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傅國涌為《民主啟蒙對話錄：許良英、李慎之通信集》寫的序，原標題：《以平常心，做平常人）

《民主啟蒙對話錄》新書發布會消息

5月4日，線上相聚

與許成鋼、秦暉、徐友漁等一起探討：

民主，何以為繼？

《民主啟蒙對話錄：許良英、李慎之通信集》新書發布會將於5月4日舉行，報名已經開放，請掃上圖二維碼

許良英和李慎之兩位先生的通信集，二十多年來我不止一次地讀過。這些信寫於1998年2月到2003年4月，許先生從78歲到83歲，李先生從75歲到80歲，因李先生的猝然離世而中斷。這是兩個歷經20世紀風風雨雨、在毛澤東的“絞肉機”里滾過來的老人，在兩個世紀之交的思想對話，顯示了極為罕見的真誠和直率。那時，許先生跟我也在通信，他常把兩人的通信複印一份隨信寄給我。在李先生離世不久，我曾寫過一篇長文《“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悲涼”——從李慎之與許良英的43封通信解讀李慎之晚年思想》。本來打算再寫一篇解讀許先生晚年思想的長文，一直沒有下筆。

二十多年過去了，他們當初討論過的問題不僅沒有過時，現實甚至比他們在世時更為不堪，這或許是他們沒有想到過的。他們最關心的就是中國的民主轉型，反反覆覆討論的就是民主和啟蒙等問題。對於具體的人、事及對轉型的期待等，他們之間也常有不同看法，許先生的直言不諱，眼中容不得沙子，在這些信中也表露無遺。

他們在書信來往之初，就討論過求真的問題，因為李先生說英文中truth（真理）這個詞是“價值中立的”，是近代中國人將它變成“有崇高價值的詞”。對此，許先生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他們想起了各自母校的校訓，許先生畢業於竺可楨時代的浙江大學物理系，李先生就讀於燕京大學經濟系。許先生說浙大的校訓“求是”，首先是因浙大的前身為求是書院，但竺可楨校長給出了極精闢的解釋，“求是”就是“排萬難冒百死以求真知”。李先生說燕京的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是相連貫的，必須有自由才能得真理，然後服務於人類。他們在民國接受的大學教育成了他們生命的底色，對於他們重新反思自己走過的道路無疑是不可忽略的。

年輕時他們都被共產黨吸引，並投身共產革命的洪流，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當時許先生在中科院，李先生在新華社。李先生自稱1959年底、1960年初就“徹底覺悟”了，他說當時用《封神榜》中哪吒的一句話對自己說：“削骨還父，削肉還母”。許先生多次講自己對毛澤東的迷信到1974年才破除，1987年才最後從馬克思主義的框框中跳出來。他們反思自己為什麼會加入共產黨？許先生說不是為了民主，而是為了徹底解決社會不公。李先生說早年的選擇主要是受到民族主義和平等思想的影響，也不是為了追求民主而加入共產黨。從年齡上說，他們這一代正是中共建立政權的基本力量。1949年，他們分別是29歲、26歲，正處於生命最好的年華，卻已是“老革命”。

而在生命的暮年，他們念茲在茲的就是中國何時告別極權，走向民主。1999年，李慎之在寫下《風雨蒼黃五十年——國慶夜獨語》前的一封信中說，中國至今仍在專制主義統治下，他稱之為“後期極權主義社會”，“最理想的辦法是和平進化，但是可能性幾乎沒有。國內外現在都沒有‘愛國志士’，有的只是利祿之徒。……從中國到外國，再從外國到中國，感到的只是極度的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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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先生在回信中說：“這些肺腑之言使我感到傷心，也有點意外。我覺得你對現實是過於悲觀了。表面上中國這塊幾千年來沉積成的板塊是堅不可破的，但在整個人類文明洪流的不斷衝擊下，早已在逐漸溶化中。因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是不可侮的。”他想起1976年和1989年天安門廣場上激動人心的場面，相信人心不會死，“愛國志士”在他相知的朋友中就不少。這裡所說的“愛國志士”當然是指以追求民主、人權並付諸於行動的人。

和李先生不同，許先生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尤其“六四”以後，深深介入了中國的民主人權運動，並成為其中最有感召力、也是最堅定的推動者，並不只是一個書齋里的冷靜的思想者，同時也是一個熱情的負責任的行動者，交往的範圍超出了知識分子的圈子。他在信中說：“雖然近十年來我的處境相當困難，文章不讓發表，電話一直被竊聽，還曾一度遭軟禁，不少人不敢同我來往，但我始終沒有感到孤獨。相比之下，你的處境與我有天壤之別，你每年發表這麼多文章，又有這麼多人爭請你寫序，顯然，理解你和仰慕你的人是很多的。……總之，我覺得你決不是‘孤獨’的，至少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都是你的知音，我常常把你的一些精彩的文章向朋友們介紹。”

這種揮之不去的孤獨感之所以一直籠罩着李先生，他自稱這是“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的孤獨。我以為這是有生之年看不到轉型的希望所致，他在接下來的回信中說，中國人要擁有有自由、有法治的“像樣的民主”，“以中國人素質之低，如果那能在21世紀末，或者22世紀初達到，我就可以死而瞑目了。”對於生於1923年的他來說，那是遙不可及的。

