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89年後陸陸續續從中國走了不少像李敦白這樣的曾經的共產追隨夢想者。我就見到一位，在路透社的告別晚會上。與他娶的漂亮的年輕中國妻子的興奮不同， 這位則表現得非常消沉，其間不住地搖頭嘆息地表示了對中共幻想的最終破滅。

奔赴延安的美國人談回美後生活

本文摘自：《書摘，李敦白口述、徐秀麗撰寫，原題為：《李敦白：熱愛中國的美國人》

我是一個美國人，今年九十二歲。我熱愛自己的美國人民。同時，我在中國生活了三十五年，並且，從1946年到1980年回國為止，我參加了中國的社會生活和中國共產黨。可以說，我是一個“熱愛中國的美國人”。

1977年底獲釋後，很長一段時間感覺迷迷糊糊，醫生給我打維生素B12，有些作用，但主要還是靠工作，沉下心來工作，也就慢慢恢復了。這是“工作療法”。出獄後我沒有回廣播事業局，我到了新華社。基本工作一樣，改改稿子，上點新聞學的課，翻譯一些大文章，還有就是給領導做顧問，出些點子。

自從我到延安之後，一直到第二次出獄，從來沒有想過要回美國，我想我會終老中國，把我的熱情，我的才情，我的深情毫無保留地獻給中國，沒想到，1980年初我就回美國定居了。

是回去的時候了

從1945年來中國，到1980年回美國，中間整整隔了三十五年。多少歲月過去，多少人事變幻，我在中國有過貢獻，受過迫害，出來了，解放了，應該可以安享晚年，而我在美國什麼都沒有。他鄉已成故鄉，故鄉卻早變他鄉，怎麼又動了歸去的念頭呢？這其中有幾重原因。

首先是我對當時金錢至上的現實不能適應。與社會隔離了十年，出獄之後，我沒有多少變化，社會卻已大變，我們已經不能相互適應。我的思想比較僵化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則是這個社會顯然染上了我早年深惡痛絕的病態。

最早的驚訝，來自輔導別人學習竟然要收錢。我們家老二正在學世界語，有個朋友是世界語專家，他有時晚上來家裡輔導孩子學習。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要錢，把我嚇一跳，我以前輔導過多少人學英語，從來沒有收錢的事，如果要錢，別人准把你當神經病。真是不可思議。後來我發現，這是普遍的現象，什麼事都要錢。

1978年春節，又發生了一件事。賓館進了一批高檔酒供應外國專家，卻被服務人員偷偷賣掉，這要放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賣一瓶都不可能。我們單位的副局長兼黨委書記就因為收了人家一隻雞幾條魚被撤職，送到鄉下去了。非常嚴格。

還有這麼一件事對我刺激很大。當時的商業部長王磊多次到豐澤園飯莊吃飯，招待親朋好友，消費款只付一個零頭。這件事，現在看來也許不算什麼，但在當時卻非同尋常，我本人把這種行為視作貪污。豐澤園飯莊的一位年輕廚師給中紀委寫信反映這一情況，中紀委通報批評王磊，表揚年輕廚師，《中國青年報》在頭版頭條發表通訊《敢於向特權挑戰的人》，將此事公之於眾，點名批評了王部長，並配發社論《改革者，鼓起你的勇氣！》。文章見報當天，王磊即向中紀委作了書面檢查，承認錯誤，願意補足少付錢款，還請求黨紀處分。這是一件及時端正黨風的好事，但公開批評部長的做法引起了《中國青年報》主管部門團中央以及商業部的上級部門國務院某些領導的不滿，最後甚至驚動了鄧小平，報社和記者均受到壓力。聽說王部長原已提出辭職，最後不了了之。

“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這樣一件事。1980年1月21日，這個日子我至今記得很清楚，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傳達鄧小平的指示，說有些問題，如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問題，以後報紙上不允許討論，報紙就是宣傳黨的政策。我當時在新華社，還能看一些文件，看完這個文件，我就對玉琳說，看來我們該走了。 很快，3月17日，我們就離開了中國。

