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錄自《復興記》主題節選本之五《文化大革命的前前後後》（作者：茅民）第13章。

《復興記》全本 及其各種版本，都可去google/play/books 再搜索“復興記”後預覽。

第13章   解放老幹部

為二月逆流平反 

林彪出逃後，毛澤東為“二月逆流”平反。1971年11月14日，毛澤東在接見一些負責人時，用手指着葉劍英說：“你們再不要講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麼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那個王、關、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帥。老帥們就有氣嘛！發點牢騷。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鬧懷仁堂嘛！缺點是有的，你們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來講就好了。那時候我們也搞不清楚。王、關、戚還沒有暴露出來。有些問題要好多年才搞清楚。”周恩來插話說：“後來楊成武搞大樹特樹絕對權威，也是樹林彪的，李作鵬搞了一個講話就更厲害了，簡直不像話了。”毛澤東接着說：“問題搞清楚了，是林支持的，搞了一個什麼‘五一六’，打倒一切。搞得這一些人不能夠檢討到家，抬不起頭來。八屆十二中全會，陳毅盡往自己身上潑髒水，我說你不要講了。楊勇是怎麼一回事？廖漢生為什麼要抓？楊勇這個事情是林彪支持搞的，林對我說過，事後又不承認。……人還是少殺一點好。我們對反革命不殺，保存起來對黨有益，因為他們是活證據嘛。國民黨抓劉少奇、審判劉少奇的人，抓陳伯達、審判陳伯達的人還活着，這些都是證據嘛。”   1972年1月6日，毛澤東對前來商談工作的周恩來、葉劍英說：“‘二月逆流’經過時間的考驗，根本沒有這個事，今後不要再講‘二月逆流’了。請你們去向陳毅同志傳達一下。”葉劍英趕到病床前，告知病危彌留的陳毅。然而，陳毅已經不省人事，幾個小時後便與世長辭了。（註：陳毅最初因右下腹盲腸部位急疼，被301醫院診斷為 闌尾炎亞急性發作，於1971年1月16日做切除闌尾的手術。但腹腔打開後，發現陳毅的闌尾是好的，真正的病因，是靠近肝曲外的結腸癌，並已有局部淋巴結轉移，侵及附近肝臟。1972年1月6日，陳毅因結腸癌擴散辭世。）陳毅辭世後，按照周恩來與幾位老帥商議的意見，出席追悼會的將會有周恩來、葉劍英、張春橋、李先念等人，由葉劍英致悼詞。周恩來說：因天氣太冷，江青、宋慶齡不參加。但江青表示可以參加。1月8日，周恩來在審查 悼詞稿子時，加上了一句：“有功亦有過，但功大於過。”毛澤東刪去了周恩來加上的這段文字，批示道：“功過的評論，不宜在追悼會上作。”1月10日中午，毛澤東突然決定 出席陳毅追悼會。他平時在住處只穿睡衣，這天他在睡衣外 罩上一件大衣，就冒着嚴寒 來到八寶山追悼會現場。他對張茜（陳毅夫人）流着淚說：“陳毅同志是一個好人，立了功勞的。”“要是林彪的陰謀搞成了，是要把我們這些老人都搞掉的。”毛澤東又當眾提到鄧小平，說鄧小平和劉少奇是有區別的，是“人民內部矛盾”（註：意指劉曾叛變，而鄧無歷史問題）。在場的周恩來 立即暗示陳毅的親屬：把毛澤東的話 傳播出去。

