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胡適雖然點出了斯矮子的蘇俄是可怕的侵略勢力，但是文中沒看到
中國如何對應斯矮子與黃俄毛共策略，找原文也須時間。
對強倭，胡適策略，低調，不輕易開戰拖時間，開戰後，則苦撐待變。
對強俄，不知有無棄外蒙保中原的念頭，但以當時論，猜沒有勸蔣公棄外蒙保中原的漢奸念頭。
這場辯論前，斯矮子還沒有全面動員支持在東北林小匪的匪軍，3個月後，斯矮子全面動員，
9個月後，林小匪在斯矮子全面支持下發動東北大戰。
智效民：1948年的爭論與胡適對蘇聯的認識過程
發布時間:2010-01-20 18:31 作者:智效民 字號：大 中 小 點擊: 1170次
1948年，正當國共兩黨在大陸上進行最後決戰的時候，學術界爆發了一場“如何看待國際形勢，如何對待蘇聯”的爭論。胡適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蘇聯已經成為一支“很可怕的侵略勢力”。他的這一判斷，一方面與當時蘇聯的所作所為有關，另一方面則來自個人的親身經歷。事實上，早在1925年徐志摩與張奚若在《晨報副刊》發動“蘇俄問題大討論”的時候，胡適對蘇聯還是充滿理解與同情。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和認識的深入，他發現這個極權制度不僅束縛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壓制了自由民主的追求，還把國際政治納入斯大林的策略之下，從而影響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如何接受歷史教訓，防止德國、日本侵略勢力復活，是整個世界最關心、最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遺憾的是，由於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的分歧，國際社會已經分裂為“兩個世界”。與此同時，經歷了八年抗戰並且深受戰爭創傷的中國，不僅沒有迎來一個和平民主的新局面，反而是陷入內戰的深淵。這一切，都與奉行極權主義的蘇聯有關。1948年年初，當中國共產黨在內戰中由“戰略防禦”轉向“戰略進攻”（毛澤東語）的時候，武漢大學校長周鯁生寫了一篇文章為蘇聯辯護。為此，胡適以公開信的方式作了回應，從而引發了一場關於如何看待世界形勢、如何看待蘇聯的爭論。這場爭論對於進一步研究胡適的思想、了解當時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的選擇和近代中國的命運，具有重要意義。但由於這場爭論涉及到一些比較敏感的問題，因此時至今日，中國大陸的學術界對這場爭論還很少有人研究[①]。
一、從胡適的一封迭信說起
去年夏天，收藏界的一位朋友給我看了胡適的一封迭信。這封信是寫給王世傑（字雪艇）的。信的全文如下——
雪艇吾兄：
前幾天看了鯁生兄的一篇文字，我很感覺奇怪，故寫了一封信，現由獨立時論社發給五十多家報館發表。
此文是為一般讀者寫的，不是對鯁生說的。此文下半竟好像是“胡適之哀告蘇俄”了！（對牛彈琴！）
我把此文寄給老兄，也很盼望着老兄的指示。
老實說，我近兩三年來很有點“反俄”。
將來我還想寫一篇文字講“對日和約”的問題。我曾向老兄說過，我不贊成我們堅持否決權。老兄說的理由，還不能叫我心服。
匆匆敬祝 雙安
弟胡適敬上
卅七，一，廿三下午[②]
查胡適當天日記，有“寫信給周鯁生、王雪艇”[③]的記錄。日記雖然簡單，但是寫給周鯁生的那封公開信[④]卻非常重要。該信不僅表達了胡適對當時國際形勢的基本看法，也道出了他對中國命運的無比擔憂。
三天后，即1948年1月26日，王世傑在日記中寫道：“接胡適之一信，示我以彼對國際形勢之論文，意在駁斥周鯁生所發表之文字。適之自此將開始其‘反蘇’之論戰。”[⑤]
周鯁生（1889-1971），湖南長沙人。他17歲留學日本，入早稻田大學，其間參加了同盟會；辛亥革命前回國，在漢口參與創辦《民國日報》；1913年赴英國愛丁堡大學，獲博士學位；後來又進入法國巴黎大學深造，獲法國國家法學博士學位。1921年回國後擔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總編輯，翌年秋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政治系主任；1926年赴廣州參加北伐，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任東南大學教授兼政治系主任；隨後與李四光、王世傑創辦武漢大學，任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教務長；1939年赴美國講學，1945年回國後擔任武漢大學校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外交部顧問、外交學會副會長等職，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文化大革命中去世。
胡適把反駁周鯁生的事告訴王世傑，可能基於兩個原因：第一，當時王世傑是外交部長，正在處理對日和約等問題，而周鯁生和胡適的文章，都涉及到這件事；第二，王世傑曾是《現代評論》的主要發起人和撰稿人，又是國立武漢大學第一任校長，與胡、周二人關係密切。周鯁生在學校事務上遇到麻煩，要與王世傑商量；蔣介石想請胡適擔任考試院院長、國府委員，甚至競選總統，也要通過王世傑去做工作。
比如王世傑在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二月九日日記中寫道：
晚間周鯁生來談武漢大學風潮事。予意為防止學校風紀日趨惡劣起見，應決心整頓，開除若干學生。鯁生亦不反對。
適之託傅孟真轉復蔣先生，謂彼不入政府則能為政府之一助力；並謂此次改組政府仍應多就國民黨黨內人才設法。彼反對宋子文，主張以孫哲生為院長。[⑥]
不久王世傑到北平見到胡適，他在二月二十日的日記寫道：
昨晚與胡適之長談。彼不願接受蔣先生之邀約，拒絕擔任考試院院長，亦不願任未來國民政府委員會委員。予以其用意在保持獨立地位以便隨時為政府助，故未強勸。[⑦]
對此，胡適在1948年3月30日日記中也有記載：
下午三點，王雪艇傳來蔣主席的話，使我感覺百分不安。
蔣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競選總統，而提我為總統候選人。他自己願意做行政院長。
我承認這是一個很聰明，很偉大的見解，可以一新國內外的耳目。我也承認蔣公是很誠懇的。
他說：“請適之先生拿出勇氣來。”
但我實無此勇氣！[⑧]
第二天，胡適就此事向周鯁生徵求意見，並與王、周二人長談三個多小時。為此他在日記中寫道：
八點，約周鯁生來談，把昨天的話告訴他。請他替我想想。
午後與雪艇、鯁生談了三點多鐘。我不敢接受，因為我真沒有自信心。
晚上八點一刻，雪艇來討回信，我接受了。此是一個很偉大的意思，只可惜我沒有多大自信力。故我說：第一，請他考慮更適當的人選。第二，如有困難，如有阻力，請他立即取消：“他對我完全沒有諾言的責任。”[⑨]
從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胡適與王世傑、周鯁生確實是推心置腹的好朋友。
二、周鯁生的基本觀點
既然如此，為什麼胡適會說：“看了鯁生兄的一篇文字，我很感覺奇怪”，並寫公開信反駁他呢？
這篇文字的標題是〈歷史要重演嗎？〉，發表在民國三十七（1948）年二月十九日的《中央周刊》上。該文首先回顧了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歷史教訓。文章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方民主國家為防止軍國主義復活，與德國簽訂了凡爾賽和約。但是條約剛剛成立，國際輿論便開始同情起德國來：一方面，大家認為和約的條款太苛刻，不公平，甚至根本無法實行；另一方面，基於經濟利益和政治均勢的考慮，一些國家不是切實地執行和約，而是“以抑制盟邦、扶持敵國為國策”。這就使德國獲得經濟軍事復興的機會。等到希特勒上台以後，“新德意志軍國主義的基礎早已奠定”，但是“保守主義的西歐政治家尚不省悟歐洲新威脅出現的可怕”，而是時時刻刻想利用德國抵制蘇聯，結果是終於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西方民主國家多年來對德政策的矛盾和錯誤，在這裡暴露無遺。
在回顧歷史的基礎上，該文尖銳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已經兩年多，而主要的對德對日兩和約到現在還沒有訂成。表面上很多的時光消磨於外長會議關於召開和會起草和約之程序問題的爭論，骨子裡則是列強對德對日政策的分歧。”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局面呢？文章認為這是由於“人們以為今後歐洲的危險，在於蘇聯之向外發展的野心；……於是他們認為西方民主國家的利益，不在極端削弱德國而在扶持民主的德意志復興。”
接下來作者又分析了戰後的亞洲形勢。文章說：人們普遍認為，二戰結束後美國元帥麥克阿瑟管理日本是成功的，大家對日本政治經濟的發展相當滿意，但是對中國的現狀卻非常失望。美國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本來想把中國當成穩定亞洲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是在戰爭勝利之後，中國卻陷入了經濟危機和內戰漩渦。於是人們“懷疑在最近的將來，是否能期待一個強有力的統一的民主的中國出現。是否能靠中國作遠東安定的勢力。”在這種情況下，“西方民主國家，為防止蘇聯向外政策活躍於遠東”，便自然想到了“戰前他們曾經倚重過，而戰敗後仍認為值得扶持的日本。”
基於上述分析，作者提出這“是不是又要蹈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對德政策之覆轍呢？”
在這篇文章中，周鯁生還談到德國在第一次次世界大戰後不到二十年時間就成為一支可怕的侵略勢力，英美兩國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同樣，九一八事變和七七事變爆發後，兩國的保守主義人士基於“牽制蘇聯”的考慮，寧肯“犧牲中國領土主權亦在所不惜”。沒想到蘇聯在1939年與德國實現妥協，1941年又與日本簽訂條約，從而使這三個國家幾乎形成聯合陣線，這也是一個嚴重的歷史教訓。
文章最後指出：聯合國的根本任務是防止侵略勢力的復活。為此，不但要解除德日兩國的武裝，還要“徹底消滅他們的文化上政治上及經濟上一切可以助長侵略勢力的因素”。至於“美國和蘇聯之間的對立局面，則可以通過外交途徑來解決。”[⑩]
三、胡適不同意周鯁生的看法
胡適看到周鯁生的文章後，感到非常驚訝，沒有想到“我們兩個老朋友對國際局勢的觀察竟相隔離如此之遠” ，[11]所以他立刻寫了一篇文章。該文的標題是：〈國際形勢里的兩個問題——給周鯁生先生的一封信〉，並“由獨立時論社發給五十多家報館發表”，與周進行辯論。
在第一個問題里，胡適根據和約談判的進程，對西方民主國家有如下三個判斷：
一、民主國家並沒有放棄防止德日侵略勢力復活的根本政策。
二、因為德日侵略勢力根本不可能復活，所以不存在西方國家扶持兩國抵制蘇聯的問題。
三、所謂“防止德日復興”，應該是防止兩國武裝與侵略勢力的復活，而不是剝奪兩國人民享受和平幸福生活的權利。因此，讓他們保留一部分工業，使他們可以養活自己，是應該的。
在第二個問題中，胡適針對周鯁生所謂“在聯合國列強中間尚沒有真正像戰前德意志、日本那樣好戰的侵略勢力”的判斷，簡略地談了自己對蘇聯的認識過程。
他寫道：我是一個深信和平主義的人，知道中蘇兩國有世界上最長的共同邊界，因此我向來對蘇聯抱着很大的熱望，希望它能“愛好和平到不恤任何代價”的程度。事實上，我認為無論是1918年蘇俄和德國簽訂〈布雷斯特李托烏斯克和約〉，[12]還是1939年兩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蘇聯“都可以說是‘愛好和平到不恤任何代價’的表示”。然而，1939年9月以後發生的波蘭被瓜分、芬蘭被侵略等事件，使我對蘇聯開始產生懷疑。即使如此，我還是不願意從壞的方面去想它。因此直到1941年年底，我還在美國政治學會年會上說：“我夢想中蘇兩國的邊界，能依照美國和加拿大之間的邊界的好榜樣，不用一個士兵防守”。後來，這句話還被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和周鯁生等人引用。但是到二戰結束前後，“雅爾塔秘密協議的消息，中蘇條約的逼訂，整個東三省的被拆洗，——這許多事件逼人而來。鐵幕籠罩住了外蒙古、北朝鮮、旅順、大連。我們且不談中歐與巴爾幹。單看我們中國這兩三年之中從蘇聯手裡吃的虧，受的侵害，——老兄，我不能不承認這一大堆冷酷的事實，不能不拋棄我二十多年對‘新俄’的夢想，不能不說蘇俄已變成了一個很可怕的侵略勢力。”胡適最後指出：幾年前我們曾親眼看到西方民主社會對蘇聯是那樣真誠，那樣友好；但如今它卻成一個可怕的侵略勢力，這“真是蘇俄自己的絕大不幸，自己的絕大損失了。”[13]
四、胡適早年對蘇俄的看法
