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60年前，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運動席捲全中國，也波及到了世界各個角落，至今仍是人們的熱門話題。

這場政治運動，某種情況下，出現了很多令人費解的現象，它考驗了人們的人性。當然，處於最頂級的幾個家庭也捲入漩渦，甚至出現了內鬥，他們的子女從原來的養尊處優，突然被突如其來的變故擊蒙，有幾位甚至反戈一擊，向他們的父母宣戰。如果是平常人家也就罷了，但她們的家庭主人可是主宰着這個國家的極少數人之一，當然不是小事。

下面介紹幾位當時名滿全國的幾位頂級紅二代。

1.劉濤（1944年10月—），劉少奇與其第四任妻子王前之女。

1944年10月生於延安，6歲在北京入育英小學；1959年考入北師大附中。1962年考入清華大學自動控制系。1965年加入中共。1967年1月，和弟弟劉允真，根據與母親王前見面的談話，寫了轟動全國的揭發劉少奇的大字報 《造劉少奇的反，跟着毛主席干一輩子革命》《看！劉少奇的醜惡靈魂》。大字報內容見後面的附錄。

1968年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身份被分配到北京鐵道分局承德車輛段當工人。1972年10月調到北京車輛段工作。1970年，同清華同學萬潤南（後來的四通總裁及知名民運人士）結婚，婚後生一子名萬方，1972年分手。

1976年秋，在雲南和緬甸交界處因企圖偷越國境被抓，後接受兩年監禁獲釋。1985年公安部作出《對劉濤同志的複查結論》，稱劉濤因受到四人幫的迫害而出走，不是出於對黨對祖國的仇視。原定犯有“偷越國境罪”有誤，予以平反。

1979年以後，曾以筆名“清子”在報刊上發表詩作，並以《涅磐》為書名結集出版。已退休，居北京。

2.林立衡

林立衡（1944年8月31日—），生於延安，林彪和葉群之女，乳名豆豆。

1944年8月31日生於延安中央醫院。葉群曾將其送給當地人撫養，幾個月後又要回。六歲時曾跟隨父親至莫斯科養病。1962年，她進入清華大學就讀電子工程系。後轉學到北京大學中文系。文革期間擔任《空軍報》副總編。

1971年9月12日晚，林立衡到在北戴河的中央警衛團隊部報告，葉群、林立果要挾持副統帥出逃，先去廣州，再去香港，已經調來了副統帥的專機256號。總理接到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副局長兼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的電話後，迅速報告主席，接着就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林立衡雖向中央告發，但事後仍然要接受審查，審查期間曾服用安眠藥自殺未遂。後來她寫信向毛求助，1974年7月31日，毛批示解除了對林立衡的審查。後與男友張清林結婚，並在鄭州一家汽車廠工作。後來又到中國社科院工作。1989年參與發起“中國現代文化學會”。

近年來，林立衡多次出現在紅二代聚會上，並致力於為其父平反。

有研究者做出如下推論：如果林立衡在1971年9月12日晚上，沒有向8341部隊報告葉群企圖劫持林彪，副統帥出逃事件也就不會發生。主席去世後，副統帥就會掌握最高權力。以後，立果同志就會接班，繼承林彪的最高權力。中國將會是另外一種景象。可見這次告密，對中國歷史的影響性有多大。

當然歷史不能假設。但是，也有研究者認為，即使沒有林立衡的告密，副統帥一家也難逃牢獄之災。立果接班更是無稽之談。

各路專家儘管在黨史、副統帥評價等方面觀點各異，但令人奇怪的是，左中右各路學者對林立衡及當年的告密行為，評價極其一致，幾乎全是差評。可見無論時代如何變幻，人們對舉報自己的親人，並導致自滅家門的現象極不認同。副統帥是否違法亂紀是另外的問題，而由自己女兒舉報，並導致機毀人亡這一現象大多數人絕無好感。

3.鄧榕

鄧榕（1950年1月25日—），小名毛毛，筆名蕭榕，鄧小平的三女兒，出生於重慶。1966年文革開始時，鄧榕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今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就讀。8月5日參與了學生毆打副校長卞仲耘致死的事件。為著名“老紅衛兵”組織“西糾”和“聯動”的代表人物。當她父親成了“中國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派”後，她寫出大字報，標題是：《徹底清算鄧小平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大字報內容見後面的附錄。

後畢業於北京醫學院（現北京大學醫學部），曾任中國駐美大使館三等秘書、總政組織部副處長、全國人大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副會長、北京國際音樂節組委會執行主席等職，著有《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丈夫為保利集團名譽董事長，總參裝備部少將賀平。有一女，名卓玥。

