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毛澤東主席頒發命令狀，授予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上著名的“十大元帥”由此確立。十大元帥人人都有着非凡的人生經歷，他們的入黨經歷也充滿着傳奇。

由周恩來介紹入黨的朱德

共和國元帥中，最早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是朱德。說起朱德的入黨，還頗費了一番周折。

1922年初夏，朱德經朋友介紹，閱讀了一些有關共產主義的初級讀物，從黑暗中看到了一線曙光，從而認定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救中國。他毫不猶豫地告別了家鄉、親人和朋友，登上一葉扁舟，順長江東下，找共產黨去了。

他到了上海，踏遍了整個市區，沒有找到共產黨的蹤跡。他只好到北京去繼續尋找。

在北京，朱德仍然找不到共產黨的身影。他只好又回到上海，在這裡見到了國立北京大學教授、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陳獨秀。可陳獨秀對他並不熱情。陳獨秀冷冰冰地看着朱德，不客氣地說：“要參加共產黨的話，必須以工人的事業為自己的事業，並且準備為此獻出生命。對於你這樣的人來說，就需要長時間的學習、考驗和真誠的申請。”

陳獨秀的回答使朱德感到痛苦，他決定遠渡重洋去法國。1922年9月初，一心想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朱德和好友孫炳文登上法國郵輪，前往歐洲。此時朱德已36歲。

40多天之後，輪船到達法國馬賽港，朱德和同伴們換車來到了巴黎，住進一位中國商人的家裡。這個商人很年輕，也健談。他告訴朱德，一些中國學生組織了一個叫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的團體，鬧得很火熱，見朱德很感興趣，他繼續說這個組織的負責人叫周恩來，可他已去了德國柏林，恐怕一時回不來。見朱德有些失落，商人從口袋裡摸出一張紙條，說：“不過我這裡有他的地址。”

朱德接過紙條，如獲至寶，就和孫炳文上了路。他們決定馬上趕到柏林去找周恩來。

10月22日，他倆到達柏林。可人生地不熟，直到黃昏，才在柏林近郊瓦爾姆村皇家林陰路的一幢寓所內，找到地址上的門牌號碼。

“你們找誰?”一個眉清目秀的年輕人出現在朱德面前。“我找周恩來。”朱德回答。“我就是。”年輕人微笑着說。

朱德一愣，有點不信。因為路過上海時，他見過共產黨的負責人陳獨秀，他以為共產黨的負責人都是年齡比較大的。可面前的周恩來只有20多歲。

周恩來熱情地把他倆讓進屋，問道：“有什麼事需要我幫助的嗎?”

朱德介紹過自己後，又指了指孫炳文，表達了他倆要求入黨的強烈願望。

周恩來習慣地側着臉，仔細聽着，不時在小本子上記着，他被朱德和孫炳文不尋常的經歷和執着的追求所感動。他詢問了朱德對共產主義的態度後，表示願意介紹他倆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他們的入黨申請沒有得到國內批准之前，可以接受他們為候補黨員。周恩來還給他們找了住處。

這年11月，經周恩來和張申府介紹，朱德和孫炳文被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同時，朱德按黨的指示，仍以國民黨黨員的身份進行社會活動。

關帝廟裡入黨“定終身”的彭德懷

十大元帥中，最後一個入黨的是彭德懷，入黨日期為1928年4月。北伐戰爭時期，彭德懷和段德昌同在國民革命軍第八軍一師任職，彭德懷在一團當營長，已是共產黨人的段德昌在師政治部當秘書長。兩個人志趣相投，成了知心朋友。一日，部隊行至湖北玉泉山，兩人閒步走進一座關帝廟。段德昌指着廟裡供奉的關公像，問彭德懷：“對關雲長有何感想?”彭德懷搖着頭說：“關是過去的人，現在還被統治階級利用，沒有意思。”

段德昌有些吃驚，問：“你要怎樣才有意思呢?”

彭德懷說得很簡單：“我身為窮苦人，當然為工人農民服務才有意思。”

段德昌又問：“你以為國民革命的最終目的是什麼?”