胡適與周鯁生的這次爭論，讓人想起早在1925年10月徐志摩主持《晨報副刊》的時候，就和張奚若發起一場“仇俄友俄大討論”。這次論戰是由北大教授陳啟修的一篇文章引起的。陳文的題目是〈帝國主義有白色和赤色之別嗎？〉。為此，張奚若首先寫下〈蘇俄究竟是不是我們的朋友？〉作為響應。張奚若在文章中說，他之所以反對蘇俄，是因為“帝國主義的國家僅僅吸取了我們的資財，桎梏我們的手足，蘇俄竟然收買了我們的良心，腐蝕了我們的靈魂；帝國主義只想愚弄我們的官僚和軍人，蘇俄竟然愚弄我們的青年和學者；歐戰後，帝國主義的國家還唱尊重我們地土主權的口頭禪，蘇俄竟然羌無原故地占據了我們的外蒙古（他們的中國朋友還要替他們解釋說應該占據）；帝國主義的國家僅暗中幫助我們的吳佩孚張作霖（，）蘇俄竟明目張胆的在廣東做我們的高級軍官和外交官！”寫到這裡，張奚若無比憤怒地責問：蘇俄“以自私自利的本心，用強暴惡劣的手段，在這個毫無自衛力的國家裡橫行無忌，‘如入無人之境’，還要說他不是我們的敵人！我倒要問問不是敵人是甚麼？”[14]
張奚若早年曾參加辛亥革命，主編過《政治學報》，他和徐志摩都是胡適的好朋友。當時他剛從海外留學歸來，就應邀成為《晨報副刊》的主要撰稿人。徐志摩說他“是一位有名的炮手”，是一個“硬人”，從這篇文章亦可見其一斑。該文發表後，參加論戰的人很多，其中包括梁啓超、丁文江、陶孟和、張慰慈、錢端升、李璜、常燕生、陳翰笙、江紹原、劉侃元、張榮福、胡石青等知識界名流。爭論到最後，居然發生所謂“北京群眾”火燒晨報館事件。為此，胡適曾給陳獨秀寫過一封信，強調大家應該懂得“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的“爭自由的唯一原理”，從而營造一種容忍異己的社會氛圍。否則，“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壁壘森嚴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怕沒有立足容身之地了。”[15]儘管如此，當時胡適並沒有參與這次大討論。
胡適為什麼沒有參加這次討論呢？直到第二年，胡適赴英國參加中英庚款委員會會議路過蘇聯時，才在寫給張慰慈的信中透露中了其中緣由。
張慰慈既是胡適的好朋友，又是著名政治學家，因此胡適連續給他寫了三封信談到蘇聯問題。在第一封信中，胡適簡單談了自己初到蘇聯的感受。他說：中國的“新政客”除了不研究問題、不延攬人才外，還有一個大毛病，就是沒有理想，沒有理想主義。[16]
在第二封信中，胡適說他到蘇聯已經三天，在參觀中很受感動。他表示：“我的感想與志摩不同。此間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說有理想與理想主義的政治家；他們的理想也許有我們愛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贊同的，但他們的意志的專篤（Seriousness of purpose），卻是我們不能不十分頂禮佩服的。他們在此做一個空前的偉大政治新試驗；他們有理想，有計劃，有絕對的信心，只此三項已足使我們愧死。”正因為這樣，他還發出如下的感慨：“我們這個醉生夢死的民族怎麼配批評蘇俄！”此外他還說：蘇俄雖然是個獨裁國家，但是從教育統計來看，他們是在用力辦教育的。如果按照這個趨勢認真做下去，這種獨裁專制可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民治制度”。[17]
在第三封信中，胡適繼續對張慰慈說：“我這兩天讀了一些關於蘇俄的統計材料，覺得我前日信上所說的話不為過當。我是一個實驗主義者，對於蘇俄之大規模的政治試驗，不能不表示佩服。凡試驗與淺嘗不同。試驗必須有一個假定的計劃（理想）作方針，還要想出種種方法來使這個計劃可以見於實施。在世界政治史上，從不曾有過這樣大規模的‘烏托邦’計劃居然有實地試驗的機會。”此外，他還談到一年前沒有參加“仇俄友俄大討論”的理由。他寫道：
去年許多朋友要我加入“反赤化”的討論，我所以遲疑甚久，始終不加入者，根本上只因我的實驗主義不容我否認這種政治試驗的正當，更不容我以耳為目，附和傳統的見解與狹窄的成見。我這回不能久住俄國，不能細細觀察調查，甚是恨事。但我所見已足使我心悅誠服地承認這是一個有理想，有計劃，有方法的大政治試驗。我們的朋友們，尤其是研究政治思想與制度的朋友們，至少應該承認蘇俄有作這種政治試驗的權利，我們應該承認這種試驗正與我們試作白話詩，或美國試驗委員會制與經理制的城市政府有同樣的正當。這是最低限度的實驗主義的態度。
至於這個試驗的成績如何，這個問題須有事實上的答案，決不可隨便信任感情與成見。還有許多不可避免的困難，也應該撇開；如革命的時期，如一九二一年的大災，皆不能不撇開。一九二二年以來的成績是應該研究的。我這回如不能回到俄國，將來回國之後，很想組織一個俄國考察團，邀一班政治經濟學者及教育家同來作一較長期的考察。
總之，許多少年人的“盲從”固然不好，然而許多學者們的“武斷”也是不好的。……[18]
五、“向西去”改變了胡適的看法
胡適在莫斯科僅僅停留三天，便經過歐洲大陸到達英國。會議結束以後，他曾在西歐逗留數月。在此期間，他給徐志摩寫過兩封信，談了出國以後的一些感想。
在第一封信，胡適對徐志摩說：這次出國，有許多反省的時間，使他一方面感到沮喪，一方面感到興奮。沮喪的是：回國九年來，既不知道幹了些什麼，也不知道成績何在，就連辦了一年多的《努力》以及“幾個朋友談了幾個月的反赤化”，也覺得“淺薄無聊”。興奮的是：他在莫斯科呆了三天，卻感到那裡的人“真有一種‘認真’‘發憤有為’的氣象。”於是他覺得“我們應該發憤振作一番，鼓起一點精神來擔當大事，要嚴肅地做個人，認真地做點事，方才可以對得住我們現在的地位。”此外，他還談到不應該學英國人的懶散和敷衍，應該學習德國和日本的奮發有為。[19]
在第二封信中，胡適與徐志摩進一步討論了蘇俄問題。他把徐志摩對蘇俄“這種政治試驗”的質疑歸納為四個方面：
第一，蘇俄的烏托邦理想“在學理上有無充分的根據，在事實上有無實現的可能？”
第二，他們的方法對不對？
第三，這種辦法有無普遍性？
第四，“難道就沒有比較平和，比較犧牲小些的路徑不成？”
關於第一點，胡適根據自己對蘇聯的了解，向徐志摩介紹說：“他們根本上就不承認你心裡所謂‘學理’，這卻也不是蠻勁。”對於蘇聯的這種態度和看法，胡適是深表同情的。他說：“本來周公制禮未必就恰合周婆的脾胃，我們也就不應該拿周公的學理來壓服周婆。平心說來，這個世界上有幾個制度是‘在學理上有充分的根據’的？”至於事實上的可能，那應該由事實來說話，“我們不能單靠我們的成見就武斷社會主義制度之下不能有偉大的生產力。”
關於第二點和第四點，胡適認為這是方法問題，他覺得“難道就沒有比較平和，比較犧牲小些的路徑不成？”完全是一種“孩子氣”的問話，但世界上的許多事情並不像小孩子想象得那麼簡單。至於第三點，胡適認為只要肯干並且能幹，什麼制度都可以行得通，都有普遍性。此外他還在信中討論了“赤化”問題，並介紹了蘇聯的教育情況。[20]
這兩封信分別是1926年8月和10月寫的，可見直到去了英國，胡適對蘇聯的看法也沒有改變。
1926年年底，胡適啟程前往美國。闊別將近十年再次踏上這片土地之後，胡適的最大感受有兩點：一是汽車工業的高速發展，二是社會和時代給美國人民帶來的福祉。關於前者，他發現1927年全世界汽車生產量是2750萬輛，而美國的汽車擁有量已經達到2233萬輛，占世界生產量的80%以上。1926年，美國每六個人中有一輛汽車，到1927年平均每五個人就有一輛。[21]至於後者，他以在紐約參加的“兩周討論會”為例，說當時有六位客人參加辯論，其中一位身穿晚禮服的勞工代表一開口就讓他感到詫異：“我們這個時代可以說是人類有歷史以來最好的最偉大的時代”。接下來，這位代表用12分鐘時間描述了美國在科學、工業、美術、音樂、建築上的進步，以及教育的普及、幸福的增加。胡適聽了以後，“忍不住對自己說道：這才是真正的社會革命。社會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向來被壓迫的社會分子能站在大庭廣眾之中歌頌他的時代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好的時代。”[22]有了上述感受，胡適在《漫遊的感想》中，專門辟出“往西去！”一節，來介紹這方面的情況。他說：
我在莫斯科住了三天，見着一些中國共產黨的朋友，他們很勸我在俄國多考察一些時。我因為要趕到英國去開會，所以不能久留。那時馮玉祥將軍在莫斯科郊外避暑，我聽說他很崇拜蘇俄，常常繪畫列寧的肖像。我對他的秘書劉伯堅諸君說：我很盼望馮先生從俄國向西去看看。即使不能看美國，至少也應該看看德國。
我的老朋友李大釗先生在他被捕之前一兩月曾對北京朋友說：“我們應該寫信給適之，勸他仍舊從俄國回來，不要讓他往西去打美國回來。”但他說這話時，我早已到了美國了。
我希望馮玉祥先生帶了他的朋友往西去看看德國、美國，李大釗先生卻希望我不要往西去。要明白此中的意義，且聽我再說一件有趣味的故事。[23]
緊接着，胡適講了這個有趣的故事。他說他從美國歸來路過日本的時候，曾經拜訪過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福田德三博士。此人剛從歐洲回來，思想主張便有所變化。胡適問他為什麼不到美國看看，他說“美國我不敢去，我怕到了美國會把我的學說完全推翻了。”這話對胡適的刺激很大，因此他感慨地說：“世間的大問題決不是一兩個抽象名詞（如‘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等等）所能完全包括的。最要緊的是事實。現今許多朋友只高談主義，不肯看看事實”，同樣是一種迷信。[24]
從這裡，可以看出胡適到達美國以後，已經清楚地看到，在兩種不同的“社會革命”或曰“社會實驗”之間，存在着天壤差別。何況，他在三天走馬觀花的參觀中，根本不可能看到蘇聯的“廬山真面目”。
順便說一句，1946年馮玉祥到美國考察，不知他抵達美國後是否有類似胡適的感受，但是當他1948年乘坐蘇聯輪船“勝利號”回國經過蘇聯境內的黑海時，卻因為輪船突然起火而遇難。在這個事件背後，有沒有某種陰謀，還是一個有待探究的歷史之謎。
六、周鯁生等人對胡適公開信的反應
話說回來。胡適致周鯁生的信公開發表後，周鯁生雖然忙於處理學生罷課等事務，但還是很快寫了回信。他首先表示，自己一篇平淡的時論，能“引出你這一篇鬨動全國的大文章，致令國人對於國際局勢問題大加注意，這真可謂拋磚引玉，一種意外的收穫了。”隨後，他從八個方面對自己的觀點做了解釋。
一、幾十年的歷史教訓，讓他深感德、日是本性難移的侵略民族，應該嚴密防範。
二、他深信人類不能再遭受世界大戰的浩劫，因此當務之急是“決不可增加戰爭空氣”。
三、“萬一世界大戰終不可免，也要避免中國首先作戰場”。為此，我們對蘇聯應該是能忍則忍，千萬不要在國內造成緊張的反蘇空氣。
四、蘇聯雖然是當今世界上最可怕的勢力，但它並不像德、日那樣好戰和蠻幹，“只要世界民主陣線堅強，或者不必撕破臉皮，它會知道懸崖勒馬”的。
五、蘇聯向外擴張，主要是用政治的方法，而不是依靠戰爭。民主國家對付它的威脅和侵略，也應該用政治方法來解決。
六、美國復興德、日的傾向，包括其陸軍部長最近的講演，確實令人擔憂。
七、“蘇聯的共產主義固屬過激，美國資本主義也到了頂點。為人類前途着想，希望世界上能有機會培養出來第三個勢力，如現今英國所行的社會主義，以作一個緩衝。”
八、如果國際局勢再惡化下去，甚至發生戰禍，世界問題將更加複雜。
在回信的最後周鯁生還表示，他和胡適對國際局勢的觀察並沒有根本的不同，希望對方能夠諒解他多年來一貫提倡世界和平的苦心[25]。
不久，河南大學校長、著名學者姚從吾給胡適寫了一封信。談到自己對這次爭論的意見。他說：“今天在書琴兄那裡，我又看到 先生給周先生的信稿，很覺有誠懇糾正的必要。倘由此對‘甚麼是侵略的勢力？’與‘蘇俄是不是一個新的可怕的侵略勢力？’也像科學與玄學之爭那樣，引起一場熱烈的辯論，也許可以明是非，定猶豫，正人心，從此確定我們現階段的國是。”此外，他還代表十萬中原青年和數千萬中原民眾，請求胡適像寫〈說儒〉那樣再作兩篇文章，“題目就是 先生所提到的〈什麼是不自由〉，或〈什麼是不民主〉（或者也就叫作‘說自由’與‘說民主’）。”其用意有三：“一是表明我們對現代世界文明主流（這是沒有東西之分的）的了解與認識；一是拿我們的這種了解與認識，換取代表現代世界文明主流的人士的真正合作與同情；一是讓新俄帝國知道我們中華民族不甘受他們掛羊頭賣狗肉的假自由與假民主的欺騙。”在這封信的最後，姚先生非常懇切地寫道：“國是不定，則是非不明，人心不正，邪說詖辭不止，也就沒有獨立的學術之可言。學生晝夜焦思，認為這一點異常重要，敬請 先生抽出些時間，給我一個明白的指示！”[26]
不久，青年黨主席曾琦給胡適來信說：“近於病中獲讀我 兄偉論，義正辭嚴，令人神為之旺。弟先後曾發表兩次談話，以示響應……”。[27]其中一篇談話的內容，下面將要涉及到。
七、誰在胡說？
隨後，胡適的一個晚輩徐大春也來信說，《觀察》周刊最近有一篇文章，“講到你和周老伯的對於國際形勢的看法，是北平朝陽學院教授錢克新寫的，題為〈評國際現勢的一種論調〉”[28]。錢文共五個部分，刊登於《觀察》第四卷第二期，原題是〈評對國際現勢的一種論調〉（比徐大春的信多了一個“對”字）。作者認為，美國參加二戰不是為了消滅極權政治，恢復民主自由，而是要擴大資本主義力量。如今美國“黃金霸權”和海上霸主的地位已經確立，美蘇對立的局面也已形成。在這種國際形勢下，為了不要“自亂外交步驟，……弄亂我們的視線”，需要對胡適的觀點進行反駁。在文章最後，作者還表達了兩點擔憂：“一個是美蘇戰爭，另一個是美蘇妥協。”他說美蘇戰爭“是一個人類自殺的悲劇”，但他所謂美蘇妥協的危害，則讓人不知所云。[29]這正如徐大春有信中所說，這篇文章“不大高明”。
