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力平1926年出生於河北定縣大定村一個普通農民家庭，1944年經組織介紹，在賀龍的撮合下，三張鋪板一拼，與朱琦結婚。解放後，趙力平任中國人民銀行天津分行組織科科長，1957年任天津中心婦產醫院副院長，1979年任中國農業銀行天津分行副行長，1988年離休。

趙力平與丈夫朱琦育有四子一女，分別是朱援朝、朱和平、朱全華、朱新華、朱國華。其中，朱新華是他們唯一的女兒。而最小的兒子朱國華則在1983年9月“嚴打”期間，以“流氓罪”被槍決了，死時年僅25歲。

1997年刑法修訂，“流氓罪”被刪除。很多人為朱國華打抱不平。對此，趙力平女士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特約撰稿人周海濱的專訪時，坦然做了回應。

趙力平身材偏瘦，但精神矍鑠，說話娓娓道來，對於唏噓往事，非常釋然，“想得很開”。

趙力平口述 周海濱撰述

朱琦的生母和養母

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的前夫人尼姆·威爾斯1937年在延安第一次見到爹爹，她說：“我當時對他的印象是這樣的：他是中國少有的人物，一個人道主義者，他是那樣的一個軍人，認為戰爭並不是一種功業，而是結束苦難的一種手段，這在中國更屬少見。他無疑地是一個寬宏大量的多情的人。”

的確，爹爹是一位軍人，但很重情意。由於烽火戰亂，他一生先後有過4位妻子。

我爹爹的原配夫人是肖菊芳，他們是在昆明認識的。肖媽媽的爸爸在昆明有個貨棧。爹爹從上海到雲南陸軍講武堂考試，步行就得70多天，那個時候爹爹沒錢，在路上生病休克了，肖家救了他，爹爹就在肖家養病。

養病期間，爹爹總是每天早起掃院子、挑水，特別勤勞。肖家父母一看，這麼好的人吶，愛勞動，還樸實，就把還在師範學校上學的女兒肖菊芳介紹給了爹爹，爹爹和肖媽媽就這麼在一起了。

他們結婚後生了一個男孩，那就是我的丈夫朱琦。生產之後肖媽媽得了婦女病，數月後病故。朱琦出生時，爹爹發現他右耳際有一根細細的“拴馬柱”，於是為他取小名“保柱”。

朱琦還小，爹爹帶着不方便，朋友就介紹了四川瀘州人陳玉珍與他結婚，陳玉珍是一名比較進步的青年學生，婚後一直帶着朱琦。

朱琦很小的時候，陳媽媽就把他帶走了，有人說他1917年出生，有人說1919年出生，他自己也說不清。陳媽媽對他就像對自己親生兒子一樣，特別好。爹爹很感激陳媽媽把朱琦養大成人。

朱琦由陳媽媽帶到十六七歲，直到1937年，他在瀘州被國民黨部隊抓了壯丁。我上瀘州去過兩次，陳媽媽祖上的房子還在，結婚的床、結婚的東西還在。

康媽媽比爹爹小20多歲，一生也充滿了傳奇色彩。她15歲參加革命，17歲上井岡山投奔紅軍，領導婦女鬧革命，潑辣能幹。1929年，紅四軍由贛南進入閩西，占領了閩西重鎮長汀，部隊進行了較長時間的休整。

就在休整期間，經過賀子珍和曾志的介紹，爹爹和康媽媽結婚了。尼姆·威爾斯曾寫道，在延安採訪時，她與朱總司令夫婦和周恩來一起吃飯時，見康克清頑皮地敲着朱德的手臂，而這位紅軍總司令也微笑地看着自己年輕的妻子，心裡好像有說不出的高興。

拒絕了組織介紹的對象

朱琦被抓壯丁後沒有暴露身份，要是暴露了身份就被殺了。後來，在周恩來的努力下，組織找到了朱琦，1937年底將他送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朱琦1938年到了延安，在中央黨校學習。

