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如此。918事變後，蔣中正以3分剿共7分備戰為中心的安內攘外大略是勝利大前提。
因為在匪區共識網發此文，也已經是最好了。
蔣在上海主動用御林軍對倭開戰，是保險的中策。冒險的上策 上海不主動開戰，但在黃河
以南布重兵。此風險在於倭軍集中兵力迅速突破黃河線，沿平漢線直接占了武漢，則中國
完全處於被動。

中日戰爭的歷史邏輯（下）：與蕭功秦商榷
時間：2015-01-19 23:39 訂閱《明鏡郵報》 《安卓電子書App》

平 心而論，淞滬會戰在決策和指揮過程中的確有蕭文指出的諸多錯誤和失誤，但從總體上否定淞滬會戰，我認為是錯誤的。其理由如下：第一，上海方向當時並非像蕭 文所說，不是日本的戰略目標，早在1937年7月29日《日軍參謀本部決定：中央統帥部對華作戰計劃》中的第一條，就明確寫道：“一、作戰方針擊潰平津地 區的中國軍隊，設法使該地區安定下來。作戰地區，大概限定於獨流鎮之線以北。根據情況，以一部分兵力，在青島及上海附近作戰”；第二，會戰中，日本向上海 不斷增兵，並非出於“面子”，而是暴露出日本從九一八事變以來慣用的侵華基本策略：以戰迫和，武力逼降。即用軍事手段蠶食中國一部分領土和主權之後，即迫 使中方通過和平談判承認既定事實，然後再通過軍事手段進一步蠶食，一步步迫使中國在日本局部軍事行動及和平談判的交替運作中喪失國土和主權，或最終向日本 投降。這是日本“征服”中國這樣的弱國採用的基本方法，其最大的戰略價值，就在於實施這樣的步驟不需要全面的軍事行動，不需要投入大量的軍事力量即可讓中 國屈服。然而，實施這樣策略的根本前提就是，一旦中方實行局部的軍事抵抗，便堅決打擊之，就地全力撲滅之　，讓中國軍隊死了抵抗的信心。最壞的情況是中方 堅不屈服，轉為全面軍事抵抗，那樣惟一的良策是速戰速決，堅決而全面撲滅這種抵抗，迫使中國投降；否則，速決戰一旦失敗轉為持久戰，大量日本軍隊將被中國 戰場死死拖住，這對日本而言是最壞的局面，也是它最不願意看到的局面。因此，關鍵就在於對中方無論是局部還是全面抵抗的第一打擊，是否嚴厲，是否徹底，是 否能打得對方再也不敢還手，從而乖乖回到談判桌上。為此，早在1936年9月15日日本參謀本部制定的《對華時局政策》中規定：“萬一在華北發生有損帝國 軍隊威信之事，中國駐屯軍應斷然予以懲罰”且“我軍行動應神速機智，以最短的時間予以閃電打擊，以最低限度之要求，就地解決問題。”因此，日本不斷向上海 增兵，正是實施這種“政策”；第三，雖然在軍事上淞滬會戰沒有實現蔣介石和陳誠預定的戰略目標，即迫使日軍“由北向南”的進攻路徑變為“由東向西”，反而 丟失了京滬杭地區，導致南京失陷，但仍有其超出自身的重大政治意義和戰略意義，主要表現在如下幾點：其一，幾乎將日本的主要作戰部隊全部吸引到中國戰場或 華東戰場，但日軍並沒有達到速戰速決消滅中國軍隊主力的戰略目標，從此日本百萬軍隊陷入中日持久的全面戰爭之中，致使日本“最不願意看到的局面”提前到 來；其二，迫使南京國民政府果斷遷都，堅持抗戰，斷絕了中國政府內主和派“和平救國”和“曲線救國”的退路，使日本誘降中國政府的企圖落空；其三，淞滬會 戰是在蔣介石自己的“地盤”上，用自己的“嫡系”部隊和日軍拼搏，這是蔣向各路“諸侯”率先垂範自己的抗戰決心和實際行動，以消除各路地方派系軍事力量的 重重顧慮、敦促他們團結一致投入抗戰的“斷腕”之舉，這一點對迅速形成舉國抗戰的政治軍事局面，意義尤其重大。要知道，利用中國地方軍事派系“占地盤、保 實力”的“軟肋”，大肆培植親日、懼日、降日的地方傀儡政治勢力，正是日本蠶食中國領土和主權、瓦解中國抗日力量的重要政治手段；其四，在國際上一舉改變 了中國政府和中國軍隊面對日本和列強的淫威逆來順受、忍讓屈辱的軟弱形象，打出了中國軍隊的軍威，迅速提升了中國在二戰中的國際地位；其五，也是最重要的 一點：打出了二戰爆發前亞洲戰場的“開局”，這樣的開局是日本最不願意看到的，由於中國戰場的牽制，致使日本無法投入更多的兵力配合德國“北進”和“南 進”，從而一開始就埋下了日本註定失敗的種子。儘管中國人民為此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和慘重的代價，然而反過來看，沒有國際反法西斯戰線的形成和國際反法西斯 力量的支持，中國以一國之力戰勝日本侵略，是不可想像的。

