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錄自《復興記》主題節選本之五《文化大革命的前前後後》（作者：茅民）第14章。

周恩來辭世

周恩來的膀胱癌，早在1972年5月已經確診，但他仍然沒日沒夜地工作，每天只睡三、四小時。1973年6月上旬的一天，周恩來預定與越南總理范文同會談。去會談之前，他到衛生間去 刮鬍子，竟倒在鏡台上睡着了。衛士李維信 發現他這樣，也不叫醒他，因為衛士知道：周恩來已有三十多個小時沒合眼了。突然，周恩來雙肩一震，抬起身來，一邊抹抹臉，一邊喃喃道：“糟糕，遲到了……”就匆匆趕去會見越南總理。   會談開始了，越方提出過多的援助要求，使會談十分艱難。周恩來已極度疲憊，他對上水的衛士 小聲吩咐道：“給我送條濕毛巾。”女服務員很快就用托盤送來了濕毛巾。周恩來拿過毛巾，在額頭和眼窩的部位擦拭、按摩，然後放回托盤上，啞聲說：“謝謝。”不到十分鐘，周恩來又使眼色要毛巾。女服務員上毛巾時，他小聲說：“要熱的，熱一點。”周恩來一邊傾聽范文同的說項，一邊將熱毛巾按在額頭上，將毛巾還給服務員時 小聲囑咐：“再熱些，要燙的。”服務室里，兩名女服務員用滾開的水為周恩來涮毛巾，騰騰的蒸汽凝聚在她們的眼睫毛上。滾燙的毛巾端來會議室。周恩來將熱氣逼人的毛巾抖開，灼自己的額頭、眼窩、臉頰、脖頸。   會談從夜裡兩點，一直進行到旭日東升。其間，每隔十分鐘 服務員便送一次 開水涮過的毛巾。會談結束，總理要走了，兩位女服務員放下開水瓶，面對面垂頭站着，怔怔地出神。衛士李維信走近兩步一看，發現兩位年輕姑娘 筍一般嫩的小手，已燙得紅紅的，掌緣有小水泡，閃閃發光。他不善於跟女孩子講什麼體貼話，顯得有點結巴地說：“哎呀，燙這麼多泡……你、你們辛苦了。也，也是為工作麼……”兩位女服務員，哀哀地說：“總理……”她們哭出聲來。李維信這位山東大漢，也低下了頭。

不久，中央同意醫院的建議，對周恩來的膀胱癌 進行手術治療。解放軍305醫院的病房大樓底層 有兩套寬敞的病房。周恩來用了其中的一套。   手術後，周恩來的身體十分虛弱。有一天，周恩來在散步時，問身邊的醫護人員：“你們說實話，我還能堅持多久？”醫護人員用幾句安慰的話 搪塞過去。周恩來長長吁口氣，說：“你們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隨時隨刻、如實地告訴我，因為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個交待。”醫護人員眼裡泛起淚花，說：“怎麼講呢？總理，你叫我們怎麼說……”周恩來緩緩地點頭，輕聲說：“那就不用說了。”

1975年6月的一天，周恩來拒絕醫生的勸阻，理髮修面，拖着病體，去八寶山公墓禮堂，參加賀龍元帥的骨灰安放儀式。他走得很慢，努力讓步子邁穩，保持好身體平衡。簽到後，他朝休息室走去，在門口就呼喚：“薛明，薛明同志！”賀龍的遺孀薛明，聞聲奔過來。周恩來撫着薛明的肩膀，聲音顫抖地說：“薛明啊，我沒有把他保護好啊……都六年了，老總的骨灰沒能移到八寶山公墓，我很難過啊!”說着，落下了眼淚。賀龍的女兒 緊緊握住周恩來的手說：“周伯伯，您要保重身體，要保重身體啊。”周恩來看着她，一聲嘆息，說：“我的時間也不長了。”   周恩來站在賀龍的骨灰盒面前，接連鞠了七個躬。