我後來常回憶思考這段歷史，覺得自己不一定對。我也聽中國的朋友講，不討論姓社姓資對改革開放起了保護作用，應當肯定。不過，我認為“不爭論”即使在當時可以理解，時至今日，無論如何不應該再堅持了。

歷史在這裡拐了一個彎，它的理想、目標、途徑都與我年輕時代所追求的不一樣了；在這個拐彎處，我選擇了回到我的出發點，而不再像前幾次那樣順流而下。

我對新時代產生了深刻的疏離感，不過，有一件事不曾改變，也不會改變。從斯坦福大學受訓開始，我就無比熱愛中國，想在溝通中美兩國關係方面有所貢獻，也就是聶榮臻司令員在張家口對我說的“架橋”。我大半輩子都在中國做這個橋梁工程師，現在看來我在這邊已經無能為力，那就試試到另一邊，繼續架設這座橋梁。

從此岸到彼岸

一說回去，回去的問題就擺到了眼前。首先，我的護照已經在赴延安途中丟失。我把護照放在一個小布包里，把布包拴在馬鞍上，不知它失落在晉西北的哪一個角落。在中國這麼些年，從來沒有回美國的念頭，我甚至從來沒有想過家，所以也一直沒把這當回事。我去了秀水街的美國大使館，簽證領事塔斯克說，按照規定，我得問你一些問題。他問我，來中國之前，是否跟美國政府發生過法律上的問題？我說有。他問什麼問題？我說跟你們伍德柯克大使參加同一個工會，被抓住坐過牢——伍德柯克大使當過汽車工會主席。他又問到護照。他問你原來的美國護照呢？我答丟了。他再問你是否做了認真的努力尋找？還沒等我回答，他自己“撲哧”一聲笑了。大使館發電報給美國國務院，請示是否可以給我發護照，領事給我看了回電，說某某人既然沒有犯下足以導致其喪失美國公民身份的錯誤，可以給其發護照。

雖然離開了三十五年，回去之後倒沒有多少不適應，沒有受到“文化衝擊”，這要歸功於我一直從事宣傳翻譯工作，一直讀美國的報刊，所以對美國的情況並不陌生。美國人一般也沒有把我當作“逆子”看待，他們最關心、最感興趣的是，我是怎麼活過來的。一個人被單獨監禁十六年，還能正常，對他們來說不可思議。不久前，《華盛頓郵報》還約請我寫文章，談我被單獨監禁的情況，目的是為了推動廢除美國的單獨監禁制度。從1981年開始，一直到現在，我不斷地在公司、大學做講演，聽眾一直關心我的個人經歷，對中國的興趣則隨時間而轉移，現在最關心的是怎樣在中國投資，知識產權能否得到保護，還有人權問題。

我一生被“特務”、“間諜”的陰影纏繞。1979年我剛回美國時，住在紐約我姐姐家裡，有一個同鄉記者，他跟情報部門很熟，對我說，你們說話小心點，FBI竊聽你們的電話。我說，你告訴他們，如果有什麼地方沒有聽明白，讓他們告訴我，我給他們重複一遍。我才不管它竊聽不竊聽。

我講一個更大的笑話。我們現在冬天在阿里桑那度過，我在那裡參加了一個小型的午餐會，裡面的人一般都很右，有大公司的一把手，有情報機關的二把手、三把手，都退休了，大家在那裡避寒。我發現這些人，至少有部分人，認為我本來是他們的人。因為我是隨美軍去的中國，後來又在中國長期坐牢，他們以為我一定是美國特務。前不久，其中有一個人突然給我打電話，說他剛從華盛頓回來，參加OSS的一個紀念會，說“我們談到你的經歷，我們都很尊敬你”。我說你們尊敬我什麼？ 他說我們吃一次午餐吧。那就一起吃飯，他說：我們都很佩服你，在中國幹了這麼久。我說，我告訴你，我從來不是OSS，也不是CIA。他說：我們知道，我們知道，你是單幹。他不相信。既然說服不了他，只好隨他去。玉琳開玩笑說，那好，你跟他們要十六年的工資吧。

