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
陳獨秀幼年喪父，過繼給叔父陳昔凡(陳衍庶，1851-1913，安徽懷寧(今安慶)人，字昔凡，又名陳庶，晚號石門漁隱、石門湖叟)。陳昔凡是舉人和道台，在東北剿匪時招安過張作霖(陳衍庶代理新民府知府時，將當時落草為寇的張作霖收編為清軍營官，負責自己的安全保衛)。
他的文人造詣不低。黃賓虹在《近數十年畫者評》中說，“皖江南北，素多畫工······陳昔凡(庶)、姜穎生(筠)皆左清暉而右麓台。”(王翬，1632-1717，字石谷，號清暉老人。王原祁，1642-1715，字茂京，號麓台道人。二人同為清初繪畫大家)陳獨秀後來痛罵“選學妖孽”和“桐城謬種”(1917年，《新青年》第二卷第六號上發表的錢玄同致陳獨秀函中發明了“選學妖孽，桐城謬種”一語。同期發表的陳獨秀《文學革命論》把桐城派方苞、劉大櫆、姚鼐和明代的歸有光、前後七子罵作十八妖魔)，其實這兩者恰好就是安慶陳氏頗足自豪的家學。《陳獨秀書信集》“致呂澎書”(1919)說，他家收藏的王石谷書畫就有二百多件。《懷寧縣誌》說：陳昔凡“工書畫，以鄧石如(鄧石如，1743-1805，清代篆刻家、書法家)，劉石庵(劉墉，1719-1804，號石庵。清代書法家，官至體仁閣大學士)、王石谷、沈石田(沈周，1427-1509，號石田，明代大畫家)四先生為師。門額曰：‘四石師齋。’”陳昔凡宦囊豐厚(陳衍庶在東北懷德、柳河、遼陽、新民等地任職時，正值日俄戰爭爆發，中國商人乘機販運馬匹以獲暴利，而馬匹經過陳衍庶的管轄之地要抽取牲口稅，並且無須再上繳國稅，因此大部分便進了陳的腰包)，在安慶老家修建巨宅，在北京琉璃廠開辦古玩店“崇古齋”。辛亥革命打斷了他的仕途，此後他就留在北京經營古玩。陳獨秀少年留在老家讀書。據他後來回憶，寡母的希望給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負擔。她說丈夫早死，沒能考中舉人，兒子一定要補償父親的遺憾。陳獨秀後來對自己的家學如此痛恨，很可能是因為恨母情結的發泄。寡母利用道德制高點，實施弱者的暴政。受害者無法像對待強者的暴政一樣，理直氣壯地報復，只好乞靈於孔子最反對的“遷怒” (《論語·雍也》：“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後半生致力於破壞母親的希望。
陳獨秀自幼名士氣十足，覺得桐城派和文選派的層次比混飯吃的八股敲門磚高得多。華麗放誕的文選派尤其貼合少年心性。大多數名士都是這麼想的，但他們通常要等中舉以後才敢公開鄙視用完即扔的敲門磚。陳獨秀的膽子比他們更大，在院試時就不守八股規範，濫用駁雜燦爛的六朝文，結果出乎意料地感動了閱卷老師，考中了第一名。(1896年，陳獨秀參加院試，考題是“魚鱉不可勝食也材木”。他“把《文選》上所有鳥獸草木的難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頭不對馬嘴，上文不接下文地填滿了一篇皇皇大文”)估計閱卷老師的知識層次剛好比應試專家高一點點，但又沒有高得太多。如果完全看不懂，當然不會賞識。如果完全看懂了，也不會覺得有什麼了不起。其實，這也是輿論領袖引領風騷的秘訣。你要比流行的社會思潮複雜深刻領先一點點，但千萬不能複雜深刻領先得太多。名士文化和科舉文化既相反又相成，奧秘盡在不言中。陳獨秀誤打誤撞，一開始就勘破了真諦，誠所謂天之所興。他後來回憶說：“誰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師，把我取了第一名，這件事使我更加一層鄙薄科舉。捷報傳來，母親樂得幾乎掉下眼淚。