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錄自《復興記》主題節選本之五《文化大革命的前前後後》（作者：茅民）第15章。

華國鋒高舉毛澤東旗幟

10月9日，華國鋒召集“打招呼”會議。他說：解決四人幫 是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批判四人幫 一定要按照毛澤東的指示辦，不要算他們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賬，他們的核心問題 是陰謀篡黨奪權。他同時提醒大家 要“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   次日，“兩報一刊”發表了題為《億萬人民的共同心願》的社論，歡呼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同時號召大家“學習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學習毛主席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鬥爭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鄧，繼續反擊右傾翻案風。”   也是在10月10日，鄧小平寫來一封信：“東興同志轉呈國鋒同志並中央：我衷心地擁護中央關於由華國鋒同志擔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的決定，我歡呼這個極其重要的決定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意義。不僅在政治上思想上華國鋒同志是最適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齡來說可以使無產階級領導的穩定性至少可以保證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這對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來說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歡欣鼓舞呢？……我用這封短信表達我的內心的真誠的感情。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萬歲！”        

10月24日，北京市一百多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舉行大會，慶祝粉碎四人幫。華國鋒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樂曲聲中，登上天安門城樓。市委書記吳德 在大會上講話，他說：華國鋒同志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選定的接班人……毛主席又給華國鋒同志親筆寫了‘你辦事，我放心’，表達了毛主席對華國鋒同志的無限信任……毛主席的事業後繼有人，我們黨又有了自己的領袖華國鋒主席。……我們要最緊密地團結在以華國鋒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以階級鬥爭為綱，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同日，毛主席紀念堂在天安門廣場 舉行奠基儀式，華國鋒到場講話，說：“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要繼承毛主席的遺志，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再接再厲，乘勝前進。”

11月18日，汪東興在宣傳口會議上說，對於批鄧，“毛主席已經有了一個四號文件。四號文件裡面不管怎樣總是正確的，是毛主席的指示。”針對當時出現的要鄧小平復出的輿論，他提醒說：對鄧小平，“毛主席講過‘保留黨籍，以觀後效’嘛！……鄧小平那兩下子，比華國鋒差得遠嘛！對鄧小平試了一下不行嘛！”在談到“天安門事件”時，汪東興說：“在批判鄧小平錯誤的時候，反革命利用了這個東西，形成暴亂。”

是年底，葉劍英在玉泉山召開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我建議讓鄧小平出來工作，我們在座的同志總不會害怕他吧？他參加了政治局，恢復了工作，總不會給我們挑剔吧？”但華國鋒沒有同意立即讓鄧小平出來工作。   不過，他在12月25日召開的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講話時，沒有再提“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次年初《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 也沒有提“批鄧”的問題。1977年1月6日，華國鋒在政治局一次會議說：“關於鄧小平同志的問題……當時提出批鄧反右是正確的。鄧小平同志的問題是要解決的，實際上也在逐步解決……開始提‘深入批鄧’，後來提‘繼續批鄧’，現在又提‘四人幫批鄧另搞一套’。……如果一打倒四人幫，鄧小平就馬上出來工作，……人家會不會說是為鄧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繼承毛主席的遺志？……把那些不急於解決的問題，往後拖，這樣有利。……應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頭腦要清醒。”葉劍英同意了華國鋒的辦法，他對一位老幹部說：“小平同志是要出來工作，不過要晚一點。車子轉彎轉得太急要翻車的。小平這個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過‘留黨察看、以觀後效’的。現在一下子馬上出來不行，要一個過程。不然真成了宮廷政變了。”

1977年初，汪東興提議：為了“強調高舉毛主席的旗幟，穩定局勢”組織寫一篇社論。最後定稿的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經華國鋒審定，政治局批准，於2月7日發表。其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必須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要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個提法後來被簡稱為“兩個凡是”。3月中旬，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七分成績，是在毛主席領導下取得的；三分錯誤，是林彪、陳伯達、‘四人幫’干擾破壞造成的。如果不這樣看，就會發生有損我們旗幟的問題。……凡是毛澤東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論，都必須制止。”他這裡說的兩個“凡是”，雖有別於 社論中的兩個“凡是”，但意思是一樣的：凡是毛主席說的必須照辦。   按照“兩個凡是”，鄧小平就不能復出、“天安門事件”就不能平反，因為這都是毛澤東生前定下來的。