說遠了。總之，精神方面或者說文化衝擊方面的問題可以忽略不計，真正嚴重的問題是謀生。我二十四歲離開美國，此前除了上學，就是從事勞工運動，從來沒有“工作”過；在中國，我和那個時代的所有人一樣，是個徹頭徹尾的“單位人”，什麼都由組織管，坐牢就更把一切交給國家了。想不到的是，從五十九歲開始，我得為自己的生計操心。

你們最需要的是：我！

有一次，我到舊金山講演，聽眾裡面有一個人，是電腦天地的老闆，這家公司當時銷售電腦排名世界第一位，老闆是位億萬富翁。他向我作了自我介紹，我們也相互留了聯繫方式。過後我也就忘了，不可能跟一位億萬富翁打什麼交道。不想，一年之後，大概是1983年8月，他打電話來了，說中國電子工業部的一個代表團將訪問他的公司，他沒有中文翻譯，當地只有一個日本人做中文翻譯，不過，由這個日本人翻譯，他又覺得不放心。他想請我做翻譯和顧問，就幾天。好，沒問題。

回美國之後，我給一些公司老闆做過諮詢，但我從來不會要錢，我姐夫罵我笨蛋，說他們要利用你的知識賺大錢。我覺得，人家找你坐下來談談，怎麼能要錢呢？就像一個騎慣自行車的人突然改騎平板車不會拐彎那樣，我就是不會開口談錢。這一次，我說要錢給你們看，跟老闆說每天五百美元，這對我是個大數字，實際上並不多。老闆說沒問題，我就去了。

會談在舊金山一家大酒店舉行，中國代表團和美國公司要員相對而坐。中方共十一人，團長是電子工業部的副部長李瑞，二把手是王震的兒子王之。一開始，雙方先介紹己方成員，介紹完畢，老闆對我說，你跟他們說你的中文名字。我有點猶豫，因為當時我在中國是一個有爭議的人，不知道他們會怎麼看。沒想到，我一說我的中文名字叫李敦白，李瑞馬上站起來，繞過桌子，走到我身邊，給了我一個擁抱。他說，這次到美國，如果別的什麼事都沒有辦成，僅僅認識了這個人，那也夠意思了。他還說，1946年在張家口的時候他就聽說過我，當時他在附近的農村，很想認識我，但沒有機會。

談判是王之做的翻譯。李瑞提了一個建議，電子工業部和電腦天地合作，在中國各大城市開設電腦銷售機構。老闆沒有任何反應。當天晚上，老闆宴請各地分公司的經理，也請我去了。他問我，你覺得今天下午的談判怎麼樣。我說，我認為，這是在浪費你的錢，也是在浪費我的時間。他問為什麼，我說，中國部長提出了非常積極的建議，我認為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機會，但是你沒有半點反應。他驚訝，建議，什麼建議？我就把李瑞的建議重複了一遍，他馬上說，你立即給中國部長打電話，說我明天早上就會有積極的回應。結果，第二天就簽了合同。

原來他沒有聽懂王之的翻譯。有一種翻譯，每一個詞都翻譯出來了，而總的意思卻沒有出來。我長期在中國，聽得懂王之的翻譯，而且壓根沒意識到老闆會聽不懂。這叫作習焉不察吧。

談判完成，要回紐約了。老闆問我，要實現這個合同，我最需要的是什麼。我毫不猶豫地說：我！老闆說好好，我讓我的國際總裁跟你談具體條件。我想這下子玉琳會滿意了，我終於敢開口說了。我要了年薪十萬，外加工作經費，簽了終身合同，職位是公司的副董事長。不久，我們全家搬到加州，從此再無錢的憂慮。

