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的不平等条约以清道光二十二年（公历一八四二年）中英南京条约为开端。南京条约是鸦片战争的结果。鸦片战争的失败，是中国「第一个国耻」。南京条约就是这第一个国耻所造成的。由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的国际关系，可以分成三个时期来说明。
    自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可以说是「第一个时期」，天津条约又是这个时期里面的一个关键。这个时期，列强在中国开辟通商口岸，以通商口岸为基点，设立各种的特权。他们最初开辟的通商口岸是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就是所谓「五口通商」。他们取得的权利是他们的人民在领事裁判权之下，居住贸易，反客为主，并在协议关税之下通商往来，漫无限制。其后英法等国，在他们各自企图扩张商业势力的地点，增开商埠，又利用满清外交官吏的愚昧，增取特权。每一国在他和中国订立的条约里面设定一个新特权，其余各国便援引「最惠国条款」的恶例，同享这个新特权所给予的利益。条约里明白规定的特权，又可以由他们在文字上的解释，加以扩充，或由他们造成「既成事实」，强迫中国承认，由此演出更有力的特权。即如租界，在中外条约上本没有什么特权的明文规定，后来变成了喧宾夺主的怪象，却是由领事裁判权扩充而发生出来的。
    何以说天津条约是这一个时期里面的一个关键呢？南京条约订立之后，列强在不平等条约之下，对中国通商，以广州一口为最繁盛；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经济上思想上的影响，以两广为最深，民众的反响，亦以两广为最烈。广州的民众，反抗开辟商埠，反抗外轮进口，情绪至为激昂。南京条约订立后九年，为道光三十年（公历一八五○年），洪秀全就在广西的金田起事，由广西发展到长江流域，几至于颠覆满清。正在这个时期，英法联军，袭击广州、攻略天津，进扰北平。清室昏愦，在联军强制之下，而订立了这个天津条约。在此以前，清廷对外来的压迫，一本其传统的自大心理，藐视外国，以反抗洋人为惟一的外交政策。但是到了这个时期，清廷在国内民族革命，与列强的压迫之间，加以权量，乃渐趋媚外，于是与列强所订的条约，多已含有自动让与的作用在内。而汉族的士大夫对于列强的认识，于此也有重大的变迁。在此以前，他们对于列强抱有自大的心理，亦与清廷相同。到了此时，其大多数还在浮夸蒙昧之中，鄙视洋务，不值一顾。而其一部分人士看出了西洋枪炮轮船的厉害，渐怀戒惧之心，乃主张模仿西洋，盛倡「格致」。当时平定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就是此后清廷新政的先驱。然而所谓洋务，初不过设工厂来仿造西洋枪炮与交通的工具，设学校来教习西洋的语言文字。而通晓语言文字，既不能算是外交人才，无整个计划之制造轮船以至修海防，筑铁路，亦不过震于西洋之「船坚炮利」，并非为全部国防计划与国民经济打算。但是他们所筹的新政经费，多为皇室任意挪移，以恣其穷奢极侈之私欲。所有官员亦相率视新政为肥缺，舞弊营私，以图自饱，「海军衙门」在实际上忙于颐和园的内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成了有力的王公大臣挂名分肥的处所。到了甲午中日之战，竟至一败涂地。于是李鸿章奉命亲赴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又加重了一个国耻。二百余年来满清上下积累而成的衰风敝习，遂暴露于天下。而日本军阀对中国的蔑视，对亚洲的野心，亦即由此而起了。
    综观这个时期的不平等条约，鸦片战争之后的各约共为一期，英法联军之后的各约又为一期。前一期的各约，重要的有道光二十二年中英南京条约，道光二十三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即所谓虎门条约，道光二十四年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道光二十七年中瑞挪条约，咸丰元年中俄塔尔巴哈台通商条约。列强依这些条约取得各种的特权，要目如左：
    甲、领事裁判权
    （子）纯粹外国人案件，中国官员不得过问。
    （丑）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民事案件，由外国领事馆先行调处，调处不成，则由中国地方官与外国领事官「会同审理」，公平讯断。
    （寅）中国与外国人之间的刑事案件，中国人由中国地方官按中国法律审断，外国人由其各本国领事官按其各本国法律审断。
    列强既在中国设定领事裁判权，则中国的司法权为之破坏，国家主权亦因而毁损；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之间，交易往来，更不复有平等的地位。所以国计民生两方面，皆受了致命的打击。
