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夫吳淦 與 西雅圖抗議運動-反信息霸權-[6182bytes|2015-06-29]
反抗商業霸權與專制信息霸權-另類媒體是民主制度行的必要-[0bytes|2015-06-29]

屠夫吳淦 與 西雅圖抗議運動
發帖者：反信息霸權 (時間：2015-06-29 07:48:59)

自從傳統媒體式微之後，媒體並沒有建立更多的專業頻道，當中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時，媒體還停留在宣傳的階段，對外還在講中國的故事，但如果別的國家不想聽呢？媒體如何宣傳自己的政策呢？是至上而下，還是信息公開透明後，提高公民的素質，讓公民了解到法律的局限性，並且大家來共同促進法律的“公平、正義”，促進媒體、受眾、行政機構的相互信任，使得揭短、鬧劇不再成為解決問題的手段。媒體與法院系統要想逐漸實現法律基本的“公平、正義”時，則需要媒體長期平實的報道。一些人就利用“行為藝術”扮演了一個類媒體的效果，吳淦在法院門口扮演了這個角色

一般來講法院訴訟程序一般都比較庸長，處理的程序常常不透明，而且民眾對此了解的程度基本上為零，只要是遇到問題，很多人在法院首先想到的就是走後門，而媒體法制節目的製作也偏向於有趣、奇異，讓民眾需要體驗到法律面前如何實現人人平等，法官也會因為受到媒體的現場直播，而變得更加謹慎，並且開始如何在有限的資源下有效實現“公平、正義”。

如果法院系統逐漸透過傳媒，經常現場直播或者錄播法院對於一些案件的審理過程，把中國現在法院審案的程序進行普及，讓民眾了解到其中的問題，並且法官也要意識到提高專業素質的必要。

有法可依，依法辦事的宣傳中媒體經常會採用故事報道的方式進行，或者有亮點的案件才會採用紀錄片的方式進行，民眾需要非常平和的了解整體案件進行的過程與程序透明。

美國媒體在普法的過程中首先會告訴民眾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美國人通過法律頻道讓民眾逐步了解，富人聘請好的律師並不是案情反轉的關鍵因素，而是好律師會使得更多的案件細節會被討論，然後控方的證據不足的前提下，才會使得案情反轉，否則再好的律師也沒有太大的作用。

1994年前美式橄欖球運動員辛普森(O.J. Simpson)殺妻一案成為當時美國最為轟動的事件。此案當時的審理一波三折，當時1995年10月3日，辛普森案裁決即將宣布之時，整個美國一時陷入停頓。克林頓總統推開了軍機國務；前國務卿貝克推遲了演講；華爾街股市交易清淡；長途電話線路寂靜無聲。數千名警察全副武裝，如臨大敵，遍布洛杉磯市街頭巷尾。CNN統計數字表明，大約有1億4千萬美國人收看或收聽了“世紀審判”的最後裁決。

當今社會，隨着商業媒體大肆其道以及過度擴張，傳播民主不斷遭到破壞，傳播民主赤字不斷上升，社會邊緣人群和弱勢群體的聲音在主流商業媒體的面前無法得到充分的表達。為了改變傳播民主赤字的現狀，一股挑戰主流商業媒體權利並代表普通民眾發聲的另類媒體(Alternative Media)開始興起。

1999年爆發的西雅圖抗議運動不僅是全球“反全球化運動”的一次重大勝利，同時也將另類媒體存在的現實和活躍的身影拉進了世界人民的視線之中。

1999年11月，世界貿易組織第3屆部長會議在西雅圖召開。來自世界各地的反貧窮激進分子、環保人士、女權主義者、人權與和平主義者以及支持第三世界發展的組織成員約5萬人，齊聚西雅圖，發起了聲勢浩大的反WTO的社會運動。在運動過程中，抗議人群與警察在西雅圖爆發了全面的衝突。

同時，世界各地的媒體也聚焦西雅圖，但是主流媒體只是狹隘地關注警察和抗議者的衝突，而很少探討衝突背後的社會根源，甚至很多當地媒體拒絕報道關於抗議活動的新聞。於是，運動激進分子成立了一個名為獨立媒體中心（Independent Media Cent）的網絡媒體組織，約有400名志願者運用他們自己手中的手機和數字攝像機記錄下了抗議活動的過程，並將他們的作品上傳到獨立媒體中心的臨時網站，使得世界各地都能夠觀看到關於遊行示威的報道。