“現在每天不都在喊打倒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實行二五減租嗎?我認為應當實行耕者有其田，而不應當停留在二五減租。”彭德懷一口氣說出自己的意見。

受過馬列主義薰陶的段德昌顯然不滿足這樣的回答：“一個真正的革命者，也不應當停留在耕者有其田，而應當變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公有制，共產黨是按照這樣的理想來鬥爭的。共產黨員就是為按需分配的理想社會奮鬥終身的。”

就在這次談話不久，彭德懷請求段德昌介紹他加入共產黨。一天，張匡到彭德懷家，說：“段德昌同志介紹你加入共產黨，也是特委同志集體介紹的。現在特委已經討論通過你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報告省委批准後，再行通知你。”當時彭德懷內心很高興，再三感謝中共南(縣)華(容)安(鄉)特委對他的信任和關懷。一天黃昏後，特委為彭德懷舉行了入黨宣誓。

在兩位堂兄引導下入黨的林彪

林育南、林育英都是林彪的堂哥，兩人都是早期的革命者。1921年秋，在武漢從事革命活動的林育南為培養一批有志革命青年，於6月份寫信給在老家浚新小學學習的林彪、林育黎、林春枝等人，動員他們到共進中學讀書。此舉得到了同在武漢的林育英的支持。林彪在共進中學學習期間，經常接觸陳潭秋、董必武、惲代英、林育南、林育英等從事革命活動的共產黨人，聽他們談論國家大事，並深受他們的影響。

1922年秋天，林彪因家裡經濟發生困難，便到武昌草蓆門外的粵漢鐵路工人子弟小學當代課教師。不久，林彪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

20世紀20年代初，林育南、林育英正在武漢領導工人運動。林彪在他們的影響下，對國家大事、民族的前途十分關心，並成為共進中學學生運動的領袖。在此期間，他多次組織共進中學等校學生到武昌閱馬場、大東門一帶遊行示威、散發傳單，開展反帝愛國運動。1925年3月，他被共青團武昌地委指定為共進中學團支部書記。

由於林彪在武漢學生運動中表現突出，1925年夏，他被湖北省學生聯合會推選為全國學聯七大代表，赴上海出席了學聯七大會議。林彪在共進中學的表現，受到武漢黨組織及兩位堂哥的多次表揚。林育南、林育英認為，如再好好培養一下，林彪將來頗有前途。黨組織和兩位堂哥的鼓勵，使林彪暗下決心：將來要像兩位堂哥一樣，走革命之路。

1925年秋，林彪經過在武昌共進中學4年的學習(實際是3年半)獲准畢業，重返家鄉。當時，他的父母親希望他在附近找一個教書的職業，能照顧家裡的生活。在此期間，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要求各級中共組織選送共產黨人、共青團員和國民黨左派投考黃埔軍校。林彪得到這個消息後非常興奮，設法說服了父母，遂經當地中共組織批准於當年冬南下廣州，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入伍生總隊，並在入校後由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員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棄高官求真理入黨的劉伯承

劉伯承是川軍名將。1923年秋冬，他一直在成都治傷。後因心煩，躲到犍為縣五通橋張仲銘家裡靜養。閒下來，他看了不少進步書刊。

1924年夏末，因熊克武的第一軍勢力被逐出四川後，劉湘、楊森等一手控制了政權，大肆迫害進步人士，吳玉章在成都不能立足，也輾轉來到犍為。吳玉章與劉伯承的交往十分密切。當時，吳玉章任成都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和惲代英、楊闇公等人創辦《星期日》等刊物，宣傳新文化、新思想，熱情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還派人深入到工人、農民中做宣傳和組織工作，在當地具有較大的影響。

吳玉章深知劉伯承的為人，對他的出眾學識、高尚情操和憂國憂民的精神十分欽佩;對於他的軍事才能，更是格外賞識。吳玉章幾乎每隔三五日就要到劉伯承的住處，一面探視病情，一面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後來，通過吳玉章的介紹，劉伯承結識了楊闇公。

在吳玉章、楊闇公兩人的影響下，劉伯承的思想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漫長的革命道路上揭開了嶄新的一頁。

