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錄自《復興記》主題節選本之五《文化大革命的前前後後》（作者：茅民）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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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省市奪權

安亭事件

省市奪權是從上海開始的。上海的造反派，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成立於1966年11月9日。在召開成立大會的時候，工總司 曾勒令上海市市長曹荻秋等 到場接受批判；但遭曹荻秋拒絕，他說：工總司的為首分子，都是一些有嚴重問題的社會渣滓，我不能去參加大會。   當晚9點，工總司的一個頭頭王洪文等人 發動大遊行，要求曹荻秋接見，但仍被拒絕。於是，工總司的頭頭們 就率領一群造反派工人 沖向上海北火車站，聲稱要北上告狀，曹荻秋仍然沒有理他。10日凌晨，工總司有幾百人，登上一列客運列車，命令車站調度室 發車北上。鐵道部命令上海鐵路局：把他們甩在安亭（離上海很近的一個市鎮）、蘇州、南京幾個火車站上。王洪文他們乘坐的列車，到達安亭站後，就停在那裡 不再往北開了。這樣，他們就被甩在安亭了。

周恩來要陳伯達電告 華東局書記韓哲一：華東局、上海市委要頂住，不能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的組織。周恩來又要求陳伯達 電告在安亭站的工總司工人：你們的行動“不但影響本單位的生產，而且大大影響全國的交通”。於是，陳伯達給在安亭的造反派 發去了一份急電：“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們現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問題就地解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派張春橋同志立即會見你們，你們有意見可以和他當面商量。這是我們再三考慮才發出的電報，我們熱烈希望你們接受我們的意見。”但上海工總司的造反派工人 沒有聽他的。相反，工總司的一個頭頭 王洪文 說：“要攔就要攔在國內外能造成重大影響的列車。只有事態鬧大了，才能迫使中央解決問題。”於是他們決定攔下 上海開往北京的第14次特快客車。他們派出一些人，站在路軌上 示意火車停車；派另一些人，在安亭站內 臥軌攔車。中午12時，特快列車被攔阻在安亭車站。滬寧鐵路被中斷，因此上海站有三十六趟客運列車不能發出，近百趟貨車被迫停在沿線各站。上海市委派人來 說服工人回滬回廠，未果；又派人送去1.5萬個麵包 以及棉大衣、棉被，讓安亭車站職工燒水、燒飯給造反派工人吃。但工總司造反派工人 堅持不回上海。

11月11日晚，張春橋飛抵上海，韓哲一等人在機場迎接。張春橋沒有乘 上海市委為他準備的轎車，而是乘上了紅衛兵弄來的 一輛用吉普車改裝的宣傳車，前去安亭。張春橋到安亭後的情況，據張春橋事後描述，是這樣的：“我下了飛機，就趕到火車站，找工人代表談話。夜裡12點到的，談到天亮，毫無結果。我勸他們回上海，我們一塊到上海去談。不行，達不成協議。他非要上北京。我看到這些代表沒法談了，要他們把我的意見給群眾談談，他們說不行。那好呀，我就直接和群眾見面給群眾談。在車站廣場上開萬人大會，從天亮一直開到下午4點，才把他們說服了。就這樣連着開了16個小時的會，中間也沒吃飯，也沒喝水。工人那個罵起來可是凶呀，他們有好多人，我只有一個人，來的工人我一個人也不認得，在場的究竟張三，李四，根本不知道。那時我就是聽哪。因為我出發以前，以陳伯達同志的名義發了個電報給他們，勸他們回上海，說我到上海去給他們談話。他們就在那個萬人大會上罵，說陳伯達這個電報是個大毒草，是修正主義，說我要把他們騙回上海，是個大陰謀，說我是和華東局、上海市委勾結好的，要騙他們回去。總而言之，整整在那裡攻了我16小時就是了。我講話頂多一個多鐘頭，那就是攻了我15個小時。你要惱火，那一下子就鬧翻了。有的人，究竟是什麼人，是革命的還是不革命的，還是反革命的，我腦子裡也確實考慮過。有時也覺得不對頭，怎麼罵起陳伯達來那麼凶，指着我的鼻子罵，我們又都是第一次見面，我是好心好意來的，而且我確實是中央派來的，為什麼那樣攻我。但是那一次我還是沉着，因為處理這樣的問題，還有一點經驗。我也沒有發火，沒有抓他們的人，也沒有過多地責備他們。聽了他們的意見，感覺他們講的有道理，承認了他們有些講的是有道理的，這些事情回上海可以解決。這樣到了4點鐘才回去了。”

13日晨，上海市委機關造反派的頭頭徐景賢 找到張春橋，說工總司造反派工人 已在文化廣場集中，要求與張春橋談判。張春橋同意前去談判。談判之前，上海市委先開了一個常委會，張春橋也參加了。會上，大家的一致意見是：不能承認這種跨行業的、全市性的群眾組織；也不能承認強行登車、臥軌攔車是革命行動；張春橋沒有表示不同意見。在會議進行當中，市長曹荻秋 給當時主持中央書記處常務工作的陶鑄 打電話，告訴他大家的一致意見，獲得了陶鑄的肯定。曹荻秋一邊聽電話，一邊作記錄，又特地叫張春橋來 直接聽陶鑄的指示。張春橋向陶鑄表示：按市委的意見辦。