該文好像出自一位專家之手，還比較注重說理。相比之下，另外一篇文章則完全是強詞奪理甚至是罵街了。
這篇文章發表於《群眾》周刊第二卷第六期，作者懷湘，可能是個筆名，標題是《胡適的胡說》。文章寫道：
一向戴着“學者”面具的胡適，近來卻連這最後的面具也自動撕破了。這是難怪的，因為“卒子”已經過了河，就不能不更加替主人“拼命”。最近他發表了給周鯁生先生的一封信，題名為〈國際形勢里的兩個問題〉。他的第一個問題是替他的“西方民主國家”作辯護，說它們“並沒有放棄防止德日侵略勢力復活的根本原則”，說它們也沒有重行武裝德日，“扶持德日兩國來抵制蘇聯”；他的第二個“問題”呢，便是宣傳“蘇俄已變成了一個可怕的侵略勢力”，而且“比德國、日本還更可怕”。這和美國垣街的出品，正是一模一樣，絲毫不差，胡適博士不過是把他的主子的話拿來重說一遍罷了。這樣，他既替他的“西方國家”的大老闆作了辯護，又勇敢地攻擊了蘇聯。胡適博士一定會得到他的美國老闆的大大嘉獎了吧。為了這個，他就連那平日靠它吃飯的什麼“實驗主義”、“科學方法”的起碼的形式邏輯，都不要了。既然“西方國家決不要扶持德日兩國來抵制蘇聯”，就可見“蘇俄”決不是什麼“可怕的侵略勢力”。如果“蘇俄已變成一個可怕的侵略勢力”，那末，“西方國家”為什麼又“決不要扶持德日兩國來抵制蘇聯”呢？這不但是邏輯上自相矛盾，而且更是不合事實。事實是：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分明在扶持德日，但那不是為了抵制什麼蘇聯的“侵略”，而是為了侵略蘇聯，侵略全世界。這已經是盡人皆知的事情。虧得胡適還好意思替他的老闆洗刷？
他的這兩個“意見”像是自相矛盾，但照他的本意，無非是“抵制蘇聯”是沒有什麼不對的，因為蘇聯“已變成了一個可怕的侵略勢力”了。其目的只是要替美國扶植德日反動勢力掩飾，又替美國反蘇強調其根據而已。[30]
接下來作者問道：“胡適為什麼會有這樣一篇胡說，為什麼撕下他的‘學術獨立’的假面具，不惜露出他的買辦文人的本相來呢？他為什麼越來越不象樣，當了‘過河卒子’，就連一切看家本領、金字招牌全行扔掉，替他的‘西方國家’大老闆作出這樣露骨而笨拙的宣傳呢？”
為了回答這一系列問題，作者列舉了胡適一系列“罪狀”：拜見過溥儀，稱他“皇上”；參加了段祺瑞抵制孫中山的“善後會議”；和“丁文江之類勾搭過孫傳芳”；辦《努力周報》時說過“現在中國已沒有很大的國際侵略的危險了”；抗日戰爭前主張“中國要等五十年才能抗日”；抗戰中跑到國外，發表“中國抗戰決不能寄託希望於土匪式的游擊隊”等言論；抗戰後回到國內，宣揚“理未易明，善未易察”的論調，“企圖模糊青年”們“反獨裁反內戰”的鬥志。在此基礎上作者厲聲斥責道：胡適“不過是盜竊‘五四文化’之名，竊取‘五四’文化運動之果，成就了他的投機的‘學者’的稱號罷了。”他的“信口胡說，越來越不成話，是一點也不足為奇的。”[31]
《群眾》周刊是中國共產黨的一份理論刊物。該刊於1937年10月在南京籌辦，不久在漢口創刊，1938年遷至重慶，1945年遷至上海，1947年1月30日遷至香港，1949年10月停刊。這篇文章是在香港發表的。
八、《中央周刊》組織專題論戰
1948年2月29日，《中央周刊》刊登周鯁生、胡適等人的文章和訪談，並組織了一組“關於周鯁生與胡適之的論戰”的文章。參加論戰的11人來自北平、南京、武漢等地，其作者和標題如下——
曾琦：〈事實證明蘇聯威脅和平〉
王聿修：〈蘇聯為甚麼是侵略勢力〉
劉厚庵：〈我們能夠和蘇聯談和平嗎？〉
周酉村：〈不同情美國扶持日本，希望蘇聯放棄侵略企圖〉
陳雪屏：〈我同意胡適的意見〉
龔予琴：〈我贊成周先生的看法〉
李大德：〈同意周鯁生看法，胡適之有“恐蘇病”〉
胡格非：〈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謝鈞祖：〈外交上無道義可言，是非應該由雙方負責〉
劉靜文：〈周胡兩先生看法不同各有疑慮〉
胡煥庸：〈歷史是否重演，關鍵繫於蘇聯〉
據《中央周刊》統計，這11人中有7人支持胡適，2人支持周鯁生，2人持折衷態度。在支持胡適的7人中，青年黨主席曾琦是帶病接受《中央日報》記者採訪的。這就是他在致胡適信中所謂“弟先後曾發表兩次談話，以示響應”中的一篇。他在接受採訪時指出：“究竟誰願從事戰爭，不能僅憑口頭議論，必須根據事實。胡適之先生認為蘇聯已變成一很可怕之侵略勢力，完全正確。”接下來他列舉了蘇聯擴張侵略的十條事實，表示“吾人對蘇聯均看不出絲毫和平之意願”。[32]
學者王聿修的文章發表於1948年2月20日《中央日報》，他拿蘇聯與法西斯德國相比，認為“二者全是集權的獨裁，二者全是重視集體，輕視個人；二者全否認基本人權與自由，以強制的方式管理人民。”因此他覺得胡適把蘇聯看成一個可怕的侵略勢力，“恐怕可以代表許許多多的自由分子”的意見。[33]
報人劉厚庵從多方面對蘇聯和德、意、日進行比較，並指出蘇聯的險惡之處，對人們認識斯大林政權的本質很有幫助：第一，德、意、日侵略只靠武力，而蘇聯除了武力外還有宣傳攻勢，它可以“使人目迷五色，因而消滅其戰志。”第二，德、意、日的侵略，都以正面姿態出現，因此能使被侵略國產生同仇敵愾之心。但是蘇聯則利用第五縱隊，以民族主義的面目出現，不容易被人們識破。另外從歷史上看，沙皇的專制統治已經到了極端，“故蘇聯之侵略一旦成功，受侵略者將永無重見天日之機會。”[34]
國際問題專家周酉村非常忙碌，因此記者“曾經訪他三次，但均不得晤”；即便是這次採訪，他也正在緊張的工作之中。當記者問及周鯁生和胡適之爭時他指出：儘管周鯁生先生的看法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意見，但是要想不讓歷史重演，既要尊重事實，又要是非分明。他還說，蘇聯不僅在聯合國濫用表決權，將東歐置於“鐵幕”之下，還阻撓中國政府軍隊依照條約收復東北，遲遲不交還旅順大連……，因此胡適的判斷是正確的。最後他表示“決不能同情於美國的過分扶持日本，亦望蘇聯放棄武力侵略企圖”。[35]
時任國民黨中央青年部長的陳雪屏以普通讀者的身份表示：胡適的看法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一經發為文字，便立即引起廣大的共鳴”。[36]
在胡適的支持者中，地理學家胡煥庸說：二戰前夕，蘇聯瓜分波蘭，進攻芬蘭，吞併波羅的海三國，這不是侵略是什麼？二戰期間，中蘇兩國本來是並肩作戰的盟友，但是在雅爾塔會議上，蘇聯卻攫取了旅順、大連以及中長鐵路的特權，這不是侵略是什麼？二戰以後，蘇聯在我國東北和北韓、東歐“擴張的猛烈，較歷史上任何的侵略國家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不是侵略又是什麼？此外他還指出，歷史上的侵略國家都崇尚武力，但蘇聯卻有一套更巧妙的方式和政策。[37]
相比之下，周鯁生的支持者則顯得勢單力薄，論說無力。國際問題專家龔琴予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蘇聯雖然表現得很不好，有劍拔弩張的樣子，但蘇聯是同樣需要和平的”。他認為，蘇聯在強大以後才會侵略。現在的蘇聯雖然“大”，卻並不“強”，因此它“絕不會貿然又發動一次戰爭，以自招更沉重的打擊。”何況，蘇聯還在罵“戰爭販子”呢。因此龔先生認為周鯁生的見解是正確的。[38]
另一位國際問題專家李大德說：西方民主國家扶持德日的復興，縱容法西斯殘餘勢力的復活，是舉世皆知的事實。胡適先生抹煞這一點，為民主國家辯護，“我認為是太武斷”了。至於胡適說蘇聯是當前世界上最可怕的侵略勢力，他覺得這是胡適有“恐蘇病”。他強調：蘇聯的社會制度不需要殖民市場，它在戰前戰後的政策，“也看不出有侵略的色彩”。[39]
至於那些持折衷態度的人，就更談不出什麼內容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次討論中，《中央周刊》還發表一篇《蘇京廣播駁斥胡適曾琦言論》的通訊，從中可以看出這場爭論已經引起蘇聯官方的注意。為了解蘇聯當局對於這場爭論的看法，現將全文照錄如下。
莫斯科電台17日廣播基盤諾夫評論，痛斥美帝國走狗胡適、曾琦之流為美帝國主義者世界擴張政策辯護，並誹謗中國人民偉大友人蘇聯等無恥行為，原文略稱：中國社會人士反對美國扶持日本法西斯，並揭露美帝國主義者已違背自己以前擔負的義務，改變自己對日德和約的態度，正在把這些國家變成為反蘇的根據地，這種正義的呼聲是不適合於美帝國主義者胃口的，因此他便動員他的走狗如胡適之流為美國對日政策辯護，胡適企圖將造成國際緊張局勢的責任，推到蘇聯身上，又企圖證明美國的全部政策沒有超過波茨坦宣言的範圍，並且卑鄙無恥的把中國人民的偉大友人蘇聯與法西（斯）德日並列，為了向自己的主子美國獻媚，所謂中國青年黨領袖曾琦也慌忙起來替美國辯護，可是中國人民並不如胡適和曾琦所想象那樣容易受欺騙，戰後美帝國主義企圖將中國變成自己的殖民地，蘇聯成了他們實行這種計劃的強大障礙，中國人民知道與自己的偉大鄰邦——蘇聯保持密切的友好是保持自己獨立和中國領土完整的保證，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們才如此咆哮的企圖誹謗中國人民的偉大友人蘇聯，中國社會人士知道他早就替美帝效勞（，）在整個戰時他都住在美國完全脫離了人民的抗日戰爭，與其說他是中國人，倒不如說他是美國人，他在中國文化界早已完全喪失了威信，他在日本投降後，充當北大校長，與執行部的美國軍官建立密切的聯繫，對美國兵在北平屠殺中國苦力強姦他的女學生不但沒有表示任何抗議反而竭力壓制因美軍強姦北大女生獸行而激起中國人民的義憤。曾琦是中國臭名卓著的漢奸，他在抗戰期間，他替日本效勞，後來又轉到蔣介石那裡替美國服務，美帝國主義走狗胡適曾琦誹謗蘇聯的無恥造謠，一定遭到破產，因為中國人民老早就知道蘇聯是他們忠實誠摯的友人。[40]
九、胡適發表《史大林策略下的中國》
這次爭論以後，胡適與周鯁生一起出席了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即“行憲國大”）。如前所述，在此期間王世傑向胡適轉達蔣介石想讓胡適當總統候選人，自己出任行政院長的意思。胡適拿不定主意，便與周鯁生商量。這說明“胡周之爭”並沒有影響他們的友誼。隨後，周鯁生又多次邀請胡適赴武漢講學，胡終於在10月初成行。這一年，胡適公開演講的一大主題是自由主義，這顯然與他對蘇聯政體的認識以及國內的形勢有關。1948年年底，由於政權易手，胡適被迫在北大校慶前夕離開北平飛往南京。為此，他曾經泣不成聲。
1949年4月，胡適為《陳獨秀的最後見解》作序，認為陳獨秀的“最後思想——特別是他對於民主自由的見解，是他‘沈（沉）思熟慮了六七年’的結論，很值得我們大家仔細想想。”他指出，早在1939年歐洲戰爭爆發以後，陳獨秀就明確表示：“現在德俄兩國的國社主義（納粹主義）及格別烏（G.P.U.按即秘密政治警察）政治，是現代的宗教法庭。此時人類若要前進，必須首先打倒這個比中世紀的宗教法庭還要黑暗的國社主義與格別烏政治。”陳還說：“此次若是德俄勝利了，人類將更加黑暗至少半個世紀。若勝利屬於英、法、美，保持了資產階級民主，然後才有道路走向大眾的民主。”在這篇很長的序言中，胡適還介紹說：陳獨秀認為“史大林一切的罪惡，那一樣不是憑藉着蘇聯自（一九一七年）十月以來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這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制而發生的呢？”正因為如此，陳獨秀強調斯大林的出現，與蘇聯反民主的獨裁制度有關。不承認這一點，就會陷入“迷信個人輕視制度的偏見”。[41]
1950年1月2日，曾琦與一位名叫劉東岩的人拜訪正在美國的胡適，在談到郭沫若時，曾琦說他見過郭沫若寫的詩歌《斯太林萬歲》，並說當年郭為了加入少年中國學會，曾肉麻地吹捧過他，因此是個“無行文人”。胡適記錄這段談話後，在日記中說：“可見沫若是慣做阿諛文字的。”[42]從這個小插曲中，也可以看出胡適對蘇聯的認識以及對斯大林的態度。
這一年6月，朝鮮戰爭的爆發，胡適認為該事件進一步印證了他對蘇聯的看法。為此，他在七八月間用英文寫了一篇長文——《史大林策略下的中國》，在美國《外交季刊》發表。文章開頭寫道：“在本文裡面，我打算研討在中國能看得出的斯大林征服世界的有雄圖——從試驗階段，修改階段，經過許多成功和失敗，一直到長期失敗後面獲得勝利的地步。這個故事，從一九二四年到一九四九年，亘延二十五年，而結束於近日……”[43]
文章問世後，台灣《中央日報》分三天轉載譯文，著名作家聶華苓也翻譯了這篇文章，刊登於台灣《自由中國》雜誌，可見當時該文在島內影響甚大。但是時至今日，這篇文章在大陸卻鮮為人知，就連最近出版的《胡適全集》也沒有收錄。我注意到，1967年尼克松訪問台灣時，曾向胡適紀念館索取《外交季刊》刊登該文章的抽印本。該館根據胡夫人江冬秀的提議，將這篇長文與胡適接受《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記者採訪時的談話紀錄以及他1957年在聯合國總部的演講組合起來，出版了中英文對照本，書名仍然定為《史大林策略下的中國》。著名學者毛子水為該書作序時指出：“胡適之先生於民國三十九年十月在美國‘外交季刊’所發表的‘史大林策略下的中國’一文，以憂時憂國的心情，寫陰謀詭計的事實。四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胡先生代表中國出席聯合國大會的演說，義正詞嚴，博得當世明智人士的讚譽。他在四十年一月對答‘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周刊的訪問，尤能利用自己的聲望，以替國家說話。這些文章和議論，都可做學人報國的模範。”[44]