這年秋末，劉伯承同吳玉章一道取道貴州、湖南到達上海。第二年年初，他又跟吳玉章趕赴北京。6月下旬，他們又一起來到廣州。劉伯承素以“深思斷行”為座右銘，愛獨立思考，不隨波逐流。

這一路，他覺得每天都有新鮮事發生，他看到了群眾火山爆發般的反帝浪潮，看到了共產黨像磁鐵般地吸引着有為青年……

1926年5月，經楊闇公和吳玉章兩人介紹，劉伯承如願以償，正式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員。

先接受黨的命令後入黨的賀龍

第一次國共合作後，中共黨員周逸群受命到賀龍部隊任師政治部主任。賀龍與周逸群一見如故，他們促膝長談，周逸群向賀龍宣傳馬列主義，介紹十月革命，闡述共產黨的性質和政策，賀龍茅塞頓開。

有一次，賀龍問周逸群：“我經過一番對比，還是覺得共產黨好，我想參加共產黨，不知行不行?我沒有文化，只好口頭申請。”周逸群一聽連忙說： “黨熱烈歡迎你，不過要加入我們的黨組織，還要經受更嚴峻的考驗，希望我們並肩戰鬥。”賀龍深深地點了點頭。此時，中共雖暫時還沒吸收賀龍入黨，但已把他當作自己人。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前，周恩來握住賀龍的手：“我來拜訪你，不是禮節性的。開門見山，我是找你商量起義計劃的。我們立刻就談行嗎?”

賀龍點頭示意：“好極了，我洗耳恭聽!”

周恩來說道：“現在，共產黨對你下達的第一個命令就是黨的前委委任你為起義軍總指揮!”

賀龍一聽，禁不住離開座椅，少有地結巴起來：“我還沒有入黨……”

周恩來說：“你看，你剛剛講過完全聽共產黨的命令，怎麼第一個命令就不聽了?”

賀龍口氣完全軟了：“好，我服從。”

起義軍撤出南昌到達瑞金後，幾個重要人物的入黨問題被提上了日程。

8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在瑞金河邊的一所小學裡，汽燈將教室照得通亮，牆壁上已掛起一面黨旗，前委領導們就着課桌椅隨便坐下，小聲交談着，等候郭沫若、賀龍進來。郭沫若對教室里布置的一切並不陌生，神態自若，向他熟悉的每一位打着招呼。賀龍則不然，他見過比這大的陣勢，那多是設在香堂祠廟裡的入幫入會儀式。他曾琢磨，入個小幫小會規矩都很多、氣氛森嚴，要入共產黨這個大組織，那還不更加隆重，所以剛進門時不免有些緊張。

主持人張國燾也很嚴肅。按事先的約定，郭沫若由周恩來和李一氓、賀龍由譚平山和周逸群當入黨介紹人。然後請郭沫若、賀龍舉起右拳，對着黨旗宣誓。張國燾領一句，他倆跟一句，儀式很快結束。

走出會場時，賀龍頓顯輕鬆，從口袋裡掏出煙斗點上火。他對走在身邊的張國燾淺淺一笑：“這個手續並不複雜嘛，不像加入哥老會那麼多規矩。”

認清文學夢無法救國後入黨的陳毅

1919年10月，懷揣作家夢的陳毅從免費赴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畢業，到法國馬賽開始了留學生活。在這裡，陳毅認識了蔡和森，開始接觸社會主義。

1921年底，陳毅等留法學生因鬧學潮被遣送回國，11月到了上海。在上海，已參加中共中央領導工作的蔡和森找到陳毅，並和陳毅作了深談，問陳毅願不願意入黨或去蘇聯學習。陳毅沒有同意入黨，也不想去蘇聯，他還沒有放棄當一個自由作家的夢想。他心目中理想的作家是這樣的：既信仰共產主義，支持和參加中共所領導的革命運動，又不受組織的約束;憑着個人的努力，獨立地為祖國為人民作貢獻。

1922年1月下旬，作為四川籍學生代表的陳毅回到了重慶，他想解決在法的川籍學生求學問題。然而，四川的當權者們此時正忙於打仗。陳毅等人在成都又奔走了幾個月，毫無結果。這使陳毅又一次看到，依靠個人的努力，推動或迫使任何一個封建政權或資產階級政權來做有益於人民的事，都是徒勞。

