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內北巷院

B：三槐樹院

C：通順小學（我小學從4年級到6年級在這裡完成）

我在地圖中最東北角的成都五中讀完初中。

大名鼎鼎的彭德懷，被從北京發配到西南局三線建委時，住在童子街29號院南邊的永興巷7號院，永興巷7號當時也是西南三線建委機關所在地。從童子街29號到永興巷7號，走大路去，大約是1.2公里的路。

根據彭德懷警衛員景希珍回憶，文革開始前，彭德懷曾經在一個雨夜，戴上口罩，從永興巷7號院步行到童子街29號院，站在曾經擔任過他副手的志願軍副司令員鄧華的家門口，沒有敢進門，只是看了看屋裡窗子上燈光印出的鄧華的身影，就走了。為什麼？因為害怕牽連了鄧華。彭的謹慎是有道理的。廬山會議上，彭黃周張加上李銳有一次聚在一起議論，被羅瑞卿看見，回去報告毛，彭黃周張由此被打成反黨集團。當時彭身邊的警衛員秘書，其實都是毛的耳目，彭深知這一點。

童子街29號院和永興巷7號院同屬西南局大院。童子街院的孩子們去永興巷院玩。我有個從小學到現在還保持密切聯繫的同學，文革中就住永興巷7院，我常去他家聽他拉小提琴，學英語，讀紅樓夢。 我大妹妹也常去永興巷院玩甚至在好朋友家裡過夜。永興巷院的孩子也會來童子街院玩。我聽常和我一起玩的幾個永興巷7號院的孩子講過關於彭德懷的一些事：

彭德懷住在永興巷7號院裡的一個獨立小院裡。7號院裡的孩子們都知道聲名赫赫的彭大將軍住在那裡，對他很好奇，常爬到小院牆頭上看他在幹什麼。根據他們的描述，彭每天早上會在小庭院樹下一個椅子上坐着曬太陽，瞌睡一會，然後站起來，一手拿個小瓶子，一手拿個小鑷子，用小鑷子把樹上爬的小蟲子一個一個夾起來放到瓶子裡，然後坐下又瞌睡一會，又站起來夾蟲子，每天上午都是如此，幾個孩子用一種取笑的口吻說：“彭德懷那個老頭太可笑太無聊了，每天沒事幹，就只知道從樹上夾蟲子玩”。

這幾個孩子和我年齡相仿，文革開始大約12、3歲，用成都話講都是“費頭子”（調皮搗蛋孩子），當然也對彭居住的房子內部充滿了好奇。文革中，應該是彭被抓到北京後，這幾個孩子還翻牆到彭的小院裡去，撬開房門，進去查看，看見裡面有一個據說是斯大林送的大電視機，他們走時還拿走彭的一些物品其中有彭的軍裝，獎章，彭用過的那種很寬的蘇式軍用腰帶。文革之中，公檢法都被砸爛，到處都很混亂，這種事沒有人管。

父親回憶錄中講到成都文革一段時，提到過彭德懷：

“後來學生上街，衝擊機關。有些北京學生來到西南局，把下放來西南局任建委副主任的彭德懷同志抓走，我想不通。建委有主任和第一，第二副主任，為什麼不抓？偏偏要抓這位第三副主任。彭德懷平時不管事，只坐冷板凳。西南局開會，書記作報告。彭德懷和我們坐在下面聽報告。平時他孤身一人，只有警衛員和秘書相伴。據建委秘書長說，他與彭老總去西昌，彭德懷沿路去看農村，到農民家訪問，還拿出錢送給有困難的農民，他是愛民的，但卻受迫害。被說成是’收買人心，討好農民’.……。我實在難以理解“ 。

文革一開始批判三家村，西南局建委首先把彭抓出來鬥爭，除了翻老賬外，有一條新罪名就是”收買人心，用小恩小惠討好農民”。這條罪名的根據是，彭德懷外出視察時，身上經常裝着很多錢，看見貧困農民就掏出幾十上百的送出去。彭德懷對這些批判的回答是; “我已經是政治殭屍了，有什麼好批的？”

西南三線建委主任是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第一副主任是西南局書記處書記和國家計委副主任程子華，第二副主任是西南局書記處書記閻秀峰，第三副主任才是彭德懷，還有個第四副主任錢敏。李井泉閻秀峰實際都不管三線的事，西南三線建委的實際領導掌握實權的是程子華和錢敏。

