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我作為工程物理系學生第一次讀到賴欣巴哈的《科學哲學的興起》中譯本時好奇不已，一度萌發從事科學哲學研究的念頭。不過，當我略微深入到分析哲學、邏輯實證主義和維特根斯坦、卡爾納普等的“無毛”思辨時，一方面明白自己沒有哲學基礎、另一方面也不滿其與社會的脫節，離開了這個領域。三十年多後的今天，我得以從“科學的社會功能”這個角度重新回顧、省視科學革命引發社會秩序革命的特徵。

賴欣巴哈斷定在他之前的（思辨）哲學來自對自然的虛假/表面解釋： “The search for generality was appeased by the pseudo explanation. It is from this ground that philosophy sprang.”(p.8. 斜體pseudo explanation為原文) [1]，雄心勃勃要改造哲學。今天讀到原文，我知道三十多年前自己沒有讀懂賴欣巴哈的要點，幸好那也不是我的關注。我更接近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有中文譯本）那樣的類似科學社會學的方法論，不過，庫恩的這本名著[2]本身不是理論，甚至其體裁也局限於象牙塔式的學術報告，雖然有新穎的提法，缺乏思想上的連貫性。倒是他的較早研究《哥白尼迴旋/革命》[3]更具科學史價值，指出：哥白尼書的意義不在於它講了什麼，而在於它促進人們的思考；它本身不是革命的教程，但引發了革命，“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e Revolitionibus lies, then, less in what it says itself than in what it caused others to say. …It is revolution-making rather than a revolutionary text.” (p.135) 。

正如哥白尼在原書“前言及至保羅三世教皇的獻辭”中承認的那樣：日心說也不是他的發明，西塞羅的作品和普魯塔克的英雄傳中都有關於地球運動的記載：“as a matter of fact, I found first in Cicero that Nicetas thought that the Earth moved. And afterwards I found in Plutarch that there were some others of the same opinion” [4]。哥白尼小心地把自己的模仿托勒密體系稱為“假設”[5]，除了不冒犯羅馬教皇外，主要當時的數學/物理學還沒有發達到足以確立日心說的程度。哥白尼關於天體秩序的revolution迴旋，要等到開普勒的精確數學計算[6]以及擺脫肉眼制約的伽利略望遠鏡物理實驗，才完成人類認識上的revolution革命，為牛頓力學開闢了道路。除了開普勒，誰能在墓碑上宣稱“我測量了天堂”[7]？

Arendt甚至進一步說，所謂革命，其實也是輪迴、復新[8]，怪不得明治維新的英譯是Meiji Restoration（回復、復辟）而不是Renovation, Reform或Renewal。只不過，哥白尼之後，革命不再是機械的輪迴，而是辯證、螺旋式的上升，社會秩序已經進化到高一層的有機複合態了。

孔德認為從人類進化第一階段神學向第二階段形而上學轉化的社會再組織過程是實證主義的功績，連“路德的改革，正是由阿拉伯人導入的觀察科學的進步的必然結果”。[9]而這正好體現了用新方法（實證）開創新的社會價值倫理的社會（科）學本來的特長。 為此，他親自編寫天文學科普教材，要把激發實證哲學的開普勒、伽利略新知識傳授給無產階級！[10]當然，就對天體運行、天堂秩序的認識進化反映了人自身的社會秩序的革命而言，對哥白尼天體革命、牛頓力學革命最深受震撼的非康德莫屬。天體物理學講師康德從萊布尼茨出發[11]啟蒙了人類理性的基礎，而只有當理性被掌握來認識社會秩序的規範時，康德的自由、自為目的的、理想的道德王國才有可能[12]。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4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