鄧小平復出

林彪出逃前後，鄧小平正在 南昌市郊區的一個修配廠 勞動。他的兒子鄧朴方也同住在那裡。他發現1971年國慶節的報道中 沒有了林彪，就對父親說：可能林彪出事啦。但鄧小平還是像往常一樣 只聽不語。鄧小平這個人，平時說話很少。11月初，鄧小平參加勞動的修配廠 通知他和卓琳 去工廠，聽中央文件的傳達。他倆像往日一樣，換好膠鞋，拿着雨傘，到工廠去了。全廠職工，共八十餘人，都坐在工廠食堂里，一排排地坐着。鄧小平就近落座。廠長羅朋 招呼道：“老鄧，你耳朵聽不清楚，坐到前面來！”鄧小平、卓琳移至第一排坐下。傳達的中央文件，是中共中央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報，及其罪行材料。文件念了兩個多小時；全場人 大氣不出地 聽了兩個多小時。傳達完後，宣布各車間討論。在修理車間裡，工人們討論着，但鄧小平一言未發。陶主任向羅朋建議，讓老鄧把文件拿回去自己看吧。就這樣，鄧小平帶着文件回到家裡。

不久之後，鄧小平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

“主席：   前天，我第四次同全體職工一塊，聽了關於林彪反黨反革命集團陰謀叛亂的罪證，和關於陳伯達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份子的歷史材料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劉少奇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打倒了林彪、陳伯達這個反革命集團，再一次為黨和國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險，使我不禁歡呼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對林彪，我過去覺得他很會打仗……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覺得是一個長處。在歷史上，我知道他犯了兩個錯誤，一次是在長征時，他同彭德懷搞在一塊，反對毛主席的領導……再一次是抗美援朝，這也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關頭，他又出面反對主席的極端重要的政治決策，並且拒絕到朝鮮作戰，按說他是比彭德懷要適當的人選，而他竟拒絕了，在實質上說，他是怕美國，不相信會打敗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義立場和自己的力量。這兩件事，一直到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大家的自我批評的空氣中，他才輕描淡寫地說了一下。  

“在全國解放後，我從一些事情中，逐漸覺得他是一個懷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這我是從他對羅榮桓、劉伯承等同志的態度中看出的。劉伯承同志在軍事學院的教學方針中是有缺點和錯誤的，批判是應該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懷一塊，對劉的批評不是與人為善的，林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更是聲色俱厲的，他們甚至說劉在二野沒起什麼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裡起作用，當時我曾為此說過，沒有那樣能夠很好合作的司令員，我這個政治委員也起不了什麼作用的（我記得在常委也說過），對我這個態度，林彪當然是不高興的。羅榮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戰友，按說他們應該是很好的，羅榮桓同志為人的樸實、誠懇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羅在幹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說過，四野幹部有事都找羅，不找他。記不得是在一九五幾年，羅榮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傳毛澤東思想中，只強調老三篇，是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興，從此對羅的關係很壞。至於對賀龍的關係，大家是知道的。   對於羅瑞卿問題的處理，我是有錯誤的。在羅瑞卿問題出來前，我一直認為羅瑞卿同林彪的關係是不會壞的，我一直覺得羅是林的老部下，羅當總長又是林推薦的，應該沒有問題……而在葉群向我敘述羅瑞卿如何反對林彪，如何企圖奪權時，又夾着一些羅如何輕視我的話，我聽了並不舒服，我總覺得其中包含了一些個人的東西，在方式上多少帶一些突然襲擊的性質，這多少影響我在處理羅的問題犯下那樣不容寬恕的錯誤。  對於林彪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現在看來，他的確是為的打着紅旗反紅旗，是準備奪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步驟，但是過去我一直認為他抓得對，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過去的最大錯誤之一，就是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但是，過去在兩點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強調老三篇，多次說只要老三篇就夠用了，我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在一切領域中全面的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只講老三篇，不從一切領域中闡述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就等於貶低毛澤東思想，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一是總感覺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割裂開來，這同樣是貶低了毛澤東思想的意義，特別是損害了毛澤東思想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反對國際修正主義運動中的作用……對於軍隊建設，我過去一直肯定林彪在這方面的作用。過去我只覺得他在強調人的決定因素的時候，忽略了軍事技術和戰術的訓練。林彪多次說，只要人不怕死就會打勝仗，這是正確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見到‘毛主席締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這樣的提法，覺得有點刺眼，只覺得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別的想法，現在原形畢露，才恍然大悟了。   