下午2點，張春橋來到文化廣場，與工總司的頭頭潘國平和王洪文、首都紅衛兵代表、上海交大紅衛兵代表 共十餘人談判。張春橋對他們說：我這次到上海，到安亭車站，接觸了大量造反工人，親自聽了他們的控訴，看了安亭車站現場，才了解了全面的情況。他表示，回北京後，一定向陳伯達說明他所看到的情況，相信他們對此會有一致看法。潘國平等人向張春橋提出 承認工總司是革命組織等 五點要求。張春橋同意了，並簽了字。潘國平要他見一見群眾，張春橋也同意了。張春橋來到廣場上，在潘國平宣讀了那五點要求後，張春橋對這五點要求 一條一條地講，他說：“剛才在這裡跟你們總部的同志商量了一些問題，現在說明一下。一、就是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是否是一個革命的合法組織？我認為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是一個革命的合法的組織。二、11月4日的大會後，有人到北京去控訴，這是一個什麼性質？我說這是一個革命的行動。在這個問題上，我要講一點意見，以後在這種問題上，碰到這個問題，無論是工人和農民要派代表（註：意即不要好幾百人集體去）上北京去，因為集體去會影響生產。三、現在這個事情造成的後果，你們代表提出這個責任應由上海市委和華東局負責，我也同意這個意見，我聲明市委昨天已發了通知……工資照發，如果刁難你們是錯誤的。你們可以知道市委有這個通知，你們回去但不能保證不受圍攻，我覺得凡是要搞革命的人就不怕，採取這個態度，問題就好解決了。四、要求曹荻秋同志公開向群眾作檢查，這個要求我同意。有的同志關心我的安全問題，我到這裡來沒有懷疑，我不是把你們當壞人，如果你們都是壞人，我就不會一個人到安亭去了。曹荻秋同志的安全問題，我希望有理講理。曹荻秋同志一次檢查不行，還可以來第二次。五、對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提供方便，這一條我同意，我想提一點意見，就是咱們工人要發揚艱苦樸素的優良傳統，不要像那些組織，汽車、錄音機、照相機，我們儘可能少用一些，繼承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   會後，張春橋把他已簽了字的工總司五條要求 報告中央。為此，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會上，陶鑄說：“怎麼可以先斬後奏？”

因病休息的陳丕顯（華東局書記處書記）聽到張春橋簽字的 工總司五條之後，氣憤不已。他來到上海西郊賓館，當時曹荻秋、魏文伯等黨政領導都在那裡。陳丕顯當場給陳伯達打電話，詢問中央的態度。電話那頭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 接的電話，因為陳伯達的福建口音很重，別人聽不懂，打到陳伯達這裡的電話 通常由王力接聽。陳丕顯對王力說：“我也是福建人，不用你做翻譯，你讓陳伯達同志接。”他把安亭事件的情況向陳伯達作了簡要匯報，特別提到了張春橋背着市委、同意工總司提出的五條無理要求，他越說越氣，提高了嗓門：“為什麼中央文革原來說不承認這樣的全市性工人造反組織，現在怎麼又突然轉為承認了呢？為什麼張春橋在簽字之前不同華東局、上海市委商量一下呢？中央文革究竟給了張春橋多大的權力？為什麼一切後果反而要華東局和上海市委承擔呢？”陳伯達一時語塞，好半天才說：“對張春橋，是想讓他鍛煉鍛煉的。事情發生在上海，你們負一點責任吧。”   陳丕顯又給陶鑄打電話，陶鑄在電話中明確地說：“張春橋簽署‘五項要求’是錯誤的！”   陳伯達得知陳丕顯給陶鑄打了電話，擔心陶鑄會去找毛澤東，於是馬上帶着王力 去見江青，江青說：“要搶在陶鑄前面見主席！”他們馬上去見了毛澤東。此後不久，毛澤東在釣魚臺 召集部分常委、文革小組成員開會。會上，毛澤東說：“先有事實，然後有概念。沒有事實，怎麼能形成概念？沒有實際，哪能有理論？有時理論與實際是並行的。有時理論先行，但是實際總歸是第一位的。工人不先把革命鬧起來，哪兒來的幾條規定？”與會者心裡清楚：這是在支持張春橋。

11月15日晚，張春橋要求韓哲一、曹荻秋一起到蘇州，解決工總司另一個頭頭耿金章 回滬的問題。張春橋與耿金章舉行談判，很快就同意了耿金章等提出的又一個“五條”。在讓曹荻秋簽字時，曹荻秋表示不能同意，拒絕簽字。張春橋道：“你不簽，我簽！我代表中央文革簽字！”曹荻秋喃喃道：“我組織上服從，思想上保留意見！”

