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是一個普通的女軍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奉調與毛澤東主席和江青的女兒李訥一起工作，同她朝夕相處約十個月，從而使我的命運發生了難以預料的變化。與“文革”中難以計算的受迫害人相比，我受的迫害還算輕。但通過我的遭遇來透視“文化大革命”，也還有一定價值。

初識肖力

1966年底，我從軍事博物館被調到解放軍報社當記者。我到平安里三號報社報到時，記者處宋瓊副處長(副師職)對我說：“我們這裡過去只有兩名女同志搞內勤。現在工作需要女記者，她二人都有孩子，不能外出採訪，就調你和另一位同志來了。”我說：“我沒有經驗，可當不了記者呀！”宋副處長說：“我調查過你的情況，你可以邊干邊學。”正說着，一位身着戰士裝的女青年走進來。宋瓊忙站起來介紹說：“這是肖力同志，也是剛調來當記者的，以後你們二人就住在一起吧！”我看這位女同志，高高的身材，勻稱的體形，白晰的面孔，素白框的眼鏡，齊頸的直發，面帶調皮的微笑。我們互相握手問好。她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樸素中透着瀟灑，祥和中帶着活力。我很高興，我相信她將是一位很好相處的同志。

我和肖力被安排住在報社辦公大樓五層的一間向陽的房間裡。裡面有兩張單人床、兩張三屜桌和兩把椅子。我打開行李擺放各種物品。閒聊中，肖力告訴我，她大學畢業不久，剛參軍，部隊裡的好多事情都不懂。她問我什麼時候入伍的，我告訴她我入伍已經六年。她說：“那你是老兵了啊！”她看到我帶來的一本《入伍須知》便問：“你還看這個？”我說：“是啊，部隊是人手一冊，軍委要求全軍都要學習它！”我說着隨手將《入伍須知》遞給她：“你可以看看這個。”我這個人實在，她說過部隊規矩她不懂嘛。肖力笑了笑把書放下。

“你是幹部子女吧?”我有把握地問。

“是呀！你也是吧？”

“嗯。你爸爸是誰呀？”我又答又問。

肖力笑問：“你說呢？”我怎麼說？她叫肖力，必定姓肖，“是肖華（總政治部主任）？”長相不像。

“不是，你再猜猜看。”她的表情像在逗我。我又想了幾個姓肖的大幹部，但又一一否定，猜不着我就不猜了，人家不願說，我也就不再問了。

我根本就沒想到她是毛主席的女兒，換句話說，我絕想不到她的爸爸是毛主席。

從此，我就和肖力結伴出入，朝夕相處了。肖力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她不僅深通中國歷史，而且對古代詩詞和京劇生旦唱腔都很熟悉。有時邊走邊唱：“臨行喝媽一碗酒，渾身是膽雄赳赳……”既豪放又瀟灑。

這時，我又了解到，當時的中央文革指定解放軍報社編一份絕密刊物《快報》，專門刊登各界“文革”內情，供毛主席等少數中央首長閱讀。為了編好這個刊物，軍報代理總編輯胡痴指定宋瓊主持，把報社常駐各軍區的記者大都召回北京採訪，又從基層調來不少年輕軍人當記者，我也是其中之一，只不過我來自總政系統。宋瓊因此經常到釣魚臺接受中央文革首長的指示。有一次江青還輕車簡從到報社來看宋瓊，了解《快報》組的情況，報社廣大群眾都不得而知。我和肖力都參加《快報》工作。

我頭一次同肖力一道外出採訪是到京郊懷柔縣的農村。同去的還有宋瓊指定的幾位男記者和記者處內勤金秀芳同志。晚上，肖力、金秀芳和我同房東母女共睡一鋪火炕。金秀芳和我共用一條褥子，肖力則單獨睡在一邊。第二天清晨，金秀芳和我早早起床，按我軍的老傳統幫房東挑水掃院子。我們挑水回來，看見肖力已刷完牙，正從口杯里用毛巾醮水擦臉呢！我覺得她怪怪的。我和金秀芳則同房東的漂亮女兒有說有笑地用房東的臉盆洗臉。房東女兒一面用手指着肖力，一面向我們撇嘴，她的意思大概是認為肖力“不合群”，當時我對肖力的行為沒多想，只覺得她怪，現在想可能是她怕用別人的臉盆不衛生吧？

一天，我們採訪回來的路上看見有賣糖葫蘆的，我們就買了一些拿着準備回住處再享用。肖力二話沒說拿起一串就吃了起來，並問我們大家：“你們怎麼不吃呀?”楊胖子忍不住四下里望了望，拿了一串猶豫片刻也吃了起來，看他的架勢大有“管它呢！豁出去出了”之意，這說明他知道他在違反軍風紀的要求。其他人誰都沒吃。回到住處，我們一人一串地吃起來，畢竟我們都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嘛。“小宋，你不是說你不吃嗎？怎麼現在吃起來了？虛情假意！”“在大街上當然不能吃!”我不客氣地回敬了一句，如果說這算對她不尊的話，那麼這是第一次。

從農村回到報社，宋瓊已調到釣魚臺中央文革任辦事組組長，由老記者欒保俊同志直接管我們。但重要事情還要請示宋瓊。據別人回憶我曾對欒保俊同志建議說說肖力，注意軍風紀，外出時不要邊走邊吃東西。我已記不清我是否說過，但從我對自己嚴要求，看不慣別人違反軍風紀現象和我的認真勁兒推測，有可能說過。一次談完工作後，欒輕描淡寫地對肖力說了一句：“以後出去別吃東西。”誰知肖力竟生了氣。第二天開會，她從衣袋裡掏出糖果，分給在座每人一把，就是不給欒保俊。她坐在欒的旁邊，把糖送進嘴裡，然後說：“我就是要人家把我看成是好吃懶做的姑娘！”搞得欒保俊十分尷尬，我也感到很驚訝。

“1·13事件”肖力亮真相

我們第二次外出調查，是到京西木城澗煤礦。這次共去八個人。女同志有肖力和我。帶隊的是作戰參謀出身的軍事編輯方撫時同志，其他五人大都是剛從部隊調來的年輕人。

這時是1966年12月下旬。1967年年初，中央文革批判了所謂以總政治部副主任劉志堅為代表的軍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文匯報》造反派開展了奪權鬥爭，上海颳起了“一月風暴”。肖力就提出，回到報社我們也要造反。當時，報社內部也有少數人聞風而動，貼出大字報，要造報社領導的反。當我們從木城澗煤礦回到報社，在樓梯上看到一份“古田戰鬥隊”的大字報，肖力即對我們幾個人說：“他們的觀點同我一致。”肖力提出要在報社內造反，宋瓊馬上連聲表示支持。當晚，也就是1月12日晚上，我們八個人分為兩攤，一攤由方撫時牽頭給《快報》寫調查報告；一攤由肖力牽頭起草造反大字報。起草大字報的這一攤三個人，實際上由肖力口授，另兩位記者執筆並潤色，寫成一份題為“解放報向何處去?”的大字報，號召報社革命同志學習《文匯報》起來造反。大字報的落款是“革命造反突擊隊”，並署有八個人的名字，肖力排在第一位。本來是由領導上指派一起工作的八人，就這樣形成參加報社“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群眾組織：“革命造反突擊隊”。肖力指定方撫時任隊長，她自己擔任顧問。宋瓊、欒保俊等了解肖力真實身份的一些老記者，也連夜寫出一份支持突擊隊的大字報。還有一位老記者胡學方，從欒保俊那裡得知肖力要造反的消息，也帶領幾位老記者寫出大字報，提出要改組領導班子，由新班子馬上接管報社領導權。