蕭文說：“要特別強調的是，人類的理性在判斷事物時，經常容易犯錯誤。人的理性 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有時很難面對問題的複雜性，比如日本在七七事變後，其實並不準備發動一場全面戰爭，……在這個關鍵時刻，蔣介石與陳誠卻誤判了日本 人……”言下之意，中國政府繼續響應日本的和談要求，爭取幾年的和平時間進行抗戰準備，才是理性的選擇。然而，歷史中人們的思考方式和行為方式，是在當時 獨特的歷史情境進行的，而不是根據幾十年後學者在書齋里對有關史料的條分縷析中進行的，而當時的歷史情境究竟是什麼，沒有置身其中的親身感受，是無法真正 了解的。既然不了解當時的情境，卻充當事後諸葛亮苛責於前人，便是不折不扣的“站着說話不腰痛”。試想，面對日軍在七七事變當月就占領平津的危急情勢，盡 管有不同的聲音，但作為中國政府的首腦和掌控數百萬軍隊的最高軍事統帥，蔣介石能沒有壓力嗎？而“再爭取五年的和平準備時間”，只是學者們在書齋中對史料 進行線性思考得出的結論，而歷史的現實，是綜合多方面的因素的，要複雜得多。對七七事變後複雜的歷史局面，只舉出其中兩方面的因素，“五年和平論”恐怕就 站不住腳了。其一，蔣介石如果把持中國數百萬軍隊而仍不回應日軍的猖狂挑戰，那麼他的“委員長”長寶座會不會被群情激昂的中國老百姓掀翻？國民黨政府的合 法性，還能再維繫五年嗎？其二，就當時的國際環境而言，希特勒發動二戰的準備已經箭在弦上，軸心國聯盟已趨形成，一旦日本和德意聯手在亞洲展開“北進”或 “南進”攻勢，必然急需從中國本土攫取大量的戰略資源，那時日本還會恪守和談條約嗎？它難道不會故伎重演嗎？中國還會有“五年”的“和平準備時間”嗎？

對強者一向逆來順受的弱者，一旦有所反抗，強者必然施出十倍的淫威力圖“一屁股”將其“坐死”。然而，只要這“一屁股”“坐”不死弱者，而弱者則玩命般地和其死纏爛打，強者“招數”用盡之時，也是他的軟肋和命門暴露之時。中日戰爭，就是遵循這樣的角力邏輯。

三，“安內攘外”邏輯

蕭 文一再強調，七七事變之後，中國軍隊“沒有最低限度的準備”，就匆匆主動投入了全面抗戰。然而其文又同時指出：“而中國國民政府則由於實力不足以與日本直 接對抗，只能採取‘內斂的國防政策’，以退讓以求穩定，避免戰爭，並秘密發展國防力量。”所謂“內斂的國防政策”和“秘密的發展國防力量”說明了兩點：第 一，至少從“九一八”之後，國民黨的南京國民政府的對日方針，似乎沒有任何“虛驕的民族主義”成分在內，而其主要傾向則是“內斂”、“避戰”；第二，從 1931年九一八事變起，南京國民政府就開始進行抗戰的準備工作，尤其在軍事方面，否則，“秘密地發展國防力量”就無從談起，因而，在“秘密發展國防力 量”達六七年之後，竟然對日作戰還“沒有最低限度的準備”，是根本說不過去的。實際上，在淞滬會戰中，國民政府對日作戰的“最低限度的準備”是有的，然而 這種準備極不嚴肅，極不認真，是淞滬之戰中國軍隊遭受巨創的重要原因之一。這裡舉兩個例子。其一，國民政府最先投入淞滬會戰的兩個王牌師87、88師是德 國顧問訓練出來的樣板師，全制式德國武器裝備，可視為蕭文中“秘密發展國防力量”中的一支勁旅。然而，8月14日，負責指揮進攻日軍的第88師264旅旅 長黃梅興陣亡，為開戰以來中國軍隊犧牲最高級別之軍官。其旅傷亡1000餘人，連排軍官幾乎損失大半。此次為中國軍隊第一次軍種（空軍、海軍、陸軍）和諸 兵種（步兵、炮兵、坦克）大規模協同作戰，協同效果很差：步兵逼坦克衝鋒又不予以掩護，結果坦克被日軍全部擊毀；步兵失去坦克掩護後攻堅傷亡慘重，甚至出 現一個營部隊擠在一條街內被日軍堵住街口全部擊斃的悲劇。陳誠回顧上海圍攻未勝的教訓，認為“以5師之眾，對數千敵陸戰隊實行攻擊，竟未能奏效，實在是當 時部署種種不當的緣故”。史說回憶，“步兵與炮兵、戰車協同作戰的訓練從來沒做過”。德式裝備精銳師組建起來了，然而又不認真訓練，結果損失慘重，敗得十 分難看；其二，淞滬會戰尾聲中國軍隊全線撤退時，本來計劃撤到吳福線、錫澄線、乍嘉線和海嘉線一帶依託原有堅固國防工事，作持久抵抗，但當部隊進入工事 後，才發現混凝土用手可以捏碎，機槍射口大如門窗，各個碉堡間無交通壕連接，修建的300多個機槍掩體有一半不可用等等，甚至鬧出了部隊要進入工事一找不 到預備鑰匙二沒有工事圖紙的驚天大笑話，國民政府首都南京於是門戶大開，日後的南京保衛戰遂毫無意義。瞧，國防工事早就修築好了，能說沒有戰爭準備嗎？但 原先“堅固”的工事為何如此稀鬆？有人對此負責嗎？