後來，張春橋在軍委一次擴大會議上 講到“安亭事件”時說：“11月11日，我去安亭處理這件事，陶鑄給的方針，就是把工人趕回上海，對他們的組織，不支持，不承認。我趕到安亭，同工人代表談話，勸他們回上海，理由無非是生產要緊啦！鐵路不能斷啦！等等。這些大道理當然是正確的。但是，沒有用。我就平心靜氣地聽，聽他講，究竟是怎麼回事。天亮以前，接着開群眾大會，一直開到下午4點，幹了16個鐘頭，工人才答應回上海。從這個談判中，我才了解到，工廠裡面好多工人被打成‘反革命’，來的人大部分是被打成‘反革命’的。他們為了造市委的反，就組織了一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開成立大會請市委參加，市委不參加，開完了大會，要求市委接見一下他們的主席團也不接見。實在無可奈何了，才上火車到北京告狀。而上火車之後，又把他們甩在這個小車站上，已經三天三夜了，市委一個人都不來。工人越來越憤怒。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按着陶鑄那個方針做，工人根本不會回上海。要趕回去就要鎮壓。這一批人，已經被打成‘反革命’，再加上這次‘破壞了交通’，實行白色恐怖，實行鎮壓，不是理由很‘充足’嗎？是工人群眾教育了我，是毛主席的教導支持了我，使我在重要關頭沒有犯大錯誤。我答應認真負責地解決他們的問題，才說服了他們回上海。13日回到上海，同他們的代表繼續談。把情況弄清楚了，交通事故是現象，是結果，工人起來鬧革命才是本質，才是根源。決定承認他們的組織是革命的組織，合法的組織，只是勸他們，火車中斷是不好的，以後不要採取這種手段，沒有過多地責備他們。這樣處理，市委堅決反對，說我沒有堅持原則。曹荻秋氣勢洶洶地給陶鑄打電話，陶鑄立刻支持他，我也給陳伯達同志打電話，請中央指示。陳丕顯有了陶鑄的支持，也氣勢洶洶地給陳伯達同志打電話，提出質問，為什麼這樣做？說中央不是規定工廠裡頭不成立造反組織，也不成立全市性的造反組織，為什麼現在又承認了？你們給張春橋多大的權力？非常凶，接連問了好幾個為什麼？陶、陳、曹等等，對學生運動是鎮壓的，對工人運動又是鎮壓。他們站在資產階級反動立場上，無法理解：工人運動要起來，這是不可避免的。光是學生運動起來，沒有工人運動起來，沒有農民運動起來，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勝利是不可能的。這是過去歷次革命運動的規律。陶和陳、曹的方針當然沒有得到中央的支持。中央文革、中央常委，最後向毛主席匯報，毛主席支持了上海的工人群眾。”

工總司的頭頭很多，其中有兩個“司令”的名聲最響：王司令洪文、潘司令國平。開始時，潘司令比王司令的名聲更響。他能說會道，到哪裡都咋咋唬唬的、打頭陣：帶頭在安亭臥軌的就是他；張春橋到安亭後，出面和張春橋談判的，多半也是他；最後返回上海，在上海文化廣場和張春橋簽定五項條件的，仍是他。   安亭事件結束後，工總司得到中央文革的承認，內部排座次的事 便顯得重要起來。他們十幾個有影響的人 在一起開會，推選工總司負責人。王洪文提議說：“我們每個人都來擺一擺自己的條件，看誰根正苗紅條件好，就選誰當負責人。”看沒有人反對，他就先開始擺自己的條件：“我，僱農出身，從小在吉林長春郊區農村里放過豬，牧過牛；後來當了兵，參加了中國人民志願軍，到朝鮮去抗美援朝打過仗，轉業後到上海國棉十七廠當保全工；現在是十七廠的保衛科幹事，共產黨員。”這把潘國平比下去了：潘國平只是個剛剛轉正的學徒工，別說是共產黨員了，連個共青團員都不是。最後，大家同意讓王洪文當司令，潘國平當副司令。   在排座次的過程中，張春橋也起了作用，他不喜歡潘國平的咋咋唬唬，覺得他不夠穩重；而王洪文辦事比較牢靠，出身也好，所以他曾暗示：工總司選王洪文當司令為宜。

文匯報被奪權

1967年1月3日晚，上海《文匯報》報社的造反組織“星火燎原”宣布奪了該報社的黨、政領導權。次日，《文匯報》用套紅標題 刊登“告讀者書”：“從今天起，我們‘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接管了《文匯報》”。再次日，解放日報社的造反派 也宣告奪了 本報社的黨、政領導權。

接着，張春橋、姚文元 以中央文革小組調查員的身份 從北京來滬。他們肯定報社奪權“大方向是對的”。接下來的幾天，他們五次接見《文匯報》社、《解放日報》社、上海廣播電台的造反組織成員，說：“報紙如果不給造反派講話，辦了三天就會被砸掉。……要能成為造反派的喉舌。……《人民日報》講話有困難，你們造反了，你們先說嘛！……你們要怎麼幹就怎麼幹，火力應該很強，要使某些人睡不着覺！”

1月5日，《文匯報》頭版頭條登載“告全市人民書”。原來，當時上海市內 交通癱瘓、經濟混亂，上海港積壓七十多條貨輪 無人裝卸。1967年元旦凌晨，周恩來曾打電話 給長期病休的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要他出面 同群眾組織協商，一起解決上海的困境。陳丕顯接電後，連夜通知各群眾組織負責人，在東湖招待所 召開緊急會議。會議商定 起草一份告全市人民的傳單，由兩個紅衛兵起草。傳單的題目是“抓革命，促生產，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進攻”，副標題是“急告全市人民書”。經修改後，工總司、紅革會、炮司等十一個群眾組織簽名，由陳丕顯簽發，印20萬份在全市散發、張貼。8日晚，毛澤東召集陳柏達等開會。他說：“《文匯報》由左派奪權，這個方向是好的。……《文匯報》5日的‘告全市人民書’可轉載、廣播。……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不要相信‘死了張屠夫就吃活毛豬’。”據此，參加會議的《人民日報》負責人唐平鑄、《解放軍報》負責人胡痴 當場寫了一個編者按語：“上海《文匯報》一月五日發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文件。這個文件高舉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紅旗，吹響了繼續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反擊的號角。這個文件堅決響應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產的偉大號召，提出了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關鍵問題。這不僅是上海市的問題，而且是全國性的問題。”毛澤東當場審定了這個編者按語。1月9日，《人民日報》登載了“告上海全市人民書”，並加上這個編者按語。