“對於陳伯達，他的歷史我一無所知，甚至在延安寫的三民主義概論我也不知道。我對陳的印象是，這個人很自負，很虛偽，從來沒有自我批評。他會寫東西，我從來沒有聽到他讚揚過別人寫的好東西。對於能寫的別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對胡喬木。他經常的口頭禪是‘我是個書生，不行’，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評。……陳伯達多年沒有主持過什麼工作，對他這樣一個握筆桿子的人，總要原諒些，所以我對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於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別是九屆二中全會的事情，只是在聽了中央文件的傳達後，才知道像他這樣一個壞蛋，以往那種表露不是什麼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陳伯達對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後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護，我不知會變成什麼樣子的了。   

“關於我自己，我的錯誤和罪過，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間寫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   我歷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該離開紅七軍，儘管這個行為在組織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極端錯誤的。……我另一個最大的錯誤，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別是在我擔任黨中央總書記之後，犯了一系列的錯誤，一直發展到同劉少奇一塊推行了一條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總書記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沒有及時地經常地向主席請示報告，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在六○、六一年困難時期，我沒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資本主義的歪風……在組織上，我看錯了和信任了彭真、羅瑞卿、楊尚昆這些人。特別重大的是我長期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應該的，它對於我本人也是一個挽救。我完全擁護主席的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給主席的信中，曾經提出要求工作的請求。我是這樣認識的：我在犯錯誤之後，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接觸已經五年多快六年了，我總想有一個機會，從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我完全知道，像我這樣一個犯了很大錯誤和罪過的人，在社會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眾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麼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覺得自己身體還好，雖然已經六十八歲了，還可以作些技術性質的工作（例如調查研究工作），還可以為黨、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補過於萬一。我沒有別的要求，我靜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萬壽無疆！   鄧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毛澤東看了鄧小平的信後，批示道：“請總理閱後，交汪主任印發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二）他沒有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過，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周恩來看到毛澤東的批示後，當即指示汪東興：立即照辦，將毛澤東的批示連同鄧小平的信 印製若干份，分送政治局各委員。周恩來又以中央的名義 通知江西省委，宣布立即解除 對鄧小平的監督勞動，恢復其黨組織生活，搞一些參觀訪問、調查研究形式的活動。他又批示 將鄧小平原來的工作人員、秘書調回他的身邊。

1972年12月17日晚，周恩來來到毛澤東住處，談到關於老幹部的問題。毛澤東在談到譚震林時說：“還是個好同志，應該讓他回來。”次日，周恩來致信紀登奎、汪東興，要他們具體承辦 讓譚震林回來一事。他同時提出：鄧小平同志一家 曾要求做點工作，請你們也考慮一下，主席曾提過幾次。   隨後，周恩來又把他們兩人找來，面談鄧小平復出之事。幾天后，紀登奎、汪東興寫出了 恢復鄧小平副總理職務的建議信，報周恩來。周恩來請示毛澤東，得到了同意。1973年2月，中共中央通知鄧小平一家回北京。緊接着，毛澤東在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會議上，說：“現在請了一個軍師，叫鄧小平。我想政治局添一個秘書長吧，你（指鄧小平）不要這個名義，那就當個參謀長吧。”由此，鄧小平被任命為副總理、軍委副主席、總參謀長，重新出來工作。

大批解放老幹部

從1972年起，毛澤東先後在一批受打擊的老幹部或其家屬的來信上 做出批示，解放了一批老幹部。他同意 陳雲、王稼祥進行經濟和外事調查工作。他指示 對羅瑞卿、譚政、楊成武、李一氓、蘇振華、林楓、葉飛、吳冷西、舒同、郭化若、李卓然、何長工、白堅、李克如、賀誠、許滌新、范長江、江一真、李一夫、柴沫、林鐵、陳丕顯、劉景范等人，或予以釋放、或解放 恢復工作、或按照人民內部矛盾酌情安排。