    乙、关税协议权
    （子）进出口之外国货物，除茶叶木材金属香料等值百抽十外，其余一律值百抽五。
    （丑）外国商船进口，百五十吨以上者每吨征船钞五钱，百五十吨以下者每吨一钱。
    自关税协议之后，中国的经济财政权于有形无形之中，完全操在外人之手，人民生计为之凋敝，而国家的命脉亦因而断绝了。
    后一期的不平等条约，重要的有咸丰八年（公历一八五八年）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俄天津条约，咸丰十年中俄续约，咸丰十一年中德天津条约，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中葡天津条约，同治二年中丹天津条约，同治三年中西（西班牙）天津条约，同治四年中比北京条约，同治五年中义北京条约，同治八年中奥北京条约，同治十三年中秘华盛顿条约，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中英烟台条约，光绪六年中美条约。光绪七年中巴天津条约。列强依这些条约，增辟了沿海沿江多数的商埠，并增取各种特权，要目如左：
    甲、领事裁判权
    列强在这些条约里面，除重申前述之领事裁判权各点之外，更确定下面两种特权：
    （子）观审权
    南京条约以后各约所谓「会同审讯」的一句话，原由于满清官员翻译约文的误译。到了天津条约订立之时，列强即凭此误译，确定其观审权：凡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民事刑事案件，外国使领官派员观审。
    （丑）会审权
    同治七年，上海地方官与英美领事议定「洋泾设官会审章程」。自此以后，不独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民刑案件由「会审公廨」会审，即租界内纯粹中国人之间的民刑案件亦归「会审公廨」会审，以后各国纷纷援例，而有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汉口「洋务公所」，哈尔滨「铁路交涉总局」，鼓浪屿「会审公堂」，都是这样的畸形的机关。自列强驻在中国的领事官员取得了观审会审特权，于是外人不独消极的回避中国的法律的管辖，亦且积极的干涉中国的司法；不独消极的不受中国法院的审判，且积极的审判中国的人民了。
    乙、租界
    在这个时期，各地的租界先后划定。除上海公共租界于道光二十五年划定，上海法租界于道光二十九年划定外，如光绪八年划定营口英国租界，咸丰十一年划定汉口英国租界，九江英国租界，镇江英国租界，厦门英国租界，广州沙面英国租界和法国租界，同治五年划定烟台公共租界。
    领事裁判权本来是对人的，不是对地的。自租界成立之后，外国的领事裁判权乃适用于其所划定的地域，不啻在中国领土之内，设立了多数的国家。
    丙、军舰行驶停泊权
    外国军舰行驶停泊于中国沿海及内河各口岸，以前的条约原无明文，然而强曲解条约文字，已有行驶停泊的事实。天津条约以后的条约则有定为明文。
    自外国军舰自由行驶停泊于中国沿海及内河之后，中国不复有海防的存在，而通都大邑无不在帝国主义者「炮舰政策」之下了。
    丁、海关税务管理权
    天津条约之前，上海海关已有外人管理之事实。天津条约以明文规定中国海关得邀请英人帮办税务，由此中国海关以英人为总税务司。至同治三年清廷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颁布「海关募用外人帮办税务章程」，许总税务司募用外国人，于是各口的税务司都用外国人充任。
    自外人直接管理我们中国的海关，不独税率受列强的支配，即税款亦受他们的支配；不独进口的外货受其庇护，即出口的国货亦受其检查和限制了。
    戊、协议关税权
    天津条约及其后各约重订中国的关税制，其要点如左：
    （子）修改税率，实行值百抽五。
    （丑）规定子口税为正税之半，即值百抽二.五。
    （寅）减船钞为每吨四钱。
    （卯）定十年修约一次。
    此次修约的用意，在使外货进口的关税，依照实价征收，货价跌落，则税价亦相随减少，而子口税的规定，更使外货在中国各埠之间，可以自由转口，而不致加重负担。总之，中外不平等条约关于关税的规定，每有一次修改，则其对外货的保护，即必更加一层严密！
    己、沿海贸易权、内河航行权
    南京条约以后之各约所开各口，都是沿海的口岸，所以列强的轮船有沿我国海岸航行的事实，而未明订于条约。至天津条约订立的时期，条约上面始有明文规定。天津条约及其后各约，增开长江一带各口，于是列强更取得内河航行权。
    列强在中国既有沿海贸易权，及内河航行权，不独外货可以遍销中国各地，并且中国航业的经营权，亦落在外人手里；不独外货由外轮运输各地，即国货亦倚赖外轮为我运输了。