20世紀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鄧小平露面時大多由鄧榕攙扶。

4.賀捷生

賀捷生，1935年11月1日生，賀龍與第二任妻子蹇先任之女。

粉碎四人幫後，她先後調入軍事科學院、總政治部、武警部隊等單位從事研究和宣傳工作，發表了多篇回憶其父賀龍元帥。80年代，她在從事軍史研究的同時，又開始文學創作。1984年在《崑崙》、 《人民文學》分別發表了《共青暢想曲》、 《擊斃二王的報告》、 《祝你一路平安》3部報告文學作品，在讀者中引起很大反響。1996年被授予少將軍銜。1995年從軍事科學院軍事百科研究部部長的崗位上退下來，集中精力從事歷史研究工作及文學創作。

2013年憑《父親的雪山，母親的草地》獲人民文學獎優秀散文獎。

上述幾位紅二代，除了林立衡外，幾乎未受當年的反戈一擊所累。當然，由於她們父親後來地位的不同，境遇大為不同。最好的是鄧榕，看來其父絲毫未在意她當年的所作所為，還讓她得到了當年毛遠新類似的位置。

賀捷生與劉濤的處境居中，畢竟她們的父親不在了，母親失去了名分，她們雖然仍可打着其父的招牌行事，但是不如其他兄弟姊妹受重用。

最慘的是林立衡，其父的評價這些年雖有鬆動，但叛逃之事很難平反。

有研究者做出如下推論：如果林豆豆在1971年9月12日晚上，沒有向8341部隊報告葉群企圖劫持林彪，副統帥出逃事件也就不會發生。主席去世後，副統帥就會掌握最高權力。以後，立果同志就會接班，繼承林彪的最高權力。中國將會是另外一種景象。可見這次告密，對中國歷史的影響性有多大。

當然歷史不能假設。但是，也有研究者認為，即使沒有林立衡的告密，副統帥一家也難逃牢獄之災。立果接班更是無稽之談。

各路專家儘管在黨史、副統帥評價等方面觀點各異，但令人奇怪的是，左中右各路學者對林立衡當年的告密行為，評價極其一致，幾乎全是差評。可見無論時代如何變幻，人們對舉報自己的親人，並導致自滅家門的現象極不認同。副統帥是否違法亂紀是另外的問題，而由自己女兒舉報，並導致機毀人亡這一現象大多數人絕無好感。

另外關於薄熙來，坊間盛傳，1966年“文革”時，時年17歲的薄熙來狂熱地鼓吹血統論，並加入“聯動”組織；不僅親自帶頭踢打因自首叛變問題被打為反革命的父親薄一波，甚至還踹斷薄一波的三根肋骨。

但是此事不見正史，很難判斷真偽，就不評論了。

附錄一：劉濤的大字報

造劉少奇的反，跟著毛主席干一輩子革命

──我的初步檢查（節錄）

劉 濤

現在，廣大革命師生員工提出直搗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司令部的老巢，我堅決支持同志們的革命行動。我是這條資產階級路線的受害者，中毒很深，和自己的家庭也劃不清界限，始終沒有真正站在毛主席一邊。自己又是“三臨”（註：指清華大學紅衛兵臨時總部、文革臨時籌委會、文革臨時主席團）主要負責人之一，給清華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帶來了很大損失，這確實使自己感到十分痛心，十分難過。

我先和大家談談我的活思想。回校以後，由於我對自己錯誤沒有認識，而且在家裡受了王光美的很多影響。我回校時是鐵杆保皇的，根本沒想很好地揭發問題。我一直還是站在資產階級的反動立場上，站在我父母的立場上，站在這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立場上。所以，很多間題自己並沒採取老實態度。當時我並沒這樣認識，同學說我不老實，我還挺生氣的，認為不知道有哪些問題是屬於揭發範圍。後來同學們幫助我，使我認識到根本問題不是知不知道揭發什麼問題，而是實際上是否真正站在毛主席一邊，站在群眾一邊，站在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這邊。通過學習毛主席著作，看了江青同志對我的講話以及在同學們的熱情幫助下，我逐步認識到自己立場並沒有真正站在革命群眾這邊，所以對許多問題的認識也就很不清楚。

毛主席教導我們知錯就改，我一定按毛主席的話，把自己的立場站到無產階級這邊來，與家庭從政治上思想上劃清界限，不能用感情代替政治，與過去錯誤徹底決裂，真正站到毛主席這邊來。由於我對以前的錯誤沒有很好的認識，所以對很多問題來不及批判，對很多問題的認識也沒有水平，但我應當把我所能想得起來的事情揭發出來，把自己知道的一些內幕告訴大家，供大家參考，然後和大家一起共同分析批判，共同戰鬥，從而更加充分地認識到這兩條路線的鬥爭，在我們學校是何等的尖銳複雜。