畢業後，爹爹把他送到前方去了，讓他去打日本鬼子。朱琦打仗當中腿腳負傷了，甲等殘廢，也不能打仗了，分配到抗大七分校的校部，當隊列科的科長。

康媽媽找到抗大七分校的校長彭紹輝，讓他給朱琦找個對象。那時候找對象還得經過組織批准組織調查，還得查三代，後來調查完找到了我。

我1926年出生，老家是河北定縣大定村。我父親趙鴻儒很早就參加了八路軍，大哥趙士珍、二哥趙士斌也都參加了革命。

1944年，抗大七分校女生大隊教導員顧玉玲通知我到大隊部來一下。我們校部有一隊二隊，我在二隊。當時我也不知道朱琦是誰，隊部裡頭有幾個人坐着，有個男同志，當時也沒介紹他是誰。人家看我，我沒看他。他走了以後，校部說沒事，讓我回去。

第二天，顧玉玲指導員問我說：“小趙你看那人怎麼樣?”我說：“上次那人啊?我沒看他呢。”指導員告訴我那是誰，說想給我介紹總司令的兒子。我說：“我現在多大呀，18歲，太小了，不行。我們那有風俗，找對象得通過父母，父母不同意還不能結婚。”當時我一直沒同意。

後來我問我一個同學，也是好朋友：“你說，指導員給我介紹對象，是總司令的兒子，我跟不跟?”我朋友說：“那麼大的官肯定不跟，大官不自由。”朋友們都反對。

幾個月以後，組織上把我們調到一起了。我從女生大隊調到了七分校校部，分配在隊列科當參謀，負責統計工作，歸朱琦領導。我工作上向他匯報。天天見面，那時我還是堅決不同意。

有一次，他說：“咱們兩個怎麼樣啊?組織跟你談了嗎?”我說：“談了，不怎麼樣。你們家官太大了，我們家是老百姓，不行。”他也就不敢再說什麼了。

其實，我對他的印象還行，比較熱情，也挺客氣的。

賀龍“逼婚”

1945年9月，七分校校部遷離延安，轉移到晉綏根據地的內蒙古豐鎮。我和朱琦都到了一二零師司令部，他當通訊科科長，我是文書科參謀。

後來賀龍天天動員談話，他是晉綏軍區司令員，這是交給他的任務啊。賀龍和甘泗淇將軍的夫人李真沒事吃了飯就說，小趙出去遛遛吧，遛遛就問我想好了沒有。

有一次，賀龍跟我談話說：“咱們快進張家口了，小趙，你們兩個的事定下來，定下來我們就進張家口了，不結也得結，結也得結。同意不同意?什麼時候結?”他說：“我是司令員，我說了算，我簽字，說結婚你們就算結婚了。”他拍着桌子說：“怎麼還沒同意，還等什麼?今天不同意也得同意，朱琦哪不比你好?馬上結婚!”

說完，賀龍就寫了一張條子：“批准朱琦同志與趙力平同志結婚。”邊寫邊說：“這是你同意的，可別說我逼你的，我沒逼你。”

條子寫好後，交給了政治部，算是我和朱琦的結婚證書。

1946年3月23日，我們在豐鎮結婚。晉綏軍區司令部的人都來參加了，擺了五六桌，差不多三十多個人。賀龍主持的婚禮。他叼着煙斗眯縫着眼睛說：“我的任務完成了。”

進了張家口，我們照了結婚照，朱琦給他爸爸一張，我送給舅舅一張。解放後，我去找婆婆肖菊芳家的人，發現都沒有人了，肖媽媽的親弟兄、孫子輩都沒有了。

大約一年後，1948年8月，我才第一次見到爹爹和康媽媽。西柏坡首長住得也挺簡單，都是窄窄的小窗戶那種房子。

見面時，爹爹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舊軍裝，待人和藹，慈祥的臉上總泛着笑容，言談舉止間一點架子也沒有。我心裡一下踏實了，拘束感也消除了。

康媽媽還笑着說：“你們早點要個孩子吧，爹爹喜歡孩子。”我和朱琦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三天就早夭了，由於怕引起他們傷心，我們沒有告訴兩位老人。

不久，鐵道部需要人，朱琦去了石家莊鐵路局當工人。因為爹爹說要從頭學，已經是團級幹部的朱琦先當練習生，後來又當火車司爐，三年後當副司機，又由副司機轉為司機，學會了開火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