    自光绪二十年甲午之战（公历一八九四年）至八国联军，为中国国际关系「第二个时期」。列强乘日寇欺我之余，竞取中国的领土为租借地，画分势力范围，或修盖兵营，或建筑军港，或取得铁路建筑权，或取得矿山开采权。琉球、香港、台湾、澎湖、安南、缅甸、朝鲜沦亡的惨剧，尚在眼前；领土全部瓜分的大祸，复迫于眉睫。于此雪耻图强的运动，奋起于中国国民之间。在此时期，士大夫亦渐知中国之所以衰敝，不单由枪炮轮船不如西洋，其主要的原因，在于政治的积习腐败，而君主专制又为政治积弊的本源。要怎样才可以改革政治？见到这一个问题 的人士，答案又各不同。惟我国父顺应时代与民族的要求，主张革命，乃组织兴中会于檀香山，招集同志，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以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积极进行革命。其它各党各派都见不及此。即如康有为就维护君权的地位，组织「保皇党」，主张立宪，造成光绪二十四年之「戊戍政变」。戊戍政变的失败，更激起清廷的反动。以满洲皇族为中心，一般保守派士大夫，讳谈洋务，排斥新政。其愚昧顽固者，竟以符咒抵抗列强的武器，提倡愚民惑众的所谓「义和团」，以招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公历一九○○年）与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和约（公历一九○一年）的国耻。
    综观这个时期的不平等条约之中，中日马关条约，实为改变中日过去平等关系为不平等关系的枢纽。这个时期的特点，则为满清与列强之间的各租借地的租约，各铁路借款合同，列强单独发表有关于「势力范围」的宣言，以及列强彼此之间订立有关「势力范围」的条约。今举其要目如左：
    甲、势力范围、租借地、铁路建筑权、铁路附属地、矿山开采权
    （子）英国
    在甲午之前，列强已有在中国领土上划分势力范围的先例。英国于割取香港之后，于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年）中英退还舟山条约，即明定清廷「不以舟山等岛给与他国」的字句。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中英滇缅界务及商务专约亦明定清廷「不将孟连与江洪之全地或片土让与别国」。甲午之后，光绪二十四年中英威海卫租借条约划威海卫为英国租借地，九龙租借条约划九龙为英国租借地。光绪二十五年英俄两国相约划长江流域为英国建筑铁路范围。这时候英商福公司又取得山西河南两省的采矿权。
    （丑）法国
    法国占据越南之后，于光绪二十三年又取得清廷「海南岛不割让与他国」的保证，光绪二十四年又取得「广东广西云南三省不割让与他国」的保证。在这个时候，他先后取得延长龙州铁路，建筑滇越铁路及开采两广云南矿山之权。光绪二十五年，他又与清廷订立广州湾租借条约，划广州湾为其租借地。
    （寅）德国
    德国于光绪二十四年，与清廷订立胶澳条约，划胶州湾为德国租借地，并允德国建筑胶济铁路，及开采铁路沿线三十里以内的矿产。
    （卯）帝俄
    帝俄于光绪二十二年与清廷订立华俄道胜银行合同与东三省铁路合同，划东三省为其势力范围。复于光绪二十四年与清廷订立旅大租借条约，租借旅顺大连湾，并以续约取得旅大一带铁路矿山工商各特权。光绪二十五年英俄两国相约划分长城以北，为帝俄建筑铁路范围。
    （辰）日本
    日寇于占领我澎湖台湾以后，于光绪二十四年，取得清廷「不割让福建省及其沿海一带与他国」的保证。
    列强划分中国各地为他们的「势力范围」，亦即为瓜分中国的准备。瓜分的惨剧，虽未实现，而路矿工商等权已经被列强分割净尽了。
    乙、租界
    这个时期续划的租界，光绪二十一年有天津德国租界，汉口德国租界，光绪二十二年有汉口俄国租界，汉口法国租界，杭州日本租界，光绪二十三年有苏州日本租界，光绪二十四年有天津日本租界，沙市日本租界，汉口日本租界，光绪二十五年有厦门日本租界，福州日本租界。
    丙、外国军队驻扎权
    在这个时期，帝俄在中东铁路一带强制驻扎所谓「中东铁路队」。
    从此以后，列强在中国就有了驻兵权。
    丁、邮政洋员任用权及外国邮局
    法国于光绪二十四年强迫清廷在邮局内任用洋员，而列强复各在中国自设邮局。从此以后，中国的通讯，就受了列强的控制。
    戊、设厂制造权
    日寇在马关条约里面，规定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缴纳所订进口税」。其在中国各口所设工厂出品，依进口货减免各项税捐。其它各国援用「最惠国条款」，就都享有这个特权了。
    中国的国际关系至辛丑和约遂入于「第三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作平行的竞争；在「第二个时期」，他们由平行转入对峙，英日同盟与俄法同盟就是国际对峙的产物。八国联军之役，国际对峙的形势，更盘旋于门户开放与共同瓜分的两种政策之间，而门户开放政策，首倡者为美国，而英国和之。然而日寇不甘心辽东半岛的退让。而帝俄在东北亦继续其独占的企图。于是光绪三十年（公历一九○四），有日俄在中国领土之内的东三省鏖战以划分其势力范围的国耻。而日寇亦从此遂树立他的大陆政策的初基，以为今日为祸于亚洲和世界的起点。