大概在六月中下旬劉少奇曾經跟我講過，反工作組是一種思潮，全北京市的五十幾所學校中就有三十九所反對工作組，他還懷疑這個反工作組的逆流與前北京市委有聯繫，認為是前北京市委的一個反撲。這也就是後來為什麼我們學校和很多學校都在拼命揪後台的原因。劉少奇當時在師大一附中（我妹妹在那兒）蹲點，對她的指示是比較多的，他把師大一附中陳永康、何芳芳這些歲數很小的學生都打成反革命，也沒感覺到有什麼問題，他還面帶笑容聽我們匯報。就是在他的指揮下，大規模學生斗學生在全北京市，甚至在全國都開展了。當時我們學校工作組所導演的“反蒯”運動，大家都是很清楚的了。
……
在七月三日晚上，我記得他（註：指劉少奇）跟我講過一次話，後來把這事情揭發了，他否認是他講的。他否認他的，我揭發我的。記得有這麼幾點：一、要把蒯大富當活靶子打。二、要把蒯大富他們一派搞成少數，批倒了他們才能鞏固工作組的地位。三、資產階級不給我們民主，我們也不給他們民主。他是把反工作組的這些同學都當成資產階級，所以他就不給這些同學自由民主。在七月二十六日晚上江青同志、陳伯達同志已經在北大講了關於工作組的問題，當時我也不清楚我們學校的工作組到底是什麼問題。二十八日晚，劉少奇異常激動地對我和王光美說：一、現在不是說要檢討嗎？要我到你們學校去檢討也可以，去就去，沒有什麼可怕的。二、工作組的工作是當著大家面做的。（意思就是說，是好是壞，大家都能檢驗出來。）三、工作組現在也沒有什麼事情了，你們就勞動，幫助抄大字報，掃掃地，這樣別的同學也就不會說你們是當官做老爺了。四、仍然認為蒯大富是自己跳出來的，而不是工作組把他打成反革命的，當時還講了保護少數的問題（即七月二十九日在人大會堂講的精神）。當時還讓我不要急於表態，真正認識到錯了再講，不要急於表示自己反對或者同意。在我看來，七月二十八日他根本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情緒還是很不滿意的。那天晚上我和王光美都哭了，因為我從來也沒有看見過我父親這麼激動過，當時也沒認識工作組的錯誤性質是什麼樣的，立場又沒站穩，但確實感覺到工作組的工作沒有做好，心裡也是很難受的。

七月二十九日──八月三日這期間，劉少奇曾讓她（註：指王光美）回去過（註：指回清華大學去）。王光美一直表現得很不像話，不但堅持自己的錯誤，根本不去真正虛心聽取群眾的意見，而且譁眾取寵，企圖挽救這垂死的工作組的命運。王光美在清華期間，天天回家，劉少奇到底給了她些什麼黑指示，我就不太清楚了。對此也可不言而喻了。

八月初，劉少奇讓我辭職（註：指要她辭去在清華大學紅衛兵臨時總部、文革臨時籌委會、文革臨時主席團中擔任的領導職務），以後少出頭露面，少回家。當我問他對自己的問題的認識時，他口頭上也承認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表示願意改。在問到他為什麼不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的問題時，聽我妹妹說，他講，在七大以前，還沒有樹立毛主席的絕對威信，在七大以後樹立起來了，沒樹以前就拼命地樹立，樹立以後不用怎麼說別人也就知道了。實際我覺得這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他自己也承認，自己不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等等，可是實際上並沒有真正地認識到自己的問題。當時，工作組撤走以後，有時回家遇見父母，與王光美談的多。有幾次他們表示特別關心我校的運動。我當時很願意反映，當時沒有意識到家裡的情況有多嚴重，我知道的，我就講了。後來李黎風（註：李井泉之子）告訴我要注意此問題。劉少奇以前說話就說得比較少，犯了錯誤以後，說得更少了。王光美當時是在極力地掩蓋，但有時又憋不住，就衝出來了。其實，她在檢查中說，工作組撤走以後，對我校運動情況是不怎麼了解的，這是在說謊！