鄧小平復出

1977年3月，華國鋒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會議一開始，華國鋒就給各組組長打招呼說：“有兩個敏感問題：一個是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的問題，一個是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問題，希望各組討論的時候不要觸及。”但是，中共元老陳雲 在上海代表團作書面發言時，照直講他對天安門事件的看法：“（一）當時絕大多數群眾是為了悼念周總理；（二）尤其關心周恩來同志逝世後黨的接班人是誰；（三）至於混在群眾中的壞人是極少數；（四）需要查查“四人幫”是否插手，是否有詭計。”他接着又說：“鄧小平同志與天安門事件是無關的。為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需要，聽說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讓鄧小平同志重新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是完全正確、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擁護。”   同一天，王震在北京組發言說：“我提一提小平同志和天安門事件的事情。”會議室里立刻鴉雀無聲，大家都瞅着他。王震說話隨便慣了，他肆無忌憚地打手勢、點桌子，說到激動時唾沫星子四濺。他說：“鄧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這是毛主席講的，周總理傳達的嘛！還說他能打仗、反修堅決。1975年主持中央和國務院工作，貫徹執行毛主席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取得了巨大成績。他是同四人幫作鬥爭的先鋒，四人幫千方百計地、卑鄙地陷害他。現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熱切地希望他早日出來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天安門廣場事件，是首都人民都知道自己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病重，在毛主席久經考驗的親密戰友、人民愛戴的好總理周恩來同志逝世後，自發地進行的大規模悼念活動，是首都人民對四人幫罪行的群眾性聲討，表現了首都人民的無產階級義憤。這是我們民族的驕傲，是全國人民經過文化大革命的鍛煉，階級覺悟和路線鬥爭覺悟大大提高的集中表現。我認為：這就是天安門廣場事件的本質和主流。”蘇振華接口說：“不是有句老話，叫‘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嗎?‘四人幫’那麼起勁地反對鄧小平、恐懼鄧小平，我們就應該站出來支持他嘛。”   王諍、耿飈、姚依林等人在發言中，也明確支持鄧小平出來工作。 

會議間隙，汪東興對華國鋒說：“華主席，你看到了吧，他們完全是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發難，就是要繼續搞右傾翻案風。”華國鋒為難地說：“這些人很有市場，一旦搞得太對立了容易沖淡揭批‘四人幫’的鬥爭。”在場的吳德問：“那怎麼辦，我們就對他們的要求實行讓步？”汪東興態度堅決地說：“原則問題不能讓步！這關繫到維護毛主席的旗幟一倒，我們就面臨危險的境地了。”吳德說：“東興說的對！天安門是毛主席定的性，推翻了這個結論，還怎麼能談得上毛主席的偉大?”華國鋒說：“這樣吧，我們把葉帥請來，今晚召集政治局委員開個碰頭會，統一一下思想。”   當晚，碰頭會召開。葉劍英相當謹慎，他一直保持着和藹的神情 坐在那兒，對誰的發言都表現出興趣。直到紀登奎、陳永貴、陳錫聯、李先念、李德生、許世友、韋國清等人都發了言之後，他才說：“粉碎‘四人幫’後，政治局的會議開得民主多了，生動活潑，充分發表意見，我看這種氣氛很好，是一個政黨興旺發達的標誌。至於大家爭論的問題嗎，我看先不要匆匆忙忙地決定，放一放，來個冷處理。請華主席在全體會議上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個講話，把大家的意見都反映出來，鼓勵大家講話嘛。有一條必須堅持，這就是必須維護毛主席這面旗幟。這是原則，不能丟，誰要是在這個原則上動搖，那就是叛徒，就是修正主義。另一方面，也要講靈活性，允許作些讓步。比如小平在承認了錯誤的前提下可以不可以重新出來工作呢？我看可以考慮。總之要照顧各方面群眾的情緒，一個合格的領導得必須善於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群眾。幹革命，總是人多好些嘛!”   會後，汪東興來到華國鋒的住處，說：“華主席，我想給你提個意見。在重大原則問題上，你不能太軟弱了。”華國鋒問：“你是說那兩個最敏感的問題上?” 汪東興答：“是的，我注意研究了一下，凡是主張給這兩者平反的人，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過毛主席的不同程度的批評的人，像陳雲同志，思想一貫右傾，毛主席一貫對他有看法，這樣的人的這類話並不奇怪。至於葉帥，華主席，你也不能太遷就他。我看他有點倚老買老的味道，而且態度曖昧。本來你是黨中央主席，可他的話多少包括命令你的口氣，我總為你鳴不平。”華國鋒說：“唉，80歲的人了，凡事能讓就讓吧。”汪東興說：“但重大人事問題不能讓。你想過沒有，一旦鄧小平站出來，誰能駕馭得了他？毛主席健在，他就敢大搞右傾翻案！”華國鋒自信地說：“他還敢推翻我們？……不管怎麼說，鄧小平也是70多歲的人了，說是活他也不見得能活得過我們，讓他出來再幹上幾年又有什麼關係？…… 我們還應該廣泛地爭求黨內外同志的意見，讓大家充分討論。我這個黨中央主席，應該給大家以民主。”汪東興聽到這些話 大吃一驚。