    综观这个时期的不平等条约，如辛丑和约，光绪二十八年中英马凯条约，光绪二十九年中美商约，中日行船续约，光绪三十一年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光绪三十四年中国瑞典条约，均增设特权。其要目如左：
    甲、使馆界
    辛丑和约规定，在当时的首都北京，划定各国使馆境界，由各使馆共同管理和防守，这就是「东交民巷使馆界」。在界内，有外国兵常川驻守，有特设的警察常川戒备，俨然成了「国家之内的国家」。
    乙、外国军队驻扎权
    依辛丑和约，除使馆界由外国军队驻扎外，北京经天津至山海关铁路，亦驻扎外国军队，来保护他们由北京通海道的交通线。并撤除我国在大沽口及北京至海口的一带炮台，剥夺中国建设海防的权利。
    丙、日本的「势力范围」
    日俄之战以后，日寇占据旅顺大连和中东路的南部及其支线。清廷以所谓「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承认这种事实，致东三省南部所谓「辽东半岛」，乃成为日寇的「势力范围」，而旅顺大连亦成为日寇的租借地。
    丁、租界
    这个时期增辟的租界，光绪二十七年有天津俄国租界，天津比国租界，重庆日本租界，光绪廿八年有天津义国租界，鼓浪屿公共租界，光绪二十九年有天津奥国租界。
    戊、海关税务管理权光绪卅三年，日寇取得大连海关税务司的管理权。
    己、关税协议权
    辛丑和约与马凯条约对于关税制度有所变更，其重要的项目是：
    （子）将进口货从价税实行值百抽五，并兼用从量税。
    （丑）各口岸之常关收入，由海关管理。
    （寅）规定裁厘加税的办法，即厘金裁撤后，进口税可加至值百抽一二．五，出口税可加至值百抽七.五。
    这些规定，仍以减免外货对中国政府应缴的税厘为宗旨。辛丑和约既榨取中国巨额的赔款，中国要付赔款，自必加重税捐，然而外货则享有减免税厘的特权，因此赔款的负担，皆加于国货之上。从此国货更无法与外货竞争于中国境土以内了。
    庚、关税的支配权、关余的保管权
    关税为庚子赔款的抵押，故关税由外人充任的总税务司支配，即每年关税摊还庚款之外的余款，亦存入外国银行，而由其管理。从此以后，不独中国经济的精华，为帝国主义者所吸收，即帝国主义者的馂余，亦为其所并蓄兼收，点滴无余了。
    辛、整理内河及使用外国引水人建造灯塔浮标等项之权
    辛丑和约以北河（即由大沽进口之河）黄浦（即由吴淞进口之内）两内河的修浚权，给与外国，并将通商各口使用外国引水人，分设浮桩、号船、塔表、望楼之权，给与外国。从此以后，中国重要的海港及内河的水道，其港汊的实情，险要的真相，皆为帝国主义者所熟知，亦且为其所控制，还说什么海防呢？
    在此时期，初则辛丑条约，赔款议和，清廷之威信固从此扫地，而人民的生计亦从此日蹙一日。中国在此险恶的瓜分潮流之中，虽因列强国际政策的转变，徼幸于形式上的不亡，然而清廷惧外的心理，已达于极点，且因之进而发展其媚外的心理。继则日俄之战，日本竟胜帝俄，实予中国朝野以深切的影响。清廷既感于革新的潮流不可以强遏，乃不得不施行新政，于是废科举，立学堂，练新军，设兵工厂，开造币厂，修造船厂，并进而准备颁宪法，开国会，以粉饰其政治的腐败，外交的屈辱，而欺骗国民。国民看了国家外患如此迫切，满清的政府又如此昏愦无能，所谓立宪运动实际所得者不过清廷欺民的诰谕。于是国父所倡导的革命主义，纔在蒙昧无知的无民族思想之社会中植其根柢。君主立宪派与保皇党的信念日坠，革命排满的怒潮日益趋于澎湃。举凡清廷所设施的新政，学堂则为革命思想传播之处，新军乃为革命运动发源之地。一般国民对于国父的革命主张，更加强信仰。国内的实际行动，以会党为首；海外的声援，以侨胞为主。内外情势的激荡至此，革命风潮遂不可遏制。但因为革命运动的发展，而清廷更加倒行逆施。他抱定了「宁赠朋友，不给家奴」的卑劣政策，使国民认识帝国主义与专制政治两重的压迫，已融会为一体，而民有与民治的要求，事实证明其决不可分。革命即所以图强，倒满即所以雪耻。中经我国父所创造的同盟会诸先烈提义兵，举义旗，洒热血，掷头颅，前仆后继，再接再厉；从此革命的目标，愈益鲜明，国民的心志，亦愈益集中。于是辛亥年（公历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之后，全国响应，清帝退位，民国告成。其间外患内忧，相因迭乘，经过的波折虽多，而历史的教训惟有一个：非国民奋发不足以雪耻图强，非国民革命不足以适应民心，齐一民志，以从事于雪耻图强的工作。自太平天国举义以来九十三年的历史证明：惟有我们国父倡导的国民革命与三民主义为我民族复兴的惟一正确的路线。辛亥革命，以及今日抗战建国，皆依此路线，不徘徊，不退转，勇往迈进，不达目的决不中止。

