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世友在文革中的惡行(ZT)

一般來說，即使在文革那樣的非常時期里,，我也不認為有多少“壞人”作祟，文革也不是好人和壞人的鬥爭史。在當時的環境下，每個人的行為都可以找出理由。

以葉劍英為例。他從1965年倒羅開始，就是一個造反派。造了羅瑞卿的反以後，又繼續革命，造了彭真的反。特別叫人反感的是，整羅瑞卿的上海會議結束後，開文藝晚會。大多數與會幹部惴惴然不知所措，葉帥卻心情愉快，當場表演了評彈。轉過年去，第二次批羅會期間，羅跳樓自殺未遂。葉又剝“將軍百戰身名裂”一詞諷刺之。這些行為看似沒有人性，但是如果我們考察葉為什麼這樣做，我們就會理解他的心情了。

解放初期，葉執掌華南地區大權，強調地區特點，執行後來被批評為“和平土改”的方針，被中央認作右傾、地方主義，馮白駒、方方等大將紛紛落馬，葉僅以身免。在羅瑞卿、譚政文（譚力夫之父）等主持下，又羅織了一個“雙陳案”，將廣東公安廳長陳泊、廣州公安局副局長陳坤逮捕，說他們是英國特務。廣東省公安廳系統逮捕700多人，廣州市公安局逮捕300多人，嚴刑拷打逼供。後來解到北京審訊時，案犯擠了滿滿兩車廂。此案歷時兩年才結案，對陳泊，以“喪失革命立場，包庇反革命、特務”的罪名，判處有期徒刑10年。陳坤因不堪虐待，在1952年10月就已死於獄中，也被判處8年徒刑。陳泊於1961年出獄，旋被投入勞改農場勞動，於1972年病故。文革中，有造反派給他們翻案。但陳泊本人未必知道。他們到死也未看到光明。

所以知道了這些歷史典故，我們再看葉劍英在文革中的表現，就可理解了。可以想象他在1965-1966年心情如何舒暢。這也是人之常情，不足為怪。

但是，在整個文革過程中，有兩個惡人我永遠不能原諒，就是許世友和韋國清。本文只說許世友。

作為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很早就介入了地區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7月份，他派遣大批軍區幹部參加駐南京大學的工作隊。江蘇省軍區副政委梁輯卿、南京軍區國防工業部部長杜方平、南京軍區後勤部副部長吳大勝還擔任了南大工作隊副隊長。但是，到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期，他指使梁杜吳三人於11月份反戈一擊，揭發了工作隊整師生黑材料的內幕。此舉後來受到張春橋的表揚。此後，許還多次揭發了江蘇省委的“罪行”。1967年“二月逆流”後，譚震林被批判。使其雪上加霜的是在南京軍區有人揭發他是“叛徒”，而被打倒。許世友對這一揭發是支持的，因為我在當時的小報上看到，江青有一次說，許世友同志又立了新功，揭發了譚震林的叛徒問題！

江蘇一二六奪權，受到以許為首的南京軍區的大力支持，當日出動四個連的兵力予以支持。31日造反派召開奪權誓師大會，軍區派副司令員饒子健出席並講話。

奪權之後，軍隊正式介入文革，許世友和造反派之間的矛盾突出，加之以“鎮反”等問題，造反派於1967年夏進行“倒許”運動。這些矛盾與衝突很難說誰對誰錯，可視為造反派的內戰。

現在將上海“一月革命”說成是“反革命奪權”（徐景賢被判刑的主要罪名就是這個）。如果上海奪權是反革命性質的，江蘇的奪權也應是反革命性質的，許世友就是反革命後台。當然我不這樣看，也不能說是許世友政治投機，他是參加毛澤東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當時許多幹部都是這樣做的。不能對許的行為予以特別的指責。當然也不能像許多書籍和回憶文章所描繪的，將許說成是反抗文化大革命的英雄。

