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歷史上的改革困境與成敗周期

章立凡

改革及改革家的困境是什麼？改革的成敗在歷史時空中有無周期性的軌跡？這是兩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在中外歷史上，也確有不少著名的先例可供參考。

梭倫與商鞅：困境相似結局不同

公元前594年，梭倫出任雅典城邦的第一任執政官，推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他廢除債務奴隸制和殘酷法律，按財產分級賦予政治權力，建立三權分立架構，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乃至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礎。

梭倫改革在貴族與平民的夾縫中進行，既幫助了窮人又恪守中道。他曾以詩明志：“我拿着一隻大盾，保護兩方，不讓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據優勢。”

亞里士多德曾在《雅典政制》一書中，談及梭倫在改革中的困境：

當梭倫完成上面所述的憲法時，平民時常來找他，並且為着他的法律而使他感到煩惱，批評這些，問問那些；他既不願變更法律 條文，又不願居留而受謗，所以旅行埃及，以經商和遊覽該地為目的，聲明十年之內，將不回來，因為他認為他沒有義務留下來解釋法律，大家應該遵從他所寫的法 律條款。而且這時他的境遇也很不順適。……因為平民期待他制訂法律，重新分配一切財產，而貴族則希望他或恢復以前的制度，或只是略加變更；但梭倫雙方都不討好，儘管他如果隨意袒護一方，就有成為僭主的可能，他卻寧願遭受雙方仇視，而採取曾是最優良的立法，拯救國家。

公元前572年，梭倫在執政二十二年後放棄權力，前往埃及、塞浦路斯、小亞細亞等地漫遊。他出走之後，雅典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公元前560年，庇西特拉圖以武力成為雅典僭主。但這位僭主繼續推進改革，原有的改革成果得以保全。梭倫遊歷十年後返回雅典，退隱在家從事研究和著述，死後安葬在故鄉薩拉米斯島。

相形之下，東方的改革家商鞅，就不像梭倫那樣知進知退。商鞅在秦孝公支持下，於公元前356年、350年先後兩次實行變法。“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 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戰國策》）”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說（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 鄉邑大治。（《史記•商君列傳》）”而利益在變法中被侵犯的貴族們，則強烈反對他。

據司馬遷記載，智者趙良曾當面批評商鞅的為政風格：“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他指出商鞅 “危若朝露”，“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勸其急流勇退。商鞅沒有接受趙良的勸告。

性格決定命運。公元前338年孝公薨逝，秦惠文王繼位，商鞅失勢出逃。他在位時法令森嚴，逃亡中投宿旅店遭拒，被捕車裂而死，後人譏為“作法自斃”。司馬遷認定他“天資刻薄”，“刑公子虔，欺魏將卯，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

拋開道德評價，兩位改革家的共同之處，是在頂層與底層的夾縫中奮鬥，而其新法在他們下台後均得以繼續實行。不同在於個人結局：一位執政二十二年全身而退，換來新法十年不變之約；一位行新法十年大治，專政十八年最終勢敗身裂。

中外改革周期：多以五至十年為一節點

儘管上述兩場改革時空各異進程參差，但梭倫的十年約定和商鞅十年成功，還是引發了我的思考。任何事物的發展都存在階段性，檢索中外歷史上有代表性的改革，大體上以五至十年為一節點，越到近代越有節律感。

北魏孝文帝改革：公元471年即位，自484年起開始改革，首推俸祿制，翌年頒布均田令。十年後（495年）遷都洛陽，全面實行漢化政策。499年崩逝，在位28年。

北宋王安石變法：公元1069年出任首相，陸續實行均輸、青苗等新法。五年後（1074年）罷相，翌年被召回復職， 1076年第二次罷相。下台後新法猶存，1086年司馬光為相，盡廢之。

明朝張居正改革：自公元1572年起，連續十年任內閣首輔，創製“考成法” “一條鞭法”。1582年病卒後，被褫奪官爵，查抄家產。

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改革：1856年召見莫斯科貴族，提出自上而下改革農奴制的設想，翌年成立農民事務秘密委員會。五年後的1861年，頒布農奴制改革法令。1881年準備啟動君主立憲改革，遇刺身亡。

日本明治維新：狹義的明治維新，自1868年宣布改元“明治”始。廣義上則可從1867年起算，包括“大政奉還”、“王政復古”等政治事件。五年節點上（1872年）廢藩置縣，十年節點上（1877年）結束西南戰爭，維新大局底定。

列國改革歷史進程中，還有不少以五至十年為一節點的情況，例如：俄國斯托雷平土地改革（1906-1911），中國清末新政（ 1901-1911），美國羅斯福新政 （1933-1939），前蘇聯戈爾巴喬夫改革（1986-1991）等。節點本身未必十分規範，同時也存在着例外：如中國唐代的“永貞革新”和清代的“戊戌變法”，皆歷時百日即告失敗；而歐洲的宗教改革，則長達一個世紀……，等等，需具體分析其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特殊原因。