    中外的不平等条约以清道光二十二年（公历一八四二年）中英南京条约为开端。南京条约是鸦片战争的结果。鸦片战争的失败，是中国「第一个国耻」。南京条约就是这第一个国耻所造成的。由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的国际关系，可以分成三个时期来说明。
    自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可以说是「第一个时期」，天津条约又是这个时期里面的一个关键。这个时期，列强在中国开辟通商口岸，以通商口岸为基点，设立各种的特权。他们最初开辟的通商口岸是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就是所谓「五口通商」。他们取得的权利是他们的人民在领事裁判权之下，居住贸易，反客为主，并在协议关税之下通商往来，漫无限制。其后英法等国，在他们各自企图扩张商业势力的地点，增开商埠，又利用满清外交官吏的愚昧，增取特权。每一国在他和中国订立的条约里面设定一个新特权，其余各国便援引「最惠国条款」的恶例，同享这个新特权所给予的利益。条约里明白规定的特权，又可以由他们在文字上的解释，加以扩充，或由他们造成「既成事实」，强迫中国承认，由此演出更有力的特权。即如租界，在中外条约上本没有什么特权的明文规定，后来变成了喧宾夺主的怪象，却是由领事裁判权扩充而发生出来的。
    何以说天津条约是这一个时期里面的一个关键呢？南京条约订立之后，列强在不平等条约之下，对中国通商，以广州一口为最繁盛；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经济上思想上的影响，以两广为最深，民众的反响，亦以两广为最烈。广州的民众，反抗开辟商埠，反抗外轮进口，情绪至为激昂。南京条约订立后九年，为道光三十年（公历一八五○年），洪秀全就在广西的金田起事，由广西发展到长江流域，几至于颠覆满清。正在这个时期，英法联军，袭击广州、攻略天津，进扰北平。清室昏愦，在联军强制之下，而订立了这个天津条约。在此以前，清廷对外来的压迫，一本其传统的自大心理，藐视外国，以反抗洋人为惟一的外交政策。但是到了这个时期，清廷在国内民族革命，与列强的压迫之间，加以权量，乃渐趋媚外，于是与列强所订的条约，多已含有自动让与的作用在内。而汉族的士大夫对于列强的认识，于此也有重大的变迁。在此以前，他们对于列强抱有自大的心理，亦与清廷相同。到了此时，其大多数还在浮夸蒙昧之中，鄙视洋务，不值一顾。而其一部分人士看出了西洋枪炮轮船的厉害，渐怀戒惧之心，乃主张模仿西洋，盛倡「格致」。当时平定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就是此后清廷新政的先驱。然而所谓洋务，初不过设工厂来仿造西洋枪炮与交通的工具，设学校来教习西洋的语言文字。而通晓语言文字，既不能算是外交人才，无整个计划之制造轮船以至修海防，筑铁路，亦不过震于西洋之「船坚炮利」，并非为全部国防计划与国民经济打算。但是他们所筹的新政经费，多为皇室任意挪移，以恣其穷奢极侈之私欲。所有官员亦相率视新政为肥缺，舞弊营私，以图自饱，「海军衙门」在实际上忙于颐和园的内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成了有力的王公大臣挂名分肥的处所。到了甲午中日之战，竟至一败涂地。于是李鸿章奉命亲赴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又加重了一个国耻。二百余年来满清上下积累而成的衰风敝习，遂暴露于天下。而日本军阀对中国的蔑视，对亚洲的野心，亦即由此而起了。
    综观这个时期的不平等条约，鸦片战争之后的各约共为一期，英法联军之后的各约又为一期。前一期的各约，重要的有道光二十二年中英南京条约，道光二十三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即所谓虎门条约，道光二十四年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道光二十七年中瑞挪条约，咸丰元年中俄塔尔巴哈台通商条约。列强依这些条约取得各种的特权，要目如左：
    甲、领事裁判权
    （子）纯粹外国人案件，中国官员不得过问。
    （丑）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民事案件，由外国领事馆先行调处，调处不成，则由中国地方官与外国领事官「会同审理」，公平讯断。
    （寅）中国与外国人之间的刑事案件，中国人由中国地方官按中国法律审断，外国人由其各本国领事官按其各本国法律审断。
    列强既在中国设定领事裁判权，则中国的司法权为之破坏，国家主权亦因而毁损；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之间，交易往来，更不复有平等的地位。所以国计民生两方面，皆受了致命的打击。
    乙、关税协议权