九月底，同學們給我寫了許多大字報，我想應當寫張大字報表態，她說：“別人都罵你是狗崽子，還歡迎批評什麼。”看得出來，她對此是很牴觸的，如果別人說她是扒手，她肯定是十分反感的。十月一日，我與妹妹就談到辯論工作組的問題，王光美說：“批判工作組的問題是不是運動的關鍵呢？”我給父親提意見，她就在旁邊解釋，澄清事實，說他的心還是好的，主觀上還是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的，只是經驗不足。我問：“六二年的單幹風究竟是怎麼回事？”王光美說：六二年單幹風父親是反對的。實際上是在欺騙我。她自己也講，應當實事求是，她不願意給我父親增加罪過。我想我父親的罪，有多少是多少。你說不願加，但事實終歸還是事實的。王光美一方面對我們講父親的態度如何如何的好，目的，就是說父親沒有多大問題。哥哥是造反派，對父母不信任。她很不滿意。另一方面說主席（註：指毛澤東）是如何對待父親（註：指劉濤他們的父親劉少奇）。主席對父親政治思想上從嚴，組織處理上從寬，這是一貫的思想，抱著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態度。絕不能因為主席對父親組織處理上的寬大，因此而對他政治思想上採取寬大的態度。可是，王光美跟我們講的目的，是用此來迷惑我們，使我們覺得自己的父親沒有多少問題。我們本來迷信劉少奇，現在也就保劉少奇。她還說，應當實事求是，說揭發要全面，要全文公布，若沒有全文公布，光把他錯誤的地方公布出來，她就非常不滿意。她認為，同學問我們的問題，就是為了打聽點內幕消息。在十二月十八日晚上；我回家並見她，我說：葉林（註：國家經委副主任，文革初期任北京新市委派駐清華大學工作組組長）說我在清華常找你。事實上也不是這樣。她說：這是想嚇唬你們。她一直跟同學特別牴觸。對她自己的錯誤，如四清，八月份她還說：我還沒有來得及看吶！她認為她的桃園經驗也沒有什麼錯誤，就是紮根串聯講得過細了一點，所以給別人的印象也就起了不好的作用。十二月十六日聽陶鑄講，我父親是個資產階級革命家，我當時想不通，回去跟王光美講。她說，陶鑄同志也有說錯話的時候。到現在還是這樣認為。還有一條，幾年以前，父親曾講過，不當國家主席，當個公民也可以，也沒有關係。在文化大革命中，王光美就不讓我講了。原因是什麼大家也都心裡明白。八月份我兩次問她對工作組問題的認識，我說可以交談交談吧！原來咱們也是一塊工作的，有錯誤我們可以互相幫助幫助，雖然當時我認識還不太清楚，但對她還是可以幫助的。（回校前我對她說：我就夠保的了，我看你比我還保。）她就是不講自己的態度，她說，我有我的組織，我是在工作組內作檢討的。我問我父親：“你執行錯誤路線決不是什麼偶然的，一定有根源，你以前還犯過什麼錯誤。”王光美在旁邊聽了後氣得直發抖，哭著對我控訴了一番，說我沒良心，想保自己，是個人主義，你也觸及觸及自己的靈魂。這個家你也可以不回了，說我老逼我父親。又說“你父親是中央的，有些事情不能跟你講。你老逼他。”說“你欺負我欺負得太甚了。”說她以前對我又是怎麼好。當時給我壓力很大，父親也在旁邊說：你要是覺得這個家妨礙你的話，你也可以不回家了，如果經濟上不獨立，可以給你點錢。

由於自己沒有真正地站到毛主席一邊，沒有真正與家庭劃清界線，壓力很大，就軟下來了，於是王光美就抱著我哭了一通。自己也就“保”爸了，這是一方面。另外王光美還造成弟妹的壓力，說我給媽媽的那一張大字報（註：指劉濤8月21日在清華大學貼出，經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王任重修改的大字報《跟毛主席干一輩子革命，造王光美的反》）是有個人主義。我當時的確有個人主義，但與自己的家庭真正從政治思想上劃清界線，這就是我克服個人主義，拋棄私心雜念的第一步。當時王光美說我有個人主義，我不否認，但當時她說這句話，我覺得她這是在壓我，她就是想用又拉又打，軟硬兼施的這套辦法，想使我成為他們的陪葬人。八月初，我聽妹妹講，爸爸說我不牢靠。我想，我真正地做了家裡的叛徒，這表明我是真正地站到毛主席這一邊，可是實際上並沒有這麼做，我一直是搖擺不定的。王光美還壓我，說：批判我們的大字報都是根據你揭發的。對於我那篇大字報她非常不滿意。劉少奇說： “你記錄我的講話，又要拿到外面去公布。”對此他也非常不滿意。他還用組織紀律來壓我說：“中南海就有中南海的紀律，從這裡知道的事情就不得向外講，否則，就不要住中南海。”我想，不住中南海就不住中南海，斷絕家庭關係就斷絕家庭關係，有什麼了不起的。我的家庭不要我，黨和人民要我！

