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命西昌

1

抗戰時期，蔣介石早把西昌定為他的後備行都。西康省於1939年1月1日建立，2月，蔣介石在西昌設立委員長西昌“行轅”，委派親信張篤倫¹為行轅主任，同時組織了龐大機構並進駐軍事力量，其主要目的一是控制劉文輝，壓制二十四軍的勢力，二是監視雲南省主席龍雲；進而掌握寧屬地區，隔斷康、滇，為他以後的退路做安排。

如果寧屬（包括原西昌專區各縣）被西昌行轅所掌握，勢必影響劉文輝的割據局面。因此，劉對西昌行轅甚為疑慮，力謀對策。而寧屬又僅系一個專區，如若設立專署，實力不足與西昌行轅抗衡，為此設立西康省寧屬屯墾委員會，作為西康省府的派出機構，代表西康省政府行使職權，以便對付西昌行轅。劉文揮於1939年5月親到西昌設立屯委會，自兼委員長，並派侄兒劉元瑄（時任二十四軍直屬旅旅長）任屯委會邊務處處長。顧名思義，屯委會本應主要致力於開發偏僻落後之彝族地區，發展大小涼山的經濟。劉文輝卻用它來與“行轅”抗衡，因而這裡長期存在着中央勢力和地方實力派尖銳的矛盾鬥爭，寧屬地區也就必然成為劉文輝最多事、最頭疼、矛盾最激烈複雜的地方。

屯委會成立時，由杜屢謙任秘書長，代行委員長職務。由於杜屢謙不僅沒有與二十四軍靖邊司令鄧秀廷搞好關係，還與鄧發生難以調和的矛盾。兩人之間的矛盾漸漸加劇並表面化，杜屢謙又貪污築路死亡民工撫恤費七十萬元。劉文輝於1942年冬改組了屯委會。正好，父親東奔西忙的外交和財政工作剛告一段落，劉文輝就派他兼任寧屬屯墾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繼而任代主任委員（劉文輝掛名主任委員）。從此，父親就常住西昌，既擔任西康省財政廳廳長，又兼任寧屬地區最高行政長官，後被授予少將軍銜。那時大哥李國康與劉元瑄²之女劉巽謙已有婚約，劉文輝相信父親和劉元瑄兩人聯手，一文一武，在西昌一定能合作默契，處理好寧屬地區各方面的問題，特別是抵制委員長行轅向西康的滲透。

父親個子不高，身體比較肥胖，他為人寬厚，態度親切隨和，不太講究穿着，平常除了立領的中山服，就是穿中式長衫。記得一次天氣突然變冷，他隨手找來一根繩子綁在腰上，惹得同事們大笑不止。西昌屯委會的工作人員暗地裡都叫他“李老廳”，他知道後也只是笑笑，於是有人當面也這樣叫他。但處理起事情來，他一下子就變成另外一個人，嚴肅認真、一絲不苟，特別有主張，所以很受下級的敬重。

寧屬地處邊區，交通不便，文化落後，歷史上形成了掌握一方的實力派，如冕寧的鄧秀廷，他擁有了不小的武裝力量，以他的勢力管理所在地的各種事務並主持當地政局。

1932年劉文輝在四川與劉湘的混戰中失敗，鄧聞訊趕至滎經，懇切殊誠；見二十四軍軍需睏乏，四處求援，除私贈若干金銀外，還向劉表示：“我這一旅人的供給由我自籌，軍長不必費心。另外，我還可為軍長籌辦一些糧食。”劉文輝喜出望外，立即升鄧為20旅旅長兼彝務指揮官，回寧屬籌辦軍糧。鄧以“為軍長籌辦軍糧”的招牌，先到越西安順場搜刮，將彝漢人民手中糧食擠干，更肆無忌憚地在過去他的勢力不能掌握的地區“徵收”軍糧。劉文輝獲悉，急電寧屬行營，“對鄧家這股勢力，既要利用它，又要限制它，但不能消滅它，適可而止，不准阻攔！”

1938年，國民黨政府授權劉文輝籌建西康省。劉為籠絡、利用鄧秀廷，專設靖邊司令部，委任鄧秀廷為中將司令，並在9月15日的富林會議上宣布：“此後夷患，全權責成鄧司令剿辦，不使稍感掣肘。”

