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錄自《復興記》主題節選本之五《文化大革命的前前後後》（作者：茅民）第9章。

劉少奇、鄧小平等 被作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打倒的領導人，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中普遍被紅衛兵、造反派揪斗，遭受苦難。到1967年下半年，全國奪權已經基本完成，這些被打倒的或靠邊站的領導幹部 不再受到面對面的鬥爭，他們或者被隔離在家 繼續接受審查，或者住進了醫院、京西賓館這樣的造反派不能衝擊的地方。此後幾年中，劉少奇、陶鑄、彭德懷、賀龍等人 先後因病辭世。

劉少奇病重

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中 曾被中南海造反組織批鬥，此後在中南海的家裡 被隔離審查，沒有再被批鬥。開始時，他的妻子和孩子們 與他住在中南海的一個院子裡，但他住南院，家屬住北院（南、北院之間有一堵牆）不允許與劉少奇相見。1967年9月13日，劉少奇的孩子們被趕出中南海，王光美被捕入獄，劉少奇成了孤身一人。他的精神受到打擊，每天只能睡兩、三個小時，有時徹夜不能眠。他看來神志恍惚。他的手臂在戰爭年代受過傷，加上批鬥會上的扭打，舊傷復發，為穿一件衣服要折騰一個多小時。他的右腿在受批鬥時受傷，到中南海飯廳 去吃飯，短短的30米距離，要走50分鐘，前後跟着的看守戰士 也不敢上去扶他一把。後來實在走不動，就由工作人員 把飯打回來，但去打飯的人被罵為“保皇兵”，不太願意為他去打飯了。劉少奇知道後，讓她們一次多打些飯，分幾頓吃。他的身體日見虛弱，手顫抖得不聽使喚，飯送不到嘴裡，弄得滿臉滿身都是。他身體消瘦，看來十分虛弱。

劉少奇原來就患有糖尿病、冠心病、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等病。被打倒後的一年多中，他的血壓升高、糖尿病加重。他看病的問題，由北京醫院負責。周恩來、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給北京醫院下達一條原則：劉少奇需要看病時，經他的警衛人員 與北京醫院總值班室聯繫，由醫院的醫生、護士出診；藥品仍由中南海保健藥房供給（註：這兒的藥都是好藥，有外面買不到的進口藥）。   那段時間 每次看病的病歷，大部分由董長城醫生 執筆書寫。1968年2月，中央警衛團（即8341部隊）中南海門診部成立，並接管了劉少奇的醫療任務、病歷。他們得到的指示是：“劉少奇如果生病，叫你們去看病，你們就去，還要認真給他治病。”門診部兩名負責人之一、主持日常工作的顧英奇（原北京醫院主治醫師）委派助理軍醫李留壯、護士馬小先兩人，負責平時到劉少奇家巡診；門診部的其他醫生、護士需要時 到劉少奇家出診。這些醫務人員 每次出診都做認真的檢查、治療，並詳細記錄病歷。後來，這些病歷都存入檔案，保存了下來。
根據病歷記載，1968年4月 劉少奇出現新的病情：語言減少，有時糊塗，尿失禁，手抖，碎步（即步子變小）。為了查明病因，門診部 請北京醫院神經內科主任 王新德 會診。王主任認定：這是腦供血不足引起的病態，但未肯定腦部有局灶性病變。6月，針對劉少奇血壓增高、血糖波動等問題 組織了會診，調整了治療藥物；因膽固醇攝入過高對他不利，把他原先每天吃六個雞蛋改為每天兩個；要求廚師做菜 要少些豬肉，多些牛羊肉、豆製品、蔬菜等。採購人員和廚師都很配合，都認真做到了。這段時間，劉少奇還是照常下地活動，在衛士或護士的攙扶下散步，一直到他重病臥床不起時為止。給劉少奇做飯的師傅馬文全 曾患痢疾，被隔離治療，另換一名師傅做飯；同時把廚房、餐廳、餐具都做了消毒。

1968年6月初，劉少奇受涼感冒，雖是小病，但療效卻差。從7月6日起 病情轉重，9日發燒、咳嗽加重，肺部羅音增多。醫生初步診斷為肺炎，並讓護士馬小先 住在他家 進行護理。門診部將劉少奇的病情上報。汪東興向顧英奇 傳達毛主席、周總理的指示：“要千方百計地給他治病。”根據這一指示，門診部請北京、上海的著名專家會診，並請陶桓樂、黃宛兩教授、中南海門診部醫生顧英奇、董長城 都住在劉少奇家裡。因沒有足夠的床鋪，顧英奇、董長城睡在地板上。同時，四名護士日夜值班，進行護理。就此組成醫療組。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卞志強（也是中南海門診部負責人之一），幾乎每天都來了解情況，要求盡力救治。7月12日，劉少奇 痰咳不出，有氣道阻塞的危險。專家會診後提出，必要時需要做氣管切開。這需要先請示。上報後，汪東興很快來到 傳達了毛澤東、周恩來的指示：“如果病情需要，即同意醫生的決定。”門診部隨即請來耳鼻喉科、麻醉科專家 住到劉少奇家，準備需要時 及時做氣管切開手術。至7月22日，肺炎基本受到控制，但劉少奇的“腦軟化”日益嚴重，意識沒有恢復。他雖然也是夜裡睡覺，白天醒來後 睜着眼睛、頭左右轉動，但看來已沒有什麼思維活動，不能說話，認知力喪失，熟人也不認識（醫學上叫“醒覺昏迷”）。從此一直臥床不起，吃飯靠護士喂，大小便不能自主，靠護士照顧。   經X線胸片、痰培養證實，劉少奇患的肺炎是“桿菌性”肺炎。肺炎桿菌的毒力較強，耐藥，較難控制，對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
10月9日，劉少奇突然不能進食，頭向左轉、眼向左凝視，診斷為腦供血不足、腦幹有瀰漫性小軟化灶。11日，開始鼻飼，每日總熱量保持在1500千卡——1700千卡。這樣，到1969年初，劉少奇的體重增加，面色紅潤，枕部的頭髮開始變黑，但他的意識、認知力、語言、記憶功能仍然喪失。護士們按護理規程，按時按摩、翻身、擦澡、清潔被褥，使劉少奇沒有發生過褥瘡。按照周恩來的指示，護理醫生拍了劉少奇在“家庭病房”的照片。照片上，劉少奇眼睛明亮，注視着景物，房內窗明几淨，床單雪白，器物整齊。   據病歷記載，劉少奇的肺炎反覆發作：1968年5次，1969年2次。其間，劉少奇多次病危，經搶救、治療後 均轉危為安。劉少奇的胳膊、臀部，由於打針 被扎爛了，護土記錄上寫着：“全身沒有一條好血管。”劉少奇常伸開十指亂抓，一旦抓住東西 就死死不放。醫護人員找來兩個塑料瓶，讓他捏在手裡。在這段時期，專家會診共有40次，其中23次是在1968年7月。參加會診的專家包括：上海的董承琅、北京的吳潔、陶桓樂、王叔咸、李邦琦、黃宛、王新德、薛善一、吳家瑞、姜世傑等。中南海門診部參加醫療工作的有：卞志強、董長城、張林、牛福康、李留壯、馬小先。參加特護的有：北京醫院的曹兵（瑞英）、紀秀雲，警衛團的韓世泉（男）、三○一醫院的董潔秋、卿喜珍等。治療劉少奇所用的藥品，都是由中南海保健藥房供應的，絕大部分為進口藥，尤其是所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是當時國內臨床醫院所沒有的。