1922年春，陳毅任《新蜀報》主筆。此時，他進一步看到，不是那種新的極其強大的力量，即他已經認識到的新興的無產階級和它的政黨共產黨，去摧毀這陳舊的一切，中國是很少有什麼希望了。個人奮鬥是軟弱無力的，只有參加到組織中去，才能有所作為，有所貢獻。他給蔡和森寫了申請信。至此，陳毅的思想已在根本上完成了從資產階級到無產階級的轉化。1922 年秋，蔡和森給陳毅寫了回信。“就這樣，經蔡和森通信介紹，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1923年10月，經陳孟熙介紹，陳毅進入北京中法大學學習。入學不久，他由共產主義青年團員轉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

國民黨叛變之時入黨的羅榮桓

1926年夏，羅榮桓到廣州投考中山大學本科。沒有被錄取，他便於1926年農曆十月離開廣州回到家鄉湖南省衡山縣南灣，投身於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洪流中。家鄉如火如荼的農民運動，使羅榮桓更加清楚地認識到，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把千百萬農民組織起來，才是一條真正的解放道路。他一回家就到縣城找到共產黨聯絡員修表匠老趙。經老趙介紹，羅榮桓見到了中共衡山縣委和縣農協負責人，向他們匯報情況、接受指示。然後他又連夜邀集積極分子召開秘密會議，傳達縣委和縣農民協會的指示，號召大家團結起來、建立農會，開展鬥爭，解放自己。

1927年三四月間，蔣介石磨刀霍霍準備反革命政變。當時湖南的各種反革命勢力，也在暗中向革命發動有計劃有組織的進攻。在緊靠南灣的攸縣，一幫劣紳聚眾劫獄，將在押的劣豪盡數放出。南灣地主羅鳳梧、蕭羅仙等也仿效外地的反革命組織“暗殺團”，頭一個就準備拿羅榮桓開刀。當時，羅榮桓恰好接到在武漢大學的彭明晶的來信，彭明晶在信中談到國民政府從廣州遷往武漢後的革命形勢，談到毛澤東在武漢主辦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羅榮桓為進一步了解全國的革命形勢，探求真理，便決定前往武漢投入更大、更火熱的革命浪潮中去。一個深夜，羅榮桓在蕭慶雲的護送下，從衡山搭輪船到長沙，然後轉赴武漢。

羅榮桓到達時，武漢的局勢已急轉直下，繼上海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湖南發生“馬日事變”後，武漢也一度遭到鄂軍反動軍官夏斗寅叛軍的襲擊。7 月15日，國民黨武漢政府公開叛變了革命，一時間，腥風血雨遍及全國。在這種嚴峻時刻，一些對革命艱巨性並無思想準備的小資產階級革命者，以及一些投機分子被嚇倒，紛紛脫離革命。但就在這種嚴重白色恐怖的籠罩下，羅榮桓卻更加堅定了革命的信念。1927年5月，他經彭明晶介紹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不久轉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從此踏上了職業革命家的道路。

苦苦思索數月後加入黨組織的徐向前

1924年4月，徐向前被黃埔軍校錄取，成為黃埔軍校第一期的學生。在黃埔，他除了刻苦學習軍事外，還大量閱讀了進步書籍和報刊。他積極參加中共黃埔特別支部組織的各種活動，並成了其中的一名活躍分子。

1926年11月底，徐向前來到了北伐軍占領的武漢，被分派到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任學兵隊少校隊長。武漢分校號稱第二黃埔，當時任北伐軍總司令的蔣介石兼任武漢分校校長，政治總教官為惲代英，教官中有施存統、蕭楚女等共產黨員。陳毅等許多共產黨員、共青團員也先後到這個學校工作或學習過，所以，這所學校的進步力量占了優勢。

徐向前周圍聚集了一批共產黨員，如樊炳星、楊德魁、李楚白、賀昌、程子華等。他們時常會聚一堂，談論理想，有時也發生爭論。徐向前言語不多，他認真地傾聽着，反覆地比較着，苦苦地思考着：共產黨和國民黨，到底誰是真正的革命黨?誰在真正為人民謀利益?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到底哪種主義更能拯救中國?