西昌行轅成立後，張篤倫千方百計拉攏鄧。鄧秀廷明白劉文輝對他有戒心，也知道張篤倫是蔣介石親信，並有意把他拉到行轅一邊去。他派出自己的親信饒緒鎮（成都軍校畢業生、靖邊部少校參謀）於1942年12月14日在重慶國民黨軍委會辦公廳晉見蔣介石，呈述被劉文輝挾制的情形，提出願到滇西參加抗戰。蔣態度嚴肅、語氣溫和，只說：“鄧司令的報告和彝族戶口調查看到了，很好，回去轉告鄧司令，有什麼問題，可找行轅張主任商量，有困難慢慢解決，把後方治安搞好。” 蔣介石的這番話足以使鄧秀廷的打算落空，他只好暫時留在二十四軍。

張篤倫為了把隸屬於二十四軍的靖邊司令部拉過去，從劉文輝手裡爭奪靖邊權，他委任鄧秀廷為西康行轅中將參軍，勸說鄧秀廷脫離劉文輝歸順中央。劉文輝隨即任命鄧秀廷為屯委會委員兼邊務處副處長，希望他回心轉意繼續為二十四軍效力。父親和張篤倫、鄧秀廷均有舊誼，劉文輝希望他能巧妙周旋，化解自己與鄧秀廷的矛盾，並在維護西康省利益的前提下，儘量想辦法對付行轅的壓制行為。

父親到達西昌的第一天，一些被鄧秀廷驅逐、靠攏屯委會的彝族人士在歡迎儀式上散發傳單，並向父親呈遞《呼籲書》，矛頭直指鄧秀廷。面對複雜局面，父親多次誠心誠意地與鄧秀廷交流、解釋，轉答劉文輝對他的重視，希望鄧秀廷和大家一起共建寧屬。儘管父親做了很大努力，效果仍不明顯，鄧秀廷只是沒有公開投靠張篤倫而已。

1942年冬，父親剛到西昌不久，農林部派了一個叫鄧祖植的大學生到普格實驗農場工作，被當地彝族人捉去當了娃子（奴隸）。這下惹了大禍，國民黨中央嚴令屯委會清查，下令“一定要把鄧祖植解救出來！”父親派出人稱“涼山好漢”的李仕安前去解決。李仕安不愧是智勇雙全的彝族好漢，他冒險進山，千方百計查出綁走鄧祖植兩個彝族人，但綁架鄧祖植的人知道李仕安的來意，悄悄處理了鄧祖植，李仕安始終未能找回鄧祖植。

“不好了，有人放火燒房子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鄧祖植的問題尚未水落石出，一場大火又在鹽源縣點燃，200多家房子化為灰燼。原來鹽源縣北部的鄧秀廷所屬彝人，與屯委會彝人“打冤家”，發生了大規模衝突，鄧秀廷的彝人在行轅的支持慫恿下，燒毀了鹽源北部灰塞地方屬於屯委會管轄的頭人和部落的房子，形勢十分緊張。大橋指導區長黃爾康星夜趕回西昌，向屯委會告急。“誰去處理？”父親自然又想到了李仕安。李仕安去後當機立斷，組織屯委會彝人進行反擊，在擊退圍攻後，建議屯委會拿鄧秀廷手下的營長羅阿什子問罪。起初，羅阿什子態度十分強硬，但迫於壓力，最後還是舉手投降。

地方的問題一樁接一樁，中央也不放過寧屬地區。財政部長孔祥熙攜帶現金數十馱，到西昌收購民間煙土，由行轅負責運出；並且不准民間私種、私運、銷售，實際上是想中央壟斷鴉片煙的種、運、銷，獨攬暴利。這就和劉文輝有了實際利益的衝突；劉文輝堅決抵制，一定要利益均沾。幾經爭執後取得協議，雙方同意中央和地方共同經營。劉文輝的鴉片由二十四軍派專人負責沿途武裝押運。僅管如此，雙方在這個問題上仍不時發生爭執，相互抓對方的問題進行打擊。每年種煙季節，行轅都要召開“禁政會議”，用軍法威壓地方，在大張旗鼓厲行禁煙的題目下，行轅奪得了不少煙土、鈔票，又打擊屯委會的勢力。劉文輝也不示弱，二十四軍最精銳的警衛營，是專門負責鴉片運輸的專業鴉片運輸營，在其營長周桂三的指揮下，販運鴉片煙土13年，屢屢得手，以這支專業鴉片運輸營外運銷售，獲利甚豐。