    （子）进出口之外国货物，除茶叶木材金属香料等值百抽十外，其余一律值百抽五。
    （丑）外国商船进口，百五十吨以上者每吨征船钞五钱，百五十吨以下者每吨一钱。
    自关税协议之后，中国的经济财政权于有形无形之中，完全操在外人之手，人民生计为之凋敝，而国家的命脉亦因而断绝了。
    后一期的不平等条约，重要的有咸丰八年（公历一八五八年）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俄天津条约，咸丰十年中俄续约，咸丰十一年中德天津条约，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中葡天津条约，同治二年中丹天津条约，同治三年中西（西班牙）天津条约，同治四年中比北京条约，同治五年中义北京条约，同治八年中奥北京条约，同治十三年中秘华盛顿条约，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中英烟台条约，光绪六年中美条约。光绪七年中巴天津条约。列强依这些条约，增辟了沿海沿江多数的商埠，并增取各种特权，要目如左：
    甲、领事裁判权
    列强在这些条约里面，除重申前述之领事裁判权各点之外，更确定下面两种特权：
    （子）观审权
    南京条约以后各约所谓「会同审讯」的一句话，原由于满清官员翻译约文的误译。到了天津条约订立之时，列强即凭此误译，确定其观审权：凡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民事刑事案件，外国使领官派员观审。
    （丑）会审权
    同治七年，上海地方官与英美领事议定「洋泾设官会审章程」。自此以后，不独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民刑案件由「会审公廨」会审，即租界内纯粹中国人之间的民刑案件亦归「会审公廨」会审，以后各国纷纷援例，而有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汉口「洋务公所」，哈尔滨「铁路交涉总局」，鼓浪屿「会审公堂」，都是这样的畸形的机关。自列强驻在中国的领事官员取得了观审会审特权，于是外人不独消极的回避中国的法律的管辖，亦且积极的干涉中国的司法；不独消极的不受中国法院的审判，且积极的审判中国的人民了。
    乙、租界
    在这个时期，各地的租界先后划定。除上海公共租界于道光二十五年划定，上海法租界于道光二十九年划定外，如光绪八年划定营口英国租界，咸丰十一年划定汉口英国租界，九江英国租界，镇江英国租界，厦门英国租界，广州沙面英国租界和法国租界，同治五年划定烟台公共租界。
    领事裁判权本来是对人的，不是对地的。自租界成立之后，外国的领事裁判权乃适用于其所划定的地域，不啻在中国领土之内，设立了多数的国家。
    丙、军舰行驶停泊权
    外国军舰行驶停泊于中国沿海及内河各口岸，以前的条约原无明文，然而强曲解条约文字，已有行驶停泊的事实。天津条约以后的条约则有定为明文。
    自外国军舰自由行驶停泊于中国沿海及内河之后，中国不复有海防的存在，而通都大邑无不在帝国主义者「炮舰政策」之下了。
    丁、海关税务管理权
    天津条约之前，上海海关已有外人管理之事实。天津条约以明文规定中国海关得邀请英人帮办税务，由此中国海关以英人为总税务司。至同治三年清廷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颁布「海关募用外人帮办税务章程」，许总税务司募用外国人，于是各口的税务司都用外国人充任。
    自外人直接管理我们中国的海关，不独税率受列强的支配，即税款亦受他们的支配；不独进口的外货受其庇护，即出口的国货亦受其检查和限制了。
    戊、协议关税权
    天津条约及其后各约重订中国的关税制，其要点如左：
    （子）修改税率，实行值百抽五。
    （丑）规定子口税为正税之半，即值百抽二.五。
    （寅）减船钞为每吨四钱。
    （卯）定十年修约一次。
    此次修约的用意，在使外货进口的关税，依照实价征收，货价跌落，则税价亦相随减少，而子口税的规定，更使外货在中国各埠之间，可以自由转口，而不致加重负担。总之，中外不平等条约关于关税的规定，每有一次修改，则其对外货的保护，即必更加一层严密！
    己、沿海贸易权、内河航行权
    南京条约以后之各约所开各口，都是沿海的口岸，所以列强的轮船有沿我国海岸航行的事实，而未明订于条约。至天津条约订立的时期，条约上面始有明文规定。天津条约及其后各约，增开长江一带各口，于是列强更取得内河航行权。
    列强在中国既有沿海贸易权，及内河航行权，不独外货可以遍销中国各地，并且中国航业的经营权，亦落在外人手里；不独外货由外轮运输各地，即国货亦倚赖外轮为我运输了。