有些事情，她也避開家裡的工作人員。師大一附中把我妹妹的工作日記本搜去了，全文公布了，貼在中南海外面。她就對我妹妹說：“你把它抄下來，看一看，也好知道都歪曲了些什麼？”她就是這樣教育家裡的孩子。她就是拉著我妹妹保他們，我真替我妹妹擔心。我覺得他們到現在也沒有真正地站在毛主席這一邊。王光美在家裡老放毒，而且有市場。現在同學們要求把王光美揪回清華來，我堅決支持。她要是真的要改造的話，廣大的革命師生幫助她，她如果要頑抗下去，那只有自絕於人民。讓她住到清華，這樣對她自己，對弟弟妹妹，對我父親認識錯誤都有好處。關於劉少奇、王光美我揭發到這裡。有一些由於自己的立場感情還沒有完全站在革命師生一邊，還沒有完全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決裂，還沒有完全站到毛主席這一邊來，有的記不起來，有的還沒有認識。以後認識到了，想起來了一定繼續揭發。

通過我所講的這些可以看出兩條路線的鬥爭在我們家是多麼的激烈。我自己原來根本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但這個問題就是這樣尖銳地擺在我的面前。這幾個月來我體會到，到底自己是走哪一條路，是站在毛主席這邊，還是站在劉少奇這一邊，在這上面的確沒有什麼中間道路可走。我來校前，的確是很保皇的。現在對問題認識也不是十分清楚。簡單地談一談對我父親的看法。我認為我父親確實是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二十幾年來一直對抗毛主席，對抗毛澤東思想，他搞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資本主義，走的不是社會主義道路，而是資本主義道路。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中，他鎮壓革命運動，實行資產階級專政，造成白色恐怖，對毛主席他採取的是一種無視的態度，確實是像林彪同志所講的，簡直是不能容忍。他從不相信群眾、害怕群眾、害怕群眾運動，發展到鎮壓群眾，鎮壓群眾運動的地步。這場文化大革命具有世界意義，它要掃除一切舊的東西，掃除修正主義在我們國家裡復辟的可能。他實際上是鎮壓這場文化大革命的劊子手，沿著他這條道路搞下去，中國必然要變顏色。他的檢查極不深刻，一點也沒有觸及自己的靈魂。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制定這條錯誤路線決不是什麼偶然的。他以前對我的教育，表面上也讓我學習毛選，但實際上是叫我“吃小虧，占大便宜”，“丟了芝麻，揀了西瓜”，“你想得的，反而得不到；不想得的反而得到了”，對他這套人生哲學，以前不太認識，還覺得挺對，但實際上這跟毛主席的完全徹底地為人民服務比起來，完全可以看出是一個更高級的個人主義，帶有更大的迷惑性。他的世界觀根本就沒有改造好，他做了國家主席以後，他大概覺得他占了最大的便宜了吧。他的世界觀根本不是無產階級的，而是資產階級的。這場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一切資產階級思想的命，由於他的這種世界觀，決定了他一定會制定反動路線。

王光美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根本沒有改造，她用她的資產階級一套腐蝕了很多人。劉少奇在政治上的錯誤比王光美嚴重得多，他負的責任更大，他制定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同學們以前說她是糖衣炮彈，我還不怎麼能接受。現在覺得她的確是一顆糖衣炮彈，她對我就是利用情感教育。我提出這個問題，她還不大發雷霆？她一會兒對我哭了一通，一會兒又對我罵了一通，大家可以想到，她給我的是什麼教育。

我的確感到這場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以前我一點也沒認識到它就在我身邊進行著。我以前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站在父母一邊，給清華的文化大革命帶來了損失，後來看到江青同志對我講的話，使我很難過。要認識自己的父母，認識自己的家庭，如果自己是一個革命者，對家庭，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應當仇恨。我覺得自己應當真正地站到毛主席這一邊，毛主席說，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如果真正地與家裡劃清了界線，家裡反對我，而人民是歡迎我的。

1966.12.28

原載清華大學《井岡山報》1966年12月31日

附錄二：鄧榕的大字報

徹底清算鄧小平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

鄧小平一手操縱了我校的文化大革命，他通過我給工作組一些黑指示，並控制了我的思想，使我犯了嚴重的錯誤。

6月1日，毛主席親自指示發表了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我校的運動就轟轟烈烈地起來了，那時，群眾都起來了，形勢大好。這時，我們因為對運動中一些問題不知怎麼辦，就去找鄧小平，當時，我們要求派工作隊，鄧小平告訴我們工作隊不久就要派下去了，並讓卓琳打電話給李雪峰(是其秘書)，讓他們商量一下怎麼辦。不久，鄧小平派的中學第一個工作組進駐我校，工作組到了我校後，把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鎮壓了下去。