劉少奇被定為叛徒、內奸、工賊

1968年10月13日，中共八屆十二中全 會在北京舉行。第八屆中央委員共有97人中，除去世的10人，尚有87人，但僅有40人（不足半數）參加這次會議，其他人沒有被通知參加會議。開會時，從候補中央委員中補了10人為中央委員，出席者才過了半數。   另外有74人 被擴大參加這次會議，他們是：中央文革碰頭會議成員，軍委辦事組成員，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的負責人，各大軍區的負責人，中央直屬機關的負責人。

在全會的開幕式上，毛澤東宣布了全會的議事日程，一共三項：一、討論和決定“九大”代表產生的指導思想及辦法；二、討論《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三、進行專案審查，特別是對劉少奇專案的審查。他接着說：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搞？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要搞到底，還是不搞到底？大家議一議。他說：過去我們南征北戰，那種戰爭好打，因為面前的敵人很清楚。這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比那種戰爭要困難得多，問題是犯了思想錯誤的同敵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時還搞不清楚，只好一個省一個省地解決。這場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底。什麼叫搞到底？就是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等各項任務，都要徹底完成。把這些任務都搞完，估計要搞三年時間。也就是說，到明年夏季就估計差不多了。

林彪在全會上，一共講了兩次話。他的這兩次講話，都沒有講話稿，也沒有經過中央文革碰頭會的討論，他還是按照自己的老習慣，事前只準備一個提綱，然後在會議上即興講演。他說：“文化大革命的成績是最大最大，損失是最小最小最小。”他還說，我們國家的面積相當於整個歐洲，我們一片紅就等於歐洲一片紅。他又談到 世界文明史上幾次文化革命運動：第一次是古希臘、古羅馬的古典文化發展，影響了人類文明上千年；第二次是十四、十五世紀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產生了資產階級文明，使歐洲進入了繁榮時代。他說：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這次文化大革命，其偉大的歷史意義，要遠遠超過古希臘古羅馬文明的產生、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   林彪講話時，毛澤東頻頻點頭，並不斷勸林彪休息一下再講。看來，他很欣賞林彪的講話。

全會討論了劉少奇專案組提交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這個報告認定，劉少奇在1925年、1927年、1929年 曾三次“叛變革命，投降敵人，充當內奸、工賊”。全會通過了這個審查報告，並作出了“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定。在表決通過這個審查報告時，只有一個人 拒不舉手表示同意，她是中央委員陳少敏。會議休息時，康生問她 為什麼不舉手？她說：“這是我的權利！”   江青曾經要以“美國特務”的罪名，把王光美判處死刑。但毛澤東說：“王光美縱然是特務，也要留活的證據。在延安我就不贊成殺王寶味。要刀下留人。”以後，周恩來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傳達了毛澤東這個指示。王光美得以倖存下來。

會議又批判“二月逆流”，批了十多天。在全會的閉幕式上，毛澤東說：“有些同志對‘二月逆流’這件事情不大了解，經過十多天的時間，就比較了解了。在這個會議上，先由犯過錯誤的同志說明他們的問題，然後大家對他們有些質問，他們再說明問題。這樣經過幾次反覆，大家就都比較清楚了。這件事情嘛，要說小，就不那麼小，是件大事。要說那麼十分了不起，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他們有意見要說，幾個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員，有些是副總理，有些是軍委副主席，我看也是黨內生活許可的。他們是公開出來講的，不是在背後議論的。在這個世界上面，總是有左、中、右。通通是左派，我就不贊成。‘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們如果不參加，我看就是個缺點。對於黨內的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清理階級隊伍’，要注意一個‘准’字，不要搞‘逼、供、信’那一套。對於學術權威，注意不要做得太過分，馮友蘭、翦伯贊可能還有某種用處。批是要批的，但保還是要保。對鄧（註：指鄧小平），有人說開除黨籍，我有一點保留，他和劉（註：指劉少奇）還是有區別的。”

珍寶島邊境衝突、領導人被疏散離開北京

1969年3月2日、15日、17日，中蘇在烏蘇里江上的珍寶島 三次發生了武裝衝突。珍寶島上本無居民，但蘇聯軍隊從1947年開始 在島上巡邏。從1967年開始，中國軍隊 也上島巡邏。此後，中蘇雙方巡邏軍隊 時有衝突。1969年初，衝突加劇，從對罵 到推搡 到棍棒打鬥。蘇軍士兵人高馬大，也橫蠻，經常打傷、打殘中國軍人。   為此，毛澤東、林彪主持召開了 兩次政治局緊急會議。會議一致決定：對蘇軍的挑釁 給予堅決回擊，並作了具體部署。據此，軍委辦事組向瀋陽、北京、新疆三個軍區發了電報，要求他們在中蘇邊界 特別是東段邊界 作好以軍事鬥爭 配合外交鬥爭的準備，但規定：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先出手，不到萬不得已時，不要開槍；如對方開槍，我方出現傷亡的情況下，才可以開槍自衛；但無論採取何種自衛措施，都要嚴格控制在我方的境內。電報要求邊防部隊：在政治上有利的情況下，事先多設想幾種情況，擬訂好行動方案，力爭做到 不鬥則已、斗則必勝。   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在收到軍委電報後，成立了邊防鬥爭指揮所，並立即調集兵力。

3月2日，中方一個巡邏組 在珍寶島上 遇到蘇聯部隊的攔截。中方巡邏組，隨即向後撤退。蘇軍以戰鬥隊形展開，想包圍中方巡邏組。這時，我方第二支巡邏組趕到現場。蘇方的一個上尉，指揮蘇軍開槍，一下子打死、打傷中方邊防人員六人。中方開槍還擊。蘇方出動了裝甲車，射擊中方人員。中方的支援部隊也趕到。雙方打了約一個小時，蘇軍撤走。   蘇軍共傷亡60餘人，一些裝甲車、指揮車、卡車被擊毀。中方死17人，重傷11人，輕傷24人。   蘇方這次吃了虧，於是調來大批坦克、裝甲車、火炮，準備大打。中方為了對付蘇軍的坦克，調集炮兵、高射炮、反坦克部隊，在附近地區集結。