當時，很多老幹部年歲漸高，其中一些人陸續去世。第一機械工業部 部長陳正人，於1972年4月5日上午 突感胸部不適，便去北京醫院看病。經檢查發現 他的冠狀動脈供血不足，病情嚴重，應立即住院。但按規定，北京醫院不能為高級幹部 進行保健醫療，因此他不能在那裡住院，只得回家。當晚，他在家中 心絞痛發作，大叫一聲後 失語。急救車趕到、送進醫院搶救，但第二天凌晨 即去世。 4月16日，內務部部長曾山 心臟病突然發作，當夜便去世了。陳毅（1972年1月去世）、陳正人、曾山幾位老幹部的接連去世，觸動了周恩來。他要求衛生部：把所有老幹部，不論當時是否已“解放”，一律立即接回城市 檢查身體；凡有病患者，一律保證住院治療。與此同時，他還指示全國政協機關，對上層愛國民主人士的醫療、生活狀況進行調查。  
4月22日，經周恩來審查批准，《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社論說：“除了極少數混進革命隊伍的階級敵人和屢教不改、不可救藥的分子外，對一切犯錯誤的同志，不論老幹部、新幹部，黨內的同志、黨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採取教育為主的方針。”社論強調 經過長期革命鬥爭鍛煉的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要求排除干擾 積極落實中央關於幹部工作的指示。隨後，全國其他報刊 相繼就落實幹部政策問題 發表文章。

7月20日，原鐵道部副部長劉建章的妻子劉淑清寫了一封信 給毛澤東，反映她的丈夫1968年2月至1972年6月 被關押在秦城監獄期間 所遭受的虐待。她的信，由她在外交部工作的女兒劉潤芬 通過經常與毛澤東直接接觸的王海容、唐聞生，轉交給毛澤東。12月18日，毛澤東在信上批示：“請總理辦。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是誰人規定的？應一律廢除。”當天，周恩來指示 李震、楊傑、吳慶彤三人：“請你們聯合起來辦三件事：一、將劉建章保外就醫。按他身體病狀，或送阜外醫院，或送工農兵醫院，並通知其妻劉淑清及其子女家屬去看望劉。二、將劉建章全案結論抽出送國務院先念、登奎同志批。三、請公安部會同衛戍區將我在國務院當面提出過的要清查北京監獄待遇問題，再在年內做一次徹底清查。凡屬主席指出的‘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和虐待、毆打都需列舉出來，再一次宣布廢除，並當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當依法懲治，更容許犯人控訴。各事辦好，請分別報來。”此後，秦城監獄經過整頓，在押人員的居住、飲食、醫療衛生條件 都有所改善。7月，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解放幹部問題，他強調：“‘文革’期間，在抓叛徒問題上嚴重地擴大化了，造成了許多冤案。要有個原則的政策界限，有利於解放幹部，落實政策。”他要當時中央主管組織工作的紀登奎 起草《關於處理叛變自首問題的決定》，主張“先放人，後結論”、“有（他人）口供，無證據的，相信本人交代”、“中央、毛主席作了決定的結論暫不動，放出來再複議”。

1973年1月，毛澤東就解放老幹部問題 說要“各得其所，以禮相待，刀下留情”。這更為解放老幹部 敞開了大門。之後，中央提出幾條原則：犯“走資派”錯誤屬於好人犯錯誤；解放、使用老幹部的步驟是“結束審查，恢復黨的組織生活，原工資照發，分配工作”。這樣一來，一大批 被打倒的黨、政、軍領導幹部 重新走上了領導崗位。當時，被打倒的領導幹部的數目很大：截至1972年8月，受審查而未解放的 黨政副部長級以上的高級幹部 還有291人；被立案審查的省級幹部就更多了，僅四川、吉林、湖北、陝西四省 即有5557人。1973年7月，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連續幾天 討論了黨、政、軍三個系統上報的300多人的名單。對其中的部分人員的解放問題，江青等人極力阻撓，會上爭論得非常激烈。事後，葉劍英作詩《過橋》，抒發自己的感受：“一匹復一匹，過橋真費力。感謝牽騾人，驅駝赴前敵。”這牽騾人是周恩來。
除了高級幹部之外，錢學森、華羅庚、李四光、姚雪垠等一批著名知識分子也獲得解脫。這也延伸到文化、教育、科技、衛生等部門。當時，毛澤東對周揚一案 批示道：“似可以從寬處理，分配工作，有病的養起來並治病。”不出半個月，因“周揚案”被關押、監護的人員均已釋放，其中林默涵等31人分配工作，夏衍等20人被“養起來並治病”；給他們補發了原工資，是黨員的 恢復了組織生活。