剛到西昌，父親就面臨如此紛繁複雜的問題，他只能設法一件件解決，儘量把工作重心放在建設上，但局勢卻不能讓他按自己的心願去做。

抗日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西遷，西南成為抗戰大後方。西康遂成為戰時祖國內地與西藏進行經貿往來的重要樞紐。為發展康藏經濟，1942年8月，身為主持西康省財政金融的最高官員李萬華和李先春與在西康的康藏知名人士共同籌資，設立了“康藏貿易公司”。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我國西南地區重要國際交通線——滇緬公路被迫關閉，國外援華物資難以運往抗戰大後方，由印度經西藏、西康至重慶等地 一時成為由內運物資的惟一通道。康藏貿易公司成立後，即運用馱力，接受各方委託，曾經先後由印度代運物資十餘批至康定。由於委託者越來越多，康藏貿易公司又與交通部協商合組康藏馱運公司。

由於康藏貿易的繁榮，特別是康藏貿易公司的經貿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英印對西藏經濟的控制；康藏貿易公司從印度經西藏向國內運送了不少戰略物資和機器設備，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抗日大業，對支撐持久抗戰並最終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起到了應有的作用。

1944年初，由於西昌行轅主任張篤倫企圖取劉文輝而代之，開始挑起事端，排擠二十四軍。他假借匪患嚴重，危害民族地區的安寧，請求國民黨中央批准成立了寧屬剿匪總指揮部，還要來了大批武器裝備，以此要挾劉文輝。於是，已暗中投靠他的二十四軍靖邊司令鄧秀廷當上了寧屬剿匪總指揮部總指揮。誰知，鄧秀廷當總指揮不到一月就病死了，使張篤倫的如意算盤落空。劉文輝趁機立即委任劉元瑄為總指揮，孫子汶為副總指揮。

張篤倫用盡了心機，轉眼間卻總指揮易人，不但沒有為自己擴大勢力，反為劉文輝增添了一支武裝力量。他氣得捶胸頓足，卻並不死心。不久又心生一計，藉口要檢閱部隊，調集靖邊彝民團近萬人，集中到西昌，實際上他布置了進剿方案，他想借屯委會之刀殺彝族人，挑起事端後再來問罪，以削弱屯委會的勢力，自己坐收漁人之利。好在父親和劉元瑄早有提防，沒有上張篤倫的當，面對緊張局面，只虛張聲勢，隨便應付一下，並沒有造成大的傷亡，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1944年美國飛虎隊戰機B-29在寧屬所屬地區的月兒坡墜毀，機上十一名美軍飛行員下落不明。此事驚動了中、美兩國政府，寧屬屯墾委員會和西昌行轅都急了，國民黨中央急電西昌行轅：“火速弄清情況。”

父親決定再一次派出特區區長李仕安帶領專程從美國趕來的穆倫少校一同去尋找。因為這架戰上安裝了特殊設備, 穆倫少校還帶來足量的炸藥以備用。他們先坐飛機到印度, 後在群山中跋涉, 歷盡千辛萬苦，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日夜兼程，終於趕到月兒坡。還沒有上山，就聞到了一股濃烈的焦味，走近了就看到一個飛機墜毀形成的二十多米深的大坑，大坑周圍一兩百米範圍內的參天大樹都被連根拔起，稍遠一點的只剩下樹樁，還有因飛機墜毀引發森林大火的痕跡……。原來B-29戰機飛臨雷波上空時，由於霧大迷航,飛機在大山中兜圈子，在燃料即將耗盡之際,11名機組人員跳傘自救，美軍駕駛員臨危不懼，一直鎮靜地駕駛飛機，等到機上的全部人員安全脫險後，自己卻因來不及跳傘而英勇犧牲。救援人員在那裡找到了跳傘後被當地彝族百姓救起的飛行員和完全毀壞的戰機殘骸。在回程時走到金沙江邊黃華鎮渡口，穆倫上校讓背夫卸下背上的炸藥，全部拋到江中! 現在已不再怕被漢奸竊取飛機的秘密，賣給日本人了。這架飛機就是美國最先進的B-29轟炸機,號稱“空中堡壘”。

