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最服膺的人物是曾國藩，曾和陳第一次接談對陳寶箴所說：“人亦貴自立耳。轉移之任，不必達而在上也。但汝數君子，若羅惺四、許仙屏者，沉潛味道，各存一不求富貴利達之心，一人唱之，百人和之，則風氣轉矣。”曾國藩強調的是士人的“自立”精神，實即“獨立”之義諦。而對此一義諦的冥心我會，在於須有“不求富貴利達之心”。曾公此語和陳寶箴的父尊陳琢如當年讀王陽明書而拍案，斥當時的社會士風為“奔馳夫富貴，泛濫夫詞章”，可謂同發一慨。

陳寶箴的一生經歷，確然是將曾公之言存乎心底並付諸行動。光緒初年，他在寫給廖樹蘅的信里，稱讚曾國藩的詩詞“亦皆卓然有以自立”，而陶淵明、李白、杜甫等古人之作，所以傳之百世，陳寶箴認為，也是由於“其精神有獨至者”。陳寶箴早年寫的《祭閔子清文》有云：“世無真儒，不足以維名教；士無肝膽，不足以議綱常”、“君子可貧，弗喪吾真；君子可賤，不虧方寸；君子可死，不傷不毀”，所闡述的都是士之獨立之義諦。其所作《書周貞女》一文，亦闡論道：“蓋常者眾人所同趨，而異者孤臣、烈士、孝子、貞婦，之所以行其心之所安而求其所自是。當其一意孤行，可泣鬼神而貫金石，雖事之不必如是而可，而不屑援以為詞，以稍抑其獨至之意，此固聖人所深許也。”斯兩篇文字所謂“真儒”、“肝膽”、“弗喪吾真”、“不傷不毀”、“行其心之所安”、“一意孤行”，都是為了使“獨至之意”不受到壓抑。此種精神，就是作為士人的“獨立之精神”。

職是之故，當陳寶箴因“王樹汶案”蒙冤而降調浙江按察使一職時，他抗疏力辯，不是為了官位的去留，他說“一官進退輕如鴻毛，豈足道哉”；但事涉汩沒真相、傷損人格及朝廷大員“聲氣朋比”的吏治風氣，他不能緘默不言。因左副都御使張佩綸奏請陳寶箴不應放過一折，其中有誣稱陳寶箴銘“日營營於承審各官之門”，企圖“彌縫掩飾”等詞句，純屬出於黨派門戶之見的無中生有。故陳寶箴在抗疏中說：“況臣具有天良，粗知忠孝立身之義，縱涓埃無補，亦惟力矢勿欺，有恥之愚，自盟衾影，而禍福聽之在人”、“若張佩綸所奏營營於承審各員之門，彌縫掩飾，臣縱改行易轍、判若兩人，亦不應寡廉鮮恥，行同市儈至此。”後經朝廷委派閻敬銘複查此案，證明陳寶箴所辯真實不虛，“張佩綸所奏自系得自風聞”。但由於該閻敬銘首鼠兩端，原給予抗辯人降調三級的處分沒有撤銷，陳寶箴的仕途命運沒有改變，卻保住了自己的名節。如此膽識、氣度、風義，為晚清官場所僅見。陳寶箴抗辯自雄的整個過程，讓我們看到了義寧之學的獨立之精神的風采。

陳寅恪的父尊陳三立的風骨，比之乃父陳寶箴有過之而無不及。他雖為進士出身，終其一生沒接受過任何官職，吏部主事只是個虛銜。戊戌慈禧政變，維新黨人受到懲處，陳寶箴、陳三立父子革職後以待罪之身退歸江西南昌，中間陳三立兩次大病，一次拒不服藥，至以牙齒咬碎藥碗。光緒三十年（1904），清廷大赦戊戌在案人員，除康、梁和孫中山，其餘均予赦免，曾經革職者全部開復原銜。但陳三立視其為烏有，不僅不接受各項榮譽邀請，不得已偶爾北上，寧可繞道，也不入帝京。1937年日人犯華，陳三立憤而不食而死。歐陽竟無大師對散原的評價是：“改革發源於湘，散原實主之。散原發奮不食死，倭虜實致之。得志則改革致太平，不得志則抑鬱發憤而一寄於詩，乃至於喪命。徹終徹始，純潔之質，古之性情肝膽中人。發於政不得以政治稱，寓於詩而亦不得以詩人蓋也。”陳三立的姿質峻潔、貶斥義利、風骨凜然，晚清到民國的政壇文苑，稍知其名者無不嘖嘖讚佩。

陳寅恪先生畢生守持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固然是20世紀現代學者追求學術獨立的題中應有之義，但將此種精神守持到如此純度和高度，則又為同時代其他學者所不能望其項背。究其原因底里，實與乃祖陳寶箴和乃父陳三立所代表的義寧之學的精神傳統直接相關。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裡說：“士族之特點既在其門風之優美，不同於凡庶，而優美之門風實基於學業之因襲。”其論《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則又云：“家世信仰之至深且固，不易湔除，有如是者。明乎此義，始可與言吾國中古文化史也。”然則寅老之所論，是亦有自家門風之影響薰習之體悟存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