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意大利安那祺主義與議會選舉”中介紹道：“在巴黎公社失敗後的19世紀70年代，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安那祺主義者是西歐最活躍的革命運動，不斷地起義、暴動、宣傳，湧現出……Errico Malatesta馬拉鐵斯塔等群英人物，除意大利外，也散布於法國、瑞士、英國、西班牙、美國、巴西、埃及、突尼斯等移民、流亡社區，特別在阿根廷的勞工運動中影響深遠。”“ 馬拉鐵斯塔1872年面見巴枯寧後大病痊癒，煥然一新，成為巴枯寧的終身不渝的弟子，在他的近六十年的起義（1977年4月曾占據兩個村公所，燒毀財產稅務記錄、宣布中止國王的統治）、兩次監禁、多年流亡、大量出版等活動，成為意大利安那祺主義運動的代表，與後來的第二國際（國家社會主義）、第三國際（一黨專政的布爾什維克主義） 和法西斯主義鬥爭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大多數安那祺主義者或者接受了議會社會主義方式、或者退出了政治運動，馬拉鐵斯塔這些依然堅持安那祺主義的少數戰士，雖然在個人道德上值得崇敬，在現實上卻被排除在意大利社會主義主流和意大利政治之外。”[1]可惜馬拉鐵斯塔(1853–1932)的文獻幾乎都限於意大利文。

當我拿到去年剛出版的530頁英譯版《自由之道：馬拉鐵斯塔讀本》[2]，幾乎一口氣讀到底。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馬拉鐵斯塔的評論性文章明快、簡潔，在複雜的時代、國度環境下面對任何問題都始終不渝地堅持國際（勞工協會）和（巴黎）公社的社會主義原則，是意大利語世界裡安那祺主義最傑出的代表。一言以蔽之，人類的解放不能靠強制/威權的手段達到，這個安那祺主義的精髓—理想與現實的結合—在馬拉鐵斯塔一生中得到完美體現[3]。

在國際已經不存在的1884年，馬拉鐵斯塔在佛羅倫薩La Qustione Sociale（社會問題）刊物上發表1864年9月28日在倫敦發布的國際的綱領和組織章程（意大利語），開始了他作為國際和公社忠實門徒的政治生涯。國際的綱領和組織章程是當時成立大會的文獻，由當時流亡在倫敦的馬克思作為秘書執筆紀錄，其中有許多馬克思本人並不喜歡的社會原則，後來卻被馬克思的門徒們收入馬克思的著作，很不嚴肅[4]。與連自己簽署的章程都不遵守的馬克思及其門徒們相比，如果沒有公社成員[5]和後來的克魯包特金、馬拉鐵斯塔等安那祺主義者的忠實實踐，國際的原則就真死掉了。

克魯包特金這樣描述自己在倫敦流亡期間相識的戰友馬拉鐵斯塔：“為革命放棄了醫生的職業和財富，充滿熱情和智慧，一個純粹的理想主義者，在他的一生中從來沒有想到晚餐是否能有一片麵包、晚上睡在哪裡。…不管是剛從監獄釋放還是從荒島逃出來，每次遇到他時，總是發現他又恢復了常態：繼續戰鬥、同樣愛人們、同樣沒有對敵人的仇恨、總是對朋友微笑、同樣對小孩仁慈。”[6]而馬拉鐵斯塔對克魯包特金的回憶和批判更體現出兄弟般的關愛和同志間的原則，值得譯出幾節重要的部分。[7]

“克魯包特金無疑是對安那祺主義理念的深化和傳播貢獻最大的一人—可能比巴枯寧和Reclus還大--。”“許多年來，儘管安那祺主義者們反對偶像崇拜、推崇進步，多數人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只是學習和重複克魯包特金。對於許多同志來說，要講不同於克魯包特金的東西，簡直是異端行為。/正因為如此，才有必要嚴厲公正地評判克魯包特金的教導，區別出那些是對的和永恆的，那些是被後來的理論和實踐證明是錯的。…我們這些老戰友，全部或幾乎全部，也對此負有責任。”“我記得他對人慈愛的無數事跡，我記得他周圍的人的真誠氣氛，…在他的70歲生日，我說親切是他的品格，他感到不安。”“事實上，直到1914年我們才有了嚴重的分歧，那就是安那祺主義者應該如何面對戰爭。…他似乎忘記了他是一個國際主義者、一個社會主義者、一個安那祺主義者，他忘記了自己不久以前剛批判過的資本主義戰爭，他竟然對協約國的政客和將軍們獻媚，他譴責那些拒絕加入神聖同盟的安那祺主義者是懦夫，還遺憾自己不能親自端起步槍去與德國人開戰。我無論如何都不能理解，這真是一個病理。在任何意義上這都是我最痛苦、最悲劇的時刻之一（我敢說，對他也是如此），在最痛苦的爭論後，我們變成對手甚至敵人而分手。”在這一政治分歧中，貴族出身和知識分子的收入，而不是俄羅斯民族主義，出賣了克魯包特金；但勞工階級(不是意大利種族)的一員馬拉鐵斯塔沒有這樣的負擔。

“他感到自己的優於多數體力勞工的生活是一種譴責，似乎總要對自己的較為舒適的生活找到解釋。他經常這樣安慰自己：‘我們獲得了知識和能力，我們可以享受知識的快樂，我們可以有不錯的物質生活，都是因為我們比勞工階級出生優越，所以為勞工階級的解放的鬥爭不僅是我們的責任，也是我們必須償還的債務’。”這正是俄羅斯知識分子的革命良知的典型，至今警示我們。“作為結尾，我不認為我的批判矮化了克魯包特金。他仍然是我們運動的最純潔的光榮。如果我的批判不錯，說明連克魯包特金那樣的充滿高度智慧和英雄般心靈的人也不免會犯錯誤。總之，安那祺主義者永遠會會從他的著作發現豐富的寶藏，從他的生活找到為正義事業奮鬥的榜樣和激勵。”

除了這個著名的分歧，馬拉鐵斯塔比克魯包特金晚去世十年，見證了布爾什維克的崛起並預見到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對社會主義的危害。“波那巴為了抵抗歐洲的反動而捍衛法國革命，但在捍衛的同時扼殺了革命。列寧、托洛茨基於他們的同夥對於他們理解的革命是忠實的、不會出賣革命，但他們培養起來的政府官僚，會從革命中受益並扼殺革命。列寧他們是自己的手段的受害者，我擔心革命會隨着他們的倒下而失敗。歷史將會重複，正是羅伯斯庇爾的獨裁把他自己也送上了斷頭台，為拿破崙的上台鋪路。”[8]

馬拉鐵斯塔還留下更多的具有歷史價值但關於我們不太熟悉的事件的評論，他的生活和思考的主線就是國際的原則：“勞工各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勞工各階級自己去爭取，勞工各階級的解放鬥爭不是要爭得階級特權和壟斷地位，而是要爭得人人平等的權利和義務，並廢除所有的階級統治”；“勞動者在經濟上受獨占勞動工具（生活源泉）者的支配，是一切奴役形式——所有社會悲慘、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礎；因此，勞工各階級的經濟解放是偉大目標，而作為一種手段的一切政治運動都必須服從於這個偉大目標”[9]。正是有了馬拉鐵斯塔這樣的忠實門徒，國際的精神才永存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