運動開始不久，鄧小平特地把我叫回家，對我說：“你們一定要相信工作隊，一定要聽工作隊的話，現在你們和工作隊的意見一致，你們當然聽，以後你們的意見和工作隊的意見不一致的時候，你們也要聽。”我們當時對鄧小平是非常信任的，我把這些黑指示告訴了革委會的同學，使得他們也在這種思想控制下，死保工作組。後來當一些革命同學起來造工作組的反時，我們就本着“一定要相信工作隊”這一黑指示，打擊群眾，把反工作隊的人說成是野心家……。以後，運動的大方向變了，矛頭轉向了革命群眾，在學校里不僅把反工作隊的同學鬥了，而且把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學也拉出來鬥爭。鄧小平通過我們之手，實現了他鎮壓群眾保護牛鬼蛇神的惡毒計劃。我是鄧小平的女兒，所以對他的指示更是積極執行，由於非常聽他們的話，所以對同學斗同學更加積極。毛主席說：“……如果把同志當成敵人來對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我正是這樣，我做這些事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我的立場錯了，我不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邊，而是站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邊，站在鄧小平一邊。

鄧小平積極支持我校的同學斗同學，因為他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以他害怕革命群眾起來奪他的權，他為了更好地推行其反動路線，藉口要了解情況，解剖一隻麻雀為名，把我校當成了他的試驗田。他原想叫秘書來搞一次，後大概又覺得自己找工作組更好些，所見他親自找了一次工作隊，這樣更便於他控制工作組，控制運動。在談話中，他大力支持學生斗學生，他也曾對我說過開兩次辯論會不算轉移目標，不算學生斗學生。鄧的黑指示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他堅定了工作組斗同學的決心，也控制了群眾。那次談話後的一切行動都是圍繞斗群眾。有一天晚上，胡啟立把革委會的人都找了去，發了許多黑指示，並確定了斗同學計劃：暫停斗同學，轉向斗黑幫，肯定革命群眾還會貼工作組的大字報，那就有藉口再轉回矛頭斗同學了。胡啟立的理由是“我們斗黑幫，你們他XX的在後面開黑槍!”因此，後來連開幾次鬥爭會(這也是鄧小平批準的)。

鄧一方面布置了我校的鬥爭會，另一方面他叫秘書打電話給劉志堅，意思是讓他專整那些同學的家長，給他們施加多方面的壓力，企圖使他們投降。

鄧小平極端仇視和害怕文化大革命，他想用恢復黨團活動來控制運動，使文化大革命夭折。在鄧小平的黑指示下，我校工作組勿匆恢復了黨團隊活動，組成了臨時黨委、臨時團委，臨時大隊委員會。從此，我校運動便變得更加冷冷清清了。

鄧小平多次和我說：要不斷地分類排隊，劃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選准打擊目標”。這個目標就是革命群眾，這成了我的指導思想。在我做大隊工作的時候，忠實地執行了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讓各班輔導員首先分類排隊，劃分左中右，實際上就是排“黑名單”，找出依靠對象和打擊對象。有的班共分七、八類之多，開幾次輔導員會也都說各班誰是左派，誰是右派……。當時，一些班裡的領導小組成員出身不怎麼好，由於受反動血統論之毒害，我極端的唯出身論，滿腦子想得都是“奪權”，在排黑名單之後，就大搞奪權鬥爭，想把各班都換上我們信任的人，熱衷於調查家庭問題，今天你是領導小組的，明天一調查出你家有問題，就換掉。為了開一個改選會，商量半天，估計各種情況。惡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學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憤，然後再改選、換掉，完全是運動群眾。這樣做了一個時期，基本上各班都換上了我們信任的人，大大打擊了廣大革命群眾的革命積極性，被打擊的群眾抬不起頭，喪失進步的信心，覺得沒出路，由於沉重的精神枷鎖，廣大群眾只好俯首聽令，奴隸主義十分嚴重。我們這一陣奪權活動，扼殺了革命群眾的革命積極性，我們是在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奪權，為更深一步推行劉鄧路線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以及給後來的對聯辯論提供了思想基礎。這同一時期，高年級的學生斗學生也是由於忠實執行了鄧小平的黑指示的原因。在這裡我向反動路線的受害者賠禮道歉。很多事情不能怪各班輔導員，責任主要應由我負。

在斗學生的同時，鄧還多次指示要做教師工作，其目的是把矛頭對向教師，這和斗同學是同一性質同一目。

運動以來，鄧從未叫我要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因為他知道廣大群眾一旦被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他的陰謀就包不住了。完全被他納入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我校運動，在這上面也是按照他的意願發展的。原來，根本沒有什麼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時間，工作組自己也不學，革委會的同學也不學。後來才在廣大群眾的強烈要求下，制定了所謂一天二小時雷打不動的“天天讀”，工作組員也才在同學們的批評下開始了“天天讀”。可是，工作組藉此把同學鎖在校園內，不許亂說亂動，束縛了群眾的手腳。我們對鄧小平的指示百依百從，而對毛澤東思想則不學不用，這說明了我們的立場完全是站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邊的，站到劉鄧一邊，幹的事完全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的。