李仕安完成任務回到西昌，父親稱讚他的勇氣和吃苦精神，並提升他為屯委會中校參謀。

父親和張篤倫本是老朋友，但他在西昌任職幾年，與行轅主任之間的關係卻可以用劍拔弩張來形容。一次，行轅宴客，父親讓母親代表自己前往。母親應酬完後回家就大吐大瀉，經醫生緊急診治，斷定為食物中毒。一貫性格平和的父親氣得暴跳如雷，立即派人前往張篤倫家，他說：“你們去張家好好看看，要是張家無人中毒，定是他們宿意謀害我們，我決不會與他善罷甘休！”打聽消息的人回來，確定張家人也都有中毒症狀，原來是張家廚師誤購了有毒野生蘑菇，此事才告平息。

寧屬地區矛盾重重，屯委會還處處受到國民黨中央的壓力，而劉文輝卻只到西昌進行過兩次“南巡”，做了短暫停留，所有重擔都壓在父親肩上。在處理複雜尖銳的矛盾時，父親理所當然站在二十四軍一邊，他領導屯墾委員會，對西昌行轅多方進行抵制，使他們不能為所欲為，從而，父親與張篤倫、警備司令賀國光之間的矛盾加深，蔣介石對父親也非常不滿。

1944年冬，行轅和父親之間的鬥爭加劇，蔣介石也因劉文輝的強硬政策，使他控制西康的願望落空，就想以通敵叛國的罪名武力解決劉文輝的軍力。他要求四川軍閥楊森和潘文華³出兵討伐二十四軍，潘文華卻表示中央既已掌握了劉文輝叛國的確鑿證據，最好公諸國人裁判，不宜興師動眾，更不宜加以襲取。由於潘文華不願從命，此事只好作罷。潘文華對蔣介石如此強硬的態度原因複雜，這和父親長期與他的交好也有重要關係。

抗戰勝利後，1945年9月蔣介石夫婦坐鎮西昌，指揮杜聿明在昆明發動政變，直至逼迫龍雲離開雲南為止。張篤倫為了擴充自己的勢力，趁此向蔣介石提出要求：“委座，我請求讓鄧秀廷的女兒鄧德芳（養女）為我的兒媳。”張篤倫的兒子張宏基是中央軍校學生。蔣介石一聽就知道，這是挖劉文輝牆腳的政治婚姻，他笑了起來，說：“這也算是新生活時代的和親政策的體現嘛。”便爽快地答應了下來。這樁婚姻由蔣介石和宋美齡做媒，並在蔣介石夫妻離開西昌返重慶前夕，為張篤倫的兒子和鄧秀廷的女兒舉行了婚禮，蔣介石夫妻參加婚禮並充當證婚人，還即席講話。在特製的緞麵粉色泥金宣紙的冊頁上，蔣介石題詞“五世其昌”，宋美齡題詞“百年好合”。父親知道這個婚姻的目的所在，但卻無可奈何，還得硬着頭皮和母親一起去參加婚禮。

蔣介石也藉此次逼龍雲出雲南之機，對父親施壓，要讓父親看看與他作對有什麼後果。但父親仍盡忠職守，一心一意維護西康省的利益。

其間發生了一個小故事。父親通過邊貿關係，買到一支14K的歐米加金表，非常喜愛，一直戴着。不巧此表被蔣介石的侍從長看上，硬要父親轉讓給他，父親不同意。對方一再加價，志在必得。最後價錢加到十倍，已明顯帶有強迫性質，但父親仍無絲毫妥協之意。建政後，父親將此心愛之物給了大嫂劉巽謙，以為戴到西康省軍區副司令員女兒的手上，或許能保留下來。孰料“文革”紅衛兵抄家時，硬將此表從大嫂手上擄下搶走。

1945年末，國民黨警備司令部賀國光⁴和中央銀行勾結，要將儲存在西昌的白銀二十萬兩和大量生絲用飛機運往重慶，再隨蔣介石帶回南京；西昌商界堅決反對。父親領導屯委會組織民眾阻擋，結果，花紗還是留在西昌自由買賣，白銀也沒有被運走。西昌人民莫不拍手稱快，賀國光卻對父親懷恨在心，覺得父親太難對付，一定更要想方設法抓父親的問題，把他排擠出西昌。