直到2003年1月，他在信中又一次提及：

進入新世紀後，我常說兩句話：（1）對中國之實現民主，我能否及身得見，比較悲觀；（2）對中國能在21世紀上半期實現民主，我基本樂觀。不過，我之所謂民主，只能指廢除一黨專政，建立民主框架而言，並非指充分民主。實現充分民主，最樂觀也需要到21世紀末。

許先生幾乎不作這樣的預期，曾多次表達過類似的意思：“但歷史往往有無法逆料的突變，如1989年東歐和蘇聯的變化。對歷史真正有使命感的中國知識分子，對困難是應該有清醒的認識，同時也應該有堅定的信心。”他說：“沒有廣泛、深入的民主思想啟蒙，沒有公眾的自覺，民主不過是空話。”這也正是他長期以來身體力行的。

在2000年6月到8月的書信往還中，他們討論了唐德剛的“二百年出歷史峽谷”說，從1840年算起，還需要四十年。對於這一預言，許先生不以為然，認為歷史的變化常常是難以逆料的，唐德剛的論斷並無任何科學論證，不值得認真對待。並舉例說，列寧在1917年二月革命前的幾個月還說過，有生之年看不到俄國會爆發革命。1989年4月之前也沒有人預見到中國會爆發規模空前的學生民主運動。他又一次提及自己的樂觀情緒正是基於1976年和1989年親眼目睹的兩個歷史畫面。

許、李二位先生信件手跡

李先生很感動，回信說：“你的信好比寒夜的爝火，給了我一點光明，一點溫暖。”在嚴酷處境中千錘百鍊過的許先生身上，我們能感到一種無法摧毀的力量，這種力量是很少人具備的，在“六四”之後的歲月里曾安慰過、振奮過、激動過許多處於逆境中的人。此外，他是學自然科學出身的，任何時候都保持着極為認真、嚴謹的態度，對一詞一句更遑論對人對事都一絲不苟。讀到《風雨蒼黃五十年——國慶夜獨語》，他大為叫好，但也直言，此文對鄧小平的分析，“似溫情乏力，沒有到位。”對於“提高人權是世界潮流”這一表述，他認為人權只有“有”“無”問題，並無量的差別，“提高”似應改為“尊重”。李先生信賴他，幾次在信中要他以三五百字寫一個民主、科學“最準確、最完備”的定義，要他以最簡單的文字回答民主的必要條件、民主的充分條件是什麼。他說自己不習慣給一個概念下定義，只考慮概念的內涵。對於“民主的充分條件”，他推敲了兩天，還是覺得在“必要條件”之外尋找“充分條件”，在現實世界上似乎不可能。對於民主概念的基本內容和保證條件，他早在1989年5月8日就在《世界經濟導報》發表的文章中列舉了八條，以六百字說清楚了。

李先生說自己80年代“不著一字”，“90年代以後越來越寬鬆，才開始打些擦邊球”，也不過一年寫幾篇文章而已。他一再說自己只能“知其不可而為之”。這是他的心裡話，如今讀來，更有一種悲涼，“悲涼”、“悲觀”這些詞也是他不止一次提起的。在1998年3月4日的信中說：“我其實是很悲觀的，我已不敢說什麼‘啟全國人民之蒙’的話，只敢想能刺激一下‘一小撮知識分子’，予願足矣。”對於啟蒙首先是知識分子的自我啟蒙，兩人可謂不約而同。為此，許先生從80年代中期開始就和老伴王來棣一起致力於民主的研究，想以餘生之力完成《民主的歷史和理論》（未完成的遺作正式出版時取名《民主的歷史》）。而李先生則提倡公民教育，還想編中學公民教科書。他一再表示對許先生的欽佩，稱其為“堅定的民主主義者”，“在這方面，事實上當今只有你一個人可以為我之師”。

2003年1月23日，離他生命的終點已不足三個月，他寫了一封長信給許先生，透露了重寫中國近代史的初步意見：“首先，我認為一個民族最重要的創造是其政治制度，經濟、文化、國民性都由之決定。”他打算由此切入，寫出一個大綱來。許先生在回信中表示認同，只是說了一句：“政治制度的形成，還是受制於經濟、文化等各種因素的綜合作用。”這封信，當時，許先生就複印了一份寄給我。不久，我到北京，在李先生的家中閒聊時，談起他的這一觀點，我說多年前在盧梭的《懺悔錄》第九卷讀到過這樣一番話：“我已看出一切都歸源於政治，而且，無論我們作什麼樣的解釋，一個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質決定的。”他說沒有看到過。我相信他是在長期痛苦的思考中形成了與盧梭相似的看法，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發現，迄今還未得到中國知識界足夠的重視。

民主何時到中國？李慎之離世二十多年、許良英離世十多年之後，兩位先生討論的話題不知道還有多少國人在意，世紀之交那種朦朧的期待早已化為歷史的灰燼。再次重溫許先生信中的這些話，心中有說不出的惆悵：“我深切體會到，建立民主制，不同於專制政權的改朝換代，倡導民主者，必須以平常心，做平常人，決不可以‘領袖’和‘開國元勛’自居。可惜在中國，這樣一個極平常的道理卻知之者甚少。”

同樣的話，他在給許多人的信中曾一而再地說過。“以平常心，做平常人”，在有限的人生中堅持獨立思考，追求自己的理想，這八十三封質樸的書信留給世界的不是什麼高深、晦澀的大道理，而是平常而真實的思想，是兩個不願苟且度過餘生的心靈彼此的碰撞，因其懇切、純粹和求真的力量，在他們已離開的歲月中依然可以不斷地激起迴響。

2024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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