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是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道家和經濟學家。被後人尊稱為“商聖”，"南陽五聖"之一。范蠡雖出身貧賤，但是博學多才，與楚宛令文種相識、相交甚深。范蠡因不滿當時楚國政治黑暗、非貴族不得入仕而一起投奔越國，輔佐越國勾踐。傳說他幫助勾踐興越國，滅吳國，一雪會稽之恥。功成名就之後急流勇退，化名姓為鴟夷子皮，西出姑蘇，泛一葉扁舟於五湖之中，遨遊於七十二峰之間。期間三次經商成巨富，三散家財，自號陶朱公。世人譽之：“忠以為國；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後代許多生意人皆供奉他的塑像，稱之財神,亦被視為順陽范氏之先祖。

范蠡意識到勾踐只可同患難，不可共富貴，毅然棄越奔齊，三聚三散，富甲天下。公元前四九六年前後范蠡攜文種遠赴吳越，因在吳國難展才華慨然離吳入越，輔助勾踐二十餘年，終於使勾踐於公元前473年滅吳。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遂乘舟泛湖而去。後至齊，父子戮力耕作，致產數十萬。齊人聞其賢，使為相。范蠡辭而不受，後遷往陶地（今山東省定陶縣）史稱定陶。經商積資巨萬，世稱“陶朱公”。
范蠡大約出生於公元前536年，約於公元前448年無疾而終，享年高齡，幾近百歲，被稱為中國商人聖祖。范蠡的行為舉止放蕩不羈，人性率真，深得道家風範，但他並非世人認為的頹廢，不是悲觀主義者，在內心，范蠡還是有黃老學派治國平天下的宏大志向的。公元前494年，越國遭遇會稽山大敗,范蠡勸勾踐答應吳國的任何條件以求保全性命。而吳王沒有聽伍子胥“今不滅越，後必悔之”的進言，罷兵而歸。按照吳越雙方議和的條件，越國戰敗過了兩年，越王勾踐將要帶着妻子到吳國當奴僕，他想帶文種。范蠡願隨勾踐同行，說：“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可以看出，范蠡對自己有清醒的認識，且具有敢於擔當的高貴品格。
吳王夫差想勸范蠡離開勾踐，到吳國幫助夫差，而范蠡毫不動搖，很坦然說道：“臣聞亡國之臣，不敢語政，敗軍之將，不敢語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今越王不奉大王命號，用兵與大王相持，至令獲罪，君臣俱降，蒙大王鴻恩，得君臣相保，願得入備掃除，出給趨走，臣之願也！”這是范蠡導演、勾踐出演的一出荒誕劇，演出成功對勾踐的前途起了至關重要的變化。經過此事，吳王被深深地感動，對勾踐動了惻隱之心。而在政治當中，摻入了個人私情，註定夫差的結果是悲慘的。戰爭之後，越國幾乎跌到谷底，且其在復興之時，要慎之又慎，切不能讓吳國有所察覺。范蠡建議勾踐勸農桑，務積穀，不亂民功，不逆天時。先抓經濟，繼而親民，穩定社會。施民所善，去民所惡。協調內部關係，內親群臣，下義百姓。有人生病，勾踐親自去慰問。有人去世，就親自去辦喪事。對家裡有變故的免除徭役。
一系列的措施，使百姓得到安定。為了提高軍事力量，范蠡重建國都城。在建城的過程中，范蠡建了兩座城，一座小城，一座大城。小城是建給吳國看的，而大城建得殘缺不全，面對吳國的方向，不築城牆。這樣就迷惑了夫差。重視軍隊訓練，提高士氣，增加戰鬥力，組織了敢死隊，以最高金額獎勵。為了進一步迷惑夫差，范蠡又投其所好，派人送給他最喜好的東西，以討夫差的歡心。還向夫差進獻美女，消磨夫差的意志。公元前476年，伐吳的條件終於成熟了，此時夫差傾全國之力，北上中原爭霸，使國力嚴重消耗，後方空虛，唯獨老弱與太子留守。越國經過20年的精心準備，國力強大，范蠡建議勾踐立即興兵伐吳。公元前473年，吳軍全線崩潰，吳王夫差逃到姑蘇台上固守，同時派出使者向勾踐乞和，祈望勾踐也能像20年前自己對他那樣寬容，允許保留吳國社稷，而自己也會像當年的勾踐一樣倒過來為之服役。