3月15日一早，蘇軍在十多輛裝甲車的掩護下，登上珍寶島。中方在島上 有一個排的步兵 守在工事裡。8時，蘇軍發起進攻。中方部隊 一直等對方的裝甲車 離我軍陣地只有幾十米時 才用火箭筒還擊（註：若距離更遠，當時的火箭筒 打不穿敵車的裝甲），一下子打掉了蘇軍的兩輛裝甲車。中方炮兵開火，將蘇軍步兵壓制在島中央。10時，蘇軍出動十幾輛坦克、裝甲車，又一次發起進攻。中國士兵帶着火箭筒 衝到很近的距離，擊毀了蘇軍一輛T-62坦克，其乘員棄車逃走。到了中午，蘇軍又派了幾十輛坦克、裝甲車，以及數百名步兵，進攻中方守島部隊。中方邊防隊、增援部隊 頑強抵抗了兩個小時，最後在炮兵的支援下 打退了蘇軍的進攻。這天的戰鬥，前後持續九個小時，結果蘇軍傷亡140人，包括 列·弗拉基米羅維奇上校（當天戰鬥指揮官、邊防總隊長）被擊斃；坦克、裝甲車13輛被毀傷；中方死12人，傷27人。戰後，中方控制了全島。

3月17日，蘇方為了奪回 被擊毀的T-62坦克（註：這種坦克 在當時是最先進的），再次向中方攻擊，但未能將輛坦克拉回。21日，蘇方派出爆破組，試圖炸毀坦克，但又被擊退。之後，蘇軍用炮火 把坦克附近的冰層炸破，使坦克沉入了江底。4月，中方派出海軍潛水員，力圖將這輛坦克打撈出來。在爭奪坦克的近一個月時間裡，蘇軍火炮不斷轟擊，中方犧牲了數十人。最後，坦克被中方打撈出來，並運到北京，作為戰利品 陳放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中。8月，中國在島上修建了營房，派駐1至4名官兵 常年駐守。

在整個珍寶島衝突中，中國邊防軍斃傷蘇軍230餘人（蘇聯公布的數字為死58人，傷94人），毀傷坦克、裝甲車輛19輛（蘇聯公布為17輛），中國邊防軍傷亡92人。珍寶島戰鬥中的戰鬥英雄孫玉國，成為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的代表，並在大會上匯報戰鬥經過。當他匯報時，毛澤東幾次站起來，帶頭鼓掌。他說：“我贊成這樣的口號，叫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8月，蘇軍在中蘇西部邊界，即新疆的鐵列克提，對中方實行報復性打擊。

珍寶島衝突後，蘇聯國防部長格列奇科元帥等軍方強硬派主張：動用在遠東地區的中程彈道導彈，攜帶當量幾百萬噸級的核彈頭，對中國的軍事、政治等重要目標實施“外科手術式核打擊”。8月20日，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 緊急約見 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就這一打算 摸美國的底。第二天一早，基辛格到白宮 向尼克松總統報告。尼克松認為：只要美國反對，蘇聯就不敢輕易動用核武器；應設法將蘇聯意圖 儘早通知中國。但通知中國很難，因為中美沒有外交關係。最後決定 讓一家不顯眼的報紙 把這個消息捅出去。8月28日，一家小報《華盛頓明星報》在醒目位置刊登一則消息，標題是《蘇聯欲對中國做外科手術式核打擊》，文中說：“據可靠消息，蘇聯欲動用中程彈道導彈，攜帶幾百萬噸當量的核彈頭，對中國的重要軍事基地--酒泉、西昌發射基地、羅布泊核試驗基地，以及北京、長春、鞍山等重要工業城市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這則消息立即在全世界引起強烈反響。

中國對於這則消息非常重視。毛澤東聽取了周恩來的匯報後說:“原子彈很厲害，但鄙人不怕。”不久，毛澤東提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方針，全國很快進入“要準備打仗”的臨戰態勢，許多企業轉向軍工生產，大批工廠向交通閉塞的山區轉移，實行“山、散、洞”配置，各大城市開挖地下工事、防空洞。

在蘇聯政府內部，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等一批人 主張與中國對話。柯西金讓郵電部門打來電話，說要與周恩來總理通電話。但是，中方的女接線員隨即說“我們和修正主義沒有什麼好談的”，然後就掛斷了電話。這樣，蘇聯沒能與中方直接對話。到了9月，柯西金要到越南的河內 參加越南國家主席胡志明的葬禮，他得知周恩來也要參加這個葬禮，就打算 在河內能與周恩來面談。   周恩來不想與之見面。為了避免同柯西金見面，周恩來提前去河內，並且在柯西金到達河內以前 就回到了北京。後來，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三人商定：同意讓柯西金在從越南返回蘇聯途中 在北京停留 與周恩來會晤。9月11日，柯西金與周恩來在北京機場會晤，並商定：近期內就中蘇邊界問題 舉行副外長一級的會談。

雖然兩國總理進行了會晤，但局勢仍然緊張。蘇聯繼續在遠東地區部署重兵，總兵力達到四十個師。中國方面也把精銳部隊 從東南沿海 調往東北邊境。林彪提出如何“三防”（註：指防空襲、防突襲、防核攻擊）和“兩打”（註：指打坦克、打飛機）的問題，並作出了相應部署。“防空襲”的辦法是大挖防空洞，也就是毛澤東說的“深挖洞”，也可以“防核攻擊”。   在“防突襲”方面，林彪提出人工“造山”。中國的北部地區多平原，有利於蘇軍機械化部隊的運動。因此要找一些戰略上的支撐點來進行固守，吸引對方的兵力，然後相機在運動中殲滅敵人。出於這個考慮，林彪提出：在“三北”地區（華北、東北、西北），特別是在華北地區，進行人工造山。人工堆建起來的山頭內部，修建堅固的防禦工事，各個山頭之間的炮火可以相互支援，形成火力網。林彪多次出外看地形，並先後選擇了天津、保定、石家莊、鄭州等地，作為造山的試點，以形成對北京防衛的支撐。對於華北西面的防禦，林彪認為 山西的太行山 可以利用，於是親自去看地形。他帶着葉群來到北京西郊機場，由空軍司令吳法憲等將領陪同，飛臨平型關、大同、張家口。

1969年國慶節前夕，林彪到西郊機場“轉車”（註：轉車，就是乘汽車到處轉轉，這是他的習慣，特別在他發“怕水”的毛病時，轉車能緩解病情），看到飛機一排排的停在那裡，很擔心 蘇聯突然襲擊時 這些飛機會被全毀。回來後，他向毛澤東提出要採取措施，防止蘇聯利用我們的節日進行突然襲擊。毛澤東同意他的看法。然後，林彪要秘書把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閻仲川等幾個人找到他的住地毛家灣，說：“今天我找你們來，是想談一下戰備的問題。這個仗看來是八成打不起來，但是要作八成可能打起來的準備。明天就是國慶節，說不定在人們歡歡樂樂的時候，戰爭就開始打響了。希特勒發動侵蘇戰爭是星期天，日本襲擊珍珠港的時候也是星期天。如果敵人乘我們過節，來個突然襲擊怎麼辦？蘇聯在蒙古的空軍基地，離北京只有幾百公里，飛機不要一個小時就到了。如果用導彈打，更是只要幾分鐘。我剛才到了西郊機場轉了一下，看到一排排的飛機還停在跑道上，沒有一點應付意外情況的準備。這不行，也很危險，一旦遭到空襲，就會被全部打掉。要立即採取措施，改變這種情況。”接着，他命令：“第一、北京附近幾個機場的飛機，除了留下作戰值班的飛機以外，其餘的一律在今天夜間轉場到外地。第二、在機場跑道上設置障礙，防止敵人進行空降和機降。第三、留在機場值班的工作人員，立即配發武器，準備打敵人的傘兵。另外，節日的其它戰備也要抓好。這個問題，我已經向毛主席報告和請求過，毛主席和周總理都同意要空軍連夜疏散飛機。這樣，你們研究一下，回去進行部署。至於國慶招待會，我已經同周總理商量了，你們就不要參加了。”黃永勝等人回到軍委辦事組，一晚沒有睡覺，到了下半夜，全部落實了 飛機轉場和其它措施。