另外，毛先生還在《自由中國》第三卷第九期發表長文介紹胡適的這篇文章。他首先提出：“歷史的知識，是構成人類文化重要的質素。一個民族有較準確的歷史知識，這個民族的文化便較高。”緊接着他寫道：“這是一段慘痛的歷史，但是一段真實的歷史。我們雖然有不忍卒讀的心情，但我們又不能不仔仔細細的一讀。著者是在寫斯大林策略的失敗、轉變、和勝利，是在寫斯大林陰謀詭計的表演。這篇文字，非特國民黨人讀了可以得前車之鑑，就是共產黨人讀了亦可以知道蘇俄的狡詐……。至對於普通一般人，則在史學上這是火候純青的珍品，在教育上這亦是頭一等有用的文章。我們恐怕有許多人還沒有機會得讀，所以略述原文的大意，並摘譯數段，使大家得窺一斑。間有穿插，真所謂‘佛頭着糞’。”[45]
《史大林策略下的中國》寫好後，胡適曾給摯友傅斯年夫婦寫了一信，談到自己的一些想法。他說：夏間發憤寫了一篇長文，主旨是要人知道“中國的崩潰”有兩大轉折點，一是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二是斯大林在雅爾塔會議上欺騙了羅斯福，從而“搶得滿洲、朝鮮，……決定了整個中國的命運”和亞洲的命運。他還說：“此文費時甚久，費力甚多。”[46]在此之前，胡適還在寫給沈怡的信中說：“所謂大國領袖，所謂大政治家，都不免古人所謂‘所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47]後來，他又在公開場合多次批評西方民主國家在二戰前後的政策失誤。其中最大的失誤莫過於在雅爾塔會議上對斯大林的遷就和縱容。
胡適的文章問世後，他的二兒子胡思杜在大陸發表批判父親的文章。傅斯年認為此事與胡適這篇文章有關，胡適的秘書胡頌平則認為：“這是大陸上中共政權‘清算胡適思想’的序幕。”[48]
十、簡單的結論
通過以上分析梳理，似可作如下結論：
第一，作為一位學者，胡適在政治問題上處於“比較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他認為學術是一切事物的根本，再加上個人興趣所致，他希望能夠把全部精力用在學術研究方面。另一方面，基於現實的需要，他又不得不為政治問題付出許多時間和精力。其中影響較大的有1919年關於“問題與主義”的討論，1922年關於“好政府”的討論，1929年關於“人權與約法”的討論，1933年關於“民主與專制”的討論，1948年關於“世界形勢”的討論等等。這說明胡適不是一個純粹的書齋式學者。他那強烈的社會關懷是中西文化的結晶，是現代知識分子的榜樣。
第二，胡適是一個實驗主義者。他把實驗主義的方法概括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所謂小心求證，就是要獨立思考，注重實驗證據。這是他處理一切問題的基點，對蘇聯的認識也不例外。
第三，從國際關係來看，近代中國的命運與其近鄰日本、蘇聯有密切關係。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失敗後，奉行極權主義的蘇聯對中國的走向起了重要作用。在這個問題上，胡適的思想和認識是一筆豐富的歷史遺產，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解讀近代中國命運的重要角度。
注釋：
[①] 據我所知，台灣大學已故教授張忠棟先生曾在《胡適五論》（台北，稻香出版社，2005年）中研究過這個問題。
[②] 參見附圖。
[③]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冊7，頁704。
[④] 參見《胡適來信書信選》（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3），冊下，頁310-314。
[⑤] 《王世傑日記》手稿本（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冊6，頁164。
[⑥] 《王世傑日記》手稿本（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冊6，頁21-22。
[⑦] 《王世傑日記》手稿本（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冊6，頁31-32
[⑧]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冊7，頁707。
[⑨]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冊7，頁707。
[⑩] 周鯁生，〈歷史要重演嗎？〉，《中央周刊》，卷10，期9（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頁12-13。
[11] 《胡適來往書信選》（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3），冊下，頁310。
[12]又譯為《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簡稱《布列斯特和約》。
[13] 《胡適來往書信選》（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3），冊下，頁310-314。
[14] 張奚若，〈蘇俄究竟是不是我們的朋友？〉，《晨報副刊》第1286號（民國十四年十月八日）。
[15] 《胡適來往書信選》（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3），冊上，頁358-360。
[16] 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卷3，頁49。
[17]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卷3，頁50-51。
[18]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卷3，頁50-51。
[19]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卷3，頁52-54。
[20] 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卷3，頁54-60。
[21]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卷4，頁485注②；季羨林，《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卷3，頁36。
[22] 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卷3，頁41，着重號為原文所加。
[23] 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卷3，頁41，着重號為原文所加。
[24] 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卷3，頁42-43。
[25] 《胡適來往書信選》（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3），冊下，頁316-318。
[26] 《胡適來往書信選》（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3），冊下，頁338-339。
[27] 《胡適來往書信選》（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3），冊下，頁344-345。
[28] 《胡適來往書信選》（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3），冊下，頁347-348。
[29] 錢克新，〈評對國際現勢的一種論調〉，《觀察》，卷4，期2，頁3-9。
[30] 《胡適來信書信選》（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3），冊下，頁348-351。引文中的“垣街”，可能是“華爾街”的另一種譯法。
[31]《胡適來信書信選》（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3），冊下，頁348-351。
[32]〈曾琦同意胡適之看法——列舉事實證明蘇聯威脅和平〉，《中央周刊》，卷10，期9（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頁14-15。
[33] 〈王聿修論蘇聯為甚麼是侵略勢力〉，《中央周刊》，卷10，期9（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頁15。
[34] 劉厚庵，〈我們能夠和蘇聯談和平嗎？〉，《中央周刊》，卷10，期9（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頁15-16。
[35] 〈不同情美國扶植日本 希望蘇聯放棄侵略企圖〉，《中央周刊》，卷10，期9（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頁16。
[36] 〈陳雪屏先生說：我同意胡適的意見〉，《中央周刊》，卷10，期9（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頁16-17。
[37] 胡煥庸，〈歷史是否重演 關鍵繫於蘇聯〉，《中央周刊》，卷10，期9（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頁18。
[38] 龔琴予，〈我贊成周先生的看法〉，《中央周刊》，卷10，期9（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頁17。
[39] 李大德，〈同意周鯁生看法 胡適之有“恐蘇病”〉，《中央周刊》，卷10，期9（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頁17。
[40] 〈蘇京廣播駁斥胡適曾琦言論〉，《中央周刊》，卷10，期9（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頁18。
[41] 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73年），冊6，頁2084-2088。
[42]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卷8，頁4-5。
[43] 胡適，《史達林策略下的中國》（台北：胡適紀念館，民國六十三年），頁1。
[44] 胡適，《史達林策略下的中國》（台北：胡適紀念館，民國六十三年），〈序〉。
[45] 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73年），冊6，頁2141-2142。
[46] 《胡適書信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冊下，頁1197。
[47] 《胡適書信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冊下，頁1196。
[48] 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73年），冊6，頁2152。
徵引文獻：
1、 張忠棟，《胡適五論》（台北，稻香出版社，2005年）
2、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3、 《胡適來信書信選》（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3）
4、 《王世傑日記》手稿本（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5、 《中央周刊》，卷10，期9
6、 《晨報副刊》第1286號
7、 《觀察》，卷4，期2
8、 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9、 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73年）
10、胡適，《史達林策略下的中國》（台北：胡適紀念館，民國六十三年）
11、《胡適書信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2006年4月初稿，
2009年2月修改，
2009年4月改定。