1月13日早晨，報社群眾見了肖力、方撫時等八人，宋瓊、欒保俊等九人和胡學方牽頭的三份大字報，普遍感到意外。一是大家認為《解放軍報》和《文匯報》不同，是中央軍委機關報，是在林彪正確領導下的，不能像《文匯報》那樣搞奪權；二是報社大多數人都不知道肖力的真實身份，甚至還未聽說肖力這個人，因為她到報社不久，一直在記者處活動和工作；三是列名三份大字報的人，絕大多數是記者處的記者和領導。而宋瓊、欒保俊等人，又被公認為代總編輯胡痴的紅人。於是，廣大群眾就認為，這是記者處領導同新老記者串通一氣，在胡痴支持下要奪報社的領導大權，而把編輯部的廣大同志排斥在外。於是，連無意造反的人也投進造反熱潮。

當天下午，報社群眾在五樓會議室集會，嚴厲質問欒保俊、胡學方和肖力：“你們搞的什麼陰謀?”逼問得胡學方和欒保俊面紅耳赤，狼狽不堪，只有肖力從容不迫，沉着應付，聲言她那份大字報同另兩份大字報沒有關係。

有個據說是“古田戰鬥隊”的年輕人，氣勢洶洶地質問肖力：“你是什麼人？你是哪裡來的？你憑什麼要奪權?”有位編輯部的同志是知道肖力的底細的，見此情形，在會議室外的走廊里連聲呼喊：“不行啊！不行啊！怎麼能這樣對待她呀？你們知道她是誰呀!”於是，肖力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文化革命旗手”江青的女兒這件事就悄悄在編輯部逐漸傳開。

此時肖力的認識，也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她見報社廣大群眾對胡痴、宋瓊、欒保俊等人極為反感，情緒激烈，也對胡、宋、欒產生了懷疑。恰巧這時一個老記者又做了件火上燒油的事。他看到報社群眾逼問新老記者，便自作多情，不徵求記者們的意見，也不徵求肖力的同意，便以記者處各戰鬥隊首先是“革命造反突擊隊”的名義，貼出“嚴正聲明”，對下午的會議進行指責。肖力一見勃然大怒！大概她已認定，記者處的領導和記者對她的支持是要利用她的名義和身份來奪取報社的領導大權確實是個陰謀。她馬上用“革命造反突擊隊”的名義貼出“強烈抗議”，表示同記者處的各戰鬥隊劃清界限，並呼籲“全體革命同志，擦亮眼睛，團結起來，為徹底肅清我社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奮鬥!”

到13日晚上，肖力便公開亮出了自己的真面目。“肖力者，小李的諧音也”。她本名李訥，有人叫她小李，肖力乃“小李”。這使整個報社都轟動了！一些造反群眾要求把胡痴、宋瓊、欒保俊等人揪出來，肖力表示支持。14日凌晨，胡痴、宋瓊、欒保俊等人便被造反群眾關押起來。也就從這一天起，中央文革也不叫軍報編《快報》了。

我直到13日夜間，才同報社群眾一道，知道和我同居一室、朝夕相處的肖力，竟是當今中國最高領導人的愛女，是實實在在的現代金枝玉葉。時至今日，我可以這麼說，我當時並未感到驚喜、榮幸、惶恐。原因在我和肖力兩方面。我不知道她的真實身份時，時時處處能體貼她，照顧她，諒解她，因為我天真地相信她說對部隊紀律不懂是真心實意的，而我又是入伍六年的“老兵”了，且年齡又比她大幾個月——剛畢業的大學生嘛，不能過於要求。但是當我知道她的真實身份後，我就不能諒解她了：你既是毛主席的女兒，那你事事應該做得更好，起碼叫人服你。特別是經過一個多月的相處，她的一些言行我實在看不慣，所以聽說她是誰後，也就沒有什麼幸福感了，有的只是恍然大悟：原來如此。我的大悟之處在於,難怪宋瓊作為記者處副處長，對肖力這位新記者那樣客氣，見了她都要站起來；難怪肖力外出採訪，宋瓊要組織那樣龐大的採訪組。原來老一點的記者，是要幫她搞調查寫稿件；而新調來的年輕記者，實際上是要做她的警衛員；而那位擔任領隊、參謀出身的軍事編輯方撫時，一旦有事，就要擔任保衛肖力的指揮員；而所謂記者的我，平時只不過是公主的貼身陪伴，一旦有事，理所當然地要參加保衛肖力。可話說回來，不僅是對肖力，隨便我們八人中的哪一位有了意外遭遇，大家也會同心協力幫忙的。當時就我和肖力的潛在的特定關係來說，我已在盡我的職責，只不過我自己並不知道。

1月14日下午，林彪的妻子葉群和中央文革成員、已經當上總政治部副主任的關鋒來到報社，看望肖力和突擊隊的成員。1月17日，林彪寫了一封《給解放軍報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肯定了肖力等八位同志組成的“革命造反突擊隊”的行動“好得很”，表示“我堅決地支持你們。”同吋點明胡痴等人要那樣做，是個陰謀。這句話一出，胡痴等人就被打成“陰謀小集團”。毛主席在林彪的信上批示：“同意，這樣答覆好。”也肯定了她女兒的造反行動。

應當指出，林彪的信，是寫了突擊隊八人的姓名的，意在指出肖力造反不是她一個人的主張。後來不知何人，出於什麼原因，把八個人的姓名化成“肖力等八位同志”。為保持歷史真實面目，我認為還是寫出這八個同志的姓名和順序為好：肖力、方撫時、孫浩剛、李XX、宋玉芬、武將、劉XX、楊XX。如今這八個人全都健在。李XX當時雖然不是黨員，後來卻被稱為“肖力同志最信任的人”，一度成為肖力在報社的代理人，代替和幫助肖力辦了許多“大事”；楊XX那時也不是黨員，但他臂膀粗、力氣大，號稱“楊胖子”，在武鬥“專政對象”時，他能按着對方的脖子直壓到觸地，成為一名著名的打手。劉XX也成為肖力手下的一名“小將”，今天我就不寫出他們的名字了。