‘眼皮子淺’這句批評，懷寧人自己也承認，人家倒了霉，親友鄰舍們，照例總是編排的比實際倒霉要超過幾十倍;在懷寧本是一個小戶人家，紳士們向來是瞧不起的，全族中到我的父親時才有一個秀才，叔父還中了舉，現在看見我們弟兄又都是青年秀才，不但另眼相看，而且造出許多神話，說我們家的祖墳是如何如何好風水，說城外迎江寺的寶塔是陳家祖墳前的一管筆，說我出世的前夜，我母親做過什麼什麼夢，諸如此類，不一而足。他們真想不到我後來接二連三做了使他們嚇破了膽的康黨、亂黨、共產黨，而不是他們所想象的舉人、進士、狀元郎。最有趣的是幾家富戶，竟看中了我這沒有父親的窮孩子，爭先恐後的托人向我母親問我可曾定親。這就是我母親大樂而特樂的社會原因。母親快樂，我自然高興;所害怕的，來年江南鄉試的災難，又要臨到我身上來了!”(陳獨秀《實庵自傳》)“孔家店”里的愛恨情仇，在這段話里暴露無遺。理性通常是感情的僕人，成年人通常是兒童感情記憶的代理人。
根據陳獨秀自己的說法，他去南京考舉人的時候，在反叛精神的驅使下，故意交了白卷。無論真相是不是這樣，家鄉的土鱉社會是理解不了這種情操的。此後幾年，母親和妻子沒給他好臉色看。她們覺得有官不考這種做法，跟鄉下人進城花天酒地荒廢學業一樣糟，不懂陳獨秀為什麼居然要求她們表示崇拜。陳獨秀試圖改造她們的思想，不幸慘遭失敗。他做慣了寵兒，覺得沒人恭維無異於迫害，決定改造全世界的價值觀，證明自己才是正確的一方。這項任務耗盡了他的一生。他拋棄了科舉，卻拋棄不了士大夫文化，只能用新學代替舊學，用留學代替中舉。日本是他自然的歸宿。他在那裡結識了陳天華、張繼、鄒容、蘇曼殊等人，把新學到的革命精神落實到學監身上，用惡搞的手段剪掉了後者的辮子，結果被日本人驅逐出境(陳獨秀等人潛入學監姚煜家中，由張繼抱住腰，鄒容捧頭，陳獨秀揮剪，剪去了姚煜的辮子。事發後，清政府要求日方警察抓捕鬧事者，陳獨秀等人逃回國內)。他回到上海，跟《蘇報》和愛國學社的人馬混在一起(1902年10月，吳稚暉、蔡元培等人在上海成立愛國學社)，企圖在老家成立分支機構，結果被地方官趕出了安徽(1903年4月，陳獨秀回到安慶籌組安徽愛國學社，被地方官府通緝)。
《蘇報》垮台後，原有的班底聚集在《國民日日報》(1903年7月，《蘇報》被封。章士釗、陳獨秀等人於8月創辦《國民日日報》，但出版3個多月即停刊)。陳獨秀為了吸引讀者，翻譯了《悲慘世界》的一部分，在報上連載(蘇曼殊、陳獨秀合譯，取名為《慘世界》，署名為“法國大文豪囂俄著，中國蘇子谷譯”。他們的合譯其實是再創作)。在此期間，日本和上海的革命黨人開始轉向暴力。蔡元培和陳獨秀都是暗殺團成員，這段因緣構成了日後北大改革的基礎(1904年夏，陳獨秀由章士釗介紹參加暗殺團，學習製造炸彈。蔡元培也是暗殺團成員)。陳獨秀沒有參加他們的同盟會，卻參加了章太炎、劉師培和幾個印度人發起的亞洲和親會，鼓吹泛亞洲主義(1907年初，章太炎愛上了研究佛學，3月，章太炎、張繼、劉師培、蘇曼殊、陳獨秀等同印度人缽邏罕、保什等成立了亞洲和親會。其宗旨為反對帝國主義，使亞洲已失主權之民族各得獨立)。辛亥前夜，他在杭州教書。革命軍推舉他的老朋友孫毓筠(1869-1924，1906年入同盟會，因運動新軍被捕下獄，辛亥革命後被擁為安徽都督。1915年參與發起籌安會)為安徽都督，後者任命他做都督府秘書長。皖軍群龍並起，孫毓筠無力彈壓，讓位給陳獨秀的另一位老朋友柏文蔚(1876-1947，1905年入江蘇新軍，秘密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時參加江浙聯軍，攻克南京。繼孫敏筠為安徽都督。1913年發起二次革命。1905年，陳獨秀曾與柏文蔚等人秘密組建反清團體岳王會)。陳獨秀在此期間，主要在安徽高等學校任教，不大介入都督府的政務，但他的黨派傾向性是明顯的。