2

1945年，西康曾發生著名的“滎經事件”，西康部分地方力量在“康人治康”的口號下，發動了反抗劉文輝統治的武裝暴動，弄得劉文輝焦頭爛額。蔣介石警告劉文輝：此事若不平息，影響後方安定，中央將對你失去信心。但此事一直餘波未平。1947年，父親剛從西昌回成都，即分別邀請旅蓉西康學者、名流和軍政要員，在新玉沙街劉文輝公館促膝談心。父親表示改革的誠意，聽取他們的意見，採納他們的合理要求。過了兩天，父親又約集袁品文、譚其蓁、傅春初等六人，在成都西勝街我們的家裡，開了四天會，討論了許多問題，並形成決議。最後，大家一致決定：關於六人小組議決的問題，由父親向劉文輝匯報，要求他早日採納施行以免徒托空話。 此後, 劉文輝同意了大家的要求, 以致皆大歡喜, 以“雅屬行政檢討會”的形式，最終和平收場。父親又一次為西康省的發展做出重大貢獻, 也又一次為劉文輝排除了重磅政治地雷。

但父親並沒有讓自己完全陷入這些令人心煩的政治鬥爭中，而始終把開發涼山地區、發展邊疆經濟放在第一位。在交通、建築、發展農業、嚴肅政紀、完善會計制度、體恤民情、減稅振災、保護森林、設立醫療機構等涉及國計民生的各個方面，他做了很多實實在在的工作。

在西昌，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一次, 屯委會的工作人員放風箏玩, 風箏狀如少女, 在高高的天空隨風飄飛。彝族人見了, 非常驚奇, 頓時聚集了一百多人觀看, 並紛紛用槍射擊, 共約射出兩三百發子彈。後因風大線斷, 風箏時高時低、飄飄蕩蕩, 如少女翩翩起舞、搖曳生姿, 漸舞漸遠, 彝族人的射擊更加劇烈。其中有人拼命鼓掌、歡呼雀躍, 有人合掌摩拜、大聲祈禱, 後來彝族人民流傳, 不知何方妖魔飛臨上空多時, 後飄然遠去。

那時涼山的彝族人民的生活非常落後, 他們還在以刀耕火種的方式來獲取生活資料。為此，屯委會在西昌舉辦了西康省農業展覽會，並支持農墾界人士在西昌建立中華農學會西昌分會，又向農民介紹堆肥的製造法；還在當地的農民節舉行紀念大會，展覽農作物新品種，以幫助彝族同胞在發展農業上有所進步。

僅管屯委會工作非常繁忙，父親仍念念不忘教育救國和實業救國。

父親從他自己的成長，深深懂得教育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培英中學”為國民第23軍軍長劉成勛於1920年在新津創辦, 當時是隨營學校，規模很小，只收初中男生。但1927年第23軍被劉文輝攻擊, 防區盡失, 部隊也被收編, 劉成勛心灰意冷,自此不問政事, 回大邑閒居。“培英中學”也任其自生自滅。眼看“培英中學”失去資金注入, 即將撐不下去, 30年代父親毅然接辦了這所學校，任該校董事長, 1930年學校遷至成都東丁字街，隨後又遷至東馬棚街口寧雅邛公所, 以就近解決平民子弟的入學問題。1937年李先春的大兒子李萬鵬從日本歸國後，曾任這所學校校長。三十年代末期，日本飛機經常對成渝兩地狂轟濫炸，為了躱避日機轟炸，保護學校和學生，父親徵得李先春的同意，將“培英中學”遷至李先春文家場的農莊，直到抗戰勝利。勝利後, 學校才又遷回成都,並發展成為招收男女學生，初中高中的齊備的完整中學。後來，父親又出資在大邑縣安仁鎮開辦了“春花小學”。

西康建省之初，父親也十分重視西康省教育事業。1940年6月他在《康導月刊》上發表了題為“西康教育之我見”一文，闡明西康省發展教育事業的重要性。在他兼任寧屬屯墾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期間，位於西昌的西康省立邊疆師範學校籌辦開課，國立木里小學成立。寧南縣高級中學創立時，劉文輝題詞“百年樹人”，父親題詞“菁載作育”。父親認為既然命運讓他來到西昌，他就要抓住培養下一代這個重要的題目，多做貢獻。他相信終有一天教育會幫助貧窮落後的西康省發展起來，中國也會因為教育的發展變得強盛。

在父親主持下，寧屬屯墾委員會在發展教育方面還做了幾件事：由屯委會開辦“邊民訓練所”和“邊民實驗學校”，以後又建議西康省府在西昌成立“第二邊疆師範學校”，校址設在雲南館（即現中共西昌市委內）。幾所學校為西昌地區培養了少數民族學生數百人。建政後，這些學生很多都參加了新政權的工作，成為骨幹力量。