10月15日，林彪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研究蘇聯的戰略動向。會上，周恩來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中央領導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顆原子彈就會死很多人，應該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據此，會議決定，北京地區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不論是否有問題，一律緊急疏散，包括已被打倒的領導人（如劉少奇、鄧小平、陶鑄）、靠邊站的領導人（如朱德、陳雲）。會後，林彪、周恩來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當場表示：“我明天就離開北京，到武漢去。林彪同志也應當離開北京到蘇州去。至於周恩來，留在北京主持工作，但是必須帶領政治局一班人馬，撤離到北京西山去。”   第二天上午，毛澤東正在吃早飯，江青來了，她要服務員拿碗筷，想跟毛澤東一起吃。可是，毛澤東說：“來不及了，我吃了飯就要走。你要吃另外再搞一點吧。”毛澤東這麼一說，服務員就不敢動。江青很不高興，回去了。毛澤東當天離開北京去了武漢。同一天，林彪到了蘇州。10月17日，政治局和軍委辦事組的全體成員，也在周恩來的帶領下 全部撤到了北京西山。幾天之後，劉少奇被疏散到河南開封，鄧小平到江西南昌，陶鑄到安徽合肥。朱德等元帥也被疏散到南方各省。

林彪到蘇州後的第二天，即10月17日，向他的秘書口授了“防備蘇聯發動突然襲擊的六條指示”：“一、要防備蘇聯以十月二十日開始談判作煙幕，實行突然襲擊，尤其是十九日和二十日應該特別注意；二、全軍各部隊特別是‘三北’地區的各軍區，要立即將坦克、飛機、大炮等重型武器實行緊急疏散，對戰備工事、重要目標要採取隱蔽措施；三、要保證通訊聯絡的暢通；四、加緊國防工業的生產，特別是要迅速抓緊布置反坦克武器的生產；五、各軍區立即組織精幹的指揮班子，進入戰時指揮位置；六、戰略導彈部隊要作好發射準備。”接着，他讓秘書整理成記錄稿，由葉群通過電話 傳給在武漢的汪東興，請汪東興立即報告毛澤東；同時，由秘書將記錄稿 傳給在北京的黃永勝、軍委辦事組。在傳給黃永勝之前，葉群要秘書加上了一句話：“以上六條，已經請汪東興同志報毛主席，如毛主席另有指示，當以毛主席的指示為準。”後來，汪東興給葉群來電話說：毛主席對林副主席的“六條”沒有提出什麼意見。   黃永勝接到“六條指示”後，召集辦事組成員作了傳達，然後對閻仲川說：“你去傳達吧。”閻仲川問：“怎麼傳達呢？”黃永勝說：“先用電話向各大軍區首長傳達。”閻仲川回到總參作戰值班室後，擬了一個電話稿；他想：這是軍委辦事組轉移到西山以後下達的第一個命令，就從第一號編起，於是就要值班參謀將這個命令編為“第一號命令”。

10月19日，林彪把這個“六條指示”用電話記錄的方式，以急件報告毛澤東。汪東興將此急件 以傳閱件的形式 分送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周恩來閱後批示：“請主席閱。”汪東興親自將傳閱件 送到毛澤東住處。毛澤東看後，一臉不高興，對汪東興說：“燒掉。”還沒等汪東興反應過來，毛澤東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傳閱件點着，給燒了。接着，他拿起傳閱件的信封 又要燒。汪東興趕緊說：“主席，不能燒，你都燒了，以後查問起來，我無法交代。留下這個信封上面還有傳閱件的編號，你不要燒了。”毛澤東聽了，這才作罷。　　當天晚上，周恩來打電話問汪東興：“主席看過林彪的緊急電話通知沒有？”汪東興回答說：“我送去給主席看了，主席看後給燒了。”周恩來驚詫地問：“燒了？”汪東興解釋說：“主席看後不高興，自己就燒了。我勸了以後才留下傳閱件的信封。”周恩來聽到這裡沒有說話。　　林彪、黃永勝等人得知毛澤東燒了傳閱件後，下令撤銷了這個命令。

劉少奇辭世

按照緊急戰備的疏散計劃，劉少奇被疏散到河南省開封市。1969年10月17日晚，身患重病、身體不能活動的劉少奇，被用擔架抬上飛機，送到開封。同機跟去的是：衛士長李太和、一名醫生、兩名護士。晚9點鐘，飛機抵達。在開封機場接機的是：河南軍區政委王新、解放軍第155醫院保衛處長張金貴、工作人員師振德。他們登上飛機，看到機艙裡面躺着劉少奇，鼻子裡插鼻飼管，護送人員正在給他換被子。他原來蓋的是醬紫色的毛巾被（飛機中較暖和），這時換上粉紅色的棉被（下飛機後較冷）。在換被子的時候，師振德他們發現 劉少奇沒有穿衣服。劉少奇的擔架被抬下飛機、然後被抬上車，送到開封市革委院內的一棟小樓里。

北京來的醫務人員，向開封醫療組的劉醫生、常文秀等三個護士，交代了劉少奇的病情、治療、生活、飲食等方面的情況。開封醫療組的劉醫生決定：仍按照北京的治療方案治療，另在輸液時加抗菌素。鼻飼進去的是雞蛋湯、雞肉湯、豆漿、牛奶，每天五頓。劉少奇到開封后，沒有說過一句話。護理人員過來，他眼睛瞅瞅就閉上，面容自然。護士天天給他洗腳、梳頭，三、五天剪一次指甲。10月24日、31日，劉少奇的支氣管肺炎等症狀 兩次發作，經隨同前來的醫護人員救治後脫險。  11月6日，從北京來的人 奉命回京，劉少奇的監護、醫療工作全部移交給開封當地。10 日，劉少奇的病再次發作，連續高燒不退。當地的醫務人員 參照上兩次的辦法 進行了救治。  

1969年11月12日凌晨1時許，劉少奇身體狀況惡化，發生張口呼吸、嘴唇發紫等現象，吸氧後也不見改變。值班護士仍按原處方用藥。到6點38分，發覺情況不妙，連忙叫其他醫護人員速來搶救。6點42分醫護人員到齊。三分鐘後，劉少奇的心臟停止了跳動。呼吸停止五分鐘後，終止搶救。劉少奇終年71歲。