實質上，九一八事變以後，作為南京國民政府最高領導人的蔣介石，對抗日並非沒有準備， 而是在全力以赴地時刻準備着，不過其準備抗戰的重心，不是放在如何着重在軍事上對抗日軍的侵略，而是放在“安內”上。在蔣介石看來，“安內”才是抗戰準備 的第一要務。請看，1931年11月30日，蔣在任命顧維鈞署理外交部長的訓詞中說：“攘外必先安內，一統方能禦侮，未有國不能一統而能取勝於外 者。”1932年12月14日，在《修明內政與整飭吏治》演說中說：“如果內部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抗外侮，而且是誘致外侮之媒”，“攘外定要先安內”。 1934年7月，在廬山對軍官訓練團所作的題為《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的講演中強調：“安內是攘外的唯一前提和必要的準備工作，現在禦侮救國、復興民族惟 一要道，就是先求國內的和平、安定、統一、集中。”國民政府的“第一責任”是“剿匪來安內”，“第二個責任”是“抗日來攘外”。

那麼，蔣 介石“安內”的對象是什麼呢？1932年12月14日，蔣介石在《修明內政與整飭吏治》演說中講：“我們要想攘外，必先安內。要求安內，必須看到我們內部 最大的不安是在什麼地方。第一，就是我們內部的政見不一致；第二，就是赤匪的紛擾。”1933年9月17日，在《愛民的精義與教民的宗旨》中提到安內的對 象，“第一是赤匪，第二就是一般反抗中央的軍閥。”關於“赤匪”，當然是指中共領導下的紅軍。其時，中共擁有十幾塊根據地和30多萬紅軍。至於“內部的政 見不一致”，主要指國民黨核心層的派系鬥爭。而“反抗中央的軍閥”，是指國民政府軍隊序列中那些占有地盤、擁兵自重的地方實力派。當然，經過1930年的 中原大戰，大軍閥不存在了，但各地如兩廣、西南諸省、山東、山西等地實力派軍閥依然把持一方，國民政府政令不暢，影響十分有限。

蔣介石將 “安內”作為抗戰準備的主要“國策”，當然有他的道理。第一，國內政治分裂，且“諸侯”割據，軍閥混戰，歷來是招致外族入侵的禍根，這一點，中國兩千多年 的皇權專制的歷史已經提供了足夠的慘痛的教訓；第二，政治統一和政治分裂，是中國歷代王朝更替期間反覆、輪迴出現的政治局面。而在政治分裂時期，各方處於 割據狀態的政治力量為了爭奪全國政權，通常是使用軍事手段消滅所有的對手之後才能實現其政治目標。因此，各方政治力量的生存法則是：或者消滅所有的對手奪 取全國政權，實現政治統一，或者被其他對手所消滅。尤其那些沒有能力消滅對手的地方軍閥勢力，地盤和軍隊就是他們生存的命根子。因此，在各方政治力量都將 其對手視為生死存亡的心腹大患時，反而會將外族侵略勢力視為“第二敵人”，或者視為可以協助其剷除國內對手的借用力量，甚至視為共同對付國內政治對手的同 盟。而這一切，往往都被外族侵略勢力視為可乘之機，即利用國內各方政治勢力的矛盾和衝突對國內反侵略力量進行滲透、利用、分化、瓦解、離間、收買、各個擊 破，從而達到侵略的目的。與此同時，由於國內各方政治力量往往將國內對手視為心腹大患，頭號大敵，而將外族入侵勢力視為“二號敵人”，可以利用的力量，甚 至暫時的同盟，所以在反侵略中不抵抗的有之，消極抵抗的有之，媚外、附外、盟外、甚至乾脆降外的有之，因而導致國內整個反侵略戰線處於四分五裂、內訌四 起、分崩離析甚至引狼入室的狀態，最終亡國；第三，對於當時的中國而言，無論是實現富國強兵的長遠國策，還是對付日本侵略者侵犯國土步步緊逼的救亡大計， 都必須在實現國內政治統一局面的前提下實施，才可能成功。

