禮貌的人。這樣，居然出現了“我誠心請你改詩，你也費心改了；我期期以為不可，但又怎麼好意思請你再改回去呢”的尷尬局面，因此十分躊 躇。這種心情，其實不難了解，要解開這個疙瘩也不難，只要向錢先生提一提就可以了。

六月十二日，我帶着這個理解來到錢先生家裡，充當“說客”。我與錢先生同鄉世誼，比他小十三歲，一向倚小賣小，直來直往，我說：喬木同志一生是個革命家，有他必須守定的信條，像“紅牆有幸親風雨，青史何遲辨愛憎”、“鋪路許輸頭作石，攀天甘獻骨為梯”…… 這樣的句子，都是喬木的精魂所系，一個字也動不得的。你不能像編 《宋詩選注》那樣，嫌文天祥的《正氣歌》太道學氣就不收的。以錢先生的絕頂聰明，幾乎不等我把話說完，已經完全明白。他大概立刻想到了孟老夫子所謂“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謂得之”，說“是我沒有做到以意逆志而以辭害志了”。然後，我們一起先是恢復原文，再選擇我們共同認為不妥的地方改了幾個字（如第一首末句“弦急琴摧志亦酬”原作“弦斷琴亡志亦酬”，“斷弦”舊多指喪妻，與作者原意不符，故改），由我帶回給喬木同志。他大為高興，後大概自己又改了一些，不久就發表在七月一 日的《人民日報》上。 

喬木同志自稱愛新詩甚於舊詩。看他的詩集，此言信然，雖然我還是偏愛他的舊詩甚於新詩。他的舊詩過去常請郭沫若、趙朴初先生，以至毛主席修改，後來則與錢鍾書相切磋。他的詩集《人比月光更美麗》就是請錢先生題的簽。他告訴我，他在清華讀書時，對老師輩最景仰陳寅恪，對同學少年則最佩服錢鍾書，然而因為選擇的人生道路不同，後來雖有工作關係，卻直到“文革”以後，才能傾心結交。 錢鍾書的《管錐編》、楊絳的《幹校六記》如今已成“當代經典”，當年如果不是喬木同志的親自支持，是出不來的。 我常常想，如果我們的國家沒有搞那麼多人為的階級鬥爭，能夠讓喬木同志從心所欲，盡展長才，在他的崗位上總持文章，宏獎風雅，今天中國的文壇、學界，或者再擴大一點，中國的精神文明，會是一個什麼局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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