李敦白有限公司

1985年我們離開了電腦天地。離開公司之前，玉琳給中國辦了件大好事。公司積壓了大量電腦，她建議贈送給中國一部分，後來落實了三個單位：北京九十六中學、殘聯下屬的康華公司以及上海的一個學校，各贈送一百二十台電腦和一百二十台打印機，並開設培訓班，教給他們電腦操作和維修技術，為中國電腦行業的發展作出了貢 獻。

離開電腦天地後，我們加入了一個顧問公司，承擔中國分公司業務，介紹投資公司到中國，幹了一年半。1989年，我們創辦了自己的公司，“李敦白有限公司”，為中美經濟來往提供中介服務，把美國資本介紹到中國投資，同時為中國公司提供美國市場和合作方的情況。

中國開放市場初期，中外情況隔膜，互信不足，問題很多。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有兩個美國公司與中國簽了四十億美元的合同，連方毅副總理都簽字批准了。中方合作者委託我們查一下這兩個公司的情況。這在美國很容易，只要查它的交稅記錄就可以了。一查，好嘛，一個公司全部職員只有一個人，就是它的董事長，另一個比它大一倍，董事長之外還有個秘書。完全沒有交稅記錄，因為壓根沒賺過錢。

所以，跨國生意很容易上當受騙。根本問題是你得了解跟你打交道的人。在美國企業界，天天講三C，就是character，品質,competence，能力，connection，關係。第一個就是品質，如果這個人是個騙子，你跟他談什麼！你得查他以前是不是守信譽，講道理。在美國，查一個公司的歷史記錄還比較容易，只要打電話委託一個律師事務所，很快能查清楚，中國不一樣，你只能依靠朋友，通過一個可靠的朋友，請他介紹他信任的朋友，所以 connection特別重要。但也正因為如此，說容易也很容易。我們很重視客戶的選擇，做諮詢二十多年，從來沒有失敗的案例，除非相關公司因自身的原因出了問題。

1993年，在做公司的同時，我又應聘到我的母校北卡大學教書，歷史系，而且是正教授，講中國歷史和中國哲學。有一年還被評為最受學生歡迎的教授。當時中國學生只有從台灣來的，沒有大陸學生，他們反映，對大陸的情況一抹黑，什麼都不知道。1997年，我從北卡大學辭職，搬到西雅圖定居，但還經常到北卡大學做講座，同時在華盛頓大學等處講課，講演社也仍安排我的講演。現在已經不做公司了，雖然還以個人身份給一些老朋友做諮詢，但基本上進入頤養天年、反芻人生的階段。

文化大革命期間，李敦白表現得非常激進。1967年他成為有約70名成員的白求恩-延安造反團頭目，並在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掌權。同年4月8日《人民日報》發 表了他的文章《中國文化大革命打開了通向共產主義的航道》。4月10日，他作為外國人代表在清華大學批鬥王光美。他還批鬥了當時居住在北京的一些其他外國 人，包括馬海德（George Hatem）。

1967年9月，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和很多外國人所住的友誼賓館出現針對李敦白的大字報，將他劃為“五一六分子”。

1968年2月, 李敦白和白求恩-延安造反團的許多成員如愛潑斯坦暨丘茉莉夫婦等被逮捕。他的妻子王玉琳則被派往五七幹校。

1973年在押的外國人基本都被釋放，但李敦白仍然被視為王力、關鋒和戚本禹分子繼續關押。1977年11月他才被釋放並平反。

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1921年8月14日－），美國學者，1944年—1979年期間曾長居在中國，是第一個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美國人。曾在延安工作，得以近距離觀察中共領導人^[1]。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因先後牽涉蘇聯間諜案和“白求恩-延安造反團”而兩次入獄。1993年出版了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一書。另外 《我在毛澤東身邊的一萬個日子》.《紅幕後的洋人: 李敦白回憶錄》. ---維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