“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登載後，上海交通運輸情況 有所好轉。但仍然人心惶惶，全市銀行各區辦的現金 被擠提一空。“紅革會”等群眾團體負責人，在錦江飯店小禮堂開會，陳丕顯出席會議，經激烈爭論，最後決定起草一個緊急通告，公推紅革會、機關造反聯絡站 共同起草。1月9日，這個緊急通告，由三十二個造反組織簽字，在《文匯報》、《解放日報》同時發表。緊急通告反對揮霍國家財富、隨意增加工資、濫發各種補助費、強占公房等行為。通告作出九條規定，“責令市委、公安局照此執行”。10日，毛澤東批示說 ：“緊急通告”很好。他並要中央文革小組 起草一個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共同署名。次日，賀電發出。

奪上海市委的權

1967年初，工總司、市委機關聯絡站等造反組織 成立“打倒上海市委籌備會”。張春橋、姚文元從北京趕到上海，召集徐景賢、王洪文等人談話，張春橋說：“對市委不必再抱什麼幻想。……當前的基本問題是把領導權從走資派手裡奪回來。……通過打倒陳、曹大會，使全市人民知道陳、曹已經打倒了，不再承認舊市委的領導。”1月6日，工總司、市委機關聯絡站等三十二個造反組織 在人民廣場召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打倒以陳丕顯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設369個分會場，共有10餘萬人參加。在中心會場，他們揪鬥了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韓哲一、王一平、梁國斌、楊西光等華東局、上海市委主要領導人，數百名部局級以上幹部“陪斗”。會議進程 通過十四個廣播中轉站 向全市廣播，電視台也同時轉播實況。大會發出通令：從即日起，上海造反派 不再承認曹荻秋為上海市市長；責成大會服務團 報請毛主席和黨中央，罷免曹荻秋黨內外一切職務；曹荻秋從即日起，交給上海革命造反派監督勞動；陳丕顯必須在七天內交待反革命罪行。會後，徐景賢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 報送發言稿和通令。張春橋、姚文元也向中央作了簡報：“會議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說是肯定垮台了。革命形勢大好。”8日，工總司、市委機關聯絡站、部分紅衛兵組織代表 共四十餘人 聯合組成“上海市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張春橋說：這個火線指揮部“實際上也是一種新的政權形式。……可稱為‘經濟蘇維埃’，代替上海市委。”從11日起，上海奪權進入高潮。三天之內，有49個區、縣、局級單位 被造反派奪權。16日，毛澤東批准造反派對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的奪權。同日，《紅旗》雜誌發表評論員文章，公告毛澤東的指示：“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裡奪權，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即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革命。”從此，全國各地的造反派開始奪各級黨、政機關的權。

1月19日，張春橋授意王洪文 召集造反組織負責人開會，宣布要按巴黎公社原則 建立新的權力機構，可稱為“新上海公社”。2月初，張春橋在北京同陳伯達、王力商定：上海新的權力機構 改名為“上海人民公社”。2月5日，工總司等幾十個造反團體 在人民廣場 聯合舉行“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會，有二十萬人參加。張春橋宣布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會通過《一月革命勝利萬歲——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其中說：“我們一切任務的最中心任務，就是奪權。要奪權，就要徹底地奪，就要百分之百地奪……一定要把一切被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篡奪了的市、區、縣各級黨政機關以及工廠、企事業單位、農村人民公社、商店、學校、街道等等的黨權、政權、財權、文權統統奪過來，完全、徹底、乾淨、全部地奪過來！不達目的，誓不罷休！”2月12日，毛澤東找張春橋、姚文元談話說：“你們取了‘人民公社’的名稱，將來中華人民共和國還要不要？要不要改變國號叫‘中華人民公社’？大家都改了，外國承認不承認你？……還是叫革命委員會好一些。”2月19日，中央發文件，通知各地在建立新的政權組織時，不要採用人民公社名稱。23日，上海人民公社改稱“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張春橋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賢為副主任，委員由參加奪權的各造反組織推派的代表擔任。

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部分成員。

在工總司等組織的奪權過程中，另外有些造反組織，如“上三司”、“紅革會” 、“工總司二兵團”等，被工總司排斥在外，因此大為不滿。他們開始醞釀“炮打張春橋”。1月底，復旦大學“孫悟空戰鬥組”在鬧市區貼出“張春橋不等於中央文革！”“堅決反對目前成立以張春橋為首的新市委！”等大幅標語；張貼《一問張春橋！》《為什麼——二十個問張春橋！》等大字報。1月27日夜，紅革會的四十餘人，將徐景賢扣押在復旦大學學生宿舍內。張春橋聞訊，打電話要上海警備區追查。警備區派一位師政委 帶四個摩托車排、一個步兵連，全副武裝趕到復旦大學。學生們把部隊堵在校門外。至次日凌晨，張春橋下令撤離部隊。紅革會在全市散發傳單，貼出“張春橋是調動解放軍鎮壓革命造反派的罪魁禍首！”等大幅標語。是日晚，各學校的紅革會負責人、上三司等組織的代表 在中蘇友好大廈咖啡廳開會，張春橋、姚文元主動到場。學生當面責問張春橋：為什麼派兵鎮壓紅衛兵。他們圍困張、姚達六個小時。1月29日晚，紅革會等組織 在復旦大學禮堂 聯合召開“炮打張春橋誓師大會”，決定第二天在人民廣場召開全市炮打張春橋的十萬人大會。張春橋、姚文元打電話給中央文革小組 報告情況。30日凌晨，王力根據張春橋的意見，並經陳伯達、江青同意，以中央文革小組名義起草特急電報，用電話逐字逐句傳給張春橋，稱“紅革會把鬥爭的矛頭指向張春橋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組……是完全錯誤的……希望上海紅革會的同學們，幫助紅革會的某些負責人，立即改正錯誤。如果他們堅持錯誤，你們要同他們劃清界限。”張春橋得到電文後 作出批示：印20萬份，張貼散發，並出動廣播車廣播。同時，讓王洪文派人覆蓋炮打張春橋的大字報、大標語，並緊急封鎖人民廣場，以阻止“炮打張春橋誓師大會”的召開。至此，紅革會只得取消預定的全市大會、示威遊行，釋放徐景賢。此後，紅革會被扣上“發動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動逆流”的罪名，受到打擊。 