這就是蔣介石“先安內而後攘外”的道理所在。問題是，相對於日本侵華態勢的壓 力，國內分裂、內戰的壓力果然比前者大嗎？我們不妨來看看，雖然國民政府北伐以後基本實現了全國表面上的政治統一，但國內政治分裂和割據、內戰的因素對這 個政府努力實現的全國政治統一的目標，還構成了哪些威脅。

其一，中共的軍事割據。中共是國民黨的老對手了，是一股由現代政黨領導的政治力 量，具有無窮的政治潛力和軍事潛力，是國內和整個國民黨政府用武力爭奪全國政權的惟一政治軍事力量，它的政治目標不是破壞國民政府領導下的政治統一局面， 而是取而代之實現新的政治統一。因此，中共委實是整個國民黨政權的心腹大患。此患不除，蔣介石政府是無法全力以赴地對付日本人的；

其二， 國民黨核心層的派系之爭。國民黨派系糾葛的公開化，始於孫中山去世後的領導權之爭。隨着國民黨全國執政地位及“以黨治國”體制的確立，無論誰奪取黨內最高 權力，都意味着獲得國家政治權力。而國民黨的派系政治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指欲同蔣介石競爭、追求最高“黨權”的派系；另一類則是以蔣介石為核心而分立 競爭的派系。前一類派系主要活動於抗戰爆發前，後一類派系更多地表現為抗戰爆發後，隨着蔣介石統治地位的不斷鞏固而爭寵。（《汪精衛與國民黨的派系糾葛 ——以寧粵對峙為中心的考察》）而寧粵對峙，正是發生在九一八事變之前的1931年初。1931年2月，蔣介石扣押胡漢民，此舉引發反蔣各派在廣州另組國 民政府，形成嚴重的寧粵對峙局面，雙方一度劍拔弩張，幾乎動用武力解決爭端。經過和平會談，尤其在九一八事變引發的抗戰輿論的壓力下蔣介石宣布下野，成立 以孫科為行政院長的新政府，廣州國民政府宣告取消，雙方實現和解。寧粵對峙折射了作為執政黨的國民黨內部的政治危機：之一，國民黨雖然是現代政黨，但又傳 承了中國傳統政治鬥爭的基因——它和中國王朝更替的過渡時期的政治集團有着同樣的政治性質：這種政治集團內部的團結和統一，取決於一個能夠擺平集團內部各 方政治派別之爭的領袖人物；之二，蔣介石雖可勉強稱為這樣的領袖人物，但須有一個政治上的歷練和樹立威信過程。而在他黨內的領袖地位尚不穩定的時侯，國民 黨仍然存在着政治分裂和軍事內訌的巨大變數。寧粵對峙事件發生在九一八事變前後，說明面對日本侵華步驟的實施，蔣介石在黨內的領袖地位仍處於搖擺狀態，這 意味着國民黨核心層內部的權力之爭不僅可能引發黨內的政治分裂和軍事衝突，而且會導致國家的政治分裂和軍事衝突，使中央政府對全國抗戰的組織實施陷於崩 潰；之三，然而，國民黨畢竟是現代政黨，寧粵對峙的和平解決，說明了該黨核心層“團結一致，共御外侮”的大局意識仍能跨越派系利益。當然，蔣介石被迫下 野，這是促成和談的政治砝碼。不過，蔣的暫時下野，反而更加證明了蔣作為國民黨的領袖的不可或缺。隨着蔣介石在黨內地位的不斷鞏固，國民黨內部大規模的分 裂和軍事內訌的危機，已然化解。至於後來汪精衛從黨的核心層分裂出去另立日本人的傀儡政府，則是另一回事了；