    自光绪二十年甲午之战（公历一八九四年）至八国联军，为中国国际关系「第二个时期」。列强乘日寇欺我之余，竞取中国的领土为租借地，画分势力范围，或修盖兵营，或建筑军港，或取得铁路建筑权，或取得矿山开采权。琉球、香港、台湾、澎湖、安南、缅甸、朝鲜沦亡的惨剧，尚在眼前；领土全部瓜分的大祸，复迫于眉睫。于此雪耻图强的运动，奋起于中国国民之间。在此时期，士大夫亦渐知中国之所以衰敝，不单由枪炮轮船不如西洋，其主要的原因，在于政治的积习腐败，而君主专制又为政治积弊的本源。要怎样才可以改革政治？见到这一个问题 的人士，答案又各不同。惟我国父顺应时代与民族的要求，主张革命，乃组织兴中会于檀香山，招集同志，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以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积极进行革命。其它各党各派都见不及此。即如康有为就维护君权的地位，组织「保皇党」，主张立宪，造成光绪二十四年之「戊戍政变」。戊戍政变的失败，更激起清廷的反动。以满洲皇族为中心，一般保守派士大夫，讳谈洋务，排斥新政。其愚昧顽固者，竟以符咒抵抗列强的武器，提倡愚民惑众的所谓「义和团」，以招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公历一九○○年）与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和约（公历一九○一年）的国耻。
    综观这个时期的不平等条约之中，中日马关条约，实为改变中日过去平等关系为不平等关系的枢纽。这个时期的特点，则为满清与列强之间的各租借地的租约，各铁路借款合同，列强单独发表有关于「势力范围」的宣言，以及列强彼此之间订立有关「势力范围」的条约。今举其要目如左：
    甲、势力范围、租借地、铁路建筑权、铁路附属地、矿山开采权
    （子）英国
    在甲午之前，列强已有在中国领土上划分势力范围的先例。英国于割取香港之后，于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年）中英退还舟山条约，即明定清廷「不以舟山等岛给与他国」的字句。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中英滇缅界务及商务专约亦明定清廷「不将孟连与江洪之全地或片土让与别国」。甲午之后，光绪二十四年中英威海卫租借条约划威海卫为英国租借地，九龙租借条约划九龙为英国租借地。光绪二十五年英俄两国相约划长江流域为英国建筑铁路范围。这时候英商福公司又取得山西河南两省的采矿权。
    （丑）法国
    法国占据越南之后，于光绪二十三年又取得清廷「海南岛不割让与他国」的保证，光绪二十四年又取得「广东广西云南三省不割让与他国」的保证。在这个时候，他先后取得延长龙州铁路，建筑滇越铁路及开采两广云南矿山之权。光绪二十五年，他又与清廷订立广州湾租借条约，划广州湾为其租借地。
    （寅）德国
    德国于光绪二十四年，与清廷订立胶澳条约，划胶州湾为德国租借地，并允德国建筑胶济铁路，及开采铁路沿线三十里以内的矿产。
    （卯）帝俄
    帝俄于光绪二十二年与清廷订立华俄道胜银行合同与东三省铁路合同，划东三省为其势力范围。复于光绪二十四年与清廷订立旅大租借条约，租借旅顺大连湾，并以续约取得旅大一带铁路矿山工商各特权。光绪二十五年英俄两国相约划分长城以北，为帝俄建筑铁路范围。
    （辰）日本
    日寇于占领我澎湖台湾以后，于光绪二十四年，取得清廷「不割让福建省及其沿海一带与他国」的保证。
    列强划分中国各地为他们的「势力范围」，亦即为瓜分中国的准备。瓜分的惨剧，虽未实现，而路矿工商等权已经被列强分割净尽了。
    乙、租界
    这个时期续划的租界，光绪二十一年有天津德国租界，汉口德国租界，光绪二十二年有汉口俄国租界，汉口法国租界，杭州日本租界，光绪二十三年有苏州日本租界，光绪二十四年有天津日本租界，沙市日本租界，汉口日本租界，光绪二十五年有厦门日本租界，福州日本租界。
    丙、外国军队驻扎权
    在这个时期，帝俄在中东铁路一带强制驻扎所谓「中东铁路队」。
    从此以后，列强在中国就有了驻兵权。
    丁、邮政洋员任用权及外国邮局
    法国于光绪二十四年强迫清廷在邮局内任用洋员，而列强复各在中国自设邮局。从此以后，中国的通讯，就受了列强的控制。
    戊、设厂制造权
    日寇在马关条约里面，规定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缴纳所订进口税」。其在中国各口所设工厂出品，依进口货减免各项税捐。其它各国援用「最惠国条款」，就都享有这个特权了。
    中国的国际关系至辛丑和约遂入于「第三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作平行的竞争；在「第二个时期」，他们由平行转入对峙，英日同盟与俄法同盟就是国际对峙的产物。八国联军之役，国际对峙的形势，更盘旋于门户开放与共同瓜分的两种政策之间，而门户开放政策，首倡者为美国，而英国和之。然而日寇不甘心辽东半岛的退让。而帝俄在东北亦继续其独占的企图。于是光绪三十年（公历一九○四），有日俄在中国领土之内的东三省鏖战以划分其势力范围的国耻。而日寇亦从此遂树立他的大陆政策的初基，以为今日为祸于亚洲和世界的起点。
