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右派，尤其是自称“民运主流”、“公知精英”的那一伙人，则是如此猥琐、萎靡的一帮：他们既敌视当局，也敌视民众；在当局面前嘟囔，在人民面前战栗。他们想居于领袖地位，又唯恐被民众怒火烧着了手指。他们幻想与当局对话，可背后又没有群众实力。他们在洋人面前谦卑，在国人面前傲慢。他们是只要有洋人给 钱背书，就哪怕被国人千夫所指。他们自己胆怯，却不准他人勇敢；自己低调，就不准人家说大词。他们向当局要程序正义，却在自己的小社区里一再践踏正义程 序。他们以鼓吹“言论自由”的先驱自居，却在自己的地盘上屡屡封杀不同的声音。他们害怕大风暴的来临，却又想借大风暴谋取私利。在营救他人时，他们要营救 “全体”；在营救自己时，他们又立即将“全体”屏蔽。人家坐监了，他们幸灾乐祸，落井下石；自己入狱了，他们迫不及待，忙着向“全国人民”呼吁；……。

总之，他们继承了后期资产阶级的势利与狡诈，却惟独缺乏早期资产阶级的英勇与献身。这就是为什么这帮只可能在媒体上存在的“民运领袖”，二十多年来除了 “研讨”和“纪念”就什么事也干不了、反而空耗大量洋人资源和国人感情的原因。由此可见，将中国民主转型的“宝”押在这帮人身上，不是活见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