失敗標本之一：斯托雷平改革（1906-1911）

亞歷山大二世遇刺身亡後，羅曼諾夫王朝的改革停滯。1905年革命後，尼古拉二世被迫頒布了等同於憲法的《俄羅斯帝國基本法》，成立國家杜馬立法議會、實行多黨制。沙皇俄國最後一位改革家斯托雷平，於1906年由內務大臣升任大臣會議主席（首相）。

斯托雷平改革從矛盾衝突最激烈的土地問題入手，可謂切中肯綮。斯托雷平努力將傳統村社份地私有化，改善農民的法律地位和經濟境遇；同時通過地方管理和自治機關的政治改革，試圖扶持起一個保守忠君的富農階級，維持帝國的經濟和政治穩定。

按當下的說法，斯托雷平是個標準的新權威主義者，改革與鎮壓兩手抓，兩手都很硬。為強推土地改革方案，他不惜得罪貴族地主，曾於1906、1907年間兩度解散國家杜馬；同時建立軍事法庭網鎮壓國內“敵對勢力”，在1906至1909年間，就有逾3,000人被處於絞刑，被稱為“斯托雷平的領帶”。

斯托雷平的鐵腕式改革手法，曾受到另一位改革家維特伯爵的批評。他在頂層與底層之間腹背受敵，處境略似兩千多年前的梭倫和商鞅，且逐漸失去沙皇的支持。在五年節點上，政治改革慘遭滑鐵盧，地方自治方案於1911年遭第三屆杜馬否決，斯托雷平被迫辭去首相職務。同年9月14日，他被革命者刺殺，挽救沙皇俄國的最後一次改革宣告失敗。五年多之後，“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相繼爆發，羅曼諾夫王朝傾覆，政權落入布爾什維克之手。

失敗標本之二：大清新政（1901-1911）

斯托雷平改革失敗之際，鄰國大清的新政也進入了彌留時刻。

義和團事變和八國聯軍入侵，導致了《辛丑條約》的屈辱結局，也成為大清最後一次改革的起點，其方向與三年前的戊戌變法雷同——學習日本實行君主立憲。新政期間，官制、行政、軍制、法律、財稅、幣制、教育等改革逐步推開，並廢除了沿襲千年的科舉制度。

五年後新政出現第一個節點，朝廷於1906年9月下詔預備仿行立憲，設立專門政治體制改革機構“考察政治館”。各地紛紛成立立憲公會。1908年8月頒布《欽定憲法大綱》，並公布了以九年為期的籌備立憲時間表，同時放寬報禁黨禁，推行地方自治，各省選舉諮議局。

1908年11月15日，慈禧太后及光緒帝同日逝世。近年考古發現證明：光緒系中毒身亡。此前這對母子的權力鬥爭，導致了戊戌變法的失敗，此後則令新政在臨近第二個節點時出現變數：滿族親貴擔心在政治改革中失去權力，1911年5月成立了以“太子黨”為主體的“皇族內閣”。13名內閣成員中，滿人占8名（其中宗室6人、覺羅1人）、漢人4名、蒙古人1名。

滿清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對漢族士人多取利用而不信用的政策。朝廷用人，滿漢 之別由來已久。錢穆先生曾指為自私的“部族政權”，余英時先生亦形象地稱之為“族天下”。同光以來，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為代表的漢臣，在太平天國 之亂和洋務運動的歷史機遇中，獲得了政治、經濟實力，並在“東南互保”中培育了地方政治勢力。

1905年的廢科舉，斷絕了多數漢族傳統知識分子的仕進之途，一時怨望甚多。1910年， 漢族士紳組成的各省諮議局，曾聯合十數省督撫請願向朝廷施壓，要求提前立憲及速開國會。自私的“皇族內閣”，更重燃起沉寂二百多年的滿漢仇恨，令漢族官員和士紳轉而傾向民族革命。諮議局還在鐵路國有化問題上與中央政府對抗，四川保路運動成了武昌起義的導火索，憲政改革逆轉為排滿革命，導致了大清王朝的覆滅。

余 論

歷史上的改革家，處於不同階層利益衝突的夾縫中，一步不慎，全盤皆輸。梭倫和商鞅兩位改革家，是古代史上政治成功、下場迥異的範例。斯托雷平改革和清末新政，是近代史上同期失敗的一對典型。反思改革成敗得失，不免令人感嘆：梭倫的政治智慧，的確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顆恆星。

革命家列寧和孫中山都曾擔心，朝廷改革的成功，將令他們的革命抱負失去機會。執政者憑藉“頂層設計”自上而下地推行改革，目標都是避免革命。如果利益圈子太小或無法平衡各方利益，其後果往往是人亡政息，甚至犯下“顛覆性錯誤”。

縱觀中外改革史，多數改革都不太可能持續太長的時間。如果改革在啟動後的五至十年間不能取得勢頭，就不大可能繼續。

中國當下的權力更替，正是以五年為一周期。筆者在2012年預言中國將出現“皇族內閣”式的政體，並提出“五年看改，十年看埋”的命題：如果政治改革在第一個五年內未能啟動，第二個五年也就無須啟動了。這個命題曾被廣泛引用，本文是相關研討的後續。

2014年2月16日 北京風雨讀書樓

《炎黃春秋》2014年第5期（發表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