來源: 共識網選自作者博客 | 來源日期：0 | 責任編輯：admin
中國如何對應斯矮子與黃俄毛共策略，找原文也須時間。
對強倭，胡適策略，低調，不輕易開戰拖時間，開戰後，則苦撐待變。
對強俄，不知有無棄外蒙保中原的念頭，但以當時論，猜沒有勸蔣公棄外蒙保中原的漢奸念頭。
這場辯論前，斯矮子還沒有全面動員支持在東北林小匪的匪軍，3個月後，斯矮子全面動員，
9個月後，林小匪在斯矮子全面支持下發動東北大戰。
智效民：1948年的爭論與胡適對蘇聯的認識過程
發布時間:2010-01-20 18:31 作者:智效民 字號：大 中 小 點擊: 1170次
1948年，正當國共兩黨在大陸上進行最後決戰的時候，學術界爆發了一場“如何看待國際形勢，如何對待蘇聯”的爭論。胡適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蘇聯已經成為一支“很可怕的侵略勢力”。他的這一判斷，一方面與當時蘇聯的所作所為有關，另一方面則來自個人的親身經歷。事實上，早在1925年徐志摩與張奚若在《晨報副刊》發動“蘇俄問題大討論”的時候，胡適對蘇聯還是充滿理解與同情。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和認識的深入，他發現這個極權制度不僅束縛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壓制了自由民主的追求，還把國際政治納入斯大林的策略之下，從而影響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如何接受歷史教訓，防止德國、日本侵略勢力復活，是整個世界最關心、最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遺憾的是，由於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的分歧，國際社會已經分裂為“兩個世界”。與此同時，經歷了八年抗戰並且深受戰爭創傷的中國，不僅沒有迎來一個和平民主的新局面，反而是陷入內戰的深淵。這一切，都與奉行極權主義的蘇聯有關。1948年年初，當中國共產黨在內戰中由“戰略防禦”轉向“戰略進攻”（毛澤東語）的時候，武漢大學校長周鯁生寫了一篇文章為蘇聯辯護。為此，胡適以公開信的方式作了回應，從而引發了一場關於如何看待世界形勢、如何看待蘇聯的爭論。這場爭論對於進一步研究胡適的思想、了解當時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的選擇和近代中國的命運，具有重要意義。但由於這場爭論涉及到一些比較敏感的問題，因此時至今日，中國大陸的學術界對這場爭論還很少有人研究[①]。
一、從胡適的一封迭信說起
去年夏天，收藏界的一位朋友給我看了胡適的一封迭信。這封信是寫給王世傑（字雪艇）的。信的全文如下——
雪艇吾兄：
前幾天看了鯁生兄的一篇文字，我很感覺奇怪，故寫了一封信，現由獨立時論社發給五十多家報館發表。
此文是為一般讀者寫的，不是對鯁生說的。此文下半竟好像是“胡適之哀告蘇俄”了！（對牛彈琴！）
我把此文寄給老兄，也很盼望着老兄的指示。
老實說，我近兩三年來很有點“反俄”。
將來我還想寫一篇文字講“對日和約”的問題。我曾向老兄說過，我不贊成我們堅持否決權。老兄說的理由，還不能叫我心服。
匆匆敬祝 雙安
弟胡適敬上
卅七，一，廿三下午[②]
查胡適當天日記，有“寫信給周鯁生、王雪艇”[③]的記錄。日記雖然簡單，但是寫給周鯁生的那封公開信[④]卻非常重要。該信不僅表達了胡適對當時國際形勢的基本看法，也道出了他對中國命運的無比擔憂。
三天后，即1948年1月26日，王世傑在日記中寫道：“接胡適之一信，示我以彼對國際形勢之論文，意在駁斥周鯁生所發表之文字。適之自此將開始其‘反蘇’之論戰。”[⑤]
周鯁生（1889-1971），湖南長沙人。他17歲留學日本，入早稻田大學，其間參加了同盟會；辛亥革命前回國，在漢口參與創辦《民國日報》；1913年赴英國愛丁堡大學，獲博士學位；後來又進入法國巴黎大學深造，獲法國國家法學博士學位。1921年回國後擔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總編輯，翌年秋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政治系主任；1926年赴廣州參加北伐，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任東南大學教授兼政治系主任；隨後與李四光、王世傑創辦武漢大學，任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教務長；1939年赴美國講學，1945年回國後擔任武漢大學校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外交部顧問、外交學會副會長等職，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文化大革命中去世。
胡適把反駁周鯁生的事告訴王世傑，可能基於兩個原因：第一，當時王世傑是外交部長，正在處理對日和約等問題，而周鯁生和胡適的文章，都涉及到這件事；第二，王世傑曾是《現代評論》的主要發起人和撰稿人，又是國立武漢大學第一任校長，與胡、周二人關係密切。周鯁生在學校事務上遇到麻煩，要與王世傑商量；蔣介石想請胡適擔任考試院院長、國府委員，甚至競選總統，也要通過王世傑去做工作。
比如王世傑在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二月九日日記中寫道：
晚間周鯁生來談武漢大學風潮事。予意為防止學校風紀日趨惡劣起見，應決心整頓，開除若干學生。鯁生亦不反對。
適之託傅孟真轉復蔣先生，謂彼不入政府則能為政府之一助力；並謂此次改組政府仍應多就國民黨黨內人才設法。彼反對宋子文，主張以孫哲生為院長。[⑥]
不久王世傑到北平見到胡適，他在二月二十日的日記寫道：
昨晚與胡適之長談。彼不願接受蔣先生之邀約，拒絕擔任考試院院長，亦不願任未來國民政府委員會委員。予以其用意在保持獨立地位以便隨時為政府助，故未強勸。[⑦]
對此，胡適在1948年3月30日日記中也有記載：
下午三點，王雪艇傳來蔣主席的話，使我感覺百分不安。
蔣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競選總統，而提我為總統候選人。他自己願意做行政院長。
我承認這是一個很聰明，很偉大的見解，可以一新國內外的耳目。我也承認蔣公是很誠懇的。
他說：“請適之先生拿出勇氣來。”
但我實無此勇氣！[⑧]
第二天，胡適就此事向周鯁生徵求意見，並與王、周二人長談三個多小時。為此他在日記中寫道：
八點，約周鯁生來談，把昨天的話告訴他。請他替我想想。
午後與雪艇、鯁生談了三點多鐘。我不敢接受，因為我真沒有自信心。
晚上八點一刻，雪艇來討回信，我接受了。此是一個很偉大的意思，只可惜我沒有多大自信力。故我說：第一，請他考慮更適當的人選。第二，如有困難，如有阻力，請他立即取消：“他對我完全沒有諾言的責任。”[⑨]
從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胡適與王世傑、周鯁生確實是推心置腹的好朋友。
二、周鯁生的基本觀點
既然如此，為什麼胡適會說：“看了鯁生兄的一篇文字，我很感覺奇怪”，並寫公開信反駁他呢？
這篇文字的標題是〈歷史要重演嗎？〉，發表在民國三十七（1948）年二月十九日的《中央周刊》上。該文首先回顧了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歷史教訓。文章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方民主國家為防止軍國主義復活，與德國簽訂了凡爾賽和約。但是條約剛剛成立，國際輿論便開始同情起德國來：一方面，大家認為和約的條款太苛刻，不公平，甚至根本無法實行；另一方面，基於經濟利益和政治均勢的考慮，一些國家不是切實地執行和約，而是“以抑制盟邦、扶持敵國為國策”。這就使德國獲得經濟軍事復興的機會。等到希特勒上台以後，“新德意志軍國主義的基礎早已奠定”，但是“保守主義的西歐政治家尚不省悟歐洲新威脅出現的可怕”，而是時時刻刻想利用德國抵制蘇聯，結果是終於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西方民主國家多年來對德政策的矛盾和錯誤，在這裡暴露無遺。
在回顧歷史的基礎上，該文尖銳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已經兩年多，而主要的對德對日兩和約到現在還沒有訂成。表面上很多的時光消磨於外長會議關於召開和會起草和約之程序問題的爭論，骨子裡則是列強對德對日政策的分歧。”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局面呢？文章認為這是由於“人們以為今後歐洲的危險，在於蘇聯之向外發展的野心；……於是他們認為西方民主國家的利益，不在極端削弱德國而在扶持民主的德意志復興。”
接下來作者又分析了戰後的亞洲形勢。文章說：人們普遍認為，二戰結束後美國元帥麥克阿瑟管理日本是成功的，大家對日本政治經濟的發展相當滿意，但是對中國的現狀卻非常失望。美國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本來想把中國當成穩定亞洲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是在戰爭勝利之後，中國卻陷入了經濟危機和內戰漩渦。於是人們“懷疑在最近的將來，是否能期待一個強有力的統一的民主的中國出現。是否能靠中國作遠東安定的勢力。”在這種情況下，“西方民主國家，為防止蘇聯向外政策活躍於遠東”，便自然想到了“戰前他們曾經倚重過，而戰敗後仍認為值得扶持的日本。”
基於上述分析，作者提出這“是不是又要蹈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對德政策之覆轍呢？”
在這篇文章中，周鯁生還談到德國在第一次次世界大戰後不到二十年時間就成為一支可怕的侵略勢力，英美兩國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同樣，九一八事變和七七事變爆發後，兩國的保守主義人士基於“牽制蘇聯”的考慮，寧肯“犧牲中國領土主權亦在所不惜”。沒想到蘇聯在1939年與德國實現妥協，1941年又與日本簽訂條約，從而使這三個國家幾乎形成聯合陣線，這也是一個嚴重的歷史教訓。
文章最後指出：聯合國的根本任務是防止侵略勢力的復活。為此，不但要解除德日兩國的武裝，還要“徹底消滅他們的文化上政治上及經濟上一切可以助長侵略勢力的因素”。至於“美國和蘇聯之間的對立局面，則可以通過外交途徑來解決。”[⑩]
三、胡適不同意周鯁生的看法
胡適看到周鯁生的文章後，感到非常驚訝，沒有想到“我們兩個老朋友對國際局勢的觀察竟相隔離如此之遠” ，[11]所以他立刻寫了一篇文章。該文的標題是：〈國際形勢里的兩個問題——給周鯁生先生的一封信〉，並“由獨立時論社發給五十多家報館發表”，與周進行辯論。
在第一個問題里，胡適根據和約談判的進程，對西方民主國家有如下三個判斷：
一、民主國家並沒有放棄防止德日侵略勢力復活的根本政策。
二、因為德日侵略勢力根本不可能復活，所以不存在西方國家扶持兩國抵制蘇聯的問題。
三、所謂“防止德日復興”，應該是防止兩國武裝與侵略勢力的復活，而不是剝奪兩國人民享受和平幸福生活的權利。因此，讓他們保留一部分工業，使他們可以養活自己，是應該的。
在第二個問題中，胡適針對周鯁生所謂“在聯合國列強中間尚沒有真正像戰前德意志、日本那樣好戰的侵略勢力”的判斷，簡略地談了自己對蘇聯的認識過程。
他寫道：我是一個深信和平主義的人，知道中蘇兩國有世界上最長的共同邊界，因此我向來對蘇聯抱着很大的熱望，希望它能“愛好和平到不恤任何代價”的程度。事實上，我認為無論是1918年蘇俄和德國簽訂〈布雷斯特李托烏斯克和約〉，[12]還是1939年兩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蘇聯“都可以說是‘愛好和平到不恤任何代價’的表示”。然而，1939年9月以後發生的波蘭被瓜分、芬蘭被侵略等事件，使我對蘇聯開始產生懷疑。即使如此，我還是不願意從壞的方面去想它。因此直到1941年年底，我還在美國政治學會年會上說：“我夢想中蘇兩國的邊界，能依照美國和加拿大之間的邊界的好榜樣，不用一個士兵防守”。後來，這句話還被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和周鯁生等人引用。但是到二戰結束前後，“雅爾塔秘密協議的消息，中蘇條約的逼訂，整個東三省的被拆洗，——這許多事件逼人而來。鐵幕籠罩住了外蒙古、北朝鮮、旅順、大連。我們且不談中歐與巴爾幹。單看我們中國這兩三年之中從蘇聯手裡吃的虧，受的侵害，——老兄，我不能不承認這一大堆冷酷的事實，不能不拋棄我二十多年對‘新俄’的夢想，不能不說蘇俄已變成了一個很可怕的侵略勢力。”胡適最後指出：幾年前我們曾親眼看到西方民主社會對蘇聯是那樣真誠，那樣友好；但如今它卻成一個可怕的侵略勢力，這“真是蘇俄自己的絕大不幸，自己的絕大損失了。”[13]
四、胡適早年對蘇俄的看法