其三，國民政府中地方實力派 占據地盤，政治上自成一體，軍事上擁兵自重，財政上把持一方，中央政府政令軍令因此不暢。儘管中原大戰後的地方實力派們已不敢和中央政府公然對抗，但千萬 不要小看這個“自成一體，擁兵自重”，“把持一方”，抗戰一旦打起來，如果地方軍隊都以保護“地盤”和“軍事實力”為第一要義，那麼中央政府對全國軍隊 “統一調度統一指揮”的戰略部署就要落空，還有多少軍隊真正去打仗？在這個問題上最典型的例子恐怕要算張學良、宋哲元和韓復榘了。

蕭文說 張學良持有強烈的民族主義立場，但九一八事變中東北軍為什麼不戰而退，至今仍是一個懸案。目前由蔣介石向其下達不抵抗命令的說法已經不能成立，而張本人在 其晚年也多次公開表示不抵抗命令是他自己下達的。理由是什麼呢？《炎黃春秋》2004年第一期刊登了曾景忠《張學良自述：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一文，其中 披露：“1990年，日本廣播協會採訪張學良時，張學良說：九一八事變時，‘我認為日本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悖，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這個事件能和平 解決……我對‘九一八事變’判斷錯了。’‘是我自己不想擴大事件，採取了不抵抗政策。’‘當時沒想到日本人會大規模地進攻，所以判斷，不可乘日本軍部的挑 悖而擴大事件。’‘到現在有很多學者認為是中央政府下達過不抵抗指示。’‘中央怎能為我負這個責任呢？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中 央政府。’”華人歷史學家唐德剛在記錄張學良的口述歷史時，張也反覆強調：“那個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謂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衝突，他來挑 悖，你離開他，躲開他。”他解釋當時他為什麼下令不抵抗：因為過去對日本的挑悖，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當時也是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東北 那麼大的事情，我沒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沒有想到日本人敢那樣來（指用武力侵占整個東北——引者注）我對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報也不夠，我作 為一個封疆大吏，我要負這個責任。”當時果真是張學良對日本侵占整個東四省的意圖沒有看透嗎？據張學良自傳體著作《雜憶隨感漫錄》回憶：“約在十點卅分 許，來人報告瀋陽有長途電話，榮參謀長請我說話，有緊急事項，我立刻辭藍公使歸返。榮對我說：有日本鐵道守備隊約一中隊，向我北大營營團射擊，日本附屬地 的日本駐軍亦集結活動。我囑切戒我軍勿亂動，速與日本顧問妹尾、柴山向日方高級將領交涉制止，由交涉者即向日本林總領事處接洽交涉……天曉之後，除報告政 府請示外，我派員向日本北平使館矢野代辦交涉，彼答以不知其詳。”如果事變之初張學良接到報告後對關東軍的意圖判斷不明，認為仍是一般性的挑釁，但幾天以 後日軍侵占整個東北的意圖已經十分清楚時，張學良又是什麼態度呢？9月22日，張學良得悉日軍有向哈爾濱推進之勢，致電東省特區長官公署轉護路軍司令部 說：“頃聞日軍有向哈埠推進之訊，如果屬實，仰相機應付。維彼不向我軍壓迫，我應力持鎮定；萬一有向我軍施行壓迫之動作，該部應即避免衝突，暫向安全地帶 退避，以保安全。”（《張學良全集》，香港同澤出版社1996年版，第497頁）。此電雖無“不抵抗”之詞，但內容與“不抵抗”並無二致。12月21日， 日軍分三路進攻遼西重鎮錦州，張學良仍無堅決抵抗打算。同日，他致電第一軍司令于學忠，電稱：“近當日本進攻錦州，理應防禦，但如目前政府方針未定，自不 能以錦州之軍固守，應使撤進關內”（《張學良文集》，第556頁。）25日，南京國民政府電令張學良“應盡力之所能及，積極抵抗”。在此情況下，東北軍曾 與日軍有所交手，但仍於1932年1月2日放棄錦州，退入關內。可見，當時張學良並非沒有看清日軍侵占整個東北的意圖，這個意圖在日軍的軍事行動中已經相 當清楚了，但張就是不抵抗，直至違抗中央政府的命令。東北易幟後，張學良仍是“東北王”，在政治、軍事、財政上仍保留了相當的獨立性，中央政府甚至調動不 了東北軍的一兵一卒。中原大戰後，中央政府又讓張學良經營華北。如此，張學良不抵抗的真實動機看來只能這樣解釋：怯戰和保存實力。