劉少奇去世後，第155醫院的院長 向上級匯報、請示。回來後，他讓師振德、曹文秀清潔遺體，洗澡、淨面，然後照相。當夜，醫院院長、李衛士長、老邢等人一起，將遺體送往火葬場。火化時，劉少奇的臉被一塊大三角巾蒙着。在火葬申請單上，從北京趕來的專案組人員 冒用劉少奇兒子劉源的名字 為申請人；在死者姓名一欄 填上“劉衛黃”，這是劉少奇少年時用過的名字，外界很少人知道。骨灰被秘密存放在開封。

鄧小平的情況

從1967年秋天到1969年秋天的兩年中，鄧小平被隔離在家裡。開始時，他按照紅衛兵的勒令，每天掃院子。後來成了習慣，他和他的妻子，無論颳風下雨、天寒地凍，每天都掃院子，掃得乾乾淨淨。在其餘的時間裡，鄧小平在屋子裡看書、看報、聽廣播，或者沉默靜坐。有時候，造反派會來他家裡，勒令他寫一些其他人的材料。譬如，1967年11月初，衛生部的造反組織，勒令鄧小平交待 他是如何重用衛生部長錢信忠的。鄧小平為此寫道：“錢信忠在二野的工作歷史關係是很久的。我們，主要是我，對他是信任的。我和其他一些負責同志長期認為，他在主持衛生工作方面是較有能力的。他的外科手術在當時條件下是難得的。他的工作，特別是戰場救護工作是努力的。所以我過去對他的總的看法是小毛病很多，但大的方面還好，對戰爭是有功績的。錢信忠當衛生部長是總理提出來商量的，我是贊成的，對錢信忠任衛生部長一事，我同安子文（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沒有什麼密謀。”

1969年10月，由於蘇聯可能突襲中國，中央領導人被疏散到全國各地。鄧小平被疏散到江西省 南昌市郊區的 新建縣，在“新建拖拉機修配廠”勞動。他的妻子卓琳、繼母夏伯根 與他同行。他到達之前，周恩來曾打電話 給江西省革委會，要求他們保證鄧小平的人身安全。於是，省革委會副主任陳昌奉 來到該修配廠，對廠革委會主任羅朋 說：“中央決定把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鄧小平放到江西勞動。省革委會決定把他安排在你們廠。具體任務有三項：一、確保安全，不是百分之九十九，而是百分之百的安全。鄧小平不僅在國內有影響，而且在國外有影響。同時怕造反派揪斗他，怕壞人把他弄掉、弄死。如出現這種情況，那就要你的腦袋。總之，毛主席、黨中央什麼時候要鄧小平這個人，我們就要完好地交出。二、車間的勞動由你們安排，每天三、四個小時。三、關於如何對待問題，中央對他未作什麼決定。至於稱呼，既不叫同志，也不叫名字，就叫一個姓，叫老鄧。”最後，陳昌奉又說：“鄧小平在此勞動，你們廠里工人知道就行了，不能告訴家屬，要保密。”

鄧小平到廠里之後，羅朋告訴他：“我在晉冀魯豫軍區工作過，曾是你的部下。”鄧小平聽了以後 點點頭。鄧小平問：“這個廠有沒有紅衛兵？”羅朋告訴他：“廠內老工人多，一心搞生產，沒有紅衛兵。你勞動的車間也是老工人多，他們都很守紀律，你在這個車間勞動可以放心。不要太累了，要多注意休息。”羅朋還說：“有間房子，原來是辦公室，現在專門騰出來給你們用。勞動累了，或者不舒服時，就到房裡休息休息。我的辦公室就在對面，有什麼事要與我們及時聯繫。”

鄧小平勞動的第一天，車間主任陶端縉 分配鄧小平 去清洗零件。鄧小平點點頭，捲起袖子，把要擦洗的零件泡在盆子裡，一個一個清洗起來。但蹲久了，雙腿麻木，身子直起來 都有困難。這種情景 被車間主任看見了，他對鄧小平說：“儘管事先我不知道你有腿病，但老人家都不宜久蹲，我應該想到。換個活吧！”他扶鄧小平坐到椅子上，商量道：“你以後銼銼零件吧。”鄧小平說：“這個要得。五十年前我幹過鉗工（註：鄧小平在法國勤工儉學的時候，干的是鉗工）。累點也沒關係，可以出出汗。”此後，鄧小平就一直干鉗工。卓琳也在同一個廠里，具體工作是拆線圈。每天早上8點，他倆離開家，走半個小時到工廠。鄧小平站着銼零件，很少說話。卓琳坐着拆線圈，一邊與工人師傅聊天。他們都是上半天勞動，中午就下班回家。

一天，有幾個人在廠子周圍轉來轉去，問工人：“聽說鄧小平在你們廠勞動？”工人回答：“不知道。”這位工人 把這一情況 告訴了羅朋。羅朋隨即召集 廠保衛小組會議，說：“最近有些來歷不明的人在打聽鄧小平的下落，要提高警惕。絕對保證鄧小平的安全，這是總理的批示，要把它作為政治任務不折不扣地執行。”   不久後的一天，廠外突然來了幾輛大汽車，車上站着造反派。領頭的跳下車，說：“我們要見鄧小平！”看門的老黨員站在車前，說：“你們不能進！”領頭的造反派說：“你算老幾？鄧小平是全國第二號走資派。你們還保他，你們的立場站到哪裡去了？”這時，羅朋出來了，說：“保護鄧小平的安全是周總理的指示；不准任何人揪斗鄧小平是省革委會的明確規定。如果你們要揪斗鄧小平，就拿出省革委會的證明信來。沒有證明信，口說無憑，什麼人來，我也不能交鄧小平。我這是執行上級的指示，沒有錯！”造反派走了，去找縣革委會一位副主任。這位副主任，帶着人馬，向修配廠奔來。他不顧門衛的阻攔，徑直闖進了車間。車間陶主任，上前擋住他。羅朋趕來，說你應該先請示縣革委會主任。這位副主任只得走了。後來，縣委請示省里同意後，給這位副主任以紀律處分。

鄧小平和家人的住處 是一幢小樓，原是南昌步兵學校的校長住的，人稱“將軍樓”。小樓在校園裡的一個小坡上，紅磚灰瓦，外觀較陳舊。樓下是一個過廳，當中放着一張乒乓球桌。鄧小平住在二樓的前房，附一間衛生間。樓里沒有暖氣、熱水。想洗澡的時候，鄧小平先在樓下把洗澡水燒好，再一桶一桶提到樓上的衛生間去。後來，省委老幹部黃知真 得知此事，就安排鄧小平一家人 每個周末 到省委招待所 洗個熱水澡。不久，鄧小平把大兒子鄧朴方 接來一起住。   當時鄧朴方已癱瘓。他是在兩年前癱瘓的，當時他是北京大學的學生，被造反派關在三樓的一間房裡。他趁人不備，從窗口跳了下來，摔斷了腿，被送往北大校醫院搶救。卓琳趕去醫院，看到兒子的一條腿折了、下半身癱瘓了。當着兒子的面 她沒有哭，但一出病房 眼淚就止不住地流。此後不久，她就隨鄧小平到南昌來了。在南昌，她收到她妹妹的信，說胖子（鄧朴方的小名）已經被送到福利院去了，十幾個人住在一個大病房裡，很擠。鄧小平、卓琳很着急。鄧小平就給毛澤東寫了封信，說：既然他的病 醫院已經不能治療，已送到福利院去了，那麼我們希望把他接到身邊來。毛澤東同意了。鄧朴方的小姑 坐火車 把他送到新建縣來了。   鄧小平在這棟小樓里 共住了約兩年。