胡適與周鯁生的這次爭論，讓人想起早在1925年10月徐志摩主持《晨報副刊》的時候，就和張奚若發起一場“仇俄友俄大討論”。這次論戰是由北大教授陳啟修的一篇文章引起的。陳文的題目是〈帝國主義有白色和赤色之別嗎？〉。為此，張奚若首先寫下〈蘇俄究竟是不是我們的朋友？〉作為響應。張奚若在文章中說，他之所以反對蘇俄，是因為“帝國主義的國家僅僅吸取了我們的資財，桎梏我們的手足，蘇俄竟然收買了我們的良心，腐蝕了我們的靈魂；帝國主義只想愚弄我們的官僚和軍人，蘇俄竟然愚弄我們的青年和學者；歐戰後，帝國主義的國家還唱尊重我們地土主權的口頭禪，蘇俄竟然羌無原故地占據了我們的外蒙古（他們的中國朋友還要替他們解釋說應該占據）；帝國主義的國家僅暗中幫助我們的吳佩孚張作霖（，）蘇俄竟明目張胆的在廣東做我們的高級軍官和外交官！”寫到這裡，張奚若無比憤怒地責問：蘇俄“以自私自利的本心，用強暴惡劣的手段，在這個毫無自衛力的國家裡橫行無忌，‘如入無人之境’，還要說他不是我們的敵人！我倒要問問不是敵人是甚麼？”[14]
張奚若早年曾參加辛亥革命，主編過《政治學報》，他和徐志摩都是胡適的好朋友。當時他剛從海外留學歸來，就應邀成為《晨報副刊》的主要撰稿人。徐志摩說他“是一位有名的炮手”，是一個“硬人”，從這篇文章亦可見其一斑。該文發表後，參加論戰的人很多，其中包括梁啓超、丁文江、陶孟和、張慰慈、錢端升、李璜、常燕生、陳翰笙、江紹原、劉侃元、張榮福、胡石青等知識界名流。爭論到最後，居然發生所謂“北京群眾”火燒晨報館事件。為此，胡適曾給陳獨秀寫過一封信，強調大家應該懂得“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的“爭自由的唯一原理”，從而營造一種容忍異己的社會氛圍。否則，“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壁壘森嚴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怕沒有立足容身之地了。”[15]儘管如此，當時胡適並沒有參與這次大討論。
胡適為什麼沒有參加這次討論呢？直到第二年，胡適赴英國參加中英庚款委員會會議路過蘇聯時，才在寫給張慰慈的信中透露中了其中緣由。
張慰慈既是胡適的好朋友，又是著名政治學家，因此胡適連續給他寫了三封信談到蘇聯問題。在第一封信中，胡適簡單談了自己初到蘇聯的感受。他說：中國的“新政客”除了不研究問題、不延攬人才外，還有一個大毛病，就是沒有理想，沒有理想主義。[16]
在第二封信中，胡適說他到蘇聯已經三天，在參觀中很受感動。他表示：“我的感想與志摩不同。此間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說有理想與理想主義的政治家；他們的理想也許有我們愛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贊同的，但他們的意志的專篤（Seriousness of purpose），卻是我們不能不十分頂禮佩服的。他們在此做一個空前的偉大政治新試驗；他們有理想，有計劃，有絕對的信心，只此三項已足使我們愧死。”正因為這樣，他還發出如下的感慨：“我們這個醉生夢死的民族怎麼配批評蘇俄！”此外他還說：蘇俄雖然是個獨裁國家，但是從教育統計來看，他們是在用力辦教育的。如果按照這個趨勢認真做下去，這種獨裁專制可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民治制度”。[17]
在第三封信中，胡適繼續對張慰慈說：“我這兩天讀了一些關於蘇俄的統計材料，覺得我前日信上所說的話不為過當。我是一個實驗主義者，對於蘇俄之大規模的政治試驗，不能不表示佩服。凡試驗與淺嘗不同。試驗必須有一個假定的計劃（理想）作方針，還要想出種種方法來使這個計劃可以見於實施。在世界政治史上，從不曾有過這樣大規模的‘烏托邦’計劃居然有實地試驗的機會。”此外，他還談到一年前沒有參加“仇俄友俄大討論”的理由。他寫道：
去年許多朋友要我加入“反赤化”的討論，我所以遲疑甚久，始終不加入者，根本上只因我的實驗主義不容我否認這種政治試驗的正當，更不容我以耳為目，附和傳統的見解與狹窄的成見。我這回不能久住俄國，不能細細觀察調查，甚是恨事。但我所見已足使我心悅誠服地承認這是一個有理想，有計劃，有方法的大政治試驗。我們的朋友們，尤其是研究政治思想與制度的朋友們，至少應該承認蘇俄有作這種政治試驗的權利，我們應該承認這種試驗正與我們試作白話詩，或美國試驗委員會制與經理制的城市政府有同樣的正當。這是最低限度的實驗主義的態度。
至於這個試驗的成績如何，這個問題須有事實上的答案，決不可隨便信任感情與成見。還有許多不可避免的困難，也應該撇開；如革命的時期，如一九二一年的大災，皆不能不撇開。一九二二年以來的成績是應該研究的。我這回如不能回到俄國，將來回國之後，很想組織一個俄國考察團，邀一班政治經濟學者及教育家同來作一較長期的考察。
總之，許多少年人的“盲從”固然不好，然而許多學者們的“武斷”也是不好的。……[18]
五、“向西去”改變了胡適的看法
胡適在莫斯科僅僅停留三天，便經過歐洲大陸到達英國。會議結束以後，他曾在西歐逗留數月。在此期間，他給徐志摩寫過兩封信，談了出國以後的一些感想。
在第一封信，胡適對徐志摩說：這次出國，有許多反省的時間，使他一方面感到沮喪，一方面感到興奮。沮喪的是：回國九年來，既不知道幹了些什麼，也不知道成績何在，就連辦了一年多的《努力》以及“幾個朋友談了幾個月的反赤化”，也覺得“淺薄無聊”。興奮的是：他在莫斯科呆了三天，卻感到那裡的人“真有一種‘認真’‘發憤有為’的氣象。”於是他覺得“我們應該發憤振作一番，鼓起一點精神來擔當大事，要嚴肅地做個人，認真地做點事，方才可以對得住我們現在的地位。”此外，他還談到不應該學英國人的懶散和敷衍，應該學習德國和日本的奮發有為。[19]
在第二封信中，胡適與徐志摩進一步討論了蘇俄問題。他把徐志摩對蘇俄“這種政治試驗”的質疑歸納為四個方面：
第一，蘇俄的烏托邦理想“在學理上有無充分的根據，在事實上有無實現的可能？”
第二，他們的方法對不對？
第三，這種辦法有無普遍性？
第四，“難道就沒有比較平和，比較犧牲小些的路徑不成？”
關於第一點，胡適根據自己對蘇聯的了解，向徐志摩介紹說：“他們根本上就不承認你心裡所謂‘學理’，這卻也不是蠻勁。”對於蘇聯的這種態度和看法，胡適是深表同情的。他說：“本來周公制禮未必就恰合周婆的脾胃，我們也就不應該拿周公的學理來壓服周婆。平心說來，這個世界上有幾個制度是‘在學理上有充分的根據’的？”至於事實上的可能，那應該由事實來說話，“我們不能單靠我們的成見就武斷社會主義制度之下不能有偉大的生產力。”
關於第二點和第四點，胡適認為這是方法問題，他覺得“難道就沒有比較平和，比較犧牲小些的路徑不成？”完全是一種“孩子氣”的問話，但世界上的許多事情並不像小孩子想象得那麼簡單。至於第三點，胡適認為只要肯干並且能幹，什麼制度都可以行得通，都有普遍性。此外他還在信中討論了“赤化”問題，並介紹了蘇聯的教育情況。[20]
這兩封信分別是1926年8月和10月寫的，可見直到去了英國，胡適對蘇聯的看法也沒有改變。
1926年年底，胡適啟程前往美國。闊別將近十年再次踏上這片土地之後，胡適的最大感受有兩點：一是汽車工業的高速發展，二是社會和時代給美國人民帶來的福祉。關於前者，他發現1927年全世界汽車生產量是2750萬輛，而美國的汽車擁有量已經達到2233萬輛，占世界生產量的80%以上。1926年，美國每六個人中有一輛汽車，到1927年平均每五個人就有一輛。[21]至於後者，他以在紐約參加的“兩周討論會”為例，說當時有六位客人參加辯論，其中一位身穿晚禮服的勞工代表一開口就讓他感到詫異：“我們這個時代可以說是人類有歷史以來最好的最偉大的時代”。接下來，這位代表用12分鐘時間描述了美國在科學、工業、美術、音樂、建築上的進步，以及教育的普及、幸福的增加。胡適聽了以後，“忍不住對自己說道：這才是真正的社會革命。社會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向來被壓迫的社會分子能站在大庭廣眾之中歌頌他的時代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好的時代。”[22]有了上述感受，胡適在《漫遊的感想》中，專門辟出“往西去！”一節，來介紹這方面的情況。他說：
我在莫斯科住了三天，見着一些中國共產黨的朋友，他們很勸我在俄國多考察一些時。我因為要趕到英國去開會，所以不能久留。那時馮玉祥將軍在莫斯科郊外避暑，我聽說他很崇拜蘇俄，常常繪畫列寧的肖像。我對他的秘書劉伯堅諸君說：我很盼望馮先生從俄國向西去看看。即使不能看美國，至少也應該看看德國。
我的老朋友李大釗先生在他被捕之前一兩月曾對北京朋友說：“我們應該寫信給適之，勸他仍舊從俄國回來，不要讓他往西去打美國回來。”但他說這話時，我早已到了美國了。
我希望馮玉祥先生帶了他的朋友往西去看看德國、美國，李大釗先生卻希望我不要往西去。要明白此中的意義，且聽我再說一件有趣味的故事。[23]
緊接着，胡適講了這個有趣的故事。他說他從美國歸來路過日本的時候，曾經拜訪過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福田德三博士。此人剛從歐洲回來，思想主張便有所變化。胡適問他為什麼不到美國看看，他說“美國我不敢去，我怕到了美國會把我的學說完全推翻了。”這話對胡適的刺激很大，因此他感慨地說：“世間的大問題決不是一兩個抽象名詞（如‘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等等）所能完全包括的。最要緊的是事實。現今許多朋友只高談主義，不肯看看事實”，同樣是一種迷信。[24]
從這裡，可以看出胡適到達美國以後，已經清楚地看到，在兩種不同的“社會革命”或曰“社會實驗”之間，存在着天壤差別。何況，他在三天走馬觀花的參觀中，根本不可能看到蘇聯的“廬山真面目”。
順便說一句，1946年馮玉祥到美國考察，不知他抵達美國後是否有類似胡適的感受，但是當他1948年乘坐蘇聯輪船“勝利號”回國經過蘇聯境內的黑海時，卻因為輪船突然起火而遇難。在這個事件背後，有沒有某種陰謀，還是一個有待探究的歷史之謎。
六、周鯁生等人對胡適公開信的反應
話說回來。胡適致周鯁生的信公開發表後，周鯁生雖然忙於處理學生罷課等事務，但還是很快寫了回信。他首先表示，自己一篇平淡的時論，能“引出你這一篇鬨動全國的大文章，致令國人對於國際局勢問題大加注意，這真可謂拋磚引玉，一種意外的收穫了。”隨後，他從八個方面對自己的觀點做了解釋。
一、幾十年的歷史教訓，讓他深感德、日是本性難移的侵略民族，應該嚴密防範。
二、他深信人類不能再遭受世界大戰的浩劫，因此當務之急是“決不可增加戰爭空氣”。
三、“萬一世界大戰終不可免，也要避免中國首先作戰場”。為此，我們對蘇聯應該是能忍則忍，千萬不要在國內造成緊張的反蘇空氣。
四、蘇聯雖然是當今世界上最可怕的勢力，但它並不像德、日那樣好戰和蠻幹，“只要世界民主陣線堅強，或者不必撕破臉皮，它會知道懸崖勒馬”的。
五、蘇聯向外擴張，主要是用政治的方法，而不是依靠戰爭。民主國家對付它的威脅和侵略，也應該用政治方法來解決。
六、美國復興德、日的傾向，包括其陸軍部長最近的講演，確實令人擔憂。
七、“蘇聯的共產主義固屬過激，美國資本主義也到了頂點。為人類前途着想，希望世界上能有機會培養出來第三個勢力，如現今英國所行的社會主義，以作一個緩衝。”
八、如果國際局勢再惡化下去，甚至發生戰禍，世界問題將更加複雜。
在回信的最後周鯁生還表示，他和胡適對國際局勢的觀察並沒有根本的不同，希望對方能夠諒解他多年來一貫提倡世界和平的苦心[25]。
不久，河南大學校長、著名學者姚從吾給胡適寫了一封信。談到自己對這次爭論的意見。他說：“今天在書琴兄那裡，我又看到 先生給周先生的信稿，很覺有誠懇糾正的必要。倘由此對‘甚麼是侵略的勢力？’與‘蘇俄是不是一個新的可怕的侵略勢力？’也像科學與玄學之爭那樣，引起一場熱烈的辯論，也許可以明是非，定猶豫，正人心，從此確定我們現階段的國是。”此外，他還代表十萬中原青年和數千萬中原民眾，請求胡適像寫〈說儒〉那樣再作兩篇文章，“題目就是 先生所提到的〈什麼是不自由〉，或〈什麼是不民主〉（或者也就叫作‘說自由’與‘說民主’）。”其用意有三：“一是表明我們對現代世界文明主流（這是沒有東西之分的）的了解與認識；一是拿我們的這種了解與認識，換取代表現代世界文明主流的人士的真正合作與同情；一是讓新俄帝國知道我們中華民族不甘受他們掛羊頭賣狗肉的假自由與假民主的欺騙。”在這封信的最後，姚先生非常懇切地寫道：“國是不定，則是非不明，人心不正，邪說詖辭不止，也就沒有獨立的學術之可言。學生晝夜焦思，認為這一點異常重要，敬請 先生抽出些時間，給我一個明白的指示！”[26]
不久，青年黨主席曾琦給胡適來信說：“近於病中獲讀我 兄偉論，義正辭嚴，令人神為之旺。弟先後曾發表兩次談話，以示響應……”。[27]其中一篇談話的內容，下面將要涉及到。
七、誰在胡說？
隨後，胡適的一個晚輩徐大春也來信說，《觀察》周刊最近有一篇文章，“講到你和周老伯的對於國際形勢的看法，是北平朝陽學院教授錢克新寫的，題為〈評國際現勢的一種論調〉”[28]。錢文共五個部分，刊登於《觀察》第四卷第二期，原題是〈評對國際現勢的一種論調〉（比徐大春的信多了一個“對”字）。作者認為，美國參加二戰不是為了消滅極權政治，恢復民主自由，而是要擴大資本主義力量。如今美國“黃金霸權”和海上霸主的地位已經確立，美蘇對立的局面也已形成。在這種國際形勢下，為了不要“自亂外交步驟，……弄亂我們的視線”，需要對胡適的觀點進行反駁。在文章最後，作者還表達了兩點擔憂：“一個是美蘇戰爭，另一個是美蘇妥協。”他說美蘇戰爭“是一個人類自殺的悲劇”，但他所謂美蘇妥協的危害，則讓人不知所云。[29]這正如徐大春有信中所說，這篇文章“不大高明”。
