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14年12月，香港中文大學學術期刊《21世紀評論》發表了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教授周質平的文章《張弛在自由與威權之間：胡適、林語堂與蔣介石》，文中多處最新公開的蔣介石日記，對胡適與蔣介石的交往有詳細的評述。

史料珍稀，故事精彩，小編故從文中精心選編7個片段，刊發於此，以饗讀者。

文/周質平

1.1934年，蔣介石在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要老百姓在生活上講些禮貌，注意衛生。

他寫了一篇《為新生活運動進一解》，雖然給“新生活運動”的實效潑冷水，但對蔣介石的個人生活有比較高的評價：在胡的筆下，蔣是個嗜欲不深，生活儉樸，又嚴於律己的人：

“蔣介石先生是一個有宗教熱誠的人；幾年前，當國內許多青年人“打倒宗教”的喊聲正狂熱的時代，他能不顧一切非笑，毅然領受基督教的洗禮。他雖有很大的權力，居很高的地位，他的生活是簡單的，勤苦的，有規律的。我在漢口看見他請客，只用簡單的幾個飯菜，沒有酒，也沒有捲菸。”

2. 1952年12月13日，蔣介石日記中有如下一段，最可以看出胡、蔣兩人對民主自由根本不同的見解：

“十時，胡適之來談，先談台灣政治與議會感想，彼對民主自由高調，又言我國必須與民主國家制度一致，方能並肩作戰，感情融洽，以國家生命全在於自由陣線之中。余特斥之。

彼不想第二次大戰，民主陣線勝利而我在民主陣線中犧牲最大，但最後仍要被賣亡國也，此等書生之思想言行，安得不為共匪所侮辱殘殺。彼之今日猶得在台高唱無意識之自由，不自知其最難得之幸運，而竟忘其所以然也。同進午膳後別去。”

3. 1953年1月16日，胡適在日記中記錄了他和蔣介石的談話：

“蔣公約我晚飯，七點見他，八點開飯。談了共兩點鐘，我說了一點逆耳的話，他居然容受了。

我說，台灣今日實無言論自由。第一，無一人敢批評彭孟緝。第二，無一語批評蔣經國。第三，無一語批評蔣總統。所謂無言論自由，是‘盡在不言中’也。

我說，憲法止許總統有減刑與特赦之權，絕無加刑之權。而總統屢次加刑，是違憲甚明。然整個政府無一人敢向總統如此說!

總統必須有諍臣一百人，最好有一千人。開放言論自由，即是自己樹立諍臣千百人也。”

蔣介石在次日的日記中，也記下了與胡適這次會面談話的事，口氣是包容並帶感激的：

“〔昨〕晚課後，約胡適之先生單獨聚餐，談話二小時余。對余個人頗有益也。……其他皆為金石之言，余甚感動，認其為余平生之錚〔諍〕友也。”從蔣的這段日記中可以看出，至少蔣對胡當天的直言是虛心接受的，並視胡為其‘諍友’。”

4. 胡適覺得國民黨獨大是阻礙台灣民主發展最主要的原因，他在1951年5月31日寫信給蔣建議“國民黨自由分化，分成幾個獨立的新政黨”，而首要的條件是“蔣先生先辭去國民黨總裁”。

對此，蔣介石在1958年6月3日的日記中表示了極大的震驚和憤怒：

“至於毀黨救國之說，聞之不勝駭異。中華民國本由國民黨創建，今遷台灣，全名亦由國民黨負責保全，如果毀了國民黨，只有拯救共匪的中華人民共和偽國，如何還能拯救中華民國乎?

何況國民黨人以黨為其第一生命，而且視黨為其國家民族以及祖宗歷史所寄託者，如要我毀黨，亦即要我毀我自己祖宗與民族國家無異，如他認其自己為人而當我亦是一個人，那不應出此謬論，以降低其人格也。以上各言，應由辭修〔陳誠〕或岳軍〔張群〕轉告予其切戒。”

5. 在胡蔣關係中，最讓蔣介石覺得“受辱”的，是1958年4月10日胡適在中央研究院院長就職典禮中的一番話。胡出任中研院院長，蔣介石在就職典禮中致詞時說到中研院的使命：

“中央研究院不但為全國學術之最高研究機構，且應擔負起復興民族文化之艱巨任務，目前大家共同努力的唯一工作目標，為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如果此一工作不能完成，則我人一切努力均將落空。

因此希望今後學術研究，亦能配合此一工作來求其發展……期望教育界、文化界與學術界人士，一致負起恢復並發揚我國固有文化與道德之責任。”