在文化大革命中，許世友幹了別的幹部沒有幹的事。一件是抓五一六分子，另一件事是下放城市居民。由於掌握材料關係，本文主要敘述前一件事。

在江蘇，許世友1971年給毛澤東寫匯報說：“在‘一打三反’中，發現我們這裡有不少‘五一六’分子，不僅地方有，軍隊也有。據不完全統計，本人已交代參加‘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有1190多人，嫌疑對象2000多人。”（李文卿：《近看許世友（1967-1985）》，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這還是在江蘇抓五一六的初期。

官修《南京市志》記載：“清查‘五一六分子’，成為一場規模大、時間長、鬥爭殘酷、危害極深的運動。從市革委會1970年4月發動至1974年5月市委正式宣布結束止，運動歷時四年多。全市1083個區屬以上單位搞了‘深挖’，占單位總數的80%以上。運動動員面在百萬人以上，大批幹部群眾被打成‘五一六分子’，運動中被迫害致死的達250人。原市級機關160多名部、局以上幹部，絕大多數被劃為‘五一六分子’。部、辦一級負責人17人，被隔離和上了‘大名單’的有13人，占76%。原市委常委、副市長以上幹部12人，除生病的以外，10人中有9人被列為‘五一六分子’，占90%，有2人被關進監獄，5人被‘密封隔離’。至於一般職工，在‘深挖’中被搞得精神失常、傷殘不愈、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更是為數甚多。粉碎‘四人幫’以後，歷史恢復了原貌。1979年3月13日，南京市委宣布：南京沒有一個‘五一六分子’，更不存在所謂‘五一六反革命集團’，原來對一些受審查同志所作的結論作廢，予以銷毀。”(《南京市志》)

南京一百萬人口，抓了27萬。六千職工的揚子江機械製造廠，抓二千。江騰蛟後來也成了五一六分子。（黑雁南：《十年動亂》，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中山陵林業學校90%的人都是五一六。鹽城專區不少單位清出的五一六占人數的40%以上。

《近看許世友（1967-1985）》這本書，除了歌頌許世友外，還譏笑那些在被誣為五一六的人，說什麼“奇怪奇怪真奇怪，‘五一六’帽子爭着戴”。是的，誰願意戴那頂“反革命陰謀集團”的帽子呢？這背後的故事，書中諱莫如深。知情者言：“許多人之所以承認自己是五一六，大多是‘逼供信’的結果。在深挖‘五一六’運動中，不少專案組採用了捆綁、吊打、壓扛子、跪瓦片、坐老虎凳，用烙鐵燙身體，灌吃大糞，開水澆頭，大熱天穿羊皮大衣等各種酷刑，使許多受害者被毒打致殘、精神失常，更多的是屈打成招。”在溧水縣的深挖五•一六運動中，不堪折磨自殺身亡的就有27人。（餘姚後人：《許世友與江蘇“兩挖”》)

南京市的重點清查單位是南京大學和734廠。這兩個單位由省的“深挖宣傳隊”接管，他們叫囂：“要挖地三尺！一個不漏,一網打盡！”。734廠打共了一千多名五一六分子。在南京大學的“清查五一六”運動中，分管科研的副校長楊世傑雖然與所謂“五一六”並無關係，卻被“隔離審查”，被打得很利害。他不堪受辱，自殺身亡。計算機數學系青年教師錢新民，被“批判鬥爭”，被打。他不堪迫害，逃到南京郊區跳燕子磯自殺身亡。天文系教師朱耀新在溧陽農場勞動期間，被“隔離審查”並遭到毒打。他在夜間試圖逃亡，結果不慎跌入水塘死亡。南京歌舞團副團長，女演員李香芝在清查“五一六”運動中慘遭殺害。

文革初期，李香芝起來造反，並被推選為省歌舞團造反組織“紅色造反隊”的勤務組成員。她貼了一張反對找女演員為首長陪舞的大字報，並寫了一份意見書準備寄到北京，要求中央首長帶頭不要找演員去陪舞，但未寄出。在1967年奪權後，她所在組織屬於好派。1968年，江蘇省成立革命委員會以後，就在兩派實行大聯合的旗號下，開始了有組織、有領導地迫害廣大幹部群眾的殘酷鬥爭。第一個迫害廣大幹部群眾的浪潮是“清理階級隊伍”。李香芝當時有病，也被揪到牛棚關押，並被批判為“地主分子”、“假黨員”、“反黨亂軍”。直到1970年5月20日才宣布解除隔離，但在審查材料中說她犯有嚴重錯誤，民憤極大。