最可笑又最可嘆的是胡痴、宋瓊、欒保俊等人，當初煞費苦心地保護、支持肖力，曾被肖力稱為“好叔叔”，宋瓊還獲得江青青睞。不料由於種種陰差陽錯，一夜之間，被肖力帶頭打倒，長期被關押，無數次挨批鬥，飽受皮肉之苦。可以說，如果不是遇到肖力，別人要打倒他們是很困難的。難怪欒保俊在關押室中寫下一首順口溜道：“肖力姑娘幹勁足，一耙子打倒仨叔叔。叔叔有冤無處訴，大被蒙頭一場哭！”

“1·20事件”肖力顯神威

就在林彪《給解放軍報革命同志的一封信》和毛澤東的批示在社會上傳達後第三天，解放軍報社又發生“1·20事件”。

由於中央文革批判了所謂劉志堅為代表的軍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動搖了軍隊各級黨委對部隊內部運動的領導，軍內造反派風起雲湧。全軍各軍事院校數以萬計的學員湧進北京，造各軍兵種領導機關的反，他們不知道軍報內部已發生變革，更不知肖力是何許人。1月20日午飯後，我和肖力正在五樓宿舍內休息，只聽得院子裡一陣陣“革命無罪，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口號聲，從窗戶往下一看，院子裡站滿了上千名年輕的軍人，原來是軍事院校學員要來接管解放軍報社。

這些學員列隊向軍報辦公大樓內沖，並且揚言：“軍兵種領導機關都被我們占領了，何況你小小的報社!”“總政治部都犯了錯誤，你軍報還不交權!”這些年輕力壯的小伙子，衝進辦公樓就要把編輯記者們一個個拉出去，誰阻擋他們就被拳打腳踢。他們還衝上樓頂，插上一大片造反組織的紅旗，表示已占領了報社。報社的有線廣播宣傳“軍報是保護單位”，勸說他們退出去，他們就爬上樓把電線扯斷。四樓記者處辦公室內，一位老同志打電話輾轉找到中央文革告急。從那裡傳來陳伯達的電話批示，其中有一句話：“學生不要衝解放軍報社”。我站在樓道的一張凳子上宣讀陳伯達的指示，一伙人馬上把我拉下來，連聲說：“我們不是學生，我們是軍校學員，我們不是沖報社,我們是革命行動！”“陳伯達的話是假的！”連推帶搡地把我拉出辦公樓，由一男一女兩個學生“押”着我去核對陳伯達的電話指示是真是假，自此，我離開了報社，也就是說，報社後來發生的事我都是事後聽別人說的。

正當這些學員鬧得不可開交之際，關鋒穿着軍裝，乘坐一輛廣播車從中央文革到了報社。他是否由肖力打電話找來，我不得而知，他在院子裡呼籲那些造反軍人退出報社，並且一再說：“大水沖了龍王廟”。那些年輕的造反軍人已經鬧昏了頭，根本不把關鋒放在眼裡，也聽不出關鋒的話外音，堅持要接管或參加報社領導，吵吵嚷嚷不肯罷休。

雙方爭執了很久，大概直到關鋒表示他們可以選出代表，同報社革命群眾談判，大隊人馬才撤離報社，留下少數代表在五樓會議室大吵大鬧，非要參加報社領導不可。

雙方在會議室直吵到將近半夜。關鋒回到中央文革請示，最後把葉群搬了過來，以軍隊領導的名義訓了造反軍人一通，宣布逮捕一名帶頭的學員，造反軍人代表才得知軍報已由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生女兒造了反，他們再來造反豈不是太歲頭上動土！一個個目瞪口呆，都自覺地彎腰低頭，口口聲聲表示“罪該萬死”、“向毛主席請罪！”最後都灰溜溜地逃離了報社。

“姜太公在此，諸神迴避!”從此“毛主席的女兒在軍報”名聲大振，再沒有軍內外任何造反派敢到軍報來“革命”。

肖力是怎樣領導“革命造反突擊隊”的

肖力和她所領導的“革命造反突擊隊”成了報社內絕對正確的革命組織，它貼出的大字報“句句是真理”，突擊隊主張什麼，大家都立即響應，突擊隊反對什麼，大家都緊緊跟上。我作為突擊隊的成員，自然也沾了肖力的光。因為肖力是那麼特殊的人物，時常不離其左右的我，一度也被一片神秘感籠罩着。因為我的姓氏吧，有人就認為我是宋任窮同志的女兒。我們八個人署名的大字報流傳到社會上後，串連的、外調的全來了。一次，幾位軍人向我調查20年代在河北保定上過小學與王昆（不知是不是那位歌唱家王昆）同過學的一個人的情況，我告訴他們，我父親那時剛出生；有人打電話徵求我的意見，XXX能否進甘肅省革命委員會等等。後來我分析，可能那些人把我的名字當成當時北京市領導人宋汝棻同志的名字了。

在外人看來，作為突擊隊的一員，一定很快活，很得意。實際上，對我來說並不那麼回事。“革命造反突擊隊”是由宋瓊指定的採訪組成員倉促成立的。當時只有方撫時等人知道肖力的真實身份，大多數人都沒有對她另眼看待，也談不上格外尊重。如今她顯赫的身份公開了，而且顯示了她扭轉乾坤的能量，大家很自然地對她產生了敬畏的心情，對她畢恭畢敬。她不在跟前，大家有說有笑，她一進門，大家立即正襟危坐，十分拘謹。而肖力正相反，從前她以普通記者面目出現，大概還有所顧忌，言語行動還有些許約束；而如今身份一經公開，便自己解放了自己，講話暢所欲言，行動更加自由，不受多少約束了。