運動以來，工作組在鄧小平的控制下，把許多人打成了反革命，個人野心家，為了貫徹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給這些人平反是完全必要的。要做到真正平反，必須依靠群眾自己解放自己，打人民戰爭。現在還有許多同學由於受反動路線的迫害，不敢說話，我希望這些同學起來，造我的反，造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我在前一階段犯了嚴重的錯誤，但我相信我能在同志們的幫助下得到改正。對我的錯誤，我的認識是非常不夠的，希望同志們給我提出嚴厲的批評，我一定跟毛主席干一輩子革命。

鄧榕

1967.4.5

附錄三： 賀捷聲的大字報

同志們！戰友們！現在我們把反黨、篡軍、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賀龍揪出來了，真是大快人心！我要堅決與三反分子賀龍劃清界線，堅決站在黨和毛主席一邊，徹底清算賀龍的罪行，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

一、我是怎樣受迫害的：我生於長征前十八天，出生之後就隨紅軍長徵到延安，寄養農民家。當時賀龍在軍閥部隊裡所結拜的兄弟，國民黨旅長秦光遠、團長瞿玉屏，抱着升官發財目的來到賀部，但軍委不同意賀龍將這兩匪安插在賀部，並指示賀龍，如秦、瞿兩人願意參加革命，必須先到抗大改造，再由學校統一分配工作。賀龍對這一指示不滿，對兩匪說：“你們倆回去吧，現在共產黨里，我無權安排你們的工作。”“我四十多歲了，僅有一女，托你們撫養了。”於是，將我交與秦、瞿兩匪帶到白區“教養”。此雖區區一例，便看出賀龍反動的本質：（甲）賀龍認為白區比解放區保險；（乙）封建的結義兄弟比共產黨可靠。

我到白區後先住在秦匪家，秦死後又到瞿家侍候全家大小，直到解放初期，我的親生母親經過重重困難才將我找回去。可恨賀龍這個混蛋將我強行要去，他揚言說：“她是賀子賀孫，應回賀家。”到賀家後，後母薛明（賀龍現妻）對我倍加歧視，賀、薛兩人限制我與親生母親通信，迫得我曾跳井自殺，未遂，我曾想上告，賀龍氣勢洶洶對我說：“你要告我嗎？我在公安部掛號了，我在總理那裡掛號了，我也在毛主席那裡掛號了，我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我是副總理，我是元帥，你這個小孩、小黨員，告不倒我的，讓你姨與你媽都告去我，她們也告不倒，要告的話，我就對她不客氣。”以此威脅我。直到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後，我才離開賀龍，回到了親娘的身旁。毛主席就是我的救命恩人，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我在心底里呼出“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二、惡毒攻擊毛澤東思想，瘋狂反對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我和三反分子賀龍接觸的十幾年中，從未見過他學習毛主席著作，經常見到他手不離卷，形影不離，贊口不絕的是那些《七劍十三俠》、《說唐》、《小五義》、《佘賽花》、《濟公傳》、《西遊記》等神怪小說。賀龍把黑書《燕山夜話》視為珠寶、奉若神明，將它擺在書廚里供欣賞，而把革命歷史小說隨意放在筐旁邊不理。

更可恨的是賀龍不僅自己不學習毛主席著作，而且還阻撓我們學，有一次他問我：“你在學什麼？”我說：“在學習毛主席著作。”他不滿地說：“你在宣傳部工作，不能犯錯誤太多，特別是《論共產黨員修養》，你這個小黨員要好好看，研究研究，你就是政治嗅覺不靈，幹不了什麼大事，一定要向《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請教。”一九六六年我去大連養病前，賀龍又問我帶些什麼東西，我說：“我帶了毛選四卷和主席語錄，準備讀一讀。”賀即強調說：“你應帶《論共產黨員修養》，你這個小黨員應好好學習劉主席著作，不學怎能行呢？”言下之意叫我不要學毛主席的著作。賀龍反對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野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嗎？

有一次賀龍對我說：“你的毛病就是吃不了虧，脾氣不好，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嘛！”這一語道破了賀龍篡黨篡軍的野心，賀龍就是一貫反對毛主席，一直等待時機，妄圖變天。