為了搞清楚這些問題，徐向前如饑似渴地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及其他進步報刊，以及宣傳蘇聯十月革命的一些小冊子。瞿秋白、魯迅的一些文章，也吸引着他。他終於認清了中國革命的發展趨勢。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經過兩三個月的思索、比較、學習和同志的幫助，我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的認識有了新的飛躍，決心走共產主義道路，把自己的一生，獻給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偉大、最美好、最壯麗的事業。”

1926年下半年以後，蔣介石加緊了分裂活動，先後製造了“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等。1927年初，蔣介石已經公開表示反對共產黨。徐向前面臨着一生最重要的考驗，他經過慎重思考，下定決心，跟共產黨走。1927年3月，經樊炳星、楊德魁介紹，徐向前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徐向前入黨後才知道，武漢軍校中共組織的負責人是陳毅。

從立志實業救國拐向革命的聶榮臻

1919年12月9日，年方20歲的聶榮臻，心懷實業救國的雄心大志，在上海登上法國遊輪“鳳凰”號，與其他72名熱血青年結伴，去法國勤工儉學。

1921年10月，聶榮臻從法國來到比利時，進了費用比較低廉的沙洛瓦勞動大學。此時的他，思想上正發生着急劇的變化，這種變化使他越來越不能平靜地坐在課堂里專心致志地學習了。他開始感到，出國勤工儉學時所抱的那種實業救國的願望實在是不現實。他翻來覆去地想：中國是這樣一個現實，你的科學技術學得再好，即便是成為工程師，回國以後又有什麼用?正在這時，他接觸馬列主義的機會也又多起來。當時，共產主義運動在法國和比利時的影響很大，此外，他還能經常看到國內辦的一些革命報刊，如《嚮導》周報。正是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他的思想發生了質的變化，他堅信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才能使中國四萬萬同胞都能有衣有食。1922年6月3日，他在給父母親的信中表達的就是這一觀點。

1922年8月，由同在沙洛瓦勞動大學學習的劉伯堅和熊味耕兩人介紹，聶榮臻加入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為了保密，他使用了化名“向上”。1923年初，由趙世炎、劉伯堅介紹，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革命低潮時選擇入黨的葉劍英

葉劍英是粵軍名將，在舊軍隊中有很多老關係，想升官不愁沒門路，但他卻想的是加入中國共產黨。但是當時形勢錯綜複雜，有些公開的共產黨人他並不熟悉，熟悉的又多隱蔽起來，一時難以找到。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葉劍英通電反對蔣介石，遭到蔣介石的通緝。葉劍英逃至武漢，住進武昌朝陽旅館。朝陽旅館是廣東人開的，常有廣東籍的客人來往和住宿。說來也巧，正在他心神不定時，遇到了梅縣同鄉李世安。李世安是秘密的共產黨員，在廣州時就與葉劍英見過面，後來轉到武漢，在市公安局當主任秘書。他以這個公開身份作掩護，從事黨的地下工作。這次與葉劍英相見，兩人徹夜長談，都有一種他鄉遇故知之感。

葉劍英把自己入黨的渴望和幾年來在這個問題上遇到的波折和苦惱，全都倒了出來。李世安了解葉劍英的過去，便將此事一口應承下來，表示將向上級反映此事。李世安這個老黨員當然知道黨內的規定。像葉劍英這樣的國民黨高級軍官，即便是已經通電反蔣，但要在基層組織里討論他入黨的問題，還是可能會產生波折。於是，他帶着葉劍英的期盼，秘密找到周恩來。

周恩來聽完李世安的匯報，回想了一下他在黃埔軍校時與葉劍英的接觸，坦然說道：“他的底子我知道，是好的，我們應該表示歡迎。”就這樣，又過了幾天，1927年7月上旬，在武漢革命形勢急轉直下，汪精衛“分共”前夜，經周恩來同意，中共中央批准接納了葉劍英這個特殊黨員。為了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周恩來要葉劍英不要和其他黨員聯繫，只讓他與李世安等少數黨員保持聯繫。

葉劍英以秘密黨員的身份，為保護南昌起義將領，提供敵人高層決策情報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