記得1967年3月某一天，總政治部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大會，我們突擊隊的人員都坐在一塊。開會前，稍晚於我們到達的肖力一坐下就從挎包里掏出一個蘋果大吃起來。邊吃邊又從挎包里拿出蘋果遞給武將，武將推辭不要，肖力硬塞給他讓他吃，武將不吃，把蘋果遞給我說：“小宋你吃吧！”肖力說：“我是給你吃的，叫你吃你就吃!”在那種場合，武將實在張不開嘴，就拿在手裡，楊胖子見了說：“你不吃，我吃！”我對肖力說：“你沒吃飯吧？”既是與她打招呼，又是替她在大庭廣眾面前大吃特吃找理由，沒想到肖力不答反問：“你又看不慣了吧?”對此，我只好默不作聲：管別人看得慣與否，去他的軍風紀，你不照樣“我行我素”？還有一次，我和肖力在街上散步，看見理髮館櫥窗里的髮型照片就議論起來，我們倆都不喜歡北京人稱之謂“屁簾兒”的前留海。誰知一天中午，我和肖力各自躺在床上準備午休。突然，肖力手持剪刀向正在看書的我撲來，她一手按着我的頭，另一隻手舉起剪刀要剪我的頭髮，說要給我剪個“屁簾兒”。我大吃一驚，連忙舉起雙手擋住她的手，她站在床前居高臨下要剪，我躺在床上用力抵擋，二人喘着粗氣，又帶着笑聲，“搏鬥”了幾分鐘，她雖身材比我高，但最終敵不過拼命掙扎的我，我從她手裡奪下了剪刀，並將其壓在我的褥子底下，身體躺壓在上面，我發出得意的、勝利的笑聲，她也無力地笑着。我把這件事當成一個年輕人的惡作劇，一個兩個年輕姑娘之間的玩笑，事過之後也就不再想它了。不料，在突擊隊一次開會時肖力說：“小宋這個人不隨和，連給她剪個屁簾兒都不行。”我這才意識到，那件事對她來講，並不是在開玩笑。她是學歷史的，難道就不知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理？還是在有意施淫威？又有一次，她提起：“我剛來時，小宋還叫我學《入伍須知》哪!”言外之意，是我小看她了。她不需要學習部隊的有關規定？那就是說，她當時對我說對部隊的紀律不熟悉也不是誠心誠意的？她愛給別人起外號，因我的眼、鼻、嘴大就被她叫做“三大”。叫唄。給我和其他人都起了外號，是她的無拘無束的性格(或特權)使然，我仍當它是個玩笑，不放在心上；但後來給我扣的那些政治帽子卻壓得二十幾歲的我不堪負重——那是個什麼樣的年代啊？那是玩不起的玩笑！當然，沒有人給她起外號，話又說回來了，又有誰敢給她起呀！

在突擊隊內，一切事均由她這個顧問說了算。第一任隊長方撫時，由於軍報不再擔負編《快報》的任務，採訪組已撤銷，他回到了軍事編輯處。突擊隊剩下的都是記者，由武將接任隊長。而所謂隊長也只是跑跑腿，供顧問驅使，沒有任何權力。可是，事物總是一分為二的。除了生活習慣不同之外，突擊隊的最主要的分歧是對報社廣大老同志的看法。肖力在報社幹部大會上公開說：我爸爸說了，我到報社來，要向叔叔們學習。她的話曾博得了全場的掌聲。而背地裡，她開口閉口都是“那幫老傢伙”如何如何，“年紀大的都老奸巨滑”等等。她的理論是，報社有一條又粗又長的黑線，凡是在報社工作多年的，她都看做是“三朝元老”、“舊班底”、“舊勢力”，而且說“舊勢力太嚴重，如今造反就是挖掉這條黑線”。正因為這樣，她反對突擊隊的同志同報社的老編輯老記者接觸，提出要提防老記者探聽突擊隊的秘密。她的理論和實踐，得到了李XX百分之百的贊同，李對肖力可以說是言聽計從，亦步亦趨。還有一位剛調來不久的年輕戰士金X，也對肖力百依百順，肖力便把他收到突擊隊裡來，他是突擊隊解散前吸收的唯一成員。從此，李、金二人便成了肖力的左右手。

武將和孫浩剛兩位同志，在參加《快報》前，也是調來當記者不久的，但他二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他們認為，軍報的成員，大都是從軍隊裡精挑細選出來的比較優秀的人才，有不少人是經過戰爭和歷次政治運動考驗，忠於毛主席忠於黨的好黨員、好幹部，自從林彪主持軍委工作以後，解放軍報一再受到毛主席的表揚，怎麼可以想象，這樣的報紙，是由黑線人物辦出來的呢！因而，他二人有時就向肖力婉轉地表達自己的看法而惹得肖力不滿意。她懷疑孫浩剛對老記者印象好，可能向老記者泄露突擊隊的秘密。當隊裡開會時，她言談中不時對孫浩剛諷刺挖苦，有時開會也不通知孫參加。她私下裡不只一次同我議論孫浩剛，我也幾次坦率地建議肖力：“你是不是找他談一談，明着跟他說，他要呆在隊裡，就要做到守隊裡的秘密，做不到就自動離開。”她不做聲，而對孫浩剛的議論卻不停止。孫浩剛有個習慣，每次吃飯到最後，用筷子把特意留下的一點菜歸攏起來用水沖湯喝，在我看來這純粹是個人習慣，實在沒什麼特別的。可肖力則認為是小商人家庭出身的孫浩剛的小商人習氣。這裡有兩點說明。一是孫的出身我並不知道，只是聽肖力說他是小商人出身；二是我再怎麼上綱上線，也看不出孫浩剛的吃飯習慣與小商人習氣有什麼必然的聯繫。（雖然在以後的檢査、“認罪”中，曾經談到我在政治上的敏感性不如肖力。）在單位食堂，肖力老買甲菜吃，我也不感覺有什麼不妥，經濟條件允許嘛，想吃就吃，我就經常買甲菜。相反，不買甲菜，那也是個人的自由和愛好。肖力對我說：“你看，武將從不買甲菜!”我說：“武將家裡負擔較重，上有父母，妻子又快生小孩了。”對她老買甲菜，我給她找了個理由：“你吃甲菜是因為身體不好。”她說：“那倒也不是。”從不恭維人（特別是她）的我頭一次馬屁就拍錯了。

我天生是個耿直的人。本來，有肖力這樣一位天上降下來的非凡人物在身邊，如果我對她奉若神明，無限崇敬，時時頂禮膜拜，大樹底下好乘涼，說不定會有什麼好處呢！但我卻從沒有想過和做過。有一次隊裡開會，我說最近我們隊裡有些散漫現象，有人馬上接着說：“正因為如此，我們才需要肖力同志來改造我們。”“不對！應該是用毛澤東思想來改造。”話直衝沖地從我嘴裡說出。其他人聽我這樣說不免愣住了。看我的認真、執拗勁，一直未吭聲的肖力息事寧人地對大家說：“小宋說的對。”我知道我的話使肖力下不來台，至於她對我怎麼想的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她就是毛主席的女兒，她也不是毛主席，她總不會與她的父親爭高低吧？我平常是個開朗的人，有話直說的人，當時隊裡的那種神秘、沉悶氛圍，壓得我透不過氣來。我情緒低沉，說話明顯少了，以至於有一次會上，肖力突然問我：“小宋，你回家和你父親講話比在這裡多吧?”我馬上意識到，她又同懷疑孫浩剛、劉福山一樣懷疑我回家泄露了她的機密（事到如今，我都想不到對肖力，對隊裡有什麼機密好泄的），這種無端懷疑，我很不滿意，脫口就說：“那你去調查好了！”這時當時的隊長馬上大喝一聲：“小宋，你怎麼這樣說話！”正因為我情緒低沉，很少說話，肖力說我是“革命的同路人”、“把革命當旅店”等等。我是個二十七歲的青年呀，怎麼能經受得起這樣的政治重壓!

