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錄自《復興記》主題節選本之五《文化大革命的前前後後》（作者：茅民）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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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中共官方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

1981年6月底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作出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該決議的第19-24條的總標題 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年-1976年）”。其中說到：“‘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同志發動和領導的。他的主要論點是：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裡。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鬥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後還要進行多次。……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這些‘左’傾錯誤論點，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必須把它們同毛澤東思想完全區別開來。至於毛澤東同志所重用過的林彪、江青等人，他們組成兩個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的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同志的錯誤，背着他進行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這完全是另外一種性質的問題。……‘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根本不是‘亂了敵人’而只是亂了自己。……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是，毛澤東同志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毛澤東同志是經常注意要克服我們黨內和國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點的，但他晚年對許多問題不僅沒有能夠加以正確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敵我。他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多次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還始終認為自已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這是他的悲劇所在。……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而犧牲的劉少奇、彭德懷、賀龍、陶鑄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其他一切黨內外同志，將永遠被銘記在各族人民心中。正是由於全黨和廣大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知識分子、知識青年和幹部的共同鬥爭，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國國民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仍然取得了進展。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鐵路和南京長江大橋的建成，一些技術先進的大型企業的投產，氫彈試驗和人造衛星發射回收的成功，秈型雜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廣，等等。……黨在面臨着工作重心轉向社會主義建設這一新任務因而需要特別謹慎的時候，毛澤東同志的威望也達到高峰。他逐漸驕傲起來，逐漸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凌駕於黨中央之上，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這種現象是逐漸形成的，黨中央對此也應負一定的責任。……長期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遺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肅清的，種種歷史原因又使我們沒有能把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雖然制定了法律，卻沒有應有的權威。這就提供了一種條件，使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也就使黨和國家難於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