陶鑄辭世

1968年8月，在中南海內，一群人闖進陶鑄住房內，把他押去開批鬥會。陶鑄的雙手被反剪，腦袋被使勁往下按；但陶鑄拼命把頭昂起來，隨即被一陣拳打腳踢，額頭上頓時鼓起幾個腫包。這場批鬥會 持續了三個小時。9月底，陶鑄頭暈、想嘔吐。醫生看後，給了點藥。

1969年3月，醫生發現：陶鑄右上腹，有一個饅頭大的包塊，遂將他送進302醫院。入院後檢查，發現他患了膽囊癌，需要立即動手術。陶鑄被轉到301醫院外科 動手術。手術以後，陶鑄身體有好轉。不久，病情再度惡化。9月下旬，癌細胞擴散，醫生說已沒有更好的治療辦法，只有用止痛劑、麻醉藥來減輕痛苦。

10月，中央實施緊急戰備的疏散計劃。汪東興對陶鑄夫人曾志 說：“可能爆發戰爭，北京要緊急疏散，陶鑄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怎麼辦，自己決定，隨陶鑄去也可以，但是去了以後不准與外界通訊，不准與任何人來往；不隨他、就去廣東插隊勞動，但必須與陶鑄斷絕聯繫。陶鑄到合肥後，每月發給他100元生活費（註：約是當時大學畢業生工資的兩倍），生活自理。”曾志將汪東興的話 告知陶鑄。陶鑄沉思良久，然後表示：“你不要陪同，我自己去合肥。”陶鑄臨行前，把自己寫的《贈曾志》七律一首 贈給與他共同生活了四十餘年的夫人：“重上戰場我亦難，感君情厚逼雲端。無情白髮催寒暑，蒙垢餘生抑苦酸。病馬也知嘶櫪晚，枯葵更覺怯霜殘。如煙往事俱忘卻，心底無私天地寬。”

陶鑄到達合肥後，住進西郊的一個解放軍醫院，受到特級護理。10月下旬，陶鑄的病情惡化。他不能起床，不能吃飯，不解大便。醫院給陶鑄作了一次檢查。檢查表明，陶鑄的病情已非常嚴重：腸子粘連，成為完全性腸梗阻。得到上邊批准後，決定給陶鑄施行手術。但手術沒能解決腸梗阻。手術後，陶鑄處於肝昏迷狀態。1969年11月30日，陶鑄告別了人世，享年61歲。醫護人員打開陶鑄從北京隨身帶來的那個大箱子，裡面幾乎都是書，衣物只有幾件：米黃色的襯衣、絲棉衣、呢制服。他們稱這些衣服為“老衣”，一件一件給他穿上，然後蓋上一床白布床單，抬上救護車，去火葬場火化了。

彭德懷辭世

彭德懷生命的最後幾年，是在解放軍總醫院（註：即301醫院）南樓第14病區度過的。該病區坐落在外科樓的第四層西南角，是一個“高幹”（註：即高級幹部）病區，主要收治 相當於副軍級以上 有問題的軍隊及地方領導人。彭德懷的病號為145號。

1973年4月12日晚，彭德懷因便血十餘天，且越來越嚴重，被監護人員攙扶着 走進醫生辦公室。初診意見是直腸癌。18日，醫院正式向中央專案組匯報：“145號”必須儘快手術，否則有生命危險。專案組請示周恩來。周恩來批示：“彭德懷同志的問題還沒有搞清，手術不要受到影響，一定要做好。”26日，醫院為彭德懷做直腸癌手術，術中發現癌症已轉移，隨即切除腫瘤，並在左下腹造人工肛門。

此時，楊漢勤醫生被調來第14病區 擔任住院醫生。科室領導告訴他：145號就是廬山上“跌下馬來”的彭德懷。科室領導、專案組人員，都對他強調：你是一名醫生，任務就是治療病人；對彭德懷的治療，該怎麼治就怎麼治，該用什麼藥就用什麼藥，有問題按級請示報告；醫護人員進屋查房，不得擅自和他談話，不應回答與診療無關的問題；除有關醫務人員及專案組人員外，任何人不得進入該病房；病房裡有看守人員24小時晝夜值班，非醫療需要，不讓他出病房；要注意保密。   楊漢勤接班後，認真地聽了交班醫生的介紹，又仔細地研究了彭德懷住院以來的病歷。然後，他來到彭德懷的病房。這間房 有十餘平方米，門窗緊閉着。房間裡除了幾本《毛澤東選集》及幾張過時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外，顯得空曠。彭德懷穿着一件舊的黑薄棉衣，腳上蹬着棉布鞋，未穿襪子。他面色鐵青，呆呆地坐在椅子上，雙手插在袖筒里，目光呆滯。彭德懷見來了個新醫生，就指着床頭病歷卡片說：“我不叫這個‘145號’，我是廬山上那個彭德懷！”沒有人搭腔。

楊漢勤醫生分管六、七個病人，其中也有受到衝擊的將帥，但都比較安靜；只有彭德懷的病房裡，有時會響起他的吼聲。楊醫生看到：彭德懷 有時獨自流淚，有時仰天長嘆，有時念叨着舊事，念叨着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人的名字。楊醫生曾聽到彭德懷說：“說假話，搞浮誇吃香；說實話，講真話有罪。世上哪有這樣的道理？”“說我懷有什麼陰謀，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有目的……都不對。但我是有準備的，準備什麼呢？準備開除黨籍，準備和老婆離婚，準備殺頭！”“你說我像猛張飛，既有其粗，亦有其細……可是因我的一封信，幾段發言，你這麼大的火氣？是不是‘萬歲’聽得多了？……我不喊你‘萬歲’，我祝你健康，長命百歲！”“我彭德懷有錯，可也有功，功一面，錯一面，總可以吧？但不能說我革命一面，反革命一面！……否定我彭德懷事小，否定歷史，否定事實，否定真理，否定黨的原則事大！”“我從來不怕死，我可以毀滅自己，但決不出賣自己。”