1973年底，毛澤東在接見參加中央軍委會議的人員時，再次肯定朱德是“紅司令”，然後又說到賀龍，他說：“我看對賀龍同志搞錯了，我要負責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賀龍不好呢。當時我對他講了：你呢，不同，你是一個方面軍的旗幟，要保護你。總理也保護他呢。不過這個人經常身上有武器。”周恩來插話說：“一支小手槍，後來交了。”毛澤東說：“都是林彪搞的，我聽了林彪一面之詞，所以我犯了錯誤。”（註：1974年9月底，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為賀龍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   也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說：“楊、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聽了林彪一面之詞，所以我犯了錯誤。小平講，在上海的時候，對羅瑞卿搞突然襲擊，他不滿意。我贊成他。也是聽了林彪的話，整了羅瑞卿呢。……有幾次聽一面之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們做點自我批評呢。”

對於被專案審查的重要人物，黨中央、毛澤東於1975年4月初 批准釋放其中的大部分。對於釋放楊尚昆、薄一波，毛澤東批示道：楊安置到山西，薄安排到河南，安置在中等城市、靠近醫院、條件較好的地方；在中央未作結論前 暫送一般文件和報刊看；不限制本人活動，家屬可去看望；安置後由省委負責管理。   4月上旬，中央專案工作會 在京西賓館召開。會議確定，從5月開始放人，要求在釋放時 做到“不聲不響、默默無聞”，以免在黨內外、社會上引起震動。這次集中釋放的專案審查對象，共有近二百名。   彭真被安置到 陝西商縣干休所，李運昌 到山西長治，劉瀾波 到山西忻縣，王從吾到湖北孝感，等等。此項工作至1975年7月基本結束，絕大多數被關押的審查對象 被釋放了出來。   至此，絕大多數在文革中受衝擊的幹部都得到了解放。在福建省，到1972年5月中旬，3060名省管幹部中，已解放的為2710人，其中到領導班子任職的為2044人。在湖南省，下放農村、廠礦和“五七”幹校的近8萬名幹部中 有90%分配了工作；原省管幹部解放了92%，結合到各級領導班子的為84%。在山西省，到1973年上半年，省、地兩級管理的幹部已解放97%，其中已安排工作的占98%。