該文好像出自一位專家之手，還比較注重說理。相比之下，另外一篇文章則完全是強詞奪理甚至是罵街了。
這篇文章發表於《群眾》周刊第二卷第六期，作者懷湘，可能是個筆名，標題是《胡適的胡說》。文章寫道：
一向戴着“學者”面具的胡適，近來卻連這最後的面具也自動撕破了。這是難怪的，因為“卒子”已經過了河，就不能不更加替主人“拼命”。最近他發表了給周鯁生先生的一封信，題名為〈國際形勢里的兩個問題〉。他的第一個問題是替他的“西方民主國家”作辯護，說它們“並沒有放棄防止德日侵略勢力復活的根本原則”，說它們也沒有重行武裝德日，“扶持德日兩國來抵制蘇聯”；他的第二個“問題”呢，便是宣傳“蘇俄已變成了一個可怕的侵略勢力”，而且“比德國、日本還更可怕”。這和美國垣街的出品，正是一模一樣，絲毫不差，胡適博士不過是把他的主子的話拿來重說一遍罷了。這樣，他既替他的“西方國家”的大老闆作了辯護，又勇敢地攻擊了蘇聯。胡適博士一定會得到他的美國老闆的大大嘉獎了吧。為了這個，他就連那平日靠它吃飯的什麼“實驗主義”、“科學方法”的起碼的形式邏輯，都不要了。既然“西方國家決不要扶持德日兩國來抵制蘇聯”，就可見“蘇俄”決不是什麼“可怕的侵略勢力”。如果“蘇俄已變成一個可怕的侵略勢力”，那末，“西方國家”為什麼又“決不要扶持德日兩國來抵制蘇聯”呢？這不但是邏輯上自相矛盾，而且更是不合事實。事實是：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分明在扶持德日，但那不是為了抵制什麼蘇聯的“侵略”，而是為了侵略蘇聯，侵略全世界。這已經是盡人皆知的事情。虧得胡適還好意思替他的老闆洗刷？
他的這兩個“意見”像是自相矛盾，但照他的本意，無非是“抵制蘇聯”是沒有什麼不對的，因為蘇聯“已變成了一個可怕的侵略勢力”了。其目的只是要替美國扶植德日反動勢力掩飾，又替美國反蘇強調其根據而已。[30]
接下來作者問道：“胡適為什麼會有這樣一篇胡說，為什麼撕下他的‘學術獨立’的假面具，不惜露出他的買辦文人的本相來呢？他為什麼越來越不象樣，當了‘過河卒子’，就連一切看家本領、金字招牌全行扔掉，替他的‘西方國家’大老闆作出這樣露骨而笨拙的宣傳呢？”
為了回答這一系列問題，作者列舉了胡適一系列“罪狀”：拜見過溥儀，稱他“皇上”；參加了段祺瑞抵制孫中山的“善後會議”；和“丁文江之類勾搭過孫傳芳”；辦《努力周報》時說過“現在中國已沒有很大的國際侵略的危險了”；抗日戰爭前主張“中國要等五十年才能抗日”；抗戰中跑到國外，發表“中國抗戰決不能寄託希望於土匪式的游擊隊”等言論；抗戰後回到國內，宣揚“理未易明，善未易察”的論調，“企圖模糊青年”們“反獨裁反內戰”的鬥志。在此基礎上作者厲聲斥責道：胡適“不過是盜竊‘五四文化’之名，竊取‘五四’文化運動之果，成就了他的投機的‘學者’的稱號罷了。”他的“信口胡說，越來越不成話，是一點也不足為奇的。”[31]
《群眾》周刊是中國共產黨的一份理論刊物。該刊於1937年10月在南京籌辦，不久在漢口創刊，1938年遷至重慶，1945年遷至上海，1947年1月30日遷至香港，1949年10月停刊。這篇文章是在香港發表的。
八、《中央周刊》組織專題論戰
1948年2月29日，《中央周刊》刊登周鯁生、胡適等人的文章和訪談，並組織了一組“關於周鯁生與胡適之的論戰”的文章。參加論戰的11人來自北平、南京、武漢等地，其作者和標題如下——
曾琦：〈事實證明蘇聯威脅和平〉
王聿修：〈蘇聯為甚麼是侵略勢力〉
劉厚庵：〈我們能夠和蘇聯談和平嗎？〉
周酉村：〈不同情美國扶持日本，希望蘇聯放棄侵略企圖〉
陳雪屏：〈我同意胡適的意見〉
龔予琴：〈我贊成周先生的看法〉
李大德：〈同意周鯁生看法，胡適之有“恐蘇病”〉
胡格非：〈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謝鈞祖：〈外交上無道義可言，是非應該由雙方負責〉
劉靜文：〈周胡兩先生看法不同各有疑慮〉
胡煥庸：〈歷史是否重演，關鍵繫於蘇聯〉
據《中央周刊》統計，這11人中有7人支持胡適，2人支持周鯁生，2人持折衷態度。在支持胡適的7人中，青年黨主席曾琦是帶病接受《中央日報》記者採訪的。這就是他在致胡適信中所謂“弟先後曾發表兩次談話，以示響應”中的一篇。他在接受採訪時指出：“究竟誰願從事戰爭，不能僅憑口頭議論，必須根據事實。胡適之先生認為蘇聯已變成一很可怕之侵略勢力，完全正確。”接下來他列舉了蘇聯擴張侵略的十條事實，表示“吾人對蘇聯均看不出絲毫和平之意願”。[32]
學者王聿修的文章發表於1948年2月20日《中央日報》，他拿蘇聯與法西斯德國相比，認為“二者全是集權的獨裁，二者全是重視集體，輕視個人；二者全否認基本人權與自由，以強制的方式管理人民。”因此他覺得胡適把蘇聯看成一個可怕的侵略勢力，“恐怕可以代表許許多多的自由分子”的意見。[33]
報人劉厚庵從多方面對蘇聯和德、意、日進行比較，並指出蘇聯的險惡之處，對人們認識斯大林政權的本質很有幫助：第一，德、意、日侵略只靠武力，而蘇聯除了武力外還有宣傳攻勢，它可以“使人目迷五色，因而消滅其戰志。”第二，德、意、日的侵略，都以正面姿態出現，因此能使被侵略國產生同仇敵愾之心。但是蘇聯則利用第五縱隊，以民族主義的面目出現，不容易被人們識破。另外從歷史上看，沙皇的專制統治已經到了極端，“故蘇聯之侵略一旦成功，受侵略者將永無重見天日之機會。”[34]
國際問題專家周酉村非常忙碌，因此記者“曾經訪他三次，但均不得晤”；即便是這次採訪，他也正在緊張的工作之中。當記者問及周鯁生和胡適之爭時他指出：儘管周鯁生先生的看法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意見，但是要想不讓歷史重演，既要尊重事實，又要是非分明。他還說，蘇聯不僅在聯合國濫用表決權，將東歐置於“鐵幕”之下，還阻撓中國政府軍隊依照條約收復東北，遲遲不交還旅順大連……，因此胡適的判斷是正確的。最後他表示“決不能同情於美國的過分扶持日本，亦望蘇聯放棄武力侵略企圖”。[35]
時任國民黨中央青年部長的陳雪屏以普通讀者的身份表示：胡適的看法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一經發為文字，便立即引起廣大的共鳴”。[36]
在胡適的支持者中，地理學家胡煥庸說：二戰前夕，蘇聯瓜分波蘭，進攻芬蘭，吞併波羅的海三國，這不是侵略是什麼？二戰期間，中蘇兩國本來是並肩作戰的盟友，但是在雅爾塔會議上，蘇聯卻攫取了旅順、大連以及中長鐵路的特權，這不是侵略是什麼？二戰以後，蘇聯在我國東北和北韓、東歐“擴張的猛烈，較歷史上任何的侵略國家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不是侵略又是什麼？此外他還指出，歷史上的侵略國家都崇尚武力，但蘇聯卻有一套更巧妙的方式和政策。[37]
相比之下，周鯁生的支持者則顯得勢單力薄，論說無力。國際問題專家龔琴予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蘇聯雖然表現得很不好，有劍拔弩張的樣子，但蘇聯是同樣需要和平的”。他認為，蘇聯在強大以後才會侵略。現在的蘇聯雖然“大”，卻並不“強”，因此它“絕不會貿然又發動一次戰爭，以自招更沉重的打擊。”何況，蘇聯還在罵“戰爭販子”呢。因此龔先生認為周鯁生的見解是正確的。[38]
另一位國際問題專家李大德說：西方民主國家扶持德日的復興，縱容法西斯殘餘勢力的復活，是舉世皆知的事實。胡適先生抹煞這一點，為民主國家辯護，“我認為是太武斷”了。至於胡適說蘇聯是當前世界上最可怕的侵略勢力，他覺得這是胡適有“恐蘇病”。他強調：蘇聯的社會制度不需要殖民市場，它在戰前戰後的政策，“也看不出有侵略的色彩”。[39]
至於那些持折衷態度的人，就更談不出什麼內容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次討論中，《中央周刊》還發表一篇《蘇京廣播駁斥胡適曾琦言論》的通訊，從中可以看出這場爭論已經引起蘇聯官方的注意。為了解蘇聯當局對於這場爭論的看法，現將全文照錄如下。
莫斯科電台17日廣播基盤諾夫評論，痛斥美帝國走狗胡適、曾琦之流為美帝國主義者世界擴張政策辯護，並誹謗中國人民偉大友人蘇聯等無恥行為，原文略稱：中國社會人士反對美國扶持日本法西斯，並揭露美帝國主義者已違背自己以前擔負的義務，改變自己對日德和約的態度，正在把這些國家變成為反蘇的根據地，這種正義的呼聲是不適合於美帝國主義者胃口的，因此他便動員他的走狗如胡適之流為美國對日政策辯護，胡適企圖將造成國際緊張局勢的責任，推到蘇聯身上，又企圖證明美國的全部政策沒有超過波茨坦宣言的範圍，並且卑鄙無恥的把中國人民的偉大友人蘇聯與法西（斯）德日並列，為了向自己的主子美國獻媚，所謂中國青年黨領袖曾琦也慌忙起來替美國辯護，可是中國人民並不如胡適和曾琦所想象那樣容易受欺騙，戰後美帝國主義企圖將中國變成自己的殖民地，蘇聯成了他們實行這種計劃的強大障礙，中國人民知道與自己的偉大鄰邦——蘇聯保持密切的友好是保持自己獨立和中國領土完整的保證，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們才如此咆哮的企圖誹謗中國人民的偉大友人蘇聯，中國社會人士知道他早就替美帝效勞（，）在整個戰時他都住在美國完全脫離了人民的抗日戰爭，與其說他是中國人，倒不如說他是美國人，他在中國文化界早已完全喪失了威信，他在日本投降後，充當北大校長，與執行部的美國軍官建立密切的聯繫，對美國兵在北平屠殺中國苦力強姦他的女學生不但沒有表示任何抗議反而竭力壓制因美軍強姦北大女生獸行而激起中國人民的義憤。曾琦是中國臭名卓著的漢奸，他在抗戰期間，他替日本效勞，後來又轉到蔣介石那裡替美國服務，美帝國主義走狗胡適曾琦誹謗蘇聯的無恥造謠，一定遭到破產，因為中國人民老早就知道蘇聯是他們忠實誠摯的友人。[40]
九、胡適發表《史大林策略下的中國》
這次爭論以後，胡適與周鯁生一起出席了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即“行憲國大”）。如前所述，在此期間王世傑向胡適轉達蔣介石想讓胡適當總統候選人，自己出任行政院長的意思。胡適拿不定主意，便與周鯁生商量。這說明“胡周之爭”並沒有影響他們的友誼。隨後，周鯁生又多次邀請胡適赴武漢講學，胡終於在10月初成行。這一年，胡適公開演講的一大主題是自由主義，這顯然與他對蘇聯政體的認識以及國內的形勢有關。1948年年底，由於政權易手，胡適被迫在北大校慶前夕離開北平飛往南京。為此，他曾經泣不成聲。
1949年4月，胡適為《陳獨秀的最後見解》作序，認為陳獨秀的“最後思想——特別是他對於民主自由的見解，是他‘沈（沉）思熟慮了六七年’的結論，很值得我們大家仔細想想。”他指出，早在1939年歐洲戰爭爆發以後，陳獨秀就明確表示：“現在德俄兩國的國社主義（納粹主義）及格別烏（G.P.U.按即秘密政治警察）政治，是現代的宗教法庭。此時人類若要前進，必須首先打倒這個比中世紀的宗教法庭還要黑暗的國社主義與格別烏政治。”陳還說：“此次若是德俄勝利了，人類將更加黑暗至少半個世紀。若勝利屬於英、法、美，保持了資產階級民主，然後才有道路走向大眾的民主。”在這篇很長的序言中，胡適還介紹說：陳獨秀認為“史大林一切的罪惡，那一樣不是憑藉着蘇聯自（一九一七年）十月以來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這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制而發生的呢？”正因為如此，陳獨秀強調斯大林的出現，與蘇聯反民主的獨裁制度有關。不承認這一點，就會陷入“迷信個人輕視制度的偏見”。[41]
1950年1月2日，曾琦與一位名叫劉東岩的人拜訪正在美國的胡適，在談到郭沫若時，曾琦說他見過郭沫若寫的詩歌《斯太林萬歲》，並說當年郭為了加入少年中國學會，曾肉麻地吹捧過他，因此是個“無行文人”。胡適記錄這段談話後，在日記中說：“可見沫若是慣做阿諛文字的。”[42]從這個小插曲中，也可以看出胡適對蘇聯的認識以及對斯大林的態度。
這一年6月，朝鮮戰爭的爆發，胡適認為該事件進一步印證了他對蘇聯的看法。為此，他在七八月間用英文寫了一篇長文——《史大林策略下的中國》，在美國《外交季刊》發表。文章開頭寫道：“在本文裡面，我打算研討在中國能看得出的斯大林征服世界的有雄圖——從試驗階段，修改階段，經過許多成功和失敗，一直到長期失敗後面獲得勝利的地步。這個故事，從一九二四年到一九四九年，亘延二十五年，而結束於近日……”[43]
文章問世後，台灣《中央日報》分三天轉載譯文，著名作家聶華苓也翻譯了這篇文章，刊登於台灣《自由中國》雜誌，可見當時該文在島內影響甚大。但是時至今日，這篇文章在大陸卻鮮為人知，就連最近出版的《胡適全集》也沒有收錄。我注意到，1967年尼克松訪問台灣時，曾向胡適紀念館索取《外交季刊》刊登該文章的抽印本。該館根據胡夫人江冬秀的提議，將這篇長文與胡適接受《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記者採訪時的談話紀錄以及他1957年在聯合國總部的演講組合起來，出版了中英文對照本，書名仍然定為《史大林策略下的中國》。著名學者毛子水為該書作序時指出：“胡適之先生於民國三十九年十月在美國‘外交季刊’所發表的‘史大林策略下的中國’一文，以憂時憂國的心情，寫陰謀詭計的事實。四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胡先生代表中國出席聯合國大會的演說，義正詞嚴，博得當世明智人士的讚譽。他在四十年一月對答‘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周刊的訪問，尤能利用自己的聲望，以替國家說話。這些文章和議論，都可做學人報國的模範。”[44]