“8·23事件”肖力掌握報社全權

經過“1·13事件”，打倒了代總編胡痴，報社黨委已不存在。肖力領導的“革命造反突擊隊”，左右了報社的運動。但編報還要依靠老編輯，肖力只擔任了版面監督組長，對報紙版面進行監督。過了一段時間，經中央文革和中央軍委商定，由毛主席任命趙易亞為軍報總編輯，成立了新的黨委。

趙易亞同志是理論宣傳家，50年代曾任解放軍報副總編輯、總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1961年升為少將。後來轉業到馬列主義研究院，任院長陳伯達的副手，實際負責該院工作。這次回到解放軍報社任總編輯、黨委書記，開始階段與肖力合作得挺好。

1967年8月下旬，肖力將近一個星期不到報社來，李XX和金XX也好幾天不露面。對此，我們突擊隊曾有人提過他們三人不知幹什麼去了，但是沒把它當回事。因為肖力來去自由，經常去中南海和釣魚臺，別人都不過問。23日晚飯後，我和隊裡其他同志去參觀西單商場武鬥現場。回來後發現報社院內氣氛異常，燈光通明，高音喇叭發出令人心悸的尖叫聲。人們奔走相告：趙易亞被肖力同志揪出來了！我看到一份長篇大字報貼在辦公樓對面牆上，內容是揪出“搞資本主義復辟的趙易亞”，落款是“新革命造反突擊隊肖力、李XX、金X ”。我不由得大吃一驚！不，是大吃兩驚！

首先我驚訝趙易亞同志被揪出。因為不久前肖力還告訴我們：“要支持趙總編的工作。”如今言猶在耳，她為什麼突然又喊出了打倒趙易亞的口號？其次我驚訝肖力組織新突擊隊，將我和方撫時、武將、孫浩剛、劉XX 和楊XX六人排除在外，為什麼事先一點口風不露，更沒有開誠布公地告訴我們？她這樣搞突然襲擊，顯然是不相信我們幾個人了。

我如五雷轟頂，不知所措。後來聽說，在我們滯留在西單商場武鬥後的廢墟時，陳伯達到了報社。他在院子裡召開群眾大會，用他難懂的福建口音講話：趙易亞這個人很反動，但我沒有看出來，是肖力同志發現了！肖力同志又立了新功！陳伯達宣布肖力擔任軍報總編小組組長。從此，軍報再也沒有成立黨委，肖力成為軍報第一把手。不久，肖力又以新突擊隊為核心，聯合報社各處造反組織成立了“革命造反兵團”，由她任第一勤務員。軍報的業務工作和政治運動，都由肖力一手抓起來。她這個班子，被稱為“以肖力同志為首的紅色革命政權”，在人們的眼中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個班子領導批鬥“胡痴陰謀小集團”，批鬥趙易亞，搞得熱火朝天。

趙易亞為什麼突然被打倒？我始終沒有搞清楚，但可以肯定不是肖力的主動。因為當時林彪有意“砸爛總政閻王殿”，中央文革的王力、關鋒也被揪了出來。趙易亞被打倒，大約同這些大背景有關。但肖力揪出趙易亞是得到吳法憲的支持則可以肯定無疑。1980年審判江青時，吳法憲出庭作證說：1967年夏天，江青對我說，以肖力為首的突擊隊，要奪《解放軍報》的權，要打倒趙易亞。她要我辦三件事：一、幫肖力抄大字報，貼大字報；二、從空軍、海軍、北京軍區等單位抽30個辦報人員，協助肖力辦報；三、全力支持肖力奪權。這三件事我都辦了。吳法憲確實忠實地執行了江青的指示。他指定《空軍報》一位負責人帶着所謂“三軍協作組”到軍報協助肖力一段時間。吳還宣布，在軍報，誰反對肖力誰就是反革命。

我被肖力排斥在她的革命造反組織之外，開始難免有點失落感。後來我想，肖力喜歡的，是對她唯命是從的人，我做不到這一點，她不喜歡我自然不足怪。但，其實這只是原因之一，還有更深的原因，那是多年以後我才知道的。有一天，我看到劉XX在抄大字報，我問他給誰抄，他不好意思地告訴我：經過再三懇求，肖力同志已經批准他和楊胖子加入新突擊隊了。劉XX原是個海軍戰士，天真爽直，他在突擊隊內經常受到肖力的輕視和冷落。他背地裡曾對我說過：“突擊隊裡沒有毛澤東思想”，這在當時簡直是可以掉腦袋的話（即使是我同他們分離以後，我也從沒對別人說起此事，今天是頭一次）。但肖力這棵大樹根深葉茂，遮天蓋地，具有無與倫比的吸引力和威懾力，能靠上這棵大樹自然是天大的幸事，劉XX和楊XX難捨難離這棵大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說心裡話，出於患得患失的心態，如果肖力主動讓我加入新突擊隊，我也會很高興的。她不喜歡我，不叫我加入，我也不會去套近乎，更何況主動權並不在我手裡，要你與否，全由肖力說了算，所以出了突擊隊後，我從沒想過申請加入他們的圈子。再說，報社還有許多人沒有參加新突擊隊，還不是同樣干工作？而且經過半年多的吋間，報社群眾對肖力為人的認識也逐漸深化，已由無限崇敬變為有所保留，只是不便說出口而已，在不少人的眼光里，我看到了對我的同情。於是我的心漸漸平靜下來，也才有機會同老記者出去採訪，學習記者業務。

我又回到了群眾當中。沒有了在突擊隊中的壓抑感，我又恢復了開朗的天性。我報名參加了由也是同我前後腳調進報社當記者的趙春淼同志為勤務員的“紅戰士”戰鬥隊，我又有歸屬感了。復員（後改轉業）多年以後回到報社，趙春淼同志告訴我，肖力曾找過他質問：你為什麼吸收宋玉芬參加“紅戰士”？為此狠狠地批評了小趙一頓。為什麼？我宋玉芬怎麼得罪了肖力？就為那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以至於引起當今公主的耿耿於懷？

紅色政權實行法西斯專政

從8月23日掌握軍報全部大權，到1967年底，肖力因勞累過度病倒，遂回家休息。病癒後即留在中央文革工作，聽說她擔任了辦事組長。但她在軍報的職務，依然保留着。她從釣魚臺對平安里三號實行遙控。她叫新突擊隊和“革命造反兵團”的人，把報社各種大字報抄寄給她看。經常給“革命造反兵團”其他負責人打電話發指示，更多的，是給新突擊隊的李XX和金X打電話。有時她半夜乘車來到報社，對李XX和金X面授機宜。李XX和金X成為她在報社的代理人。他二人經常傳達肖力的指示，傳達她的“戰鬥部署”，有時還“錦上添花”，比肖力的調子更高。李XX不僅事事追隨肖力，連舉止動作也向肖力看齊，肖力對某些事不滿意，往往拍桌子訓人，李XX也叉腰拍桌子訓人，學得惟妙惟肖。