再看宋 哲元。1933年，宋哲元的第二十九軍在長城抗戰中奮勇殺敵，宋哲元也成就一代抗日名將。1935年6月，迫於日本的壓力，《何梅協定》簽訂，蔣系中央軍 關麟征、黃杰等部撤出平津地區。在日本人的操控施壓下，具有半獨立性質的“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二十九軍坐鎮平津地區。宋哲元一身兼任二十九軍軍長、冀 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冀察綏靖公署主任等三項要職，冀察兩省與平津兩市一切政務、軍務，統歸宋哲元一人節制。宋氏政權對中央政府取得一定的獨立性後，宋哲 元的“地盤意識”開始膨脹，他利用地方財政收入及截留中央收入的關稅、鹽稅、統稅、鐵路交通稅等錢財，以準備抗戰為名，以各種名目擴軍，並通過種種理由和 方式向國外購買軍火。到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其部下已有4個步兵師、一個騎兵師、兩個保安旅、一個獨立旅、一個特務旅，共五師四旅的兵力。然而，當七 七事變爆發後，宋哲元卻數次違背中央政府抵抗日軍命令，私下和日方談判求和，企望以對日妥協繼續維持自己在華北的“半獨立”王國。比如7月9日，蔣介石采 取積極軍事反擊的決心已定，在迅速調兵遣將的同時，於廬山牯嶺海寒寺致電宋哲元，告已調第二十六路軍總指揮孫連仲部兩個師、龐炳勛部及高桂滋部開赴保定、 石家莊一線助戰。並警告宋哲元放棄固執、幼稚的幻想，儘快從沉醉的迷夢中醒來，速到保定指揮戰事，嚴令“守土應具必死決戰之決心與積極準備之精神相應付。 至談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慣技，務須不喪失絲毫主權為原則。”（《蔣介石年譜》）然而，宋哲元卻不顧中央數次電令命其去保定相機指揮對日抵抗，卻與鄧哲熙等 幕僚於7月11日化裝趕到了天津，和日本人談判求和，並於12日匆忙對外發表談話：“此次盧溝橋事件發生，實為東亞之不幸，局部之衝突，能隨時解決，尚為 不幸中之大幸。……希望負責者以東亞大局為重。若只知個人利益，則國家有興有亡，興亡之數，殊非盡為吾人所能意料。”（《七七事變——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 爭親歷記》，第51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出版。）7月13日，蔣介石再次致電宋哲元，嚴明而又措辭強硬地指出“盧案必不能和平解決……中正已決心 運用全力抗戰，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以保持我國家與個人之人格……此次勝敗，全在兄與中央共同一致，無論和戰，萬勿單獨進行。不稍予敵方以各個擊破之隙， 則最後勝算必為我方所操。請兄堅持到底，處處固守，時時嚴防，毫無退讓餘地。今日對倭之事，唯能團結內部，激勵軍心，絕對與中央一致，勿受敵欺則勝矣。” （《七七事變與平津作戰》，載《抗日戰史》，第五章，台灣“國防部”史政局編）對此指令，宋哲元不屑一顧，來了個反其道而行之。竟下令自14日起北寧鐵路 正常運行，取消北平戒嚴，嚴禁二十九軍與日軍摩擦，並釋放雙方交戰中被俘的數十名日軍官兵。直到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抗戰演講、國民政府並於同日緊 急撥發300萬發子彈與大批武器裝備運往二十九軍，命令孫連仲統率的第二十六軍、商震第三十二軍、龐炳勛第四十軍及國民黨中央嫡系李默庵第十師、關麟征第 二十五師、劉勘第八十三師等部隊立即開拔，沿平漢、津浦路北上，火速推進至保定與石家莊一線布防，協同二十九軍與日軍決一死戰時，宋哲元仍於18日偕張自 忠初次會見了新上任的日本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回歸後當即對人表示：“談得很好，和平解決已無問題。”（《七七事變——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 第51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出版。）7月19日，宋哲元回到北平後，擅自下令拆除北平城內各通衢路口準備巷戰的防禦工事，將關閉數日的各道城門全 部打開，放棄一切警戒，命令各部擱置備戰計劃，向城外增兵的軍隊立即撤退，電請已火速北上的中央軍孫連仲、萬福麟、龐炳勛等部停止前進，將主戰甚力的馮治 安師與主和的趙登禹師換防，以為日軍做出“求和”的榜樣。令宋哲元沒有想到的是，這個時候，日本駐朝鮮的第二十師團近萬人已悄然開抵唐山、天津，並在塘沽 卸下10萬噸軍火。日本關東軍三個旅團，已相繼秘密調入華北，21日抵達豐臺，完成了圍攻平津的軍事戰略部署。另外日軍8個師團約16萬人正日夜兼程沿不 同路線向平津撲來。直到7月25日日軍攻擊廊坊、26日廊坊淪陷，宋哲元的和平幻想徹底破滅，才轉為對日抵抗。所幸的是，宋哲元最終沒有在錯誤的道路上走 下去，懸崖勒馬，繼續抗日，保住了自己的民族氣節。