    综观这个时期的不平等条约，如辛丑和约，光绪二十八年中英马凯条约，光绪二十九年中美商约，中日行船续约，光绪三十一年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光绪三十四年中国瑞典条约，均增设特权。其要目如左：
    甲、使馆界
    辛丑和约规定，在当时的首都北京，划定各国使馆境界，由各使馆共同管理和防守，这就是「东交民巷使馆界」。在界内，有外国兵常川驻守，有特设的警察常川戒备，俨然成了「国家之内的国家」。
    乙、外国军队驻扎权
    依辛丑和约，除使馆界由外国军队驻扎外，北京经天津至山海关铁路，亦驻扎外国军队，来保护他们由北京通海道的交通线。并撤除我国在大沽口及北京至海口的一带炮台，剥夺中国建设海防的权利。
    丙、日本的「势力范围」
    日俄之战以后，日寇占据旅顺大连和中东路的南部及其支线。清廷以所谓「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承认这种事实，致东三省南部所谓「辽东半岛」，乃成为日寇的「势力范围」，而旅顺大连亦成为日寇的租借地。
    丁、租界
    这个时期增辟的租界，光绪二十七年有天津俄国租界，天津比国租界，重庆日本租界，光绪廿八年有天津义国租界，鼓浪屿公共租界，光绪二十九年有天津奥国租界。
    戊、海关税务管理权光绪卅三年，日寇取得大连海关税务司的管理权。
    己、关税协议权
    辛丑和约与马凯条约对于关税制度有所变更，其重要的项目是：
    （子）将进口货从价税实行值百抽五，并兼用从量税。
    （丑）各口岸之常关收入，由海关管理。
    （寅）规定裁厘加税的办法，即厘金裁撤后，进口税可加至值百抽一二．五，出口税可加至值百抽七.五。
    这些规定，仍以减免外货对中国政府应缴的税厘为宗旨。辛丑和约既榨取中国巨额的赔款，中国要付赔款，自必加重税捐，然而外货则享有减免税厘的特权，因此赔款的负担，皆加于国货之上。从此国货更无法与外货竞争于中国境土以内了。
    庚、关税的支配权、关余的保管权
    关税为庚子赔款的抵押，故关税由外人充任的总税务司支配，即每年关税摊还庚款之外的余款，亦存入外国银行，而由其管理。从此以后，不独中国经济的精华，为帝国主义者所吸收，即帝国主义者的馂余，亦为其所并蓄兼收，点滴无余了。
    辛、整理内河及使用外国引水人建造灯塔浮标等项之权
    辛丑和约以北河（即由大沽进口之河）黄浦（即由吴淞进口之内）两内河的修浚权，给与外国，并将通商各口使用外国引水人，分设浮桩、号船、塔表、望楼之权，给与外国。从此以后，中国重要的海港及内河的水道，其港汊的实情，险要的真相，皆为帝国主义者所熟知，亦且为其所控制，还说什么海防呢？
    在此时期，初则辛丑条约，赔款议和，清廷之威信固从此扫地，而人民的生计亦从此日蹙一日。中国在此险恶的瓜分潮流之中，虽因列强国际政策的转变，徼幸于形式上的不亡，然而清廷惧外的心理，已达于极点，且因之进而发展其媚外的心理。继则日俄之战，日本竟胜帝俄，实予中国朝野以深切的影响。清廷既感于革新的潮流不可以强遏，乃不得不施行新政，于是废科举，立学堂，练新军，设兵工厂，开造币厂，修造船厂，并进而准备颁宪法，开国会，以粉饰其政治的腐败，外交的屈辱，而欺骗国民。国民看了国家外患如此迫切，满清的政府又如此昏愦无能，所谓立宪运动实际所得者不过清廷欺民的诰谕。于是国父所倡导的革命主义，纔在蒙昧无知的无民族思想之社会中植其根柢。君主立宪派与保皇党的信念日坠，革命排满的怒潮日益趋于澎湃。举凡清廷所设施的新政，学堂则为革命思想传播之处，新军乃为革命运动发源之地。一般国民对于国父的革命主张，更加强信仰。国内的实际行动，以会党为首；海外的声援，以侨胞为主。内外情势的激荡至此，革命风潮遂不可遏制。但因为革命运动的发展，而清廷更加倒行逆施。他抱定了「宁赠朋友，不给家奴」的卑劣政策，使国民认识帝国主义与专制政治两重的压迫，已融会为一体，而民有与民治的要求，事实证明其决不可分。革命即所以图强，倒满即所以雪耻。中经我国父所创造的同盟会诸先烈提义兵，举义旗，洒热血，掷头颅，前仆后继，再接再厉；从此革命的目标，愈益鲜明，国民的心志，亦愈益集中。于是辛亥年（公历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之后，全国响应，清帝退位，民国告成。其间外患内忧，相因迭乘，经过的波折虽多，而历史的教训惟有一个：非国民奋发不足以雪耻图强，非国民革命不足以适应民心，齐一民志，以从事于雪耻图强的工作。自太平天国举义以来九十三年的历史证明：惟有我们国父倡导的国民革命与三民主义为我民族复兴的惟一正确的路线。辛亥革命，以及今日抗战建国，皆依此路线，不徘徊，不退转，勇往迈进，不达目的决不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