勾踐動搖了，這時范蠡站出來，陳述利弊，平復了勾踐動搖的心態。夫差自殺的時候，想念起伍子胥，認為自己愧對伍子胥，以至於造成如今的結果，遂蒙面自殺。滅吳後，范蠡向勾踐提出了自己隱退的想法。勾踐極力挽留，並威脅他說，如果堅持要走的話，就會殺掉范蠡及其妻子。但范蠡並不動搖，決然地走了。范蠡還告誡文種要知退，說高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兔已死，良犬就烹(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可共患難，不可共富貴。然而文種不聽。果然，後來勾踐賜文種一劍：“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范蠡輾轉來到齊國，變姓名為鴟夷子皮，在海邊結廬而居。戮力耕作，兼營副業，很快積累了數千萬家產。范蠡仗義疏財，施善鄉梓，他的賢明能幹被齊人賞識，齊王把他請進國都臨淄，拜為主持政務的相國。他喟然感嘆：“居官致於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對於一個白手起家的布衣來講，已經到了極點。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徵兆。”於是，才三年，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齊王歸還了相印，散盡家財給知交和老鄉。一身布衣，范蠡第三次遷徙至陶（今山東肥城陶山，或山東定陶），在這個居於“天下之中”（陶地東鄰齊、魯；西接秦、鄭；北通晉、燕；南連楚、越）的最佳經商之地，操計然之術（根據時節、氣候、民情、風俗等，人棄我取、人取我予，順其自然、待機而動）以治產，沒出幾年，經商積資又成巨富，遂自號陶朱公，當地民眾皆尊陶朱公為財神，乃我國道德經商——儒商之鼻祖。

史學家司馬遷稱：“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史書中有語概括其平生：“與時逐而不責於人。”范蠡關於把握時機的全面論述很有現代價值。他的待乏原則實際上是要求經營者站在時機的面前，超時以待，就像以網張魚須迎之方能獲獵。“知斗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知道要打仗，所以要從各方面做好準備，知道貨物何時需用，才懂得貨物的價值。只有把時和用這兩者的關係搞清楚了，那麼各種貨物的供需情況和行情才能看得清楚。貴出如糞土，當商品價格漲到最高點時，要果斷出手。貴上極則反賤。賤取如珠玉，當商品價格跌落到最低點，要像珠玉一樣買進，賤下極則反貴。

范蠡“富好行其德”，是因為他意識到物聚必散，天道使然。《老子》有云：“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范蠡從人有盛衰、泰終必否的道理中隱約感覺到久受尊名，不祥的道理，可以說與老子的思想有異曲同工之妙。范蠡是春秋末年傑出的政治家、經濟學家。《史記·貨殖列傳》載，范蠡的老師計然認為：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 上文的大意是說：穀物糶的價格太賤則損害農民利益，農民受損害。不努力生產，農田就會荒廢。穀物的價格太高則會損害工商業者的利益，工商業受損害無人從事工商業，就會使經濟發生困難。

這表現在：首先，他提出了谷賤傷民、谷貴傷末的問題，通過把價格調整到一定範圍內而作到"農末俱利"。這樣既可以促進農業發展，又有利於工商業的發展，使國民經濟各部門能夠協調發展。其次，他明確提出了商品價格對生產與流通的作用，尤其是恰當地處理好谷價與其他商品價格的關係對生產與流通的作用。范蠡試圖通過調整價格促進生產和流通，這都是通過經濟手段而不是通過行政命令。這也是值得注意的。再次，怎樣把物價控制在一定範圍內呢？范蠡主張用"平糶"的辦法，這就需要豐收年國家把糧收購儲藏起來，在歉收年缺糧時國家再把糧食平價糶出，這樣才能起到平定糧食和其他物價的作用，這就叫做"平糶齊物"。所以"平糶"是范蠡首先提出來的，戰國時李悝推行平糶法和漢代設"常平倉"都是這一思想的發展與實踐。因此，"平糶"思想的重要性也不可忽略。范蠡有治國理財的實際經驗，他提出的"農末俱利"的價格政策和"平糶齊物"的經濟主張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范蠡不愧是我國古代治國理財的傑出人物。
關於對他的評價，有兩個問題值得注意。第一，歷代統治者並沒有大張旗鼓地宣揚、表彰范蠡，為什麼？因為范蠡不是忠臣，他見機行事，巧妙脫身，這在統治者看來，不夠忠心耿耿，既然不是忠臣，故范蠡的名氣似乎比不上諸葛亮、岳飛。當然，說范蠡是謀略家不能算錯，這從他出山，幫助勾踐興越滅吳的曲折艱辛過程，可以看出他的足智多謀。後來務農、經商也離不開謀略和智慧，這不是范蠡的全部。范蠡是春秋戰國之際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道家和經濟學家，還是一位傑出的商人，被稱為一代商聖。