3月14日，華國鋒在一個會議上講話說：“最近一個時期，在黨內和群眾中圍繞鄧小平的問題和‘天安門事件’，有不少議論。在這樣一些問題上，我們要站得高一些，看得遠一些，要有一個根本的立足點。所謂的立足點就是高高舉起和堅決維護毛主席的偉大旗幟。……‘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決定的，批是必要的。江青一夥也在批鄧，但他們另搞一套，對鄧小平進行打擊、誣陷，這是他們篡黨奪權陰謀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幾個人被隔離審查後，中央決定當時繼續提‘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口號，是經過反覆考慮的。這樣做，就從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幫’利用這個問題進行反革命煽動的任何藉口，有利於穩定全國的局勢。”華國鋒告訴與會者：現已查獲，有那麼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們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的旗號，迫使中央表態，然後攻擊我們違背毛主席的遺志，從而煽動推翻黨中央，‘保王洪文上台’，為‘四人幫’翻案。所以，如果我們急急忙忙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就可能上階級敵人的當，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幫’的鬥爭大局搞亂，就可能把我們推向被動的地位。……應當遵照毛主席提出的‘批是要批的，但不應一棍子打死’的指示精神，對鄧小平同志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幫助他改正錯誤。……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經過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和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正式作出決定，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這樣做比較適當。（註：對此，陳雲表示同意）……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對於“天安門事件”，華國鋒肯定群眾表達對周總理的悼念之情 是“合乎情理的”，但又說：“確有極少數反革命分子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乘機進行反革命活動，製造了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   
4月7日，汪東興、李鑫 按照華國鋒的指示 看望了鄧小平，希望他就“天安門事件”表個態，承認“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但被鄧小平拒絕。他說：“我出不出來沒有關係，但是‘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

4月10日，鄧小平致信華國鋒、葉劍英和中共中央，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註：言外之意是 不能只是講 毛澤東就特定事件說過的一句話、一個指示）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5月3日，中共中央向下轉發了 鄧小平這封信，以及他在1976年10月10日寫給華國鋒的那封信。
5月24日，鄧小平與王震、鄧力群談話，他說：“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毛澤東同志自己多次說過，他有些話講錯了。他說：一個人只要做工作，沒有不犯錯誤的；……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這回事情；一個人能夠三七開就很不錯了；我死了，如果後人能夠給我以‘三七開’的估計，我就很高興、很滿意了。”他接着說：“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應該像毛澤東說的那樣對待這個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說過‘凡是’，列寧、斯大林沒有說過‘凡是’，毛澤東同志自己也沒有說過‘凡是’。”
7月16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追認華國鋒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肯定了華國鋒是“毛主席的好學生、好接班人，是我們的領袖、好統帥”，肯定了華國鋒提出的“抓綱治國”的戰略決策“大得黨心、軍心、民心”，所採取的各項措施是“完全正確的”，並說 確認華國鋒的領導地位 對於“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革命，是最可靠的保證。”  

第二天，會議通過決議：恢復鄧小平的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一個星期以後，鄧小平在北京工人體育場 觀看足球比賽。比賽中場休息十分鐘，鄧小平退席休息。當他又出來 觀看後半場比賽時，十萬觀眾撇開比賽，霎時都站立起來，向他報以熱烈的掌聲。   鄧小平在他的政治生涯中 有過“三落三起”。第一個“落、起”是在30年代初期，當時他在中央蘇區與毛澤覃等人 反對博古等中央領導人的冒險主義，支持毛澤東的路線。為此，鄧小平遭批鬥，被撤銷會昌中心縣委書記、江西省委宣傳部長的職務，並受到黨內最嚴重警告的處分；他的妻子金維映與他離了婚。直到1935年遵義會議，鄧小平出任 中共中央秘書長，這個“落、起”才畫上句號。鄧小平的第二次“落、起”，是在1966年，他作為“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第二號人物 被打倒，後來被安排到江西一個小廠勞動。林彪出逃後，鄧小平兩次給毛澤東寫信，要求出來工作。毛澤東在信上作了正面的批示。1973年，鄧小平的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得以恢復，並於1975年初被任命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主持中央黨、政、軍的日常工作。第三次“落、起”從1976年初開始，他因全面整頓經濟、違背毛澤東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方針、不肯牽頭起草 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總結文件，被撤銷全部職務。接着，毛澤東在全國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直到這次復出。

1977年８月19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於在北京召開。全會選出政治局常委五名：主席華國鋒，副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