然而，韓復榘就沒有宋哲元的“運氣”了。中原大戰前因棄馮（玉祥）投蔣，韓復榘被蔣介 石倚重，在中原大戰中又為蔣立下戰功。同年9月，韓復榘被任命為山東省政府主席。此後，便開始經營山東，排擠蔣在山東的勢力。由此韓復榘使山東省成為了強 有力的自治區域，弱化了國民政府中央對山東省的統治。西安事變，韓通電支持張學良、楊虎城逼蔣抗日，韓蔣矛盾加深。1937年7月抗戰爆發，10月韓復榘 出任第3集團軍總司令兼第5戰區副司令長官。韓復榘自感是蔣介石捨棄的棋子，因此當日軍推進到山東時，韓復榘面對日軍的咄咄逼近，為了給自己的嫡系部隊保 留實力，幾乎是不戰而退，主動放棄了黃河泰山的天險，幾日之內便棄守了原本預計可守數周的黃河防線。1938年1月11日，韓復榘在到開封出席軍事會議時 遭到逮捕，隨後被押往漢口收監。同月24日，韓復榘被以違反命令擅自撤退的罪名，由蔣介石下命令處決。蔣介石殺韓固然有排除異已的因素，但韓的悲劇，最終 歸因他的“割據意識”導致的對日不抵抗。

可見，蔣介石將“安內攘外”作為抗戰的準備工作中心，對於當時作為中國惟一的合法政府而言，具有 相當大的正當性，也就是說，這部分正當性來自於對民族利益的考慮。然而，“安內攘外”的基本政策還有相當大的非正當性，這些非正當性則來自於執政黨和執政 者的政治私利，即將統治集團的政治私利凌駕於民族利益之上。下面不妨看看這些“政治私利”表現在哪些方面。

其一，在中國皇權專制時代，舉 凡在國家政治分裂期間用武力消滅所有政治對手從而實現國家政治統一的政治集團，都無一例外地將其政治私利擺在第一位，然後才談得上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因 此，國民黨和中共之間爭奪全國政權的軍事鬥爭，雙方同樣是把自己的政治私利擺在第一位，即具有同樣的政治目標：獨霸全部國家權力。然而，中國抗戰前夕，取 得全國政權的國民黨對以武裝割據方式與之爭奪全國政權的中共實施軍事圍剿，其性質和中國皇權時代各方政治集團武力爭奪政權的性質又有重大的時代區別。在皇 權時代，國家分裂時期各方政治集團武力對決之後由最終勝出的一方奪取全部國家政權，是國家由分裂走向統一的惟一歷史路徑；但從辛亥革命以後，由建立現代民 主憲政政體以和平方式結束國家的政治分裂局面，實現國家的政治統一，已經成為可能的歷史路徑。因此，在人類現代政治文明大潮滾滾向前的二十世紀，國共兩黨 仍用武力爭奪全國政權，實在是對辛亥革命的歷史倒退。在這個意義上，國民黨用武力消滅共產黨，並以此作為抗戰準備的中心政策，實在含有將一黨私利置於民族 利益之上的成分。尤其是中共作為現代政黨提出國共合作以抗日民族統一陣線的聯合方式共御外侮時，國民黨政權仍然堅持內戰，則其一黨私利的表現則更加分明 了。當然，對中共而言，在提出抗日民族統一陣線及進行該黨自主獨立的抗日鬥爭方式時，也決非全部從民族利益考慮，而絲毫沒有一黨私利的考慮。也就是說，當 中共領導的政治軍事力量暫時放棄爭奪政權的政治目標，轉向以反抗侵略、民族解放為目標，並的確成為抗日戰爭中一支重要力量時，再繼續剿共，則是將一黨私利 置於民族利益之上了。當然，蔣介石在全面抗戰前夕終於結束了內戰，實現了國共合作，共同抗日，這是將一黨私利置於民族利益之下，儘管有被逼的成分，但仍然 是值得肯定的。不過，在抗戰中，國共兩黨為各自政治利益，時有置大敵不顧而“對掐”的舉動，則是親痛仇快的蠢事，歷史是不會原諒的。至於主要責任在誰，責 任誰大誰小，雙方各執一詞，情形極為複雜，本文不加分析；

其二，在國民黨核心層內的權力鬥爭上，蔣介石的確有相當強烈的領袖慾望，即權力 欲望，而為了滿足權力私慾而不擇手段，對蔣而言則是家常便飯。因此，在國民黨內部派系傾軋和政治分裂問題上，蔣介石是負有重要責任的。不過，在外敵入侵、 國家面臨危亡的關頭，蔣尚能進退有據，拿捏分寸，顧全大局。因此，在抗戰中國民黨尚能團結統一，一致對外，蔣仍功不可沒。