到了下半年，周恩來的癌症已經很兇險。他有時痛得緊咬牙關，冷汗淋漓，渾身戰慄，但他始終不哼一聲。衛士有時會勸道：“總理，打一針吧？”周恩來有時會說：“放段‘洪湖水，浪打浪’吧……”這是以賀龍為原型的一個電影的主題曲。到年底，周恩來又做了一次大手術。至此，周恩來前後共做大小手術13次。   葉劍英基本上是天天來，請示匯報一些重大問題的處理。周恩來的聲音 越來越微弱，葉劍英 越坐越貼近他，談話的時間 也越來越短。終於，周恩來難以再說出聲了。葉劍英仍然天天來，來了就緊貼周恩來坐下，輕輕握住周恩來的手。從12月中旬起，周恩來插了胃管，身體下部更插了七、八條管子，作輸液、輸血、排液之用。他身體下部的膀胱等部位已糜爛了，但他的頭腦仍然清醒。衛士們每天給他讀一些《國際簡報》、《國內動態》上的參考資料，也讓他聽廣播。有一次，衛士讀資料時，注意到周恩來的臉色 陡然變成陰沉灰黃，轉瞬間又泛出暗紅，汗珠一下子便冒出一層，顆顆有綠豆大小，接着便流淌下來。只見周恩來一次次的屏息，鼻翼張大，嘴唇咧開一條縫，喘息幾口，再屏息，但他不哼一聲。巨痛過後，他要求吳大夫 打一針止痛針。   一天，衛士看到周恩來的頭髮蓬長、鬍子青灰 有一寸長，勸道：“總理，叫朱師傅來給你理理髮吧？”衛士把耳朵貼到他唇際，聽到他說：“不，不要了。老朱，他、他看到我這個樣子，會、會難過……”朱德、鄧小平、李先念等 曾來看望過周恩來。還有一次，老帥們一起來看望周恩來，他們立在床前，默默地望着他，個個像雕像。毛澤東沒有來過。

1976年1月8日晨，周恩來病危。緊靠病床 站着幾名為首的專家，另有二十來個專家、醫生 在稍後方 環繞四周默立。示波器顯示的脈搏越來越弱。9時57分，周恩來的心臟停止跳動，享年77歲。

1月11日下午，周恩來靈櫃 被送往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途經長安街。這天正好是星期天。人們自發地等待在長安街路邊，送別這位辛勞一生為人民、委曲求全為大局的總理。二十公里的長安街路旁，站着近百萬人。滿頭銀髮的老太太雙手拄着拐杖；小學生相互扶着肩、踮着腳。所有的人都臂帶黑紗，胸佩白花。沒有人組織，沒有人籌備。近百萬人靜靜地站着，冒着嚴寒，靜候數小時。靈車終於來了。靈車到那裡，那裡就是一片嗚咽聲。

周恩來的骨灰，按照他的遺願，被用飛機撒在中國的大地上。骨灰先送到北京東郊的通縣機場，裝上一架撒農藥的小飛機，飛經北京市區、密雲水庫、天津海河入海口、山東濱州的黃河入海口時，各撒了一把骨灰。 

1976年2月，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央政治局通過，華國鋒擔任國務院代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天安門事件

周恩來辭世的第二天，中央負責宣傳工作的姚文元 對人民日報總編輯魯瑛 說：總理逝世，沒有報道任務，各國的唁電不能占版面太多，唁電的標題要縮小，不要提倡戴黑紗、送花圈，報上不要出現“敬愛的周總理”字樣。另外，中央發出指示：各機關、單位、工廠、學校等，一概不許設靈堂、開追悼會，不許佩戴黑紗、白花，不許上街、去天安門廣場 舉行悼念活動；各報、各電台 對治喪活動不採訪，不組織、不發出紀念文章；報道規格“比康老(康生)、董老(董必武)略高”。

儘管中央對悼念周恩來 有諸多限制，但自發的悼念活動 繼續進行着。從3月底開始，人們來到天安門廣場，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 擺放花圈、花籃，張貼傳單，發表演說，朗誦詩詞，抒發對周總理的悼念之情。其中，極個別的人 用隱蔽的語言 表達對江青等人的不滿，有人寫道：“黃埔江（註：黃埔江在上海）上有座橋（註：“橋”指張春橋），江橋腐朽已動搖（註：“江”指江青）。江橋搖（註：“搖”指姚文元），眼看要垮掉，請指示，是拆還是燒？”又有人寫道：“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撒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還有人寫道：“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始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返了。”   南京、杭州、鄭州、太原等地也出現了類似的悼念活動。