一貫反對和敵視毛主席著作的三反分子賀龍，突然在一九六六年二月指示薛明與何家為（賀龍辦公室副主任）起草了一個賀辦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指示，裡面是有鬼的！一是賀龍知道文化大革命將要在全國開展，賀龍作賊心虛，怕露出其一貫反對毛主席的馬腳，急忙打起了這面紅旗；二是賀龍對軍委表揚林彪同志辦毛主席著作很不服氣，賀龍就不滿地說過：“我就不相信他們能學得那麼好？我們也要搞個樣子！”以此反對林副主席，與林彪同志唱對台戲，更甚的是賀龍對賀辦的學習指示說：“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反對教條主義。”把毛主席著作誣衊為教條主義，其心何等險惡！賀龍就是打着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招牌來反對毛\澤東思想。

三、廣結黨羽、陰謀政變：一九五九年賀龍到天津大比武，當時是彭真、羅瑞卿同去的。賀、彭二人同住在水上俱樂部，賀龍住樓上，彭住樓下。一次中飯時，羅、賀、彭三人大談比武，羅得意地說：“我們軍事上就是過得硬，就是突出政治。”聲落，三人發出了使人肉麻的大笑。賀、彭、羅以為陰謀得逞，大功告成，天下即將到手，得意忘形，可惜這班混蛋錯估了形勢，高興得太早了！飯後，彭真向羅瑞卿說：“你回北京了嗎？”羅答：“我要留下給部隊講一講話。”說完，轉向賀龍說：“你還有什麼指示？”賀別有用心地說：“毛主席對大比武也很支持嘛！”賀龍就是羅瑞卿的後台，其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造謠攻擊中國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其心多麼惡毒！

羅瑞卿與賀龍的關係極為密切，羅常到賀龍家，有時羅把電影帶來賀家放，一起看電影，談笑風生，感情之深不難理解，羅對賀的講話都是逐一紀錄，駕乎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之上。

賀賊與吳晗來往也很密，賀常與吳一起打麻將、打橋牌、釣魚，吹吹拍拍。吳晗寫的書送給賀龍，並在書上恭恭整整地寫上“敬愛的賀元帥、總理、同志，請指示。”賀對此當然非常欣賞。其意很明顯，就是讓吳晗這班黑文人通過文藝作品為其陰謀篡黨篡軍作輿論的準備。

文化革命期間賀龍對賀鵬飛（賀子）等人說過：“劉少奇的檢討是被迫的，毛主席錯了！”這是明目張胆的拉開陣勢的猖狂進攻，挑動賀鵬飛一夥，反對毛主席、反對黨中央。賀鵬飛喜歡打籃球，賀龍就語氣雙關地對賀鵬飛說：“我是你們的領隊，你媽是你們的政治指導員。”由此可見賀鵬飛這一夥在清華園干的壞事後台是誰不是清楚了嗎？賀龍苦心孤詣地培養和支持賀鵬飛一夥，就是把自己的後代培養成像自己一樣的資產階級接班人。解放前我們的災難還記憶猶新，賀龍妄圖變天，我們一萬個不准！

四、腐化墮落，任意揮霍人民血汗：賀龍是一個大土匪，生活上充滿了資產階級腐化的臭味。平時只要賀龍起床電鈴一響，賀家工作人員就為他一人忙碌，公務員趕忙進屋給他穿衣服、穿襪子、穿鞋；醫務人員前來量血壓；炊事員立即做美味的早餐，其每餐要保持一定熱量，為此特讓北京醫院營養科的人來賀龍處精密計算食物所含熱量。

賀龍每天至少有兩、三次散步活動，常要老婆、秘書、護士、警衛人員陪同，因怕冬天院內散步冷，花了國家數千元，將原來的走廊披上了大玻璃，專供散步之用。夏天因大院太小，有時到體育館去散步，由於那裡人多吵鬧，賀龍就將體育館的人全部轟出來。

這個揮霍無度的賀龍還喜玩猴子，給猴子吃香蕉、桔子。一次從東北帶回一隻價值幾千元的警犬，狗病了還請醫生看、吃藥、打青黴素，甚至還住醫院，狗吃的飯比人還好，頓頓有肉有魚，堂堂副總理、政治局委員，竟對猴子和狗如此關懷備至，這跟西方“自由”世界的大資本家整天無所事事，玩貓、玩狗沒有什麼區別。

賀龍這個土匪頭子，干盡了壞事，對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像這樣的一個腐爛透頂的修正主義分子，我們非把他打倒不可！毛主席教導我們：“敵人是不會自行消滅的，無論是中國的反動派或是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勢力都不會自行退出歷史舞台。”三反分子賀龍雖被揪出來，伹賊心不死，賀龍的走狗還通電話對我的母親進行威脅、恐嚇。我們要發揚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窮追猛打，堅決把賀龍鬥倒！斗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