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期間，大、中學校的學生率先起來“造修正主義的反”，由此催生出了紅衛兵組織。紅衛兵是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利用的全國性的以大、中青年學生為主的群眾性組織。1966年5月29日，清華大學附中的一群中學生在圓明園聚會，決定成立秘密的學生組織——紅衛兵。他們聲稱自己是保衛毛主席的“紅色衛兵”，毛主席是他們的“紅司令”。這一天成為紅衛兵的誕生日。6月2日，清華附中貼出了署名為“紅衛兵”的大字報，紅衛兵組織第一次公開亮相。1966年8月5日，毛澤東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不點名地指責劉少奇，明確地提出黨中央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1966年8月18日，首都百萬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文化大革命”的大會，毛澤東首次接見來京進行大串連的全國各地的紅衛兵，這標誌着紅衛兵運動的興起。隨後，在8月18日至11月26日期間，毛澤東連續八次接見紅衛兵。“打鬼借用鍾馗”﹐紅衛兵被賦予了至高無上的批判﹑鬥爭﹑奪權的話語及行動權力，紅衛兵運動進入高潮。也就是在這一時期，紅衛兵組織由於成員在政治、社會和思想意識等方面的差異和分歧，出現了不同的派別：1、老紅衛兵，那些在1966年8月18日以前，即毛澤東接見之前成立的紅衛兵稱自己為“老紅衛兵”，意在標榜自己是隊伍純潔的、受到毛澤東親自支持的、紅衛兵運動的創始者，並以此與後來成立的紅衛兵，特別是家庭出身混雜的造反派紅衛兵相區別，顯著特徵是多由幹部子弟組成，宣揚“血統論”；2、保守派，1966年8月18日公開報導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以後，千千萬萬學生起而仿效老紅衛兵的榜樣，保守派多由出身較好的，即所謂“紅五類”人員組成，依靠和維護文化大革命最初一兩個月的基層和地方領導；3、造反派紅衛兵最突出的特徵是衝擊黨政領導和批判血統論。造反派紅衛兵多出現於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以後，興起於同年10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到1966年底，在大多數城市，造反派已經發展為學生中的多數派，取代老紅衛兵成為紅衛兵運動的主流派別；4、極左派，出現於1967年至1968年，造反派形成強大的政治勢力以後，它是最激進的一翼對文化大革命的意義進行了進一步的思考和探索，出現了一些標新立異的觀點，號稱“新思潮”。新思潮逐漸發展，超越了一般的造反派，形成了具有新的思想和政治特徵的流派，當時被稱為“極左派”。這一思潮的基本傾向是在總體上批判和否定中國的基本政治和社會制度。這樣的觀點不僅根本違背傳統的指導性意識形態，也越出了以中央文革小組為代表的黨內極左派劃定的思想界限。因此，他們大多沒有來得及發展成可觀的政治派別，就被鎮壓了。

造反派紅衛兵的領袖和核心人物多為在文化大革命運動初期受過打擊、排斥或者自認為政治境遇不佳的學生，大致是具有這樣兩種經歷的人。一是在運動的最初兩個月，被領導運動的黨委或工作組批判、冷落，特別是被當作“反革命”、“右派”、“假左派、真右派”的學生。這些學生被批判的具體原因不盡相同，後來成為造反派紅衛兵著名領袖的，多曾經冒犯黨委和工作組的領導權威，他們或者批評學校領導的某些方針政策，或者認為黨委、工作組的領導人有政治問題，他們受宣傳媒介的影響，常常崇尚群眾的自發性，主張比工作組更激進的作法，如清華大學的學生蒯大富。同樣被工作組批評，但是他們的處境與老紅衛兵迥然不同。老紅衛兵被認為是不聽指揮的左派。而他們則被認為是“假左派、真右派”、“反黨分子”。這些敢於向黨委和工作組挑戰的學生，一般有“好”的家庭出身背景。此外，也有一些學生因為“白專”、“思想反動”被批判，或者因為“思想落後”、出身問題、表現不積極而受冷落。二是另一類學生加入造反派是因為受到血統論的歧視和壓抑，或者僅僅因為反對血統論。在北京多數中學，造反派起源於對老紅衛兵血統論的反抗。在其他地區，如上海、廣州，批判血統論也是中學生造反派的最主要的活動之一。在毛澤東發動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運動中，這些學生得到平反，他們組成造反派，攻擊那些曾經傷害過他們，壓制過他們的黨委、工作組、老紅衛兵或保守派。在他們的帶動下，群眾運動的鋒芒真正指向了黨內當權派。

1968年，隨着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開展，以青年學生為主力的紅衛兵基本上都被分配到農村接收“貧下中農再教育”，儘管各學校以大聯合的“紅衛兵團”正式代替了文革前的共青團組織，但作為造反派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紅衛兵運動則是徹底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