胡在聽了蔣的致詞之後，不得不作些辯正：

“剛才總統對我個人的看法不免有點錯誤，至少，總統誇獎我的話是錯誤的。……談到我們的任務，我們不要相信總統十分好意誇獎我個人的那些話。

我們的任務，還不祗是講公德私德，所謂忠信孝悌禮儀廉恥，這不是中國文化所獨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倫理學說，都是人類共同有的。

總統對我個人有偏私，對於自己的文化也有偏心，所以在他領導反共復國的任務立場上，他說話的分量不免過重了一點。我們要體諒他，這是他的熱情所使然。

我個人認為，我們學術界和中央研究院挑起反共復國的任務，我們做的工作，還是在學術上，我們要提倡學術。”

蔣介石原來是去“致訓”的，結果成了“聆訓”。蔣在當天的日記中有一段很痛切憤慨的記錄：

“今天實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橫逆之來。第一次乃是民國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漢受鮑爾廷宴會中之侮辱。

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聽胡適就職典禮中之答辭的侮辱，亦可說是求全之毀，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謬至此，真是一妄人。”

（註：胡適與宋美齡、陳誠下鄉視察。）

6. 1959年11月15日，胡適眼看着蔣介石違憲連任已勢在必行，而中華民國憲法之法統也將受到考驗，他請總統府秘書長張群向蔣轉達以下幾點：

“(1)明年二三月里，國民大會期中，是中華民國憲法受考驗的時期，不可輕易錯過。

(2)為國家的長久打算，我盼望蔣總統給國家樹立一個“合法的，和平的轉移政權”的風範。不違反憲法，一切依據憲法，是“合法的”。人人視為當然，雞犬不驚，是“和平的”。

(3)為蔣先生的千秋萬世盛名打算，我盼望蔣先生能在這一兩個月裡，作一個公開的表示，明白宣布他不要作第三任總統，並且宣布他鄭重考慮後盼望某人可以繼他的後任;如果國民大會能選出他所期望的人做他的繼任者，他本人一定用他的全力支持他，幫助他。如果他作此表示，我相信全國人與全世界人都會對他表示崇敬與佩服。

(4)如果國民黨另有別的主張，他們應該用正大光明的手段明白宣布出來，決不可用現在報紙上註銷的‘勸進電報’方式。這種方式，對蔣先生是一種侮辱;對國民黨是一種侮辱;對我們老百姓是一種侮辱。”

胡適何嘗不知，在當時台灣的政治環境中，這番話是完全不合時宜的。狂瀾既倒，也不是他只手能夠挽回的，但他只是憑“自己的責任感”，盡他的“一點公民責任而已”。

1960年1月1日，時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的王世傑(胡適逝世之後接任中研院院長)在日記中說：

“在台灣惟有胡適之曾直率托張岳軍〔張群〕向蔣先生建言，反對蔣先生作第三任總統。”

7. 在胡適逝世之後，蔣也不至於在1962年3月3日日記的“上星期反省錄”中有如此的記載：

“胡適之死在革命事業與民族復興的建國思想言，乃除了障礙也。”

嗚呼!一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慮，敝精勞神以至身死的人”，竟成了蔣介石“革命事業”與“民族復興”的“障礙”!

結束語：

我們在論胡蔣關係時，往往對胡適寄望過高，似乎真要他“以一人敵一黨”，“以一人敵一國”，以一個知識份子敵一個獨裁者。胡適畢竟只是一個手無寸鐵的讀書人，和他同時代的任何一個知識份子相比，他對中國的現代化，對民主自由的堅持和推進都毫無疑問是第一人。

蔣介石日記的公開，進一步證實了胡從不自昧其所知，並敢於犯顏直諫，是蔣和國民黨真正的諍友，而蔣對胡的容忍和克制，也值得大書特書。幾十年來對岸企圖將胡適描畫成國民黨蔣介石的“御用文人”，蔣介石日記的公開為胡作了最徹底的洗刷。

胡適常給人題《晏子春秋》的兩句話：“為者常成，行者常至。”這也是他樂觀哲學的基本信念。其他人不可及胡適處，並不在他的“成”和“至”，而是在他的“常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這一點尤其體現在他對自由民主的追求和執着上。

胡在1929年寫〈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就已指出：“生平不曾夢見共和政體是什麼樣子”的蔣介石“不可不早日入塾讀書”，他何嘗不知與蔣談民主自由，不免是對牛彈琴。但只要有機會，他就認真地談，試着開導他，從不敷衍。

這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和1945年勸在野黨領袖放棄武力，1951年建議蔣分化國民黨，乃至“毀黨救國”，1960年反對蔣違憲連任是一致的。這也是今天論胡蔣關係，不能不三致其意之所在。至於蔣到底因胡改變了多少，相形之下，反而是餘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