袁世凱罷免柏文蔚以後，陳獨秀聯袂請辭。二次革命失敗後，他也跟大多數安徽民黨人士一起逃亡上海(因為上海有租界)。此後幾年，他對民國完全絕望。他給章士釗的信中(1914年6月致章士釗函)說：“國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章士釗邀請他去日本，一起辦《甲寅》雜誌(《甲寅月刊》於1914年5月10日由章士釗在東京創刊，到1915年10月10日停刊，共發行10號)。《甲寅》系人馬最初以反袁為主要任務，但袁世凱的死亡結束了他們這方面的工作。後期《甲寅》主要關注文化，培育了日後新文化運動的主要觀念。陳獨秀辦《青年》雜誌的經驗和理論，大多來自《甲寅》時代(章士釗在《甲寅》上呼籲“理想的鼓吹”、“邏輯式的文章”、“注意文學小說”、“正確的翻譯”、“通信式的討論”)。文學革命論其實是章士釗在1915年《甲寅》雜誌最後一期上提出的，陳獨秀和胡適後來的理論都脫胎於此。
1915年，胡適加入了《青年》雜誌的撰稿人行列。1916年，《青年》改版為《新青年》。胡適重提文學革命(《文學改良芻議》，1917年1月1日)，陳獨秀反對康有為的孔教論(《憲法與孔教》，1916年11月1日;《再論孔教問題》，1917年1月1日)。社會反響之大，超過了他們原先的期望。蔡元培改革北大，邀請陳獨秀出任文科學長，主要就是因為他的社會影響。陳獨秀只有前清秀才的學歷，新學也是駁雜而不精，適合做啟蒙者，做專家是不夠格的。德賽兩先生的理論雖然廣受歡迎，論西學水平比以前的嚴復只能算倒退。他的吸引力更多地依靠決絕和好鬥的態度，迎合愛看戲而不求甚解的觀眾。新文化時期，他發表的大部分文章屬於政論。這些文章大多數都是老生常談的大雜燴，只顧痛快淋漓地發泄感情。“中國武治主義，就是利用不識字的丘八，來壓迫政見不同的敵黨;或是設一個軍政執法處，來亂殺平民······無論什麼人，一旦有槍在手，便焚殺淫掠，無所不為。”(《武治與文治》，1919年1月12日)他表示只要排除了軍人、官僚、政客三害，中華民國就會變成美好的世界(《除三害》，1919年1月19日)。這些膚淺的意見居然能夠吸引全國的大批粉絲，只能說輿論界的技術含金量比時裝界還差得多。陳獨秀從《新青年》發展到《每周評論》(《每周評論》，1918年12月22日於北京創刊)，也就是從文化評論轉向赤裸裸的政治評論。例如：《國防軍問題》(1919年1月5日)、《人種差別待遇問題》(1919年3月9日)、《為什麼要南北分立》(1919年3月23日)。新文化運動的同盟就此破裂，在所難免。嫖妓事件(陳獨秀一直喜歡光顧八大胡同。1919年初，北京報紙刊登消息，稱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在嫖娼時與人爭風吃醋，以至於“抓傷某妓下部”。3月26日夜，蔡元培和湯爾和、馬敘倫、沈尹默在湯家開會，討論陳獨秀的去留問題。湯爾和主張清除陳獨秀，馬、沈二人附和湯。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會議，決定以“教務長代替學長”，陳獨秀被解除文科學長職務)結束了陳獨秀的北大生涯，但重要性似乎沒有胡適後來所說的那麼大(16年後，胡適在與湯爾和的書信中說：“獨秀因此離開北大，以後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後來國中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者的變弱，皆起於此夜之會。”)。嫖妓在北大不是新事，不准嫖妓才是革新(北大理科學長夏元瑮與陳獨秀同時身陷嫖娼門，辜鴻銘、劉半農、鄧之誠納妾，但沒有人找他們麻煩，只有陳獨秀一人成為眾矢之的)。