各省市奪權 

上海造反派奪權的行動 給了全國一個激勵，毛澤東、中央文革對上海奪權的全力支持 給了全國一個方向。各地的造反派 奪取當地黨政機關權力的浪潮 很快席捲中國大地。1月10日，黑龍江造反派 組成省級機關接管委員會，奪了省級機關的權。14日，山西造反總指揮部發布“第一號通告”，宣布已於12日奪了省委、省人委、太原市委、市人委等黨政機關的權。16日，哈爾濱軍工學院等23個單位的“紅色造反者”在哈軍工集會，宣布成立“哈爾濱紅色造反者聯合總部”，並發表奪取省、市的黨、政、財、文大權的“紅色造反者聯合接管公告”。17日，湖南長沙市的造反派奪了市委、市人委的權。18日，北京大學 以聶元梓為首的“新北大公社”派出大批人員，分別到高教部、中宣部、統戰部、中監委、中組部，以及及北京市人委各部，奪權。19日，文化部被造反派奪權。同日，首都出版系統造反派 向全國出版系統的所有造反派 發出緊急呼籲書，其中第一條就是“立即奪取出版毛澤東著作的大權，奪取每一個出版陣地。”21日，新華社全文播發此呼籲書，《人民日報》於次日轉載。同日，廣東造反派宣布奪了省委、省人委及廣州市委、市人委的權，次日在《南方日報》刊登了奪權通告。當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晚上8時的“各地人民廣播電台聯播節目”中播出了《人民日報》將於次日見報的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社論宣稱：“一場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展開奪權鬥爭的偉大革命風暴，在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偉大號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席捲全中國，震動全世界……這是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新的飛躍。”這篇社論肯定了已經發生的造反派“奪權”行動，進一步煽起了全國範圍的造反派奪權風暴。

各地各級奪權之後 新成立的政府機構 都稱為“革命委員會”。該委員會由三部分人組成：革命幹部代表（註：即原政府機構的領導人中被中央認可的）、造反派代表、解放軍代表，稱為“三結合”。中央承認一個省市奪權的方式，是人民日報單獨，或與解放軍報聯合，發表社論，熱烈歡呼該省市革命委員會的成立。   到1968年的9月，全國2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省級以下的政府機構，也都成立了本級的革命委員會。 

全國武鬥

全國各地、各級的“全面奪權”的前前後後，都貫穿着各群眾組織之間的爭權奪利。一開始，對立的群眾組織之間只是用嘴和筆 來進行辯論。以後，爭鬥逐漸升級，從“文斗”發展成了“武鬥”，武鬥所使用的武器 也逐步升級：開始時是拳頭，接着是木棍、鋼釺，後來是手槍、步槍，到最後 少數地方甚至動用了坦克、大炮。

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接見河南的一個造反組織“二七公社”的代表時說：“我記得好象就是河南的一個革命組織提出這樣的口號，叫做‘文攻武衛’（註：“文攻”指口誅筆伐，“武衛”指用武力捍衛）。這個口號是對的！……你們不要天真爛漫，放下武器，我支持這一點。”第二天，“文攻武衛”這個口號在上海《文匯報》上公開見報。9月5日，江青在接見安徽代表時又大講“文攻武衛”。9月9日，中央辦公廳發出通知，號召學習江青這一講話。於是，各地紛紛成立五花八門的“文攻武衛”組織，進行派系之間的武鬥。全國陷入了更大的混亂之中。

從江青提出“文攻武衛”這個口號起，全國範圍的武鬥大約進行了一年。在這一年的武鬥中，死亡人數無法精確統計。只能從一些例子中 看個大概。   陝西省勉縣的武鬥，死亡85人，其中 武鬥中被槍或棍棒打死的47人，武器走火死亡的12人，武鬥汽車肇事死亡的13人，武鬥中觸電死亡的1人，未參加武鬥但無辜死亡的群眾3人，其他9人。   在陝西省蒲城縣，武鬥雙方及無辜平民死亡34人，城區十餘條街道的兩萬多所民房被燒。   陝西省安康縣武鬥歷時一年，毀房屋3300余間，死亡數百人。   在山西長治地區，軍分區、當地空軍駐軍 各自支持一派群眾組織。軍分區集中各縣民兵組成“剿匪兵團”，在攻克一座煤礦的戰鬥中，僅守方即戰死二百多人；當地空軍駐軍支持的“劉格平派”被繳械後 遭到報復，作家趙瑜對此的採訪記中寫道：“其復仇面積之大、手段之狠，都是空前絕後，不忍贅述的。凡是古代曾經用過的酷刑，這裡全用上了。”   四川瀘州地區，武鬥打了一整年，死亡上千人，江青說：四川“武打全國出名了”，“重慶打得稀爛，陣線就比較清楚了。好得很！”   在浙江省嵊縣，武鬥雙方共戰死191人。在浙江省富陽縣，死亡135人，毀房1200余間。   作家秦牧 如此記述廣州街頭所見：“人們咬著匕首，抬屍遊行。……在一些中學門口，看到因武鬥而死的學生的訃告，上面大書‘享年十七歲’、‘永垂不朽’等字眼。……當我走回報社的時候，一路都看到路樹吊屍的景象。那些屍體，大多是被打破了頭顱、鮮血迸流的。在從一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一段路程中，我竟見到八具這樣的屍體。”