1968年，是解放軍報社極端恐怖的一年。李XX等人根據肖力的意圖，或者自以為是肖力的意圖，或者出於對肖力的無限忠心，或者為了表示對肖力的無限忠心，在報社內大抓反革命。除了批鬥“胡痴小集團”和趙易亞等當權派及其“同夥”之外，他們還把矛頭對準報社另一些造反派，製造了一起又一起冤案。對這些造反派的打擊，似乎比對當權派更狠更殘酷。

報社有個“古田戰鬥隊”，是最先起來貼大字報造反的一夥年輕人。前面說過，1967年1月12日，肖力看了他們的大字報，還稱讚說：“他們的觀點同我一致”。不料到了 1968年，李XX等人誣陷“古田戰鬥隊”陰謀綁架肖力，罪名大得嚇人，把該隊一夥男女青年都抓起來分別監禁，百般折磨，都打成了現行反革命。連1967年質問肖力“你是什麼人？你是哪裡來的？”也當成反革命罪狀。有個女打字員懷孕在身，還被拉出來在報社大院挺着大肚子遊行示眾，在批鬥大會上低頭挨斗，其狀慘不忍睹。

突擊隊第一任隊長方撫時同志，在肖力牽頭的《解放軍報向何處去》的大字報上名列第二，後來退出突擊隊回到編輯部，1968年春，他和其他同志一道，寫了一張大字報表達對報社內部運動的看法，李XX等人立即斷章取義，肆意歪曲，無限上綱，扣上“妄圖顛覆以肖力為首的紅色革命政權” 的大帽子，把方撫時等人打成現行反革命關押起來。方撫時被關在一間不見陽光的小屋子達幾個月之久。

當中央文革號召清理階級隊伍時，李XX等奉肖力之命，首先揪出了突擊隊第二任隊長武將同志。武將出身貧農，歷史清白，而且隨肖力一起造反，無論從哪一條來說，他都不應當是清理階級隊伍的對象。而肖力等硬說他是“現行反革命”，還無中生有說他是“趙易亞的小爬蟲”。當把他送進禁閉室同欒保俊關在一起時，連欒也吃驚地問：“你怎麼也進來了？”更慘的是，不久後，北京軍區軍事法院又奉命將武將逮捕入獄！

從此，報社掀起了揪人狂潮。其做法是先定性揪人，然後收集道聽途說和斷章取義的所謂證據，再強迫你認罪。社一級的領導幹部，屬於當權派，自然難逃厄運，連一些中層幹部，工作骨幹，也都成了專政對象，其罪名花樣百出，什麼“三反分子”、“修正主義分子”、“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漏網右派”、“野心家”、“小三家村”等，達五十餘種。“1·13”事件時反胡痴的人，多數被專政。這些人都關在報社內一座小院（實為“牛棚”）內，都被撕去紅帽徽和紅領章。每天只給吃白水煮的菜葉，夏天不許掛蚊帳，冬天不供暖，不准交談，不准看報紙……。以李XX為首的造反派，還不時到小院訓人打人。有的人被打得鼻青眼腫，“像一隻熊貓”；有的人被打得骨折；還有的人被折磨得一度精神失常。所有這些，都是以“保衛肖力”的名義並在肖力的准許下進行的。不少人昨天還參加揪別人，隔天自己也被揪出；不少人早飯後上班，不知晚上能不能回家。往往因為一句話、幾個字，就被打成反革命。整個報社形成了人人自危的局面。

按照李XX等人的計劃，他們還要抓更多的人。1968年9月，毛主席發出了“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號召，上級給報社派來了軍宣隊和工宣隊一百餘人，參加對報社政治運動的領導並落實黨的幹部政策。軍、工宣隊的進入，打破了由新突擊隊一家獨霸報社領導權的局面。但李XX等人自有辦法，他們說：“肖力同志是工人階級的最優秀的代表”，“軍宣隊、工宣隊到報社，必須接受肖力同志的領導”。而肖力不在報社，軍、工宣隊就必須接受她的代理人李XX等人的領導，等等。當工宣隊一些老工人提出報社打擊面過寬，要分批解放幹部時，李XX等人就指責“工宣隊干擾了肖力同志的偉大戰略部署”，“對肖力同志態度有問題。”直到背後罵工宣隊是“工賊”，給軍宣隊、工宣隊的工作造成極大困難，甚至不得不服從李XX 等人的安排，這種情況同軍報作為部隊單位竟也需要軍隊支左、工宣隊進駐一樣都是全國罕見的奇觀，真是歷史的創造！

我被隔離審查清除出軍隊

1968年11月7日，即“十月革命節”的下午，我正坐在記者處辦公室看報紙，忽然經肖力指定的記者處造反派頭頭張XX走進來。他惡狠狠地指着邢志遠、鍾時等幾位老記者說：“你，你，還有你，都到西直門宿舍參加學習班去！”然後又對我說：“宋玉芬，你也去!”我到了報社西直門宿舍大院，隨即被關進一個衛生間，頓時失去了自由。

當時軍報幹部共288人，被關進“牛棚”小院（包括單獨監禁）的“專政對象”有56人；這次被關進“學習班”的“審查對象”有48人，都是作為敵我矛盾對待的，合計104人，占幹部總數的36%。這兩種對象待遇略有不同，學習班的人還帶着領章帽徽，外表還保持着軍人形象，不受毆打。這大概是軍宣隊、工宣隊帶來的寬大措施。

學習班的學員絕大部分是男同志，其中除去沒有抓進小院的中層領導幹部，再就是有一般歷史問題早就做過結論的普通幹部。使我驚訝的是，還有一些新突擊隊以外的造反派如“革命造反兵團”的頭頭，也被一網打盡，都關進這個院裡來。最早隨肖力造反的孫浩剛和我，也成了審查的對象。

和我同住在衛生間的另一位女同志，是報社年近四十的財務科長。衛生間面積十幾平方米，朝南的窗戶已被釘死，大概是預防我二人跳窗逃跑。門上的玻璃，也被用木板封住，只留一個小孔，供看守我們的兩個女工宣隊員監視我們。室內原先有兩個搪瓷大澡盆，盆上各搭上一個床板，上鋪草墊子，就算我們的床，門外除看守外，還不斷有外來的軍宣隊的戰士，從門上的小孔向室內窺探，要看看“女反革命”是啥模樣。不得已，我就面朝窗戶背對房門。那些戰士不滿意地在門外罵：“他媽的，她幹什麼呢?”，我實在忍不住，突然轉身拉開房門大喊一聲：“幹什麼你們？滾！”有四、五個戰士嘻嘻哈哈連忙跑開。事後，張XX又給我加上反對軍宣隊的罪名，叫我寫認罪書。

