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抗日戰爭爆發前一年，蕭紅曾在東京客居半年。關於她在東京期間的活動情況，現在我們只能通過她寄給蕭軍的35封書信和幾篇散文有所了解。此間她曾聽過郁達夫的講演，並在東亞學校學過日文。


蕭紅去日本前，在魯迅幫助下發表《生死場》，引起文壇的注目，為何突然決定遠渡東京? 蕭軍在《蕭紅書簡樣存注釋錄》裡曾就蕭紅去的理由這樣寫道：由於她的身體和精神全很不好，黃源兄提議，她可到日本去住一個時期。上海距日本的路程不算太遠，生活費用比上海貴不了多少;那裡環境比較安靜，即可以休養，又可以專心讀書，寫作;同時也可以學學日文。何況有華夫人（黃源妻子）在那裡各方面全能夠照顧她。


蕭軍曾說，《八月的鄉村》和《生死場》的版稅由兩人分配，用這些錢，蕭軍去了青島，蕭紅去了東京。分配按多少比率不清楚。只是蕭紅好像不夠用，好幾次向蕭軍請求寄錢。

10月13日 手上還有30多圓，月底想買外套，請寄來一些。10月20日 現在手上只有20圓了，需要把歸國的路費留在手裡，希望月底寄錢來。10月29日 41圓25錢的匯票收到。買了外套，餘下的錢，11月大概不夠。需要把路費留在手裡，請再寄100圓。


在蕭紅到達日本一個多月後，華夫人因經濟方面的事由不得不提前回國。結果是蕭紅孤零一人留在了陌生的東京。問題是在極端孤獨的情況下，她仍決然要實現最初的留日一年的打算，井且每隔四五天必有一信寄給蕭軍。


來到東京後，蕭紅住在“東京鞠叮區富士見盯二丁目九一五中村方”。這裡離中央線飯田橋車站較近，大約只有350米的距離。

在我住所的北邊，有一帶小高坡，那上面種的或是松樹，或是柏樹。它們在雨天裡，就像同在夜霧裡一樣，是那麼朦朧而且又那麼寧靜!好像飛在枝間的鳥雀羽翼的音響我都能夠聽到。 ——   《在東京》


蕭紅住在民房的二樓，一個有六張榻榻米大的房間(大約有10平方米的面積)。因為第一次住進日本式的住房，所以她感到“象住在畫的房子裡面似的”。在第十四信里附有蕭紅自己畫的房間的簡圖。角度是從內向外。正面有日式拉門，左邊有掛着竹簾的紙拉窗。還有一張桌子和一把藤椅。


後來家具越來越多:先買了幾張畫來掛在壁上，又買了草褥來當沙發，到11月冷起來，則買了火盆。她的鄰居是一個日本老婦人。因蕭紅說:“‘箏’在我的鄰居家裡響着”。估計這裡的“箏”可能是這個老婦人彈的。樓下是房東一家。房東的五歲左右的孩子是蕭紅的第一個日本朋友。


女房東待人很親切。她常常給蕭紅“一些禮物”，比如方糖、花生、餅乾、蘋果、葡萄、一盆花等等。蕭紅同房東一家也相處很好。如在買來火盆後，她從房東那兒借了一個鍋來燒菜，跟房東的小孩兒一起吃。有一次，警察來找麻煩時，女房東為了蕭紅曾攔擋了他們。


從9月起，蕭紅開始去東亞學校學習日語。這所學校當時在神田區神保盯2-20，離蕭紅的住處有1500米左右。學生都是中國人，老師基本上用日語講課。剛上學時，為了不落後於人，害得她經常胃。但是每天學習長達六七個小時，後來成績逐漸好起來，12月25日的信上她得意地寫道:“現在很多話，都可以懂了。即使找找房子，與房東辦辦交涉也差不多行了。”可是10月份有關魯迅逝世的新聞報道，她卻根本沒看懂。


在蕭紅上學時可能經過的途中，有一處景致在蕭紅看來很像上海徐家匯。下面是蕭紅來東京一個月後，“第一次自己出去走個遠路”到神保盯去時的見聞:
那地方的書局很多，也很熱鬧，但自己走起來也總覺得沒什麼趣味，想買點什麼，也沒有買，又沿路走回來了。覺得很生疏，街路和風景都不同，但黑色的河，那和徐家匯一樣，上面是有破船的，船上也有女人，孩子。也穿破衣裳。並且那黑色的氣味也一樣。