在實業方面，父親除了經營康藏茶葉公司外，還擔任濟康銀行董事長和惠通銀行董事，任西康茶葉公司董事長。此外，父親於1940年組建西康鐵業公司，1944年他和伍柳村、汪正琯創辦濟寧公司，這些企業對西康經濟的發展，擴大康藏和內地的貿易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後，又把西昌訂為後備行都，國民政府經濟資源委員會在西昌修建了“西昌電廠”，西昌電力公司是國民政府經濟部資源委員會1940年在西昌辦的電廠。1942年在高梘鄉姜坡設水力發電工程處為擴大灌溉渠，引東河水，先後修建兩個發電所，安裝3×32千瓦水輪發電機。1944年3月又在東河上游擴大灌渠小埝溝，安裝1×64千瓦水輪發電機，1946年發電。至此3台共128千瓦。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陸續遷回南京，資源委員會無意繼續經營西昌電廠，打算放棄。1945年11月，西昌縣參議會討論通過徐仲偉等人提案，“呈請西昌行轅及省府和電請資源委員會繼續辦理西昌電廠，以利地區開發。”然三方均忙於接收抗戰勝利果實，對西昌一個小小電廠已了無興趣，互相推諉，久無回音。父親不願已建成的電氣事業廢棄，決定組織地方人士接辦。

在父親主持下，由父親、墾務處長徐孝恢、西昌縣參議會參議長楊啟周、西昌縣縣長張植初、西昌縣銀行經理李次鈞、屯委會委員徐仲偉等人發起，於1945年12月29日組成“西昌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父親兼籌備處主任，徐仲偉、金國材（社會服務處處長）為副主任，其餘發起人均為委員。父親表示：“屯委會決以最大資力以協助地方完成電力建設之成功”。並號召西昌市民，能在“節省一年清油之資，維持地方建設事業”之認識下，一致努力，提前建成電力公司。確定以用電戶為對象，採取勸募方式募集軍、政、商、民各界股金共三千萬元，終於籌到必要資金。

電力公司籌備處與西昌電廠一同商議，而有《資源委員會西昌電廠出售，西昌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承購電廠全部資產及營業合約》。該《合約》報經資源委員會批准，雙方於1946年12月31日交接完畢，1947年1月1日由電力公司接辦經營。父親擔任公司董事長，徐仲偉任總經理。電力公司雖系民營，但重大問題多是在屯委會指導下決策，所以當時西康省政府建設廳稱為“官督商辦”。　　

由於物價暴漲、偷電現象嚴重及電費難收，電力公司幾乎無利潤可言，但是因為它關繫到西昌人民的生活，父親仍要求公司維持生產直至1949年。

因在實業界的強大實力和傑出貢獻，父親被大家稱為川康省實業界、金融界巨子。

3

父親愛祖國、愛民族，和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一樣，也對日本侵略者懷着滿腔仇恨，經常參加抗日活動，因此於三十年代末認識了大邑老鄉車耀先。

車耀先說服劉文輝和冷寅東出面，在成都東城根街成立了大邑旅蓉同鄉會，車耀先任執行委員。同鄉會每周的新聞講座多由車耀先主講，講“九·一八事變”和“七·七事變”，講東三省的淪陷和日寇的侵略，講日本人犯下的滔天罪行，聽者無不動容。

父親對車耀先評價很高，認為這位大邑老鄉很能幹、很有才華，特別是他的愛國心令人欽佩。那時，車耀先在祠堂街開了一家餐廳“努力餐”，那是中共地下黨的一個活動據點，距我家很近。父親卻不知道，車耀先是中共地下黨的四川省軍委書記，正在做二十四軍系統上層實力派的工作。

車耀先認識父親後，經常到我們西勝街的家出入，所言全是抗日之事。因父親滿懷抗日熱情，遂與車耀先成為好友，對車耀先頗多經濟上的支持，還多次掩護過車耀先。甚至車耀先販賣鴉片，也靠父親掩護。他告訴父親這是為抗日鬥爭籌款，常常把鴉片藏在我們家中，父親的住處成了車耀先在成都的一個十分安全的去處。

父親通過車耀先結識了另一位同鄉鄒趣濤。鄒趣濤原名鄒澤滋，父親也不知道他是中共的地下黨員，更不知1938年當時任長江局書記的周恩來曾在武漢約見過鄒趣濤，聽過他匯報工作；周恩來還親自指示鄒趣濤做好二十四軍上層的統戰工作。