1976年4月4日是清明節，北京人民悼念周恩來的活動 達到高潮。數十萬群眾不顧禁令，自發湧向天安門廣場。當晚，主持政治局工作的華國鋒 召集政治局會議，研究連日來 天安門廣場的情況。會議認為：在天安門廣場發生的事件 是有計劃、有組織的“反革命性質的反撲”，“是反革命煽動群眾藉此反對主席，反對中央，干擾、破壞鬥爭的大方向”。江青等人提出：清明已過，要連夜把花圈移走，要抓發表反革命演說的人。會議決定採取緊急措施：從當晚開始清理天安門廣場的花圈、標語，布置工人民兵、公安人員 圍住紀念碑，阻止群眾向那裡送花圈、集會，並且調動衛戍部隊 在二線待命。聯絡員毛遠新，立即就政治局會議的決定 寫了個書面報告 送毛澤東，毛澤東圈閱了這份報告。 
4月5日，人們繼續湧向天安門廣場。當人們發現他們獻的花圈被收走了、聽說有人被抓，異常氣憤，於是要求“還我花圈”、“還我戰友”。他們同民兵、警察、戰士發生衝突，雙方都有受傷的。公安部門出動的廣播宣傳車、幾輛汽車 被打壞，天安門廣場東南角的“工人民兵指揮部”被燒。政治局的部分成員 在位於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內 現場注視着廣場的事態發展。晚上6時半，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 發表廣播講話，他說：“在天安門廣場有壞人進行破壞搗亂，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我們要認清這一政治事件的反動性，戳穿他們的陰謀詭計……革命群眾應立即離開廣場，不要受他們的蒙蔽。”晚上9時半，10000多名民兵、3000名警察、5個營的衛戍部隊，帶着木棍，封鎖了天安門廣場 不讓人進入；他們毆打廣場裡的群眾，並逮捕了很多人。 

4月6日凌晨，政治局在聽取北京市委的匯報後，認定這“是反革命暴亂性質”，決定：繼續組織民兵在天安門廣場附近待命、派衛戍部隊在市區隨時機動；將天安門事件寫成材料，通報全國，讓各地有所防備。毛遠新向毛澤東書面報告了 政治局會議的決定，毛澤東同意。 

4月7日，毛遠新兩次向毛澤東報告情況。毛澤東同意公開發表《人民日報》一個記者 關於天安門事件的現場報道。這個報道，把天安門廣場發生的事件 說成是“反革命政治事件”，是“妄圖扭轉當前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方向”。   毛澤東說：“由中央政治局作決議，登報；這次，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這三件好；性質變了。”   當晚，中央政治局開會，通過了兩個決議。第一個決議的內容是：“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第二個決議的內容是：“中央政治局討論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平最近的表現，認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一個小時後，中央廣播電台向全國廣播了這兩個決議。 

此後主持中央工作的華國鋒，本名蘇鑄，山西交城人。1935年，就學於 交城縣商業職業學校。1938年，參加交城縣“犧牲同盟抗日游擊隊”，化名為華國鋒，取意於“中華全國抗日先鋒”。1949年8月，華國鋒任中共湖南省湘陰縣 縣委書記、縣武裝大隊政治委員。1951年，華國鋒在湖南湘潭 任專署專員、地委書記。1955年秋天，華國鋒寫了《克服右傾思想，積極迎接農業合作化運動高潮的到來》等三篇文章，獲毛澤東賞識，在長沙受毛澤東接見。面相忠厚、衣着樸素的華國鋒，給毛澤東留下了很好的印象。1959年夏，毛澤東在往廬山會議途中，在長沙約見了華國鋒，隨後由華國鋒陪同 到湘潭（毛澤東故鄉）走了一趟。廬山會議結束後，毛澤東提名華國鋒 擔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文革中，華國鋒於1968年4月8日出任 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次年，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1973年，在中共十大上，被提拔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75年，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兼任公安部部長。   毛澤東晚年時 言語不清，常在紙條寫出自己想說的話。他在與華國鋒談話時，寫過幾張字條，其中有“你辦事，我放心”、“慢慢來，不招(着)急”、“照過去方針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