范蠡的思想內涵非常豐富，智慧超群，被譽為“治國良臣，兵家奇才，商人始祖。”范蠡對歷史的重要貢獻在於心繫天下，以自己的謀略和智慧幫助越王勾踐滅吳興越。功成名就後，他不留戀功名，激流勇退，轉換角色，棄官務農、經商，體現了儒道互補的人生哲學。在中國古代，由於政治形勢險惡，不少士人厭惡官場，躲避政治，以隱居保全自身。漢初張良助劉邦打敗項羽，及時隱退，“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避免了殺身之禍。陶淵明更是遠離政界後，過着“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瀟灑田園生活。
不過，張良、陶淵明僅僅保全個人，追求的是個人的自由，而范蠡則是憑藉對社會、對人民的關愛之心，為經濟發展、商業繁榮作貢獻，為社會獻愛心，他的胸懷更寬廣，思想境界更高尚！唐代詩人汪遵有一首《五湖》詩，對范蠡大加讚揚：“已立平吳霸越功，片帆高揚五湖風。不知戰國官榮者，誰似陶朱得始終。”作為一代商聖，范蠡的經營思想非常豐富，對於我們今天發展經濟，有一定的現實意義。首先，范蠡搞經濟不是盲目出擊，而是精心選擇地點，充分發揮自然環境的優勢，以求最好的經濟效益。他離開越國後，來到齊，《史記》稱“齊地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具有良好的從事生產的條件，為范蠡致富奠定了基礎。范蠡充分利用齊地的資源和環境，帶領全家人，“耕於海畔，苦身戮力”，多種經營，“父子治產，居無幾何，治產數十萬。”范蠡從越國的上將軍一變而為勞動者，在官為本的時代，多少人仰慕高官厚祿，而范蠡坦然改變身份，潛心從事生產，埋頭苦幹，迅速致富，對傳統觀念作出了大膽的挑戰，僅此一點對後人的啟迪是極其深刻的。其次，范蠡豐富的經商理念，對今天發展市場經濟，有一定的指導意義。比如，范蠡主張把握商機，侯時轉物。他遵循經濟豐歉循環論經商，提出“待乏論”，不要人等貨，應讓貨等人。要準備別人沒有的或想不到的貨物，這樣才能在市場上占據優勢。
再比如，范蠡主張“逐什一之利”，薄利多銷，不求暴利，這符合中國傳統思想中經商求“誠信”、求“義”的原則。范蠡無論從政、治國、經商都是成功者。探究其成功的原因，范蠡既擁有文子學派治國平天下的遠大抱負，也有莊子學派順應自然大道的豁達人生觀，順應自然，所以他無論是在從政還是經商中都保持了心態的平和、淡定。在范蠡思想中，追求和諧的天道、地道、人道尤為可貴。他說：“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意思是，治理國家有三件事要注意，國家強盛時要設法保持下去，這叫持盈，國家將要傾覆時要設法轉危為安，這叫定傾，平時治理國家政事要得當，這叫節事。范蠡並把這三點與天地人結合，說：“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他還對勾踐說：“天道要求我們盈滿而不過分，氣盛而不驕傲，辛勞而不自誇有功。”范蠡順應天道、地道、人道的思想對今日仍極富現實意義。“持盈”，亦可稱可持續發展，即在原有發展的基礎上繼續前進，換句話說，也可以指經濟、社會、資源和環境保護協調發展。強則戒驕逸，當昌盛、滿盈時，能夠保持；而這就要順應“天道”，能“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定傾”，可以理解為不斷糾正存在的問題，撥亂反正，克服缺點，做好工作。當危殆、將傾時，能夠安定；而這就要順應“人道”，遵循人事規律，合乎民意取得人心。而“節事”，可以理解為腳踏實地，扎紮實實，遵循客觀規律辦事。處置各種世事時，要能有理，有所“節制”；弱則暗圖強，勵精圖治，臥薪嘗膽，忍人所不能忍，為人所不敢為，而這就要順應“地道”，遵循“地”所包容萬物、厚德載物的規律。范蠡做事講究火候，全面考慮問題，不急功近利，不輕舉妄動，一旦時機成熟，就要毫不遲疑地採取行動。范蠡在從政、打仗、經商活動中淋漓盡致地體現了這一思想，他處處占據主動，穩操勝券。（黃斌 楊翠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