江青鬧事

1972年3月5日晚7時許，江青讓秘書通知周恩來、葉劍英、紀登奎、汪東興、張春橋、姚文元 馬上到釣魚臺17號樓來，說出了大事情。周恩來到達時，江青正在當着紀登奎、張春橋、姚文元的面，指責她的女護士趙柳恩 要毒害她。她要紀登奎 找女護士 談話，要她坦白交代 誰是她的後台。紀登奎 就去找女護士 談話。見此，周恩來勸道：“江青同志，有什麼事慢慢說，不要激動。我們都來了，有事能講清楚。”江青說：“不是我說，而是要審判罪犯！”這時，隔壁房間傳來趙柳恩的哭泣聲。一會兒，紀登奎回到會議室，對大家說：“小趙邊哭邊說，都是按常規準備的安眠藥，沒有犯什麼罪。”江青聽後，大叫起來：“這個小東西想要賴，要她坦白交代。”周恩來說：“還是由汪主任去談好一些，要小趙冷靜下來，認真地談清事實。”   趙柳恩見到汪東興，抽噎着說:“江青同志用的安眠藥是按醫生的囑咐準備的。每天睡覺前安眠藥分三次服用，晚飯時服一次，臨睡前服一次，萬一睡不着再服備用藥一次。昨晚她沒有睡好，把備用藥服了。她起床至中午飯後都沒有事，到晚上快七點了，不知從何想起，說有人要毒害她。不一會兒，就說我毒害她。還說有‘後台’支持，大發脾氣。事情的經過就是這樣。”汪東興聽完小趙的話，沒有多問，就回到會議室，把小趙的話對大家說了說。江青立時跳了起來：“小趙不老實，想逃避罪責，不要再談了，馬上進行審問。”周恩來說：“還是用集體談話的方式好。”大家都表示同意。江青說：你們都一致要談話，那就要趙柳恩、楊銀祿（江青的秘書）、周金銘（江青的警衛）站在我們的對面 答話。   談話開始。這三位獲罪的人 坐在那裡，一聲不吭。江青厲聲說：“你們要坦白交代罪行，交代你們怎麼合夥毒害我！誰是你們的後台？坦白從寬處理，不坦白從嚴處理！”周恩來對江青說：“你冷靜些，還是讓他們三人先說。”趙柳恩說：“剛才紀政委和汪主任同我個別談過了，我是按常規準備的藥，根本沒有想毒害誰。”江青說：“你說，誰叫你給我多服一次劑量大的毒藥？你們三個事先商量過沒有？”趙柳恩以抗爭的口吻說：“我沒有毒害你，我是按常規準備的藥。我每次都多準備一次藥，怕你萬一睡不着，可以再服一次，而且每次的劑量都一樣。我也沒有同楊銀祿、周金銘商量過。”江青見趙柳恩竟敢頂撞她，拍着茶几 跳了起來，朝門外吼叫：“來人哪！”從門外進來一名軍人，江青命令軍人：“你把她的領章、帽徽給我摘下來！”周恩來大聲喝住了軍人，揮手叫他退出去，並對張醫生說：“這裡沒有你的事，快出去！”此時周恩來站起身來，朝坐在他右側的江青說：“江青同志，你不要這樣激動嘛！事情還沒有搞清楚，你怎麼能這樣！”沉靜了一會兒，周恩來又讓楊銀祿、周金銘講一講。楊銀祿平心靜氣地說：“我作為黨支部書記，工作上有缺點我負責任，但絕沒有商量毒害江青同志的事，請組織上調查清楚。”周金銘也爭辯說：“我是組織上派來的警衛人員，負有保衛江青同志安全的責任，哪能商量毒害江青同志，這是絕對沒有的事，請領導查明。”但江青仍不甘罷休，說：“你們不交代罪行，反而說是保衛我的，沒有商量毒害我，那麼，安眠藥是誰放進來的？看來你們是不敢交代後台。送公安部審問！”周恩來說：時間不早了，已經十二點多了，今天就到這裡吧！讓他們回去想一想。江青說：“不行，要叫他們作檢討！……為什麼總理那裡的大夫、護士都那麼好，為什麼不給我派好的？又說小許（註：指周恩來的護士許奉生）就很好。”   周恩來聽後，離開會議室，讓衛士高振普 回西花廳（註：周恩來住處），把自己的護士許奉生 接過來。  高振普找到小許，對她說了說事情的來龍去脈。小許一聽 要自己到江青身邊工作，就哭了，說：“不去，不干！”高振普說：“那怎麼行呢？你先去吧！總理在那裡等着呢。”約十多分鐘後，小許來到釣魚臺17號樓，只見她手裡提個小包，低着頭，進了樓。高振普 看到她的眼圈已哭紅了，就讓她 先到洗手間去 用冷水洗把臉，然後再進去。高振普拉開會議室的門，讓她進了會場，高振普等在外面。兩、三分鐘後，會議室的門開了，是小許。她邊笑邊說：“她不要我了，說我太緊張，手那麼涼，一拉手嚇了她一跳。”高振普說：“那你快走。”小許飛快地上了汽車，高高興興地回了西花廳。   在會議室里，周恩來說：“今天可以散了，葉劍英同志該休息了。”江青說：“葉劍英不能走！還有頤和園軍代表的問題。他們不可靠，要把他們抓起來。前幾天，我到頤和園走走，園內的軍代表對我進行刁難……我看他們不像軍代表，像便衣偵探。”葉劍英說：“我對情況還不了解，待我把情況了解清楚以後再說吧！”周恩來說：“這件事情讓有關單位調查處理吧。今天大家都累了，回去休息吧！”