武漢事件

正在全國各地奪權、武鬥正烈的時候，身在北京的毛澤東 於1967年7月中旬決定 前往大江南北視察。臨行前，毛澤東召集了一次中央文革小組的碰頭會，說這次出行 要在武漢 再次暢遊長江，同時處理武漢文化大革命出現的問題。毛澤東又說：“一年開張（註：指從1966年5月15日中共中央通過五一六通知算起的 第一年），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礎，三年收尾，這就叫文化大革命。”   7月13日晚，毛澤東由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等陪同，乘專列離開北京。第二天上午，周恩來飛往武漢，為毛澤東的到來 預作安排。 

武漢地區有兩大派群眾組織：“工人總部”和“百萬雄師”，兩派互相攻擊，並伴有武鬥，流血事件頻頻發生。百萬雄師得到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的支持，省軍區獨立師 更直接參加百萬雄師的活動，因此百萬雄師占了上風，抓來一些工人總部的人，關了起來。而中央文革 則傾向於工人總部這一派。   7月18日晚，中央文革成員王力、謝富治在工人總部 發表講話：“毛主席、林副主席、黨中央、中央文革堅定不移地支持你們，你們受壓迫受打擊的現象是不允許存在的，要把這種現象翻過來，叫它一去不復返。”王力把百萬雄師 說成是保守派。王力講話後，工人總部立即出動廣播車上街，播發王力講話的錄音。王力又在武漢軍區的師以上幹部會議上講話，他說：“你們對文化大革命一點也不理解……你們要像小學生一樣，從一年級的第一課學起……”王力的這些講話，都激起百萬雄師這派的群眾、武漢軍區部分指戰員的憤慨。

1967年7月20日晨，百萬雄師的群眾、省軍區獨立師的幹部戰士，湧進謝富治、王力住地。他們中的一些人衝進謝富治的房間，見陳再道（武漢軍區司令員）也在。陳再道耐着性子 勸他們到客廳去談。這時，王力就在隔壁房間裡，開始時他沒有出來；後來見陳再道、謝富治與百萬雄師的代表 談得還算融洽，就出來與這些代表見面。這時，另一批百萬雄師的群眾、戰士沖了進來，叫着要抓王力。王力一看不妙，就往一間屋子裡跑；百萬雄師的人就追，但被一批跟隨王力來武漢的“北航紅旗”的紅衛兵擋住。雙方發生了肢體衝突。百萬雄師的人多，最後抓了王力，乘汽車絕塵而去。

王力被押到軍區大院，雙手被反剪在後，被推到四樓陽台上“示眾”。軍區大院內人山人海，打倒王力的口號聲 震天響。他們逼迫王力 對武漢問題重新表態。但王力只是說：“武漢百萬雄師是龐大的群眾組織。湖北武漢的問題，沒有百萬雄師參加，是辦不成的。武漢軍區有錯誤、有缺點需要改進。”這時，武漢軍區政委鍾漢華等 趕到軍區大院，來做百萬雄師和部隊的工作，要他們放掉王力。鍾漢華甚至向群眾作揖、磕頭，說：“你們這是幹什麼的呀？……王力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你們綁我好了……”但無人理睬他。他抱頭坐在角落裡，捶着自己身子，說：“你們不能這樣干哪，你們不能啊！”突然，他心臟病發作，隨即被軍人背走。在軍區其他領導人的指揮下，8199部隊張昭劍政委、趙奮副師長率領幾個連的戰士，控制了所有樓道、大門和側門的通道，將百萬雄師的群眾、軍人 與王力隔開。警衛營營長欒慶祥對戰士喝道：“不准開槍。你要開槍，性質就變了。”這樣，戰士們只得用身體 承受拳頭、棍棒、槍托的打擊。午後，孔慶德副司令 率領軍區警衛營到達，他們先將鍾漢華救出，然後與要揪斗王力的頭頭談判，說服他們 讓王力吃飯、休息了再說。一名軍官拿起廣播話筒說：“百萬雄師的戰友們，現在讓王力休息一下，他已經很累了。大家放心，他跑不掉的！……我們已經決定了把王力交給8201部隊首長處理，勒令王力明天上午八點以前重新表態，否則我們就造他的反！”他命令兩個戰士將王力架進屋去。接着，孔慶德命令將王力轉移出軍區大院，進入8199部隊駐地。四號樓的百萬雄師、獨立師戰士 發現王力脫身，氣的大叫：“王力跑了！打倒孔慶德！”但已無可奈何。

王力被抓走後，謝富治立即就去找了楊成武。楊成武聽後，對謝富治說：“你們捅了大亂子了！”毛澤東的住處離出事的地方並不遠。汪東興作了緊急安排。楊成武又立即打完電話 給前已回京的周恩來，周恩來說：“你們可視情況，將主席隨時轉移到安全的地點。”當晚，周恩來再次飛抵武漢。

