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尚無情感經歷之時，曾有人問過陳寅恪先生的愛情觀，先生這樣答：第一，情之最上者，世無其人，懸空設想，而甘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麗娘是也；第二，與其人交識有素，而未嘗共衾枕者次之，如寶、黛是也；第三，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紀念不忘，如司棋與潘又安；第四，又次之，則為夫婦終身而無外遇者；第五，最下者，隨處接合，惟欲是圖，而無所謂情矣。

照此說法，他和唐篔（yún）只能算第四等愛情，但這第四等愛情，他們用一生來書寫，寫得力透紙背，大氣磅礴，勝卻人間無數。

陳寅恪先生，字鶴壽，1890年7月3日生於湖南長沙，祖籍福建上杭。他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集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詩人於一身的百年難見的人物，著名歷史學家傅斯年：“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祖父陳寶箴，曾任湖南巡撫。父親陳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詩人。因其身出名門，而又學識過人，在清華任教時被稱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唐篔，1898年生，廣西灌陽人。其祖父唐景崧曾任台灣巡撫，在中法戰爭中屢建功勳，是位愛國將領。 唐篔自小讀書，畢業於金陵女校體育專業，後執教於北京女高師，曾是許廣平的老師。

比起徐志摩等人，陳寅恪的愛情故事似乎乏八卦可陳。在讀書界流傳的各種有關國學大師的段子中，與浪漫沾點邊的也就是陳寅恪關於“娶老婆”的一些言論了：“學德不如人，此實吾之大恥；娶妻不如人，又何恥之有？”“娶妻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輕描淡寫，得便了之可也。”在他看來，如果志向不在學術和事業上，而一心只求得嬌妻美妾，是很愚蠢的事情。

雖如此，但當愛情來臨之時，書呆子也不是全然無動於衷的，他也會像所有陷入愛情的人一樣而滿心歡喜。

1926年，陳寅恪從國外遊學歸來到清華任教時，已經36歲大齡了，尚未成家，也沒有任何戀愛經歷。其父陳三立從好言催促，到厲聲警告“爾若不娶，吾即代爾聘定。”陳寅恪只好請求父親寬限時日。

一次閒談中，同事偶然提到曾在一位女教師家中，看到牆上懸掛的詩幅末尾署名“南注生”，他不知“南注生”是何人，特向陳寅恪請教。陳寅恪略顯吃驚，沉吟一會兒說：“此人定是灌陽唐公景嵩的孫女，住在何處？我要去登門拜訪。”

南注生便是唐景嵩的別號，他的《請纓日記》，陳寅恪早已讀過，每次讀來，都熱血沸騰，對唐景嵩也仰慕已久。陳寅恪當即決定冒昧登門拜訪這位女教師——當時在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擔任體育教師的唐景嵩的孫女唐篔。

出身於書香門第的唐篔，從小飽讀詩書，能詩會畫，能唱會跳，是當時有名的才女。才子才女相見，情投意合，相見恨晚。1928年，他們締結了偕老之約。此時，陳寅恪三十八歲，唐篔三十歲。

陳寅恪與唐篔的婚後生活，更多的是苦難和磨難。唐篔在大女兒出生時，原先的心膜炎誘發為心臟病，幾乎撒手人世。此後幾十年，病體支離的她，以孱弱的肩撐起家的重擔。陳寅恪是典型的學者，他全部生命燃於學問，生活中他卻笨拙不堪。唐篔婚前不識柴米，但作為一個書呆子的妻子，她只好學着下廚、養花、種菜、帶孩子，協調大家庭的人際關係。

1937年，日寇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陳寅恪一家也同所有難民一樣開始了一段艱難歲月。他們拖着三個孩子，大的九歲，小的才四個月，由北平、天津、長沙、梧州，最後漂泊到香港。其間在濟南車站上車時，一家人是從車窗口爬進去的，其狼狽之狀慘不堪言。在香港的歲月，陳寅恪還堅持在雲南西南聯大教書。唐篔在香港心臟病復發，幸得許地山援手才得以獲救。但因經濟窘迫，他們一家居無定所，四年內遷家六次。