負責審查我的是張XX和兩位工宣隊員。我問他們：“你們叫我交待什麼罪行?”張XX回答說：“你有什麼罪行就交代什麼罪行！你反對肖力同志，難道自己還不清楚?”而一位男工宣隊員，背地裡卻悄悄地對我說：“你那些事，依我看根本不算什麼問題。你有什麼事就寫什麼事，然後上綱上線，越高越好。”於是我就把同肖力發生矛盾的一些事如實地寫下來，然後上綱上線，違心地把自己臭罵一氣。

我對着牆上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八個大字出神，想了很多很多。當時報社流行的口號是：“誰反對肖力同志，誰就是反對江青、反對毛主席！”每逢開會，首先“祝毛主席萬壽無疆！”“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祝江青同志身體健康，永遠健康！”這也是社會上的流行喊法；而在報社,這種流行喊法後面還要加上：“祝肖力同志身體健康，永遠健康！”憑良心說，當年這麼喊的時候我是心無二致地喊，喊得很自然，甚至還帶有像對毛主席一樣的虔誠，儘管對她的所作所為有看法。倒是惡夢醒來時常自問：我們這些芸芸眾生出於對領袖的崇拜和迷信，就像被施了魔法一般暈頭轉向，難道肖力也被高帽沖昏了頭腦，被抬轎子的晃得不知所以，被吹喇叭的吹得找不着北？還是她要的就是這個？我在軍事博物館擔任我軍軍史、黨史解說員多年，天天向國內外觀眾宣傳毛主席的豐功偉績，宣傳毛澤東思想的英明偉大。我是毛澤東思想的信仰者，他本人的崇拜者。但是對於李XX、金X和張XX等人，把肖力與毛主席等同起來，我是絕對想不通的。肖力的一言一行，難道都符合毛澤東思想嗎？我又想起1967年春天江青在軍隊高級幹部會上所做的《為人民立新功》的講話，講了“觸讋說趙太后”的故事，其中心意思是講要讓自己的孩子繼承王位，就要讓孩子立功作貢獻。江青派肖力到解解放軍報社掌權，顯然是要她建功立業，當好接班人。但肖力要立功，難道就要打倒像我這樣的無名小卒嗎？

我從1968年11月被隔離，每天對着“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標語思過“認罪”，被逼寫了無數的認罪書，不知道什麼時候是出頭之日。直到1969年2月的一天，突然通知我寫一份檢討。又一天下午，我被帶到一間大屋子，屋內坐的都是記者處的人，有革命造反派的人也有一般群眾。會議主持人叫我檢討反對肖力的罪行。當我說到“我曾對肖力說，你這樣發脾氣不好”，馬上有人高喊：“不許宋玉芬放毒！”我結結巴巴念完了檢討書，就有一些人發言批判我檢討不深刻，認罪不徹底，態度不老實，還要我繼續深入檢查。什麼叫“深刻”？誰敢說我認識深刻？否則把肖力往哪兒擱，新革命突擊隊往哪兒擱，以後對我的處理又有什麼措辭？

又過了兩天，工宣隊通知我離開隔離室，回到原先的宿舍。我算了一下，我被隔離正好110天。我剛剛慶幸自己獲得了“解放”，以為可以恢復工作了，不料幾天后報社開大會，宣布一些人，其中包括我，“因犯有嚴重的政治錯誤，為了純潔部隊，要做復員處理，出路是上山下鄉回原籍。”但是這個宣布又是矛盾的，他們一再強調這次復員完全是正常復員，不給大家作結論。這個宣布給我的打擊可比被肖力甩出突擊隊，到隔離學習班的打擊還大！要知道，為了我熱愛的部隊，我放棄了即將考大學的機會；八年的部隊生活使我對部隊有着深厚的感情，我立志以軍旅生活為我的終身職業。可這下全完了！我徹夜難眠飲食無味，回家兩天后就回到報社對張XX說：“你們不是說不給作結論嗎？為什麼又說我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他們在我的鑑定書上寫的）？這個結論給我的壓力太大了”。張XX說：“這說明你認罪還不深刻，深刻了就不會覺得壓力大。”他答應回去研究一下再告訴我，但是以後一直未告訴我到底給了我什麼結論。

我12歲隨父親到了上海，第二年又隨父親調動工作到了北京。回原籍？找誰？復員就是哪來哪去，我要求回軍博，張也答應回去研究，實際上是向新突擊隊匯報。後來據張XX說，他們向軍博聯繫了，軍博掌權的一派的頭頭答覆：我們也在清理隊伍，你們處理吧！我相信張XX說的，他們能幫我聯繫，說明還是同意我回軍博的，但往日軍博的戰友為了不沾邊，為了自己那兔子尾巴長不了的權位，不作任何調查，一句話斷送了我的軍旅情，更令我寒心！回軍博的路被堵死了，我只好等分配了。等了六個月，每次追問張XX ，他都說西城區安辦不好安排我的工作。待到我後來去安辦參加三天的學習班，經查問，安辦是來一批覆轉軍人就辦理分配，所以一直未給我安排工作，是因為我的關係未送到安辦，看來在這點上張XX扯了謊。在等工作安排期間，因心情極度低落，又急又氣，生了病，有一次竟暈倒在地被搶救過來。

後來我聽說，突擊隊第一任隊長方撫時,第二任隊長武將，都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開除黨籍，作復員處理，分別被送回湖北、山西家鄉勞動。我才想到，比起他二人，我還算幸運的。如果他們給我也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我能有什麼辦法呢！

直到半年之後，我才由北京市西城區復轉軍人安置辦公室安排了工作。從前，為當兵我放棄了學業；如今，我被迫脫下了心愛的軍裝，再也沒機會穿上了。離開部隊是我終生的遺憾。

重逢宋瓊揭開一個謎

1974年夏天，我離開軍隊已經五年。一天，我在301醫院偶然同宋瓊相遇，他已經獲得“解放”，正在醫院治病。我同他近七年未見面了。他見了我無限感慨地說：“小宋，你看，為了你，我的頭髮差點都被造反派揪光了。”他摸着頭對我說。

“這話是什麼意思，宋處長？”我感到莫名其妙。

“突擊隊李XX等人，揪着我的頭髮審問我，為什麼調你到報社？”

他的話引起了我的好奇：“哦？那我也要問你，當初調我到報社不就是當記者嗎？難道還有別的目的？”

宋瓊告訴我：“當初肖力來報社，中央文革首長叫我找一位女同志作肖力的貼身保衛，我才到軍事博物館找到了你。我把你的情況和你的家庭情況都向那位首長報告過，她也是同意的。這件事在報社只有胡痴和我知道。”我明白了，那位首長不言而喻就是江青。因為這時江青還在台上作威作福，宋瓊還不能直呼其名。

我接着問：“那你為什麼當初不把調我到報社的真實目的和任務告訴我，使我長期蒙在鼓裡呢?”