林彪、江青 立即知道了武漢的情況。林彪讓秘書 起草了一封給毛澤東的信，並派邱會作立即送去武漢。20日下午2時，邱會作飛到武漢。毛澤東看過林彪來信後，叫來楊成武、汪東興等人，說：“準備飛機，我們離開武漢。”（註：毛澤東平時是不乘飛機的，他坐專列，即專門列車。）楊成武問：“是準備專機，還是坐空軍的飛機？”毛澤東答：“都準備。”   毛澤東所坐的汽車，在中央警衛部隊的護衛下，直奔機場。到達機場時，毛澤東告訴楊成武：“坐空軍的飛機。”那架空軍的飛機前，筆挺地站着十幾個解放軍戰士。楊成武走下汽車，直奔飛機，對解放軍戰士說：“馬上把舷梯推過來。”一個解放軍幹部 口氣強硬地說：“沒有武空司令員和政委的命令，誰也不准動這架飛機！”楊成武說：“我是代總長楊成武，給你們司令、政委的命令是我下達的！”但對方不認識楊成武，因此仍然不聽他的。這時，毛澤東從汽車上走下來，朝飛機走來。楊成武對那些解放軍說：“你們看，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要坐這架飛機！”那些解放軍這才放行。毛澤東剛坐上飛機，機長就過來問楊成武：“首長，往哪個方向飛？”楊成武還沒有來得及回答，毛澤東的湖南口音就響起了：“先飛起來！”飛機轟鳴着離開了大地，在武漢上空盤旋。毛澤東問楊成武：“我們現在往哪個方向飛？”楊成武說：“還在武漢上空。”毛澤東說：“告訴機長，往東飛，去上海。”21日上午11時，毛澤東到達上海。第二天上午，周恩來從武漢打電話給楊成武，說：“我正在和林副主席商量部署，商量好後請示主席。武漢的事情對外報道，要含蓄點，不點名。”楊成武馬上向毛澤東報告了周恩來電話的內容。毛澤東說：“武漢的問題，我看當作錯誤處理（註：指不當作敵我矛盾處理）。如果他（註：指陳再道）有什麼決心，我、總理、王力也出不來。他並沒有下死命令，無論誰也不准進出，可見陳再道沒有下這個死命令。”中午12點半，毛澤東把楊成武、余立金、張春橋、汪東興找來談話，他說：“周總理、謝富治、王力等人在武漢沒有什麼談頭了，要談去北京談。”他最後說：“叫總理根據具體情況處理吧！”楊成武馬上給周恩來掛電話，傳達了毛澤東的意見。   毛澤東問楊成武：“你認識陳再道嗎？這個人到底怎麼樣？你對武漢的事情什麼看法？他會反對我嗎？”楊成武答道：“主席，誰也不會反對你，軍隊裡的老同志是跟你幹革命的。”毛澤東說：“是啊，我也是這樣想啊，陳再道也不會反對我。如果陳、鍾要整我，我們從武漢也出不來呀。……你去告訴總理，把陳再道、鍾漢華，還有牛師長、蔡政委（註：指8201部隊的師長牛懷龍、政委蔡秉臣）都接到京西賓館。你轉告陳再道三句話：一是有錯誤就檢查，二是注意學習，三是注意安全。”

在武漢，周恩來與陳再道談話，要求他配合找到王力，但陳再道表示無能為力。周恩來遂指定副司令孔慶德、葉明 臨時負責軍區工作，並找回王力。可是直到黎明，仍無關於王力的消息。第二天早上，周恩來決定 讓武漢空軍政委劉豐 去找王力。劉豐帶領空軍司令部王惠民、葉錫洪，出車去8199部隊，找到了王力。接着，劉豐、王力等坐小車，由一個連 全副武裝護送，到達武漢空軍司令部，並告知周恩來。周恩來通過空軍政委余立金，讓空軍第15軍 迅速進入武漢市區。周恩來又讓孔慶德 通知百萬雄師：派出一百名代表赴京，軍隊也派代表同機前往。

王力等人飛回北京。當晚，林彪召集會議，中央文革的全體成員參加，林彪一開口就說：“武漢七二○事件，是反革命暴亂！”7月25日，林彪、江青、陳伯達等人 在北京組織召開 百萬人群眾大會，“歡迎謝富治、王力勝利歸來”。27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一封信》，號召各派群眾組織 聯合起來。同日，中央撤銷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政委鍾漢華的職務。

上海的武鬥

上海的工人造反派，除了工總司，還有很多其他組織。在上海柴油機廠，也有幾個造反派組織。上海柴油機廠，是一個現代化的萬人大廠，位於黃浦江畔，與王洪文造反起家的上海國棉十七廠 南北相對。廠內分成“工總司上柴東方紅總部”（簡稱“工總司”）和“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簡稱“聯司”）兩大派。在上海“一月奪權風暴”後，“聯司”歷經與“工總司”長達半年多的鬥爭，終於成為上海反“工總司”最強大的力量，在上柴廠的兩派鬥爭中 占據了上風。

1967年7月中旬，上柴廠內的 工總司與聯司之間，就張貼一張大標語的事，又產生了矛盾。雙方為此辯論不休。繼之，辯論發展為武鬥，雙方使用磚頭、石頭、棍棒。兩派人員聞聲趕來支援，武鬥規模不斷擴大，參戰者越來越多，受傷者也隨之激增。工總司成員解福喜（工具車間工段黨支部書記）受重傷，不久死去。7月21日晚，王洪文在人民廣場主持召開大會，說是傳達中央重要文件，幾十萬人前來參加。會議即將開始時，主席台上的橫幅換成了“用鮮血和生命捍衛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解福喜同志追悼大會”，於是，大會變成了幾十萬人參加的追悼大會。王洪文在大會上講話，說：“解福喜是被‘聯司’一小撮暴徒私設公堂，酷刑拷打致死的，全身打得皮開肉綻，體無完膚，屍身遍體鱗傷，慘不忍睹！……解福喜不會白死，也不能白死！……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犯罪！”   與此同時，“聯司”發出致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備忘錄》，其中說道：“上柴廠群眾之間的對立、鬥爭和武鬥現象不斷發生，是上柴黑黨委內一小撮走資派和背後支持他們的人一手策劃和由上柴‘工總司’挑起的，是有計劃、有步驟的對‘聯司’的政治迫害，我‘聯司’戰士五月份以來，尤其在‘六.二九’、‘七.一八’大慘案中嚴重流血，這筆帳我們一定要算的，我們堅決要求懲辦打人兇手，揪出其幕後策劃者。解福喜死於急病或中暑。我們要求由全市革命造反派組成調查團，就這事進行調查，並要求中央迅速派人，一起對解的屍體進行解剖分析……”