散會以後，當葉劍英走到17號樓東門口時，叫住周恩來、汪東興，說：“今晚我們頂過去了，但她還會無事生非。我們應該把今天發生的事向毛主席匯報。”周恩來說：“我看這件事就由汪主任去報告吧！”幾天后，汪東興見毛澤東飯後 精神很好，就向他報告了這件事。毛澤東聽後說：“江青通過整身邊的人員，向中央施展她的威風。她其實是指桑罵槐，變着法向總理、劍英和你們要權。你們識破她的用心，頂得好。”“你們要頂得住，不管她施加多大壓力，權就是不能交。”第二天，汪東興向周恩來、葉劍英報告了 他與毛澤東的談話情況。

三個月後，江青再次鬧事。6月11日晚上9時多，江青準備像往日一樣 在晚上看電影。 這次點的是一部南斯拉夫電影。也像往日那樣 她讓秘書楊銀祿 打電話給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 讓他們來陪看。但張、姚、王都說以前看過這部電影了 就不來了。江青只得自己一個人看電影了。電影看到一半的時候，她警衛員周金銘 同去釣魚臺第9號樓，張春橋、姚文元都住在那裡。江青當面問張、姚 以前有沒有看過那部電影，得到肯定的回答。江青就讓周警衛 回第11 號樓（江青住那裡）找電影放映員 查看陪看電影人員的記錄。查看結果 果然張、姚 曾陪看過那部電影。周警衛回到第9樓 向江青報告。江青看了記錄本後 狠狠把它摔在地上。然後要張、姚一起去周恩來那裡。這時已是深夜一點多鐘。

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各自帶着自己的警衛員，來到周恩來的住地。這時，周恩來還沒有入睡。江青一進門，就說：“我身邊有壞人。楊銀祿（註：江青的秘書）、周金銘（註：江青的警衛員，當時在場）都是壞人！他們是汪東興的人！楊銀祿謊報軍情，他根本沒有給他們（指張、姚）打電話，通知他們看電影，就說他們看過了，這是有意挑撥我和張春橋、姚文元的關係。大周（指周警衛）和楊銀祿同流合污，他搞的那個調查是假的。楊銀祿是現行反革命，大周也不能用了，都要隔離審查。總理如果不對他們採取果斷措施，我就不走了。”周恩來把他們讓進客廳，沒有說什麼話，讓他的警衛員張樹迎 招待他們，自己立即乘車去汪東興的住處（註：他們都住在中南海）。他對汪東興說了說情況。汪東興說：“又是江青在搗亂。在總理的辦公室能抓人嗎？有什麼罪狀？怎麼可以隨便抓人！這些人歸我管，她不用，我可以把人帶回。”周恩來說：“你去，我來說，你來處理好不好？”汪東興上了周恩來的汽車，和他一起回到西花廳。   江青見他倆一起走進客廳，就說：“哦！原來總理去搬兵了啊！”周恩來說：“這件事情我不能處理。安全、人事都由中央辦公廳主管，你們有什麼意見，可以向汪主任反映。”江青大聲說：“我的秘書、警衛員都是壞人，要抓起來！”周恩來問道：“江青同志，你說楊銀祿、周金銘同志是反革命分子，除了今晚看電影的問題之外，還有什麼問題嗎？”江青答道：“你先把他們抓起來，然後我再給你證據。”周恩來說：“這不行，這樣就搞顛倒了。”此時，汪東興轉身走出客廳。出了西花廳，他就叫周金銘上了他的汽車。   到了中南海南樓，汪東興安頓好周金銘，又驅車來到釣魚臺11號樓，這兒是江青的住處。雖然這時已是凌晨四點鐘了，江青身邊的工作人員仍然沒有睡，他們在等江青回來。汪東興 先同楊銀祿談話，把剛才發生的事情 簡單地告訴了他。江青處的工作人員都自動圍攏過來，七嘴八舌地對汪東興說：在江青這裡，我們沒法工作，請你另外派人，我們不幹了！汪東興再三勸慰大家，好不容易才讓大家平靜下來。清晨6時半，汪東興、楊銀祿 同車離開釣魚臺11號樓，回到中南海南樓。汪東興立即給周恩來打電話，向他報告處理的情況。直到9點多鐘，周恩來終於打來電話 告知汪東興：“他們（註：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已經回去了。”這樣，剛做完膀胱腫瘤手術 才三個月的周恩來，這夜一直被折騰了七個小時。