他們既是街頭抗議的示威者，也是事件的記錄者，並參與整個新聞報道的編輯過程，從而用自己的方式提供了關於抗議活動的另一種聲音：自由貿易組織其實並不是公平交易，尤其對發展中國家尤其不公平。

在西雅圖爆發大規模示威遊行之後，世界各地數以百萬計的人們也自發地湧上街頭舉行抗議活動。由於各方的努力，西雅圖國際會議最終未就多國投資協定達成協議。而因此次西雅圖運動而聞名於世的獨立媒介中心也將另類媒體存在的現實和活躍的身影拉進了世界人民的視線之中。

“西雅圖戰役”之後，“獨立媒體中心”等各種跨國公民網絡迅速在全球範圍內擴散，全球各地民眾更積極地聯合起來，自由發布新聞與言論、自由研討、自由地聯合起來從事抗爭活動。

如果說媒體曾經在實現西方政治民主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力量，那麼時至今日，媒介自身反而成為了威脅民主持續發展的夢魘。

麥克切斯尼將媒體視為一種“反民主”的力量。其原因首先在於媒體的商業化以及不斷兼併的浪潮導致了公共領域的缺失。在西方社會，作為企業，媒體以盈利作為首要目標，因此無法保證主流媒體能夠代表多元利益並提供民主對話的空間。一方面本應作為“政治守門人”、“民主衛道士”的媒體放棄了自己的職責，對政府的失職聽之任之，甚至與其同流合污，成為政治腐敗和社會文化的毀滅者，變成民主的掘墓人。另一方面，企業為追求利益最大化，往往逃避真正有思想的政治議題，紛紛走向娛樂化的道路。這種趨勢無助於公民參政，也無助於建立參與性的公共領域，反而將導致自私自利、消費主義的“去政治化”文化的產生①。

同時，媒介巨頭不斷的擴張與合併導致了權利的集中。整個社會的公共傳播渠道幾乎被大媒介帝國主宰，而帝國繁密、複雜的觸角幾乎伸向全球各個領域，從而可能使名義上“多數統治的原則”蛻變成實際上的“少數統治原則”，造成自由民主向極權政治退化。媒體由少數人控制，民眾的聲音尤其是社會上的邊緣人物和弱勢群體無法在媒體中得到充分表達。媒體規模越大，公司就越富有、影響力就越大，那麼參與民主的前景就越是黯淡。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為了改變民主赤字的現狀，一股挑戰主流商業媒體的話語霸權、力圖實現傳播民主並代表普通民眾發聲的另類媒體(Alternative Media)開始興起。

另類媒體常常從政治意義上被定義為激進媒體。John Downing在其著述中，就着重強調另類媒體在挑戰業已確立了的權力聯盟方面扮演的角色。這樣的媒體的最大特點是具有抵抗性，一方面不理會大眾媒體的日程，另一方面需要大眾媒體作為反抗之源，至少是差異之源。⑤因而，另類/激進媒體可以使普通公眾在政治上賦權，使得非主流群體更有能力表達他們的觀點和意見，並通過集體行動喚起人們的政治意識，從而改變社會。在西雅圖抗議運動中另類媒體就扮演了政治賦權角色和反信息霸權角色。

1999年的西雅圖抗議運動不僅僅阻止了一紙協約的簽訂，其更重要的意義在於，這場運動推動了全世界各地民眾對“全球化之惡”的抵制和對全球公共事務的干預和參與。普通人不再是被動的旁觀者和承受者，而是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向權力發出挑戰的參與者。而為其賦權的則是以獨立新聞中心為首的另類媒體。

當主流表達渠道受阻時，通過另類媒體，他們成功地表達了支持全球正義和媒介民主化運動的聲音，挑戰了主流媒體對於反全球化運動及激進分子的傳統報道框架，創造了激進分子自己的文化框架。當他們的聲音傳到世界各地，來自不同地方的反全球化者通過網絡行動起來，發展出他們自己的集體認同，並在共同的利益訴求中團結起來，最終達成了他們共同的行動目標。

作為當下一種修正主流商業媒體弊端的機制，另類媒體在自治傳播實踐中彰顯出一種積極的、進步的反抗力量。在它們為主流媒體冷落的邊緣群體、弱勢群體等提供傳播途徑的範圍內，另類媒體通過使傳媒系統多元化，一方面增強了傳媒系統的民主化，另一方面，又通過媒體民主化來推進整個社會的民主化進程。從這個意義上講，另類媒體的存在對於民主制度是一種捍衛，另類媒體的存在是民主制度正常運行的一個必要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