其三，北伐前 後，蔣介石對各路地方軍閥的基本方針，是“收服”，而不是徹底“征服”或乾脆消滅。因此，這些地方實力派仍能保留自己的地盤、軍隊和財政，也時時能為了地 盤、軍事實力和財政而和蔣介石的中央政府和中央軍叫板甚至開打。因此，在國民黨政權的黨、政、軍序列的各個派系中，的確存在着與蔣親疏遠近的關係，尤其軍 隊派系，被劃分為蔣的“嫡系”和“非嫡系”，蔣的“中央軍”和地方實力派軍隊。而蔣“厚此而薄彼”，處處提防“地方實力派”坐大而和他分庭抗禮，也確是事 實。然而，在長期的經營中，蔣也有他的兩難之處：如果不建立起自己的嫡系部隊，並使之具有相當的實力，則可能被地方實力派吃掉，因此，為了自保，他必須 “厚此而薄彼”；然而，正是由於他的“厚此薄彼”，並處處防範、打擊地方實力派的“坐大”，又引起地方實力派們強烈的不滿和反抗，從而使整個國民黨政府軍 隊內部產生了極強的離心力。大敵當前，如何化解這種離心力，淞滬會戰就是蔣作出的表率，這顯然是最有效的方法。在整個抗戰過程中，雖然蔣仍時有“厚此薄 彼”之舉，但整體而言，在中央軍作出表率、化解軍隊內部派系矛盾和對中央的離心力方面，蔣做得還是不錯的，在軍隊如何擺脫“軍閥化”增進“國家化”方面， 是有值得借鑑之處的。

綜上所述，我以為，“外戰”未打，“內戰”先行，以致抗戰準備中的“安內”第一，“攘外”第二，才是抗戰中最深刻、 也是最令人痛心的教訓。這條教訓直至今天，我們都沒有深刻反省，認真記取。國家分裂時期各方政治力量以武力消滅對方，直至奪取全國政權，固然是重新實現政 治統一的歷史路徑，但由此實現的國家政治統一則毫無例外地成為專制政體，因為以暴力奪取政權的政治統治者必然以暴力維繫政權，實現統一，而這種以強權和暴 力維繫的專制制度，則是導致下一輪分裂和內戰的淵藪。這就是中國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留給抗日戰爭的歷史遺產。所幸的是，國內各種政治力量（投降日本的漢奸 政權除外）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總算攜起手來，共同抗敵，這也是中國抗日戰爭所具有的時代意義。遺憾的是，抗戰勝利，內戰接踵而來，前進着的歷史仿佛又踏 着原路倒轉回來。總之，只有各方政治力量在遵守同一部憲法的前提下和平地競爭執政地位，並由國家的全體選民來定奪，才能最終消除以武力爭奪政權並導致專制 政體以及統一和分裂反覆輪迴的歷史基因。直到那時，當我們再次面對外侮時，才不必要“攘外必先安內”，才可能“萬眾一心共築抗戰長城”。

最 後要說的是：蕭功秦先生此文是針對當前國內的確存在的“虛驕的民族主義”思潮，試圖從歷史上中日戰爭中那些同樣類型的“虛驕的民族主義”引發的歷史教訓， 來引起反思和警惕，防止眼下過激的民族主義再起禍端。我以為，兩個時代的“民族主義”沒有可比性，因而以前者反思、告誡後者，是不恰當的。理由上文已詳 述。而對於日本而言，當年其經過半個多世紀舉國經營的“大陸政策”，是日本整個民族的一個根本的歷史錯誤。我相信，日本已從這個巨大的不可原諒的歷史錯誤 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訓，它不會重犯這個錯誤。原因當然不僅僅是它在二戰中慘敗，付出了極其沉重的代價，更重要的則是，在全球資本主義殖民地民族獨立的浪潮 中，以主權國家為標誌的現代民族國家體制，已經在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家中相繼建立，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已建立並逐步完善。在這種情況下，仍以武力侵 占別國領土的方式擴大本國經濟發展的生存空間，已經被歷史所淘汰。而各國資本對國際市場的占有和競爭，也逐步擺脫了訴諸武力對外擴張和建立殖民地的原始方 式。相反，這種占有和競爭越來越依賴技術革命和知識經濟。而今天的日本，正是認準了這條道路。因此，把當今的日本依然看作明治維新至二戰時期的日本，正是 當今中國過激民族主義的“虛驕”之處，而把抗戰時期的“民族主義”與今天國內的“民族主義”混為一談，也同樣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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