彭德懷雖然是副主任，但在西南三線建委連常委都不是，他當時是作為內部監控使用幹部被發配來的，基本是閒職。他名義上分管的工作是煤炭，天然氣，和水電。彭初到時，建委各局向他介紹三線建設布局情況，但獨缺軍工局的匯報。三線建設最重要最核心的是軍工，但軍工對他是保密的，絕不允許他過問。任何軍工生產工作會議，他都不能參加。李井泉在對三線建委各局幹部交底關於彭的工作安排時說：“你們可以聽他的也可以不聽他的，不要讓他接觸軍工，讓他也少接觸群眾。”

為什麼這樣？文革以後程子華回憶說：“彭德懷到三線建委，幹什麼工作，分管什麼業務，我們都做不了主，都是中央決定的”。有人對彭真提議過，彭有軍事背景，管軍工合適，彭真回答說; “他管得了嗎？”，此議就被否決了。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親口明確地把批判彭德懷做了這樣的定性：“廬山會議是一場階級鬥爭，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對抗階級的生死大搏鬥!” 彭德懷以後一直不服氣不認錯，他特別對指責他裡通外國這一條不服氣，廬山會議後，先後寫了8萬言書和9萬言書給中央為自己辯護。毛對此視為翻案，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並抓出了和彭歷史上關係密切的習仲勛反黨集團作為回答。為此中央還成立了彭德懷審查委員會，得出的結論是，彭是階級敵人，和彭的鬥爭是階級鬥爭。參看：（馬雙有：彭德懷冤案後的冤案）。在這樣一種背景下，西南局當時對於彭德懷這個階級敵人的控制監管使用政策，符合毛以及中央對彭案的定性，

關於彭德懷到三線工作，有兩種完全不同的說法。

一種是毛澤東已認識到對彭德懷進行罷官批判的錯誤，為了防止未來的戰爭，有意讓彭德懷出來工作，將來還可以帶兵打仗，以便到一定時候為他恢復名譽。

另一種說法就是：由於1965年3月美國出兵南越，4月1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加強戰備的指示，要求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準備應付最嚴重的局面。9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又決定第三個五年計劃實行“以國防建設第一，加強三線建設，逐步改變工業布局”的方針。在此形勢下，毛澤東認為受審查的彭德懷、黃克誠、習仲勛等人不宜留在首都，提議分配他們到外地掛職下放。因此，對彭德懷的這一安排，實際上是變相的“流放”。

我認為上述看法都不靠譜，我的看法是：彭德懷被發配到成都和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戰略算計有關。當時1965年底發配外地的還有黃克誠，習仲勛和楊尚昆，都是和彭歷史上關係密切的人。毛是黨內鬥爭第一高手， 他當時正在策劃發動以打倒劉鄧集團為目的的文革。就在彭從北京抵達成都上任的11月30號，報紙上發表了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 吹響了文革的序曲，這不是偶然巧合。同年12月毛在杭州說：“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在和劉鄧決戰前夕，毛把彭黃習楊等人外放，應該是為了專心對付劉鄧，防止彭黃習楊影響下的黨內軍中勢力和劉鄧串聯結合。彭黃習當時雖然已經被打倒，但彭一直不服，他們畢竟在軍中黨內有一定影響力，毛為了保證搬倒劉鄧鬥爭有全勝的把握，減少干擾和絆腳石，必須考慮到各種的可能性，把自己的勝利放在最穩妥的基礎上，所以就有了把彭黃習楊發配出北京這一招。

毛很會忽悠人，和彭和楊外放前的談話都非常融洽。對彭說，三線軍工建設很重要，好好干，今後可以恢復名譽帶兵。可反黨集團頭子的帽子沒有摘，裡通外國的罪還在，怎麼可能在三線好好干？誰會聽他的話？西南局敢用他這個人嗎？對免除了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的楊尚昆說：交給你一個任務，到廣東後做調查工作，看看中央政策有什麼不符合實際的地方，然後就是東扯西拉。談話結束楊出來碰到田家英，田問了會談內容後，大驚喊道：“完了完了，他要是罵你一頓，那倒好了，他這是敷衍你，以後大事不好。” 果然，半年以後516通知發出，楊就成了彭羅陸楊反黨集團一員。最好笑的是劉鄧彭真這些人，他們當時積極執行毛外放這幾個人的指示時，萬萬沒有想到，毛這是在為打倒他們做準備，他們就是毛的下一輪目標。從彭德懷等到劉鄧，所有人最後都被毛玩了。

有報道說，由習近平親自批示同意，電視劇《彭德懷元帥》即將開拍。不知道關於彭德懷在成都西南三線建委那一段會怎麼拍，我很有興趣地期待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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