1967年7月29日，在上海警備區支左辦公室（代號“八八八”），王洪文主持召開了 工總司總部的秘密會議。王洪文在會上傳達了張春橋的電話指示，決定 調動工總司的各路隊伍，在8月5日前，對上柴廠採取大規模的攻擊行動，並相應成立了臨時指揮部，王洪文任總指揮。會後，王洪文安排“上海體育界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上體司”）的頭頭，號稱“胡司令”的胡永年，率領上海赫赫有名的武鬥王牌隊伍，“上體司”的“搏鬥兵團”，首先對“聯司”、“支聯站”的頭頭採取行動。7月31日晚，胡司令親率“搏鬥兵團”，一舉擒獲 正在泰安路120弄31號開會的“支聯站”的三十多個頭頭，並將其送往楊浦區公安分局關押。   8月3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出動三輛掛着高音喇叭的宣傳車，車裡坐着上海市革委會的代表、駐滬三軍代表，以及新聞記者、攝影記者。宣傳車駛進上海柴油機廠，車上的高音喇叭反覆播送着《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給上海柴油機廠‘聯司’革命群眾的一封公開信》。上柴廠的“聯司”頭頭 派人團團圍住了三輛宣傳車，砸掉了車上的高音喇叭，奪走了記者們手中的電影攝影機，扣壓了其中的一些代表。

8月4日清晨，以王洪文為首的工總司 調動了10萬餘人（號稱24萬），出動了一千多輛卡車、公共汽車，以及巡邏艇、打撈船，從水陸兩路將上柴廠團團包圍；並有兩架直升飛機 在上海柴油機廠上空盤旋。而當時上柴廠廠區內的“聯司”人員，僅有一千多人，他們在鋼鐵大門的後面 堆放了無數亂石、鐵板等障礙物。5時許，在“工總司”大旗引導下，滿載“敢死隊”的大卡車 不斷開到該廠的廠門區，從車上跳下的敢死隊員 個個手持長矛，頭戴鋼盔，身穿帆布工作服。8時許，王洪文一聲令下，進攻開始。但上柴廠的大鐵門緊閉，工總司的進攻失利，於是調來一輛大吊車，將大鐵門撞倒。頓時，工總司人員 潮水般湧進工廠，喊聲驚天動地。他們隨即包圍了鍛造、氣煅兩個車間。“聯司”人員用強力彈弓（射出的是螺帽）、石頭、磚塊、長矛、鐵棍、自製的汽油燃燒瓶 奮力抵抗。工總司的進攻 再次受阻，於是調來17輛消防車，用高壓水炮射擊，消防隊員順水管爬上屋頂，後面大批人群緊緊跟上，在那裡的“聯司”人員被迫投降。鍛造、氣煅兩個車間被攻占後，工具車間、大馬力車間、油泵車間也依次被拿下。隨即開始攻擊木模車間（“聯司”總部設在這裡）、動力車間，但再次遭到頑強抵抗。工總司人員 不少人受傷，周圍的房屋、電線也燒起來了，上柴廠戰地煙霧騰騰。   這時，工總司獲悉：天黑後，青浦、嘉定等地農民 將趕來援助“聯司”。於是王洪文下令：天黑前無論如何要攻下來。   進攻者終於攻上木模車間的屋頂，但遭到燃燒彈迎擊，頓時火光沖天，屋頂塌陷，幾十名進攻者摔下地面。在高壓水炮射擊下，工總司的消防隊 架高空雲梯車升了上去，最後終於攻占木模、動力這最後兩個車間。   進攻的人群 浩浩蕩蕩衝到各處，見人就打，見物就砸，“聯司”被俘者幾乎個個被打、人人受傷。下午6時，工總司 占領了整個上柴廠，聯司一千多人全部被俘，其頭頭楊仲池也在地下室也被俘獲。被俘者雙手高舉投降，嘴裡要反覆念叨：“我有罪，罪該萬死！”但一名年輕的“聯司”隊員 表示決不投降，當場被亂棍打倒在地，很快死去。工總司命令：男俘上衣脫光，女俘上衣撕破，都押上停在廠門外 排成長龍的公共汽車，押往各公安分局，以及上體司、青年宮、體育學院等地監禁；重傷的聯司人員，被送往醫院。   軍工路上，車流滾滾，塵土飛揚；沿路擠滿了看熱鬧的市民。   這次“八·四”大武鬥，共死18人，傷983人，致殘121人，被拘押者663人，包括“聯司”和“支聯站”的頭頭楊仲池、“全向東”等人 被投入獄中。

在工總司方面的兩架直升飛機上的 上海電影製片廠的攝影師，拍攝了整個武鬥過程的現場實況。當天，上海電視台奉命公開播放這個錄像。剛剛在武漢“七二0”事件中撤到上海的毛澤東，在上海西郊的住所 觀看了電視直播。   9月24日，新華社發出電訊：偉大領袖毛主席最近視察了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調查了河南、湖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文化大革命情況，並說：“偉大領袖毛主席視察上海時作了極其重要的指示：‘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但爭權奪利的造反派之間的武鬥 繼續在全國進行了一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