陳獨秀返回上海，北大的資格並沒有喪失。維經斯基(格里高里·納烏莫維奇·維經斯基，1893-1953，在華期間化名吳廷康，筆名魏琴、衛金等。維經斯基和馬林交替着在中國活動，維經斯基先來中國，在各地建立共產主義小組)和尼克爾斯基[①](弗拉基米爾·阿布拉莫維奇·奈曼-尼科爾斯基，又名維克托·阿列克謝耶維奇·貝格，1889-1943，1921年6月間，他代表遠東國際書記處、赤色職工國際來到中國，來華時使用的名字為尼克爾斯基。同年7月23日出席在上海召開的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並在會議上講話。回到蘇聯後，於1938年因“間諜罪”被捕，1943年被槍決)赴華發展組織，首先在北京建立核心。李大釗一開始就進入核心[②]，掌握了購買力相當於今天上億人民幣的資金，足以支配強大的軍閥(1924年底、1925年初，李大釗在馮玉祥與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之間牽線搭橋，確定了蘇聯援助馮玉祥國民軍的具體內容。3月，馮獲得步槍5585支、子彈5820萬發、機槍230挺、各種炮78門、手榴彈一萬多發，還有火焰噴射器、軍用器材、藥品等。同年6月，馮又得到步槍3500支、子彈15萬發、火焰噴射器10具、飛機3架、馬力4000把。馮還接受了鄧小平等三十多名共產黨員負責國民軍的政治工作)。陳獨秀在上海成立的黨只是外圍，雖然活動經費九成來自蘇聯，但總額不過相當於興辦雜誌和文化協會。尼克爾斯基來自蘇聯軍事情報局，甚至共產國際代表都在他監視之下。一大代表連上海的社團活動都不知情，實際作用只相當於公關部門。鮑羅廷夫婦[③](米哈伊爾·馬爾科維奇·格魯森伯格，1884-1951，1923年被派到廣州任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及蘇聯駐廣州政府全權代表，幫孫文按蘇俄模式改組國民黨。1927年四一二事變後被蔣介石通緝，回到蘇聯。1949年因“間諜罪”入獄，1951年死於勞改營。) 越過他們，直接資助和指揮南方的地下聯絡線。周恩來、陳賡直接在歐洲加入共產國際情報部門，比名義上的黨首更接近決策核心。陳獨秀在北伐期間的地位更像一位需要統戰的老資格政論家，得不到及時的內圈材料，因此發表的意見趕不上蘇聯政策的最新變化，甚至不如俄共黨員瞿秋白(1921年5月，瞿秋白加入俄共(布)黨組織)，反對北伐就是明顯的例子(當斯大林指示中共加入國民黨時，陳獨秀反對加入;當斯大林指示北伐時，陳獨秀反對北伐。於是他被批判為右傾機會主義)。
張作霖抄出的蘇聯檔案介紹[④]說：“軍事及政治兩種密探系統均直接受莫斯科指揮，在華亦通過使館互相協助。軍事密探組織只有縱的關係，而無橫的聯繫。各地共產國際機構，在國民革命軍中蘇俄顧問人員，均須協助軍事密探工作。中共中央執委會、軍委會代表，且接受蘇俄訓令，參加其北京軍事總機關部，以從事研究及計劃蘇俄在中國之軍事行動等項工作。其密探機關部之組織，則規定‘各分機關部，彼此均不得知其機關部之所在地及工作人員。各分機關部除得消息後，各自報告北京總機關部，由北京轉達莫斯科。在中國之各分機關部，得藏設於使領館等機關內，以託庇護，有時亦得暗設於市上飯店商號之中。現為節省經費工作便利起見，宜正式藏匿於大使館或商務代表處等機關，因吾俄人頗不易與華人發生關係故也。又如廣東俄國技師、顧問能與該司令部有直接關係者，分機關部卽可藏彼處，以資保障。惟在此種保護之下，無論如何，須以能保全秘密，及隨時探寄消息為要。’至密探分機關設立之地點，按照中國疆城及外國人在中國之勢力，分為