父親和鄒趣濤認識後，談到抗擊日本侵略之事，覺得十分投機，因而關係日趨親密，還為鄒趣濤在二十四軍里安派了職務。鄒趣濤輾轉於川南、南京、上海、武漢、重慶搞地下工作，父親卻認為他在為抗日救亡運動而八方奔走。1939年父親到重慶參加全國財政廳長會議時，國民黨政府軍政部長何應欽對父親說：“據了解，西康駐渝辦事處有個異黨分子鄒趣濤，化名於左行在重慶到處活動。你回去後，告訴自乾（劉文輝）妥為處理。”父親立即找到鄒趣濤，把何應欽的話如實告訴了他，並說：“老弟，你在重慶工作要多留神啊！”不久鄒趣濤就神不知鬼不覺地離開了重慶，父親也為自己保護了抗日救國的先鋒力量而高興。他那時還一點也不知道“共產黨”意味着什麼，更不知道這些“朋友”和他的交往，對他將來的生活會起什麼樣的作用。我善良而單純的父親呵，完全不知道他的滿腔愛國熱情會把他帶到何處，更不知道他的生活從那時起，就開始一步步掉進一個無法自拔的陷阱里。

4

上下求索的漫長歲月里，父親處處受到國民黨勢力的排擠。作為反彈，他和劉元瑄聯手，於1944年和1946年相繼發起反蔣的“乾社”和“民主競進社”，在公教人員中發展成員幾十人。但他們不懂政治，書生氣太重，組織這兩個社團，並非打算跟蔣介石爭江山社稷，只是為了團結一批熱愛西康的人，保護西康老百姓和地方權益，抵制蔣介石的壓迫。他們既無行動綱領亦無打倒國民黨的目的，更無理論基礎。這樣的“反蔣”活動實在太幼稚，只能碰壁。

在父親最艱難、最困惑的時候，共產黨人及時給了他關心和支持，父親覺得自己和共產黨在“反蔣”上有共同語言，自己做不到的事共產黨卻能做到，對共產黨越來越佩服和信任。此時國共對立已明朗化，劉文輝跟共產黨的合作也有進一步發展。儘管有國民黨特務的壓制，中共地下組織在雅安和西昌仍極其活躍，而且幾乎從不出事，這顯然是劉文輝和父親刻意庇護的結果。劉文輝、李光普坐鎮的西康和劉文彩、李育滋控制的安仁鎮，因此同時享有“小延安”的“美譽”。

寧屬屯墾委員會創辦了《新康報》，地址在康寧公司樓下，與西昌行轅所辦的《寧遠報》對立。1945年底，由當時西昌地下民盟組織負責人唐會昌任主筆，郭正坤、陳再華、趙坤遠等任編輯、記者，發展了盟員十多人。當時的新康報社成為西昌民盟地下組織開展鬥爭的主要基地，父親領導的屯委會支持他們，經常發表力爭民主自由的言論和報道解放戰爭真實情況的消息，起了宣傳革命的作用。

1946年，鄒趣濤到西昌進行統戰工作，但一進西昌就被賀國光逮捕入獄。父親和劉元瑄一同擬定營救計劃。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由肖紹成任副師長的136師調派一連士兵，將鄒趣濤從行轅的監獄裡搶救出來。雖然鄒趣濤在越獄時摔壞了腿，仍按原計劃扮成醉漢，被父親派的人安全護送出西昌。

1946年，屯委會下屬一些中下級軍官私人合夥購買了一些鴉片，集中存放在徐家祠一個連隊的駐地。不知誰走漏了風聲，賀國光派人來查搜，嚇得連隊的士兵把鴉片拼命往隔壁駐地扔。可還來不及扔完，賀國光的部隊已經打破了大門闖了進來，他們收繳了鴉片，處死了連長，並把這一私人行為硬往屯委會身上扣，大肆攻父親和擊屯委會。

父親不得已，辭去屯墾委員會的職務。但父親在西昌的影響力仍在關鍵時刻起了作用。在屯委會工作期間，父親對西康行轅多方抵制，使他們不能為所欲為，也無法把寧屬的地方力量抓住並組織起來。所以，到了1950年，賀國光等乘飛機前往台灣，西昌成為全國最後一個被共產黨占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