另外，毛先生還在《自由中國》第三卷第九期發表長文介紹胡適的這篇文章。他首先提出：“歷史的知識，是構成人類文化重要的質素。一個民族有較準確的歷史知識，這個民族的文化便較高。”緊接着他寫道：“這是一段慘痛的歷史，但是一段真實的歷史。我們雖然有不忍卒讀的心情，但我們又不能不仔仔細細的一讀。著者是在寫斯大林策略的失敗、轉變、和勝利，是在寫斯大林陰謀詭計的表演。這篇文字，非特國民黨人讀了可以得前車之鑑，就是共產黨人讀了亦可以知道蘇俄的狡詐……。至對於普通一般人，則在史學上這是火候純青的珍品，在教育上這亦是頭一等有用的文章。我們恐怕有許多人還沒有機會得讀，所以略述原文的大意，並摘譯數段，使大家得窺一斑。間有穿插，真所謂‘佛頭着糞’。”[45]
《史大林策略下的中國》寫好後，胡適曾給摯友傅斯年夫婦寫了一信，談到自己的一些想法。他說：夏間發憤寫了一篇長文，主旨是要人知道“中國的崩潰”有兩大轉折點，一是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二是斯大林在雅爾塔會議上欺騙了羅斯福，從而“搶得滿洲、朝鮮，……決定了整個中國的命運”和亞洲的命運。他還說：“此文費時甚久，費力甚多。”[46]在此之前，胡適還在寫給沈怡的信中說：“所謂大國領袖，所謂大政治家，都不免古人所謂‘所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47]後來，他又在公開場合多次批評西方民主國家在二戰前後的政策失誤。其中最大的失誤莫過於在雅爾塔會議上對斯大林的遷就和縱容。
胡適的文章問世後，他的二兒子胡思杜在大陸發表批判父親的文章。傅斯年認為此事與胡適這篇文章有關，胡適的秘書胡頌平則認為：“這是大陸上中共政權‘清算胡適思想’的序幕。”[48]
十、簡單的結論
通過以上分析梳理，似可作如下結論：
第一，作為一位學者，胡適在政治問題上處於“比較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他認為學術是一切事物的根本，再加上個人興趣所致，他希望能夠把全部精力用在學術研究方面。另一方面，基於現實的需要，他又不得不為政治問題付出許多時間和精力。其中影響較大的有1919年關於“問題與主義”的討論，1922年關於“好政府”的討論，1929年關於“人權與約法”的討論，1933年關於“民主與專制”的討論，1948年關於“世界形勢”的討論等等。這說明胡適不是一個純粹的書齋式學者。他那強烈的社會關懷是中西文化的結晶，是現代知識分子的榜樣。
第二，胡適是一個實驗主義者。他把實驗主義的方法概括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所謂小心求證，就是要獨立思考，注重實驗證據。這是他處理一切問題的基點，對蘇聯的認識也不例外。
第三，從國際關係來看，近代中國的命運與其近鄰日本、蘇聯有密切關係。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失敗後，奉行極權主義的蘇聯對中國的走向起了重要作用。在這個問題上，胡適的思想和認識是一筆豐富的歷史遺產，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解讀近代中國命運的重要角度。
注釋：
[①] 據我所知，台灣大學已故教授張忠棟先生曾在《胡適五論》（台北，稻香出版社，2005年）中研究過這個問題。
[②] 參見附圖。
[③]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冊7，頁704。
[④] 參見《胡適來信書信選》（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3），冊下，頁310-314。
[⑤] 《王世傑日記》手稿本（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冊6，頁164。
[⑥] 《王世傑日記》手稿本（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冊6，頁21-22。
[⑦] 《王世傑日記》手稿本（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冊6，頁31-32
[⑧]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冊7，頁707。
[⑨]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冊7，頁707。
[⑩] 周鯁生，〈歷史要重演嗎？〉，《中央周刊》，卷10，期9（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頁12-13。
[11] 《胡適來往書信選》（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3），冊下，頁310。
[12]又譯為《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簡稱《布列斯特和約》。
[13] 《胡適來往書信選》（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3），冊下，頁310-314。
[14] 張奚若，〈蘇俄究竟是不是我們的朋友？〉，《晨報副刊》第1286號（民國十四年十月八日）。
[15] 《胡適來往書信選》（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3），冊上，頁358-360。
[16] 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卷3，頁49。
[17]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卷3，頁50-51。
[18]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卷3，頁50-51。
[19]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卷3，頁52-54。
[20] 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卷3，頁54-60。
[21]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卷4，頁485注②；季羨林，《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卷3，頁36。
[22] 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卷3，頁41，着重號為原文所加。
[23] 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卷3，頁41，着重號為原文所加。
[24] 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卷3，頁42-43。
[25] 《胡適來往書信選》（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3），冊下，頁316-318。
[26] 《胡適來往書信選》（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3），冊下，頁338-339。
[27] 《胡適來往書信選》（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3），冊下，頁344-345。
[28] 《胡適來往書信選》（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3），冊下，頁347-348。
[29] 錢克新，〈評對國際現勢的一種論調〉，《觀察》，卷4，期2，頁3-9。
[30] 《胡適來信書信選》（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3），冊下，頁348-351。引文中的“垣街”，可能是“華爾街”的另一種譯法。
[31]《胡適來信書信選》（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3），冊下，頁348-351。
[32]〈曾琦同意胡適之看法——列舉事實證明蘇聯威脅和平〉，《中央周刊》，卷10，期9（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頁14-15。
[33] 〈王聿修論蘇聯為甚麼是侵略勢力〉，《中央周刊》，卷10，期9（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頁15。
[34] 劉厚庵，〈我們能夠和蘇聯談和平嗎？〉，《中央周刊》，卷10，期9（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頁15-16。
[35] 〈不同情美國扶植日本 希望蘇聯放棄侵略企圖〉，《中央周刊》，卷10，期9（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頁16。
[36] 〈陳雪屏先生說：我同意胡適的意見〉，《中央周刊》，卷10，期9（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頁16-17。
[37] 胡煥庸，〈歷史是否重演 關鍵繫於蘇聯〉，《中央周刊》，卷10，期9（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頁18。
[38] 龔琴予，〈我贊成周先生的看法〉，《中央周刊》，卷10，期9（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頁17。
[39] 李大德，〈同意周鯁生看法 胡適之有“恐蘇病”〉，《中央周刊》，卷10，期9（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頁17。
[40] 〈蘇京廣播駁斥胡適曾琦言論〉，《中央周刊》，卷10，期9（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頁18。
[41] 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73年），冊6，頁2084-2088。
[42]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卷8，頁4-5。
[43] 胡適，《史達林策略下的中國》（台北：胡適紀念館，民國六十三年），頁1。
[44] 胡適，《史達林策略下的中國》（台北：胡適紀念館，民國六十三年），〈序〉。
[45] 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73年），冊6，頁2141-2142。
[46] 《胡適書信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冊下，頁1197。
[47] 《胡適書信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冊下，頁1196。
[48] 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73年），冊6，頁2152。
徵引文獻：
1、 張忠棟，《胡適五論》（台北，稻香出版社，2005年）
2、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3、 《胡適來信書信選》（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3）
4、 《王世傑日記》手稿本（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5、 《中央周刊》，卷10，期9
6、 《晨報副刊》第1286號
7、 《觀察》，卷4，期2
8、 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9、 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73年）
10、胡適，《史達林策略下的中國》（台北：胡適紀念館，民國六十三年）
11、《胡適書信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2006年4月初稿，
2009年2月修改，
2009年4月改定。
來源: 共識網選自作者博客 | 來源日期：0 | 責任編輯：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