解除隔離沒幾個月，從1970年8月份起，她又被作為“五•一六”的重點對象，在江蘇省五七幹校，重新被關押審查，遭到殘酷迫害，使她精神失常。最後，審查者抓住她說的瘋話上綱，將其判處死刑，於1971年9月2日舉行公審，然後押赴刑場槍決。這一案件未經任何司法程序，只憑當時的省革委會第一副主任的兩則文字不通的批示：“將李犯立即被（應為‘逮’）捕，關起來，不准任何人提審。”（8月2日）和“同意政法組的意見，望力級（應為‘立即’）執行。”（8月23日）（《南京女演員因寫大字報反對陪中央首長跳舞被處決》，《文史精華》，2005年第7期）這裡所說的副主任，應指負責清查五一六的革委會副主任、省委副書記吳大勝。李文卿的書上說他“厚道、正派、做事勤勤懇懇，任勞任怨。”

吳大勝忠於許世友，許世友忠於毛澤東。除去忠於他心目中的皇帝毛澤東以外，許世友很像紅色高棉。不但對造反派趕盡殺絕，對和他一樣的軍隊高級幹部乘機排除異己。在江蘇抓五一六運動中，許世友一反對文化大革命的抵制態度，身體力行，全力投入。他親自審問五一六嫌疑人員，甚至動手毆打被審查的軍區政治部副主任。江蘇省軍區司令趙俊一直在勞改，這次又被打為五一六。許世友親自審問四次，每次一開頭都是破口大罵。審到第四次，趙仍不肯承認是五一六，許世友就喝令他滾回軍區，接受批鬥。

江蘇省委書記處書記陳光也被誣為五一六的黑後台，被投入監獄。

以五一六和其它罪名，江蘇省的多數領導幹部被長期關押，遭受殘酷迫害。省委交通部部長王治平和統戰部長高嘯平在關押地點被斗死。（丁群：《劉順元傳》，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

1972年許世友派吳大勝送中央政治局中負責清查五一六的紀登奎一包材料，揭發原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是江蘇五一六的總頭子，說1967年2月陳伯達在人民大會堂交給他任務，在江蘇發展五一六。還說江蘇省軍管會副主任杜方平是在中南海戚本禹辦公室接受任務的。這都是很離譜的材料，因為1967年2月還沒有五一六，而戚本禹根本沒有辦公室。（餘姚後人：《許世友與江蘇“兩挖”》）當然識字不多的吳大勝未必能認識到其中的矛盾。

杜方平被作為江蘇省五一六的重要頭目長期關押審查。在監獄中，他受盡了種種非人的折磨。後來在周恩來的過問下，中組部給杜方平摘去了五一六的帽子，落實了政策，送回南京軍區安排工作。然而，前往北京迎接杜方平的小車並沒有將杜送回南京，而是把他挾持到安徽省的一個縣人武部軟禁起來。他總共被監禁近10年。（餘姚後人：《許世友與江蘇“兩挖”》） 如果說文化大革命是中國遭遇的一次浩劫，那麼清查五一六就是江蘇省在浩劫中的浩劫。許世友的種種惡行，不僅是殘害百姓，而且可以說是反黨亂軍。但令人可悲的是，直到如今，這個作惡多端的人物仍被肆意美化。將種種惡行解釋為對毛澤東的忠心和他“疾惡如仇”的性格。

像許世友、韋國清這樣的橫行不法、反黨亂軍、草菅人命、作惡多端的地方軍閥勢力，只能在他們調走或去世後，真相才能澄清。1974年底，許世友調往廣州軍區，彭沖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命委員會主任。1974年11月13日，中央政治局領導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紀登奎等人接見南京軍區、江蘇省委負責人，葉劍英、紀登奎等嚴厲批評了江蘇深挖五一六犯的嚴重錯誤。葉劍英說南京軍區搞山頭主義，宗派主義，獨立王國，特別是五一六搞這麼多，是同中央對立的。“過去你們南京軍區，誰敢講話，水都潑不進，誰講一句反話，就打成五一六。”此時許世友已調走，吳大勝等人成了替罪羊，很快一蹶不振。（餘姚後人：《許世友與江蘇“兩挖”》）