一、奉系：東三省設哈爾濱、奉天兩分機關部。前者轄吉、黑兩省分團，如海拉爾、齊齊哈爾及吉林等地;後者轄駱遼東、四平街、安東、大連、營口、錦州等分團。
二、直系：揚子江流城設上海、漢口兩分機關部。前者管轄南京、杭州、上海等分團;後者管轄漢口、長沙、宜昌、重慶等分團。
三、國民軍：西北各省、京兆區域設北京中央機關部，管轄天津、煙臺、濟南、正定、張家口、鄭州、北京等分團。
四、國民黨：廣州分機關部轄廣州、汕頭、梧州、雲南等分團。分團之下，於重要地點，設密探員及遞信員，而核編各分機關之報告文件，則為北京中央密探總部。
以上系就外勤而言，復於北京、上海、漢口等處，設有內勤密探部，遣派密探員滲透於軍政憲警各機關及兵工廠曁各使領館，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運作自如，消息迅捷，其謀略之深遠，決非他國所能及。
1925年10月1日至1926年4月1日，蘇俄在華軍政費半年度之預算，計(甲)對於中國全國之普通經費共美金93853元，其中中國共產黨中央黨部軍事指導人員經費50000元;(乙)馮玉祥軍隊經費共美金148830元;(丙)國民二、三軍(按卽胡景翼、孫岳所部)經費共美金140240元;(丁)廣東經費，因缺乏相當報告，未擬定預算。總計除廣東外，半年卽需耗美金383933元，約合中國大洋一百萬元。”
北伐期間，日本駐上海總領事矢田七太郎的報告說：“此次南京搶劫事件[⑤]為第二軍、第六軍、第四十軍(魯滌平、程潛、賀耀組)中的黨代表、基層的共產黨派遣軍官及南京地區中國共產黨黨員合謀設計的組織行為。襲擊時有當地的共產黨黨員專為嚮導，執行對象與場所都有事先規劃。前者只限外國人;後者則選定領事館、教會、學校等洋人集中處。”(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昭和二年，第一部第一卷，第527頁)
從此，列強對共產國際海外代理人的政策由綏靖默許轉向全球搜捕。九一一事件發生後，國際社會對“基地”組織的態度也是這樣。只有在這種背景下，張作霖才敢闖進使館逮捕李大釗。公使團領袖歐登科同意張作霖的行動，因為蘇聯使館已經濫用了他們的外交特權。京師警察廳公布了蘇聯的《致駐華武官訓令》：“為引起外國干涉，不惜搶掠和殺人，組織反歐暴亂。”西方外交界和輿論界普遍認為，南京事件就是根據這份訓令策劃的。南京不是蘇聯代理人唯一的活動地點，他們有非常全面的部署。
陳獨秀沒有能力主持地下工作，後者卻是革命的核心部門。政論家無論多麼聰明，發表的意見總是隔靴搔癢，為內部人士所嗤笑，最終免不了做替罪羊。不過正因為如此，他才沒有落到李大釗的下場。李大釗是理查德·佐爾格的上司(李大釗在遠東間諜組織中是佐爾格的前輩，地位也更高)，陳獨秀不過是戴季陶(1891-1949，國民黨主要理論家。陳獨秀信奉馬克思主義受到他的影響，辦刊也得到他的支持。1925年，戴季陶發表《孫文主義的哲學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陳獨秀發表系列文章批判他)的辯論對手。前者必須消滅，後者只需要封殺。陳獨秀沒有掌握什麼內幕情報，充分體現在他的後半生。周恩來、葉劍英、任弼時、康生和李克農都不覺得有必要除掉他，儘管他說了蘇聯團體的許多壞話。真正的秘密活動專家不會跟自戀的文人一般見識，道理就像軍人不會跟扔泥巴的頑童打架一樣簡單。黨內知識分子覺得他的晚年反思很有創見(1940年9月《給西流的信》：“以大眾民主替代資產階級的民主是進步的;以德俄的獨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試問史大林一切罪惡，哪一樣不是憑藉着蘇聯自十月以來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這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制而發生的呢?