1939年春天，英國牛津大學向陳寅恪伸出了橄欖枝，聘請他去做漢學教授。是年夏，陳寅恪來到香港和妻女會合，準備遷往英國。不巧的是，逢二戰全面爆發，他也只能滯留在香港“孤島”上。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日本人以“日幣四十萬元強付寅恪辦東方文化學院”。陳寅恪豈能俯首，只好帶全家倉促逃離香港，先後輾轉任教廣西大學、成都燕京大學。

戰爭環境中的顛沛流離，物質生活困頓，勞作辛苦，陳寅恪眼疾日益惡化。到1945年時，他因視網膜脫落導致雙目失明。壯年目盲，陳寅恪頓時陷入生不如死的痛苦中，唐篔拖着病體溫柔體貼地安撫丈夫身心的創痛，照顧飲食起居，打理家務，查閱資料，誦讀報紙，並承攬家中書信的回覆。

為給體弱的陳寅恪增加營養，唐篔買來一隻懷胎的黑山羊，母羊生下小羊後，她學着擠奶。擠滿一碗羊奶，她已頭昏目眩。漫天硝煙的流離亂世，他們數度搬家，但只要稍得喘息，她就會把家布置得溫馨安適，柏樹為籬，植兩株能結子的葡萄藤，籬下栽一畦瓜果，點兩行扁豆，搭一架簡易牽牛花架。

據其女兒的回憶，唐篔除了“照顧失明的父親生活起居外，還擔負起書記官的任務，隨時記錄父親要寫的書信、詩作等”。在香港時完成的《唐代政治史略稿》，就是兩人共同謄寫的，前半部分為唐篔謄寫，後半部分為陳寅恪所寫。1951年在廣州嶺南大學時，陳寅恪的助手以身體欠佳為由不辭而別，為了不影響正常授課，唐篔擔當起助教的工作，找文獻，查資料，記筆錄，誦讀，直到1952年黃萱來到才暫時告一段落。現在我們能夠看到的資料，“1958年至1965年，陳寅恪與中華書局上海編譯所關於著述事宜的十通函件，都是唐篔的筆記。”

他視她為生命中的第一知己，每完成一部著作，都請她題寫封面。不輕易讚許人的陳寅恪，也不禁為她寫下“織素心情還置酒，然脂功狀可封侯”的詩句。在人生的重大抉擇關頭，唐篔同樣是傾力支持陳寅恪，尤當提及的是1948年年底留在廣州。

1962年7月，陳寅恪洗漱時滑倒在家中的浴盆里，摔斷右腿股骨，自此長臥於床榻。在那段風雨漂搖、貧病交加的歲月，唐篔親歷親為，甘為丈夫遮風避雨。她以孱弱的身軀抵擋密集的箭矢，為他爭得一片稍可喘息的空間，而自己的心臟病也日趨嚴重。

面對着愛妻，陳寅恪認為她可能將先於自己而去，故憐夫人之悲苦、嘆命運之不公，留下了生命中最後一曲輓歌《挽曉瑩》：

涕泣對牛衣，卅（xī，意四十）載都成腸斷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10月7日，陳寅恪走了。彌留之際，他一言不發，只是眼角有淚不斷流淌。陳寅恪死後，唐篔出奇地平靜，甚至沒流下一滴淚。她沒有讓他等多久，四十五天后，她追隨他而去。她有嚴重的心臟病，大半生靠藥物維繫生命，停藥十餘日，生命就可結束。

縱覽二人一生，其實並無過多浪漫可言，但卻做到了很多人都做不到的相濡以沫、生死相隨。如果這就是第四等愛情，我想不到還有哪種配得上第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