蕭紅早飯和晚飯都在外邊吃，午飯吃麵包等。每天去浴池過磅。晚上在蚊帳里睡覺。她寫道:“這裡的蚊子非常大，幾乎使我從來沒有見過。”
看了幾次電影，好像沒有到過銀座等熱鬧的地方。過了兩三個月，一個人坐了幾次“高架電車”(中央線)找朋友。她常常苦於頭疼和腹疼，但是總的說來可以說是生活比較舒適。她最喜歡的是東京的安靜:

我很愛夜，這裡的夜，非常沉靜，每夜我要醒幾次的，每醒來總是立刻又昏昏的睡去，特別安靜，又特別舒適。早晨也是好的，陽光還沒曬到我的窗上，我就起來了，想想什麼，或是吃點什麼。


剛來日本時，她對“木履”很介意。這大概反映了她的不安和焦躁的心情:

昨天到神保叮的書鋪去了一次，但那書鋪好像與我一點關係也沒有，這裡太生疏了，滿街響着木履的聲音，我一點也不慣這聲音。這樣一天一天的我不曉得怎樣過下去，真是好像充軍西伯利亞一樣。
比我們起初來到上海的時候更感到無聊，也許慢慢的就好了，但這要一個長的時間，怕是我忍耐不了。


魯迅逝世後，因為當時自己不能在場跟朋友們一起流淚，這使她感到了一種離群般的寂寞。在魯迅逝世後的她的信上，到處可以看到無處發泄的焦躁:

這裡的天氣還不算冷，房間裡生了火盆，它就像一個夥伴似的陪着我。花，不買了，酒也不想喝，對於一切都不大有趣味，夜裡看着窗棍和空空的四壁，對於一個年青的有熱情的人，這是絕大的殘酷，但對於我還好，人到中年總是能熬住一點火焰的。



其實那時蕭紅剛剛25歲，談不上“中年”。那熬住的火焰，終於熬不住了。蕭紅的焦躁也沖向了房東孩子，她似乎忘記了這個孩子是她的第一個好朋友。

樓下，房東的孩子上樓來送我一塊撒着米粒的糕點，我說謝謝他們，但我不知道在那孩子臉上接收了我怎樣的眼睛。因為才到五歲的孩子，他帶小碟下樓時，那碟沿還不時的在樓梯上磕碰着。他大概是害怕我。

文章里還寫了一個女學生的事，只有她一個人參加了日華學會舉辦的魯迅追悼會。估計這一定是蕭紅自己:

過了幾天，日華學會開魯迅追悼會了。我們這一班中四十幾個人，去追悼魯迅先生的只有一位小姐。她回來的時候，全班的人都笑她，她的臉紅了，打開門，用腳尖向前走着，走得越輕越慢，而那鞋跟就越響。她穿的衣裳顏色一點也不調配，有時是一件紅裙子綠上衣，有時是一件黃裙子紅上衣。
這就是我在東京看到的這些不調配的人，以及魯迅的死對他們激起怎樣不調配的反應。


蕭紅顯然是焦躁的。在剛知道魯迅的死後寄給蕭軍的信上寫道，這“是那麼痛苦的一刻。可是我的哭聲不能和你們的哭聲混在一道”。由此可知她的切身的感情，她的悲傷多麼深。但是這種心情，甚至連同胞也不理解，這使她的孤獨感越發強烈起來。

這幾天火上的不小，嘴唇又全燒破了。其實一個人的死是必然的，但知道那道理是道理，情感上卻總不行。現在他已經是離開我們五天了，不知他睡到哪裡去了。

蕭紅最後在東京呆了半年，蕭軍回憶說他曾跟華夫人談過一場“無結果的戀愛”，為了結束這場戀愛，是他促使蕭紅馬上回國。
窗上灑着白月的時候，我願意關着燈，坐下來，沉默一些時候。就在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鐘似的，來到我的心上。這不就是我的黃金時代嗎？此刻。於是我摸着桌布，回身摸着藤椅的邊沿，而後把手舉到面前，模模糊糊的，但確認定這是自己的手。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適，平靜和安閒，沒有經濟上的一點壓迫，這真是黃金時代，是在籠子裡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