中央首長講話在江蘇傳達後，江蘇各地的支左軍代表都撤回了部隊。此後，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江蘇各地群眾都把鬥爭矛頭指向了深挖五•一六運動和許世友、吳大勝等人，一時間各地城鄉大字報鋪天蓋地，舉行批判控訴大會，廣大群眾心中的火山爆發了。南京與各地市縣被抓被關的五一六分子大部分相繼出獄。

江蘇省清查五一六事影響深遠。1975年5月29日，鄧小平在鋼鐵工業座談會上講話。他還談到：“從解決鐵路問題、徐州問題的經驗來看，落實政策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清查‘五一六’，徐州市搞了六千多人，這是很嚇人的數字。搞了那麼多人，不給他們落實政策，能把群眾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嗎？”（鄧小平：《當前鋼鐵工業必須解決的幾個問題》，1975年5月29日）

江蘇的問題在文革結束前就出現轉機，原因之一是毛澤東關於八大軍區司令對調的決策，二是許世友不僅造反派和普通群眾中抓五一六，而且迫害了很多幹部，包括高層幹部。朝中總有人為這些幹部說話。如果僅僅是造反派和普通群眾受到迫害，其結果要悲慘得多。

許世友在文革里幹得第二件壞事是大批下放城市居民。這一點使得他也像紅色高棉，或者準確地說他是紅色高棉的老祖宗。

1970年，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說“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市裡吃閒飯”，號召學習甘肅會寧經驗。當時許多城市組織幹部下放農村，但是大部分採取五七幹校形式。只有江蘇省強迫大批城市居民下放農村。我的一位朋友，父親是南京市內一位普通理髮匠，也被下放。全省涉及人口近三千萬。他們在農村沒有根基，對農村生活也不習慣，農村也沒能力接待如此多的城市居民，所以他們生活都很艱難甚至悲慘。直到1976年文革結束後，大批下放居民返回城市，主要是南京，卻居無定所，到處搭棚子，靠討飯為生。直到八十年代，還有很多居民居住在城牆上挖的洞中，成為南京區別於其它大城市的特殊風景。

不管文革如何定性，許世友和韋國清是永遠應被詛咒的兩個壞人。韋國清的主要罪行是他命令軍隊屠殺了將近十萬造反派。但我只說許世友不說韋國清是因為至今還有很多人在盡力美化許世友，為其塗脂抹粉，將其說成是反文革的英雄，李文卿的書就是典型。

文革已被徹底否定，反文革成為露臉的事。但是許世友哪一天反文革了？從文革開始那一天，他就派出軍區人員參加工作組進駐南京大學。派工作組領導文化大革命是支持文化大革命還是反對文化大革命？這個問題不難回答。

以後，許世友和造反派暗通款曲，指使梁杜吳臨陣倒戈，置江蘇省委於難堪地位，後又大力支持江蘇省一二六奪權。哪一件事是反文化大革命的？

更重要的是，許世友所辦的兩件大事：抓五一六和下放居民，是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組成部分？如果是，他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積極領導者和參與者，而且是許多罪行的製造者，而絕對不是在反對文化大革命。

拿文化大革命的語言來說：李文卿的書和其它許多回憶錄站在什麼立場上肯定許世友？他們是站在毛澤東的立場上肯定許世友的。許世友無限忠於毛澤東，盲目的忠，愚蠢的忠。我不是毛的粉絲，也不願完全否定毛，但是，現在已不是文化大革命時期，不能用是否忠於毛來判斷是非了。江蘇省千萬被誣為“五一六”的群眾、幹部，包括一些高級幹部，更多的被驅趕的普通城市居民，他們的悲慘經歷都放在歷史天平上，和“忠於毛”比較，孰輕孰重呢？

你們的良心給狗吃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