彭德懷體內的癌腫已侵犯到肩部，因此肩膀腫得厲害，也很痛。醫院擬進行放射治療。在取得專案組 以及他的大侄女彭梅魁 同意後，開始對彭德懷實施放射治療。醫生查房時問他：“肩膀和腰部的疼痛減輕些了吧？你要堅持放療。”他回答說：“我頂得住。肩是壓不垮的，腰杆子是直的。為什麼遲遲不給我定案？我彭德懷有什麼罪？我這樣死，死不瞑目！”有時，他怒火中燒，對看守戰士大聲說：“我要憋死了！我不在這裡坐以待斃！快放我出去吧！”“我要見毛主席，不然你們也把我開除出黨吧！拉出去槍決好了！好讓全世界人民去評說我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   後來，癌症已擴散到肺、腦等部位，他痛得用牙咬破被子、床單，然後將它們扔在地上。護士只得一次次更換床單、為他更衣、擦澡。他把輸液針拔掉，看守戰士阻止他，他喊道：“我不用毛澤東的藥！”給他餵食物，他把食物打落在地，喊道：“我不吃毛澤東的飯！”他時而消沉煩躁，時而呆呆地凝視思索，時而暗自垂淚，時而又破口大罵。醫生、護士安慰他：“情緒不要過於激動，思想不要考慮太多，以免影響身體。”他兩眼盯着專案人員、看守戰士手裡的筆記本，把聲音提得更高，說：“你們記吧！就說我有意見，有氣。要是把我現在的一切反映到中央，反映到毛主席那裡，我真不知道該怎樣感謝你們才是！”夜深時，他曾在夢中大喊：“消滅敵人！衝啊！同志們……”接着是很長一陣咳嗽。   彭德懷全身疼得越來越厲害。他罵道：“媽個×，疼得受不了，乾脆死了算了。”經常到半夜12點多 還睡不着，護士就按醫囑給他吃一片止疼藥、兩片安眠藥。  早飯後，他會拉稀，護士送來樟腦汀 喝下。

1974年9月2日上午，彭德懷病房裡 來了兩個專案組人員。兩人看着躺在床上、身體瘦小、面容干黑的彭德懷說：“我們今天來向你傳達葉副主席指示，問你還有什麼話要說。”彭德懷舌頭僵硬，講話已很困難，他斷斷續續地說：“毛主席發展了馬列主義……周總理，我們相處三十多年，他是我們黨內最能掌握和運用毛主席思想策略的，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一定能勝利。……我自己犯有很多錯誤，但我不搞陰謀詭計，在這點上我是清白的。……我們的國防建設，戰略防禦設施不完備，國防工業和科研跟不上，這是我最擔心的。只要我們有計劃，有準備，敵人的物質力量是可以戰勝的。……已經審查我八年了，現在還沒有做結論。”

11月初的一個晚上，醫生來查房，彭德懷的背 痛得厲害，張着嘴呻吟道：“為什麼今天這樣疼，疼得厲害，這樣活着還不如死了好。”劇烈的疼痛造成全身抽搐，他煩躁不安，脈搏加快，呼吸急促，口唇發紺。醫務人員全力搶救，但終因他全身多個器官衰竭 而進入半昏迷狀態。11月4日，醫院徵得專案組及他侄女的同意，給他做氣管切開術，以維持最後的生命。他不能說話了。他常常側過頭去，眼淚流在枕頭上。他那瘀腫的布滿着血絲的眼睛，總是睜開着。咕嚕咕嚕的聲音，從他胸腔 經氣管套筒 傳出來。

11月29日是彭德懷生命的最後一天。當醫護人員給他吸了痰，他突然用那枯瘦如柴的右手在空中比劃着，張着嘴“啊、啊”地想叫喊。睜大眼睛看着這個世界。然後，他的心臟停止了跳動，終年76歲。護士按常規 為他作最後一次擦洗、更衣，用一條白床單罩在遺體上。
彭德懷辭世時，頭腦仍是清醒的，但沒有一個親人在身邊為他送行。彭德懷有過幾次婚姻，但結局都不好。1918年，18歲的他 與青梅竹馬的周瑞蓮 訂婚，但不久他即離家投軍，去尋找“窮人的道理”。兩年後，周瑞蓮的父親因債務被逼死，她為反抗賣身抵債 而跳崖身亡。   1921年，當他看到一名年僅13歲的青樓歌女張素娥 因為堅持“賣藝不賣身”而遭受毒打時，當即與朋友們一起湊了170塊大洋 給她贖了身。她見彭德懷沒有相好的，表示情願服侍他一輩子。但彭德懷給她買了船票，送她回家了。   1922年，24歲的湘軍軍官彭德懷，在親友撮合下 娶了一個不滿12周歲（冒充14歲）的貨郎之女劉細妹，他給她改名劉坤模，讓她放足，還教她讀書寫字。1928 年，彭德懷發動平江起義時，讓她回家，答應革命勝利後去接她。此後，劉坤模漂泊輾轉，與彭德懷失去了聯繫，後來在漢口 另嫁他人，生有一女。1937年，她從報上得知 彭德懷已經是八路軍副總司令，便修書一封，上寫“平型關彭德懷收”。這封信，竟然被彭德懷收到了。他把她接到延安。她告訴他：自己已另婚 並育有一女。兩人沒能破鏡重圓，彭德懷對她說：“這不能怪我，也不能怪你。”劉坤模後來又嫁給了陝甘寧邊區銀行的一名處長。   此後，彭德懷還有過幾次情感風波，但都未成正果。其中一位是外國人，事情發生在延安。彭德懷對這位洋妞說：“我是打仗的，隨時都要上前線，且準備犧牲，戰爭是長期的和非常殘酷的，所以我們不能相愛。”可對方聽了，越發覺得老彭英雄，說：“我愛你！為你，我不怕任何危險！”老彭竟回答說：“你愛我，我很感激，可我不愛你呀。”   1938年，彭德懷在延安娶了20歲的北師大學生浦安修。婚後無子女，但感情尚好。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被打倒後，浦安修要跟黨走、而與彭德懷各走各的道。史學家翦伯贊來勸，但沒有用。最後彭德懷拿來一個梨，切開了，問浦修安 要不要分着吃（註：“分梨”與“分離”同音），浦修安猶豫再三，還是拿起梨子，幾口吃完，捂面而去。正式的離婚手續沒有辦過，但她此後一次也沒有來看過彭德懷。文革中，北師大揪斗彭德懷，把浦安修也抓來陪斗，彭德懷喊道：“我和她早就分離了，她是無辜的！”但浦安修還是受了皮肉之苦，差點自殺。彭德懷住院，直到辭世，她一次也沒有來過。
彭德懷在世時，一直與朱德關係深厚，兩位老總 常在一起下象棋。同樣是吃子，朱老總是先用自己的子 將對方的子掃開，再揀出棋盤，把戰利品排成一溜。而彭老總吃子的模樣 挺嚇人：把自己的棋子砰然砸在對方棋子上面，然後從下面彈出來。彭老總經常悔棋，他一悔棋，朱老總就抓住他手腕，圓睜眼睛叫道：“不能賴棋，放下！”彭老總則梗着脖子說：“你是偷吃，不算。”朱老總會說：“吃你的子，還要發表聲明嗎？戰術不行就不行嘛，悔棋算啥子。”警衛員們 都看着這兩位老元帥笑。