汪東興接完周恩來的電話，怎麼也睡不着。中午，他到毛澤東那裡，把昨夜發生的事情報告了他。毛澤東聽後，很生氣地說：“我要是總理，就應該拿扁擔把江青打出去！”汪東興說：“那還有兩個呢？”“還有哪兩個？”毛澤東問。汪東興答：“張春橋、姚文元。”毛澤東說：“這還了得！這是逼宮，跑到總理府逼宮。”他見汪東興沒有答話，又解釋說：“逼宮，就是要總理交權。”（註：汪東興文化不高）汪東興點了點頭，表示聽懂了。毛澤東又說：“江青有多大能耐，隨便就抓人，無法無天！”接着問道：“那兩個工作人員你打算怎麼辦？”汪東興回答：“準備先讓他們回團部，過幾天，我打算安排他們學習一段時間，然後去五·七幹校鍛煉一陣再回來分配工作，主席看行不行？”毛澤東答道：“我看這個辦法好。江青那裡不用再給她派人，她不需要警衛員。”這樣，楊銀祿、周金銘 就都不再是江青的服務人員了。

幾天后，江青打電話給汪東興說：“汪主任，不派警衛員不行啊！我出門沒有警衛人員保衛怎麼能行呢？”汪東興說：“現在沒有人啊！找不到人。我這裡的人都不合適。”江青又有點上火氣了，說：“你不要這樣，你的態度不好！……我那兩個人你怎樣處理的？”汪東興說：“照主席說的辦。這個你就不用勞神了！”江青語塞。

為江青服務是辛苦的。一次，她的服務員李仁慶 見大客廳的門 在開關的時候 老是吱吱作響，就在那裡修理。門鎖在修時 發出“吧嗒”“吧嗒”的聲響，江青聽後，驚慌起來，立即把楊秘書叫去，說：“這是什麼聲音？是不是有人在裝子彈？有人企圖打死我!你快去把刺客抓起來！”楊秘書發現 原來是小李在修門鎖，就叫他快停下別幹了。江青聽了楊秘書的匯報後，大怒，罵道：“你混蛋！我現在懷疑你和那個刺客是一夥的。我命令你立即給總理打電話，叫總理來處理這件大謀殺案。快去！快去！”楊秘書說 是否讓小李來解釋一下。江青一聽，猛地從沙發上站起來，抓起幾條毛巾 狠狠地摔到楊秘書的臉上，說：“你膽大包天，竟敢頂撞我！你可知道我過去是幹什麼的？我有豐富的鬥爭經驗。你騙不了我！快去給總理打電話。你不聽我的話，就是不聽黨的話。”說完，她一屁股坐下。   周恩來到達後，對楊秘書說：“你們都別緊張。這事我來處理。”然後，他與江青在一個房間裡談話。開始時，江青大吼大叫，但不久周恩來的聲音也抬高了，壓住了江青的喊叫。然後就聽不到江青的聲音了。一個多小時後，周恩來從房間裡出來，然後與楊秘書等五位服務人員說：“你們的工作是非常辛苦的，這一點我很清楚。我了解你們，毛主席也了解你們。你們都是好同志。……今天的事，是小李出於好意。但是，今後要注意，好的動機要有好的結果。不被人理解的時候，要沉住氣。你們看在主席、看在我的面子也要好好工作。工作再細緻些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