若不恢復這些民主制，繼史大林而起的，誰也不免是一個‘專制魔王’，所以把蘇聯的一切壞事都歸罪於史大林，而不推源與蘇聯獨裁是不應該有的。”)，主要是因為自己的知識面太窄。陳獨秀畢生的政論都沒有超出老生常談的範圍，無論親共還是反共。官僚集權黨註定會毀壞哪怕是黨內的民主，早在布爾什維克建立以前和建立初期就已經是俄國老社會黨人的常識了。陳獨秀後半生的反思不僅後知後覺，而且從來沒有達到先知先覺者的高度。他呼籲共產主義者認清蘇聯的真面目，其實說明自己一直沒有走出幻想的世界。大多數自願組成的社會主義團體確實會因為看清真面目而改變態度，但是這樣的組織都像泡沫一樣脆弱和短暫，贊成和反對不會產生任何影響。共產國際的力量來自嚴格訓練的地下工作者和穩定可靠的資金流，二者都不會受到真相和態度的左右。任何成員脫離了組織和資金網絡，都會立刻變得無足輕重。陳獨秀這種文人一開始就經受不起這種訓練，承擔不起這種重任。唯其如此，他才能善終。
[①] 尼克爾斯基以遠東國際書記處、赤色職工國際代表的身份來中國活動，但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身份是蘇俄情報人員。一大代表都以為尼克爾斯基是馬林的助手，但1986年在荷蘭發現的“斯內夫列特(馬林的真名)檔案”顯示，真相恰恰相反，馬林其實是尼克爾斯基的助手。尼克爾斯基不僅負責掌握共產國際駐華人員和遠東蘇共黨員的活動經費，而且還監視着他們。
[②] 李大釗最早與共產國際建立聯繫。蘇聯方面的材料顯示：1919年3月，在鄂姆斯克秘密舉行的俄共(布)第二次西伯利亞代表會議決定“在遠東建立西伯利亞區委情報宣傳局”。1919年夏天，後來成為俄(共)中央委員會西伯利亞局東方人民處負責人的伯特曼會見了李大釗。
[③] 1927年3月1日，蘇聯客輪“列寧紀念號”駛向南京。總稅務司安格聯奉倫敦訓令，下令攔截。結果發現自稱“格魯斯堡夫人”的白人婦女就是鮑羅廷夫人，在她的行李當中發現了蘇聯給駐華外交官或間諜的革命指令。
[④] 1926年3月底，李大釗和國共兩黨的北方領導機關遷入東交民巷蘇聯使館西院兵營。1926年夏，中華民國海陸軍大元帥張作霖正式向蘇方提出，駐華大使加拉罕“完全超越了大使本身應具備的職權範圍及國際法所公認的基本準則，因此不再承認加拉罕蘇聯駐華全權代表的身份”。加拉罕離華返蘇。蘇聯大使館成了一個留守處。1927年3月，張作霖和各國使團接洽，要求允許北京政府軍警進入東交民巷使館區進行搜查，因為“俄國人正在濫用使館區的庇護，組織叛亂”。4月4日，公使團首領、荷蘭駐華公使歐登科召開秘密會議，各國同意了張作霖的要求。4月6日，張作霖派軍警對蘇聯駐華使館、遠東銀行和中東路辦事處進行了9個小時的搜捕，逮捕了藏匿其中的李大釗等60餘名中國人以及15名蘇聯人，截獲了一大批來不及焚毀的秘密文件以及槍支彈藥和旗幟印信。4月18日，京師警察廳公布了根據這些文件，由精通俄語的察哈爾外交特派員張國忱編譯的《蘇聯陰謀文證》。
[⑤] 1927年3月24日，進入南京的國民革命軍劫掠英美日領事館及外人商店、住家，造成多人死傷。上海清共成功後，蔣介石宣布通緝“南京事件禍首”——第2軍、第6軍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和林祖涵(林伯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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