賀龍辭世

賀龍、薛明是在1967年初 被送到北京西山一個獨立住宅 隔離居住的。賀龍對薛明說：“我沒想到把我看成這樣的人。……別人不了解我，難道他周恩來還不了解我？看來周恩來的處境也很困難了。……我在舊社會見過各種人，碰到過各種主義，選擇來選擇去，最後認定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從此以後，我就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黨和共產主義。兩把菜刀鬧革命、北伐、南昌起義、湘鄂西、陝甘寧、晉西北，誰不知道我賀龍？毛主席不是還讚揚過我嗎？我要回去，找他們算賬。”但他是被隔離在此，並不能自由外出。   賀龍心情很壞。一天，賀龍用手杖敲着一張報紙上的林彪頭像，憤怒地說：“你這個卑鄙的傢伙，為什麼不准我革命？你這個傢伙，心虛得很，怕別人攥着你的把柄！”“黨內出了奸臣，這個奸臣就是你。”又轉身對薛明說：“江青也是個整人的傢伙。你看報紙上那一套都是他們搞的。他們是要把老同志都搞光，搞得毛主席身邊沒有人了，他們好大換班！”在談到康生時，賀龍說：“這個人老奸巨猾，做盡了壞事。”這時，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正進行奪權，報紙發表一篇篇社論 歡呼奪權成功、革命委員會成立。賀龍說：“他們奪誰的權？這些老幹部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戰，是有功的嘛！是為無產階級掌權嘛！都叫他們給奪走了！……現在搞成這個樣子，黨怎麼辦，國家怎麼辦？”他又說：“我幾十年拼死戰鬥，一輩子戎馬生涯，在生死關頭，在最困難的時刻，都跟着黨，從沒有二心，我本來就是在共產黨最背時的時候參加黨的，所以，無論多麼背時我都不怕。”   賀龍患有糖尿病，經常會口渴，但他和薛明 每天只得到一壺飲用水。水不夠用，他們只好在下雨天，把水盆、臉盆甚至水杯都拿到門前去接雨水。一次雨下得大些，賀龍、薛明抬着盛滿雨水的盆子往回走，腳下一滑，賀龍摔倒了，扭傷了腰，接下來的18天內不能活動，大便也解不出。薛明用備用氧氣袋上的橡皮管，給賀龍灌腸，總算使賀龍的便秘有了緩解。

1967年9月，政治局碰頭會作出決定：成立“賀龍專案組” 對賀龍立案審查，由康生負責。康生說：“賀龍的問題，簡而言之就是‘二變’的問題。” 他說：第一個“變”，是賀龍在1966年搞“二月兵變”；第二個“變”是賀龍在歷史上有“叛變未遂”。   這後者的起因 是原國民黨官員的一個子女 於1967年2月給中央寫了一封信，信中說 賀龍在1933年與國民黨特務熊貢卿（註：他是賀龍的早年友好）接頭，商談叛變事宜。   其實，蔣介石派熊貢卿 勸降賀龍，倒是確有其事，當時的湘鄂西中央分局 曾給中央一個報告，說：“去年12月蔣介石曾派一代表熊貢卿來遊說賀龍同志，企圖收編，熊先派梁素佛來，賀龍同志首先即發覺和暴露來人之陰謀，認為是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們為要得到蔣介石對中央蘇區及四方面軍之破壞工作的消息，遂允熊來。據熊說蔣已派四個人（有兩個是浙江人）到四方面軍去，中央蘇區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做上層收買工作。我們乃將熊事公開，舉行群眾審判槍斃之。”   然而，康生指點專案組：要設法搞清賀龍與熊貢卿“議妥”的具體內容是什麼，要解決既已“議妥”為何又殺熊貢卿的問題。於是，專案組把賀龍過去的一些下屬、家鄉的親友關押，刑訊逼供。有一位將軍受刑不過，最後按專案人員的口授，寫下了賀龍與熊貢卿“議妥”的叛變條文。幾天之後，賀龍當年的又一個老部下 也被屈打成招，證明賀龍殺熊貢卿是被迫的，是紅3軍廣大指戰員強烈抵制的結果。  

在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說 他不保賀龍了。於是，專案組提出：對賀龍搞“面對面的鬥爭”。但中央文革碰頭會討論認為：賀龍的“脾氣大”，改為“背靠背”，於是列出了一個問題單子，讓賀龍書面回答。這個問題單子到了賀龍手裡後，賀龍狠狠地把單子往桌子上一摔，吼道：“真是活見鬼！哪裡有這種事。人都給我槍斃了嘛！栽贓，完全是栽贓！白日撞見鬼了！”一連幾天，他怒火中燒，吸煙很多，在屋裡走來走去。他打開筆記本，寫了好幾個“冤枉”。

天氣轉涼後，賀龍盼着周恩來派人來接他，這是周恩來答應過的。但是，日子一天天過去，不見有人來。賀龍對薛明說：“總理沒有派人來，說明總理已無能為力了。黨內鬥爭這麼複雜，可能總理也相當困難了。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全國都搞成這個樣子，難道他不知道？我現在理解總理當時同我談話時的心情和他所說的一些話了。他也不得已啊！我們當時住在他家裡，林彪、江青那些人會不攻他？”賀龍的健康狀況越來越壞，疲乏、心慌、頭昏、脈搏極不規律，睡眠不好。他本來就患有高血壓、糖尿病。薛明給中央辦公廳寫信，請求治療。此後，來了一名醫生 定期給賀龍開些藥。賀龍曾被送進醫院，住過幾天院。

1969年5月上旬，賀龍連續摔倒七次，這是糖尿病 病情惡化的徵兆。薛明多次要求給他檢查血糖、尿糖，但始終沒有得到同意。5月24日晚，賀龍又摔倒了。醒過來後，聽見窗外的哨兵在唱《洪湖水浪打浪》（註：這是一首描述賀龍領導的洪湖革命根據地人民生活的一部電影的主題歌，在人民中流傳很廣）。賀龍對薛明說：“誰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誰在人民面前犯了罪，人民也絕不會饒恕。”   6月8日下午，賀龍血壓降低，上腹部劇烈疼痛。駐地的工作人員、醫生向上級報告。四小時後，來了兩個專科醫生，他們將賀龍的尿樣送去化驗。他們又給賀龍輸了高滲葡萄糖。當日午夜，醫生向上級打電話 要求送賀龍進醫院搶救。9日晨5時許，專案組人員、三○一醫院的醫生、護士來到賀龍住處。他們做了檢查後，向醫院請示。7時許，醫院答覆說：“可以送來。”賀龍說：“我沒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個醫院不是我住的地方！”但醫生堅持要送去住院。賀龍問薛明：“我去住院，你呢？”薛明說：“我當然跟你一起去！”上午9時 賀龍入院，10時半 開始治療。10時55分，賀龍的血壓下降到70／40。11時半，主治醫生提出組織有經驗的專家會診、搶救。下午1時半，專家會診開始進行。兩小時後，賀龍辭世，終年7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