宋瓊面呈無奈的顏色說：“是那位首長不讓我說呀！後來肖力因為你的父母都在中央組織部工作（實際上我父親是中央監察委員會的，他們同中組部同樓辦公），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不是被說成是六十一個叛徒中的一個嗎？他們說我調你到肖力身邊是來當特務，對肖力進行監視。”

天哪！這是多麼奇怪的用人之道！安排你去做某項工作，但又不對你說明工作任務，或者告訴你的是假的。我原以為就是他們告訴我的來報社當記者，恰恰又有一個叫肖力的也調來當記者，我們是同事。怪不得肖力對我那個樣。在她心目中，我不過是她的如同侍女、僕役的貼身保衛罷了。江青為什麼不許宋瓊明說呢？我想這是她的兩面派作風，她自詡為無產階級革命“旗手”，哪能公開為自已的女兒配備一位貼身僕役呢！

天哪！這又是多麼曲折的株連、多麼大的人間冤屈呀！僅僅因為我的父母與安子文同樓辦公或是安子文的部下，安子文是叛徒，我的父母也有問題了，而他們的子女也脫不了干係就成了特務，其聯想力、想象力是何等豐富多彩啊！

從宋瓊的口中，我才知道，從1969年黨的“九大”前後，肖力便徹底離開了報社，她在報社的所有領導職務，都被免除了，同報社造反派的聯繫也割斷了，原因不明，可能另有高就。1973年，中央發文件任命她和謝靜宜等人為北京市委書記。她在報社的“小將”們，曾到北京市委找她，但沒有找到。報社同志也已多年見不着她了。

不能允許為“文革”做翻案文章

到了 1976年，惡貫滿盈的江青反革命集團終於被打倒，中國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解放軍報社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過幾年複查，“胡痴陰謀小集團”和趙易亞等領導幹部都得到平反，肖力及其“小將”們所製造的冤假錯案也一一得到了平反昭雪，黨的幹部政策逐步落實。被開除黨籍、軍籍復員回鄉的方撫時和武將，也都先後回到報社工作，重新穿上了軍裝。幾年後還先後擔任了師級領導職務。

對於肖力的所作所為，解放軍報社廣大受迫害的幹部群眾都沒有認真追究。其原因是多種多樣的，多數同志是出於“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深厚感情”，不管怎麼說，肖力畢竟是他老人家的親骨肉嘛；有些同志認為，肖力處於那樣的時代，出身於那樣的家庭，特別是有那樣的母親，其所作所為是不難理解的，不能完全由她本人來負責；還有的同志本着對“文革”歷史“宜粗不宜細”的精神，對肖力的問題不想多談；還有的同志，牢記着列寧的話：“年輕人犯錯誤，上帝都會原諒”，對肖力當年的行為予以諒解；還有的人是“好了傷疤忘了痛”，認為今天過上了好日子，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還有不少同志認為，今天的肖力已經不是當年的肖力了，她目前的處境和心情並不好過，何必再翻她的老帳呢！至於肖力手下的那幾位“小將”，雖作惡多端，但他們當年同肖力的政治關係“難解難分”，大家也就不念舊惡，寬大為懷，予以從輕發落了，並沒有“以牙還牙”，特別是對肖力，沒有以她母親的罪行來株連她！

對以上這些觀點和說法，我認為都有道理，也抱有同感。事情已過去了快三十年，我已經從一位二十六、七歲的年輕姑娘，變成了外婆，早已退休在家安度晚年。我生活安定，家庭美滿，當年心靈所受的創傷已經平復，不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我不願提那些往事，何況有些事情已經淡忘。我只把這段獨特的經歷珍藏起來，它雖不是價值萬貫的珍寶，卻是一粒曾射傷過我的子彈，對我意義非凡。

可是，正如古語所說：“樹欲靜而風不止”。我曾多次看到寫肖力的文章，寫她如何穿着帶補丁的衣服，同胡同里的老大媽一樣排隊買大白菜；寫她如何給“6.4”ping bao 部隊捐獻了一千元錢；寫她參加一個什麼筆會，別看打扮土相，可論古道今起來，顯得知識那麼淵博等等，這都沒什麼，這都是事實嘛。令我驚奇的是，某年秋天，我在一本銷行數百萬份的雜誌上，看到一篇介紹“文革”初期肖力事跡的文章。該文對肖力在解放軍報社造反奪權，製造冤假錯案等等大事一字不提，反而捏造事實，極力對肖力大唱讚歌。明明是肖力私自離家外出串連，使毛主席極為掛念，該文卻說是毛主席派她外出執行神聖使命；明明是江青要軍報派人到天津、上海和杭州去找她而找不到，該文卻說軍報記者在上海找到了她；明明肖力在軍報一再奪權，該文卻說肖力只想當一名小學教師；明明肖力經常坐小汽車來往於平安里三號和釣魚臺，偶然才騎自行車或乘坐13路公共汽車，該文卻說她經常騎自行車，並且借用相聲誇張地形容她的自行車“除了鈴不響其他哪都響”。其實她的自行車是當時罕見的英國“菲利普”牌，舊是舊點但很好騎。至於她不吃小飯堂，那倒是事實。因為當時軍報只有一個幹部食堂，連當年的將軍也吃這個大食堂。我認為，對於肖力這樣的人，對於她的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不能要求過高，但也不應渲染過分。對她的希望和評價，關鍵要看她是否以特權人物自居，是否以當然領導人自居，是否能平等待人。當年她對於她的“小將”們確實不錯，但那是從恩賜的態度出發的，並不是平等相待。她視廣大群眾如草芥，視老幹部如寇讎，這是她最突出的錯誤和缺點。別人可以用上帝允許年輕人犯錯誤來寬容某些年輕人，而某些年輕人用這種話來自我開脫，則是錯上加錯。當然，如今的肖力可能有了很大的改變，同當年大不相同（但願如此)。但不能因此就把當年的所作所為一筆勾銷。更不能歪曲事實，重新加以偶像化。這樣做，實質上就是利用年輕一代不了解“文革”歷史的實際，為“文革”做翻案文章，這是深受十年浩劫之害的廣大中國人民所不能允許的，也是歷史所不允許的。這也是我不得不寫此文的一個原因。

作者簡介： 宋玉芬，1940年出生，1960年入伍，1966年至1969年任《解放軍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