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中央文件匯編成《減輕農民負擔工作手冊》竟成“反動書籍”[15]

　　將中央文件匯編成冊竟被政府說成是編“反動書籍”，這是一件讓外國人永遠也不明白，中國人都懂卻無法向外國人講明白的冤案。

　　中國農民的負擔之重，是中國政府自己都不得不面對的事實。從上一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央政府不得不多次頒發各種文件，要求各地政府“減輕農民負擔”。江西省委農村工作委員會進行了多次調查，發現該省農村基層幹部向農民徵收各種根本不在政府規定之列的費用（政府將此種現象稱為“收費搭車”）、強迫“以資代勞”（即農村政府隨時下令要農民為政府出工，但實際上並沒有工可做，然後強迫農民出錢代工，實際上是為基層政府聚斂錢財找個名目）、教育集資（以振興教育、辦學為名，向農民徵收各種費用）等亂收費現象非常嚴重，一些地區的基層政府因肆意亂收費而導致幹部與農民關係極其緊張，衝突時有發生。

　　在此情況下，中共江西省委農村工作委員會所屬的《農村發展論叢》雜誌社常務副社長桂曉琦認為，應該將中央歷次減輕農民工作負擔的文件匯編成冊，讓農民根據這一手冊中列舉的政府法規，了解自己的權利與義務，以減少農村基層亂收費而導致的幹群關係矛盾。出於這一想法，一本冠以《農村發展論叢》增刊名義的《減輕農民負擔工作手冊》出版了。即使按中國現行出版法規的嚴苛標準來衡量，這本《手冊》也是合法的。該手冊共包括以下幾部份內容：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各部委90年代中期以來有關減輕農民負擔工作的文件、政策法規，共計24篇；江西、湖南等省貫徹中央減負精神和村民自治、土地管理、移民建鎮的文件及政策法規，共計15篇；由江西省減輕農民工作負擔辦公室主任蔡海康、江西省土地管理局政策法規處處長盛長生等人撰寫的農民負擔熱點問答，共計108題。其附錄部份介紹了減輕農民不合理負擔問題的途徑：（1）抵制；（2）舉報；（3）申請行政複議；（4）提起行政訴訟；（5）信訪。這本書的扉頁還印了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和國務院總理朱�せ�有關減輕農民負擔的講話，封二則提供了江西省農村工作委員會農村問題投訴電話號碼。

　　這本書並未放在書店裡公開賣，而是由農民直接到《農村發展論叢》雜誌社購買。從2000年7月29日到8月11日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內，共賣出了1萬2千冊，購買者全是農民。農民們拿着這本“政府文件匯編”，等於拿到了法律依據。可是，當農民們與基層幹部據理力爭，討論哪種收費是合法的，哪些屬於不合法的亂收費時，竟然有幹部說這是“法輪功”編的“反動小冊子”（筆者註：1999年7月21日，中國政府宣布法輪功是應予取締的“非法組織”）。

　　於是這本經過省級新聞出版局批准出版的宣傳中共中央政策的書遭到了一場意想不到的厄運。2000年8月21日，正沉浸在“為農民辦了一件好事”的喜悅中的《農村發展論叢》雜誌社突然接到上級通知：停止銷售《減輕農民負擔工作手冊》，並收回已經售出的書。接下來，江西省各地政府依據購書農民的登記地址，分頭下鄉，“不惜一切代價”收回手冊；一些地方政府部門包括公安機關也接到指令，要求“挨家挨戶”收回手冊，不可遺漏。有的地方政府先是對購書的農民加以利誘，將回購書款提高到12元（原書價為10元），希望利用這2元錢的價格差促使農民主動交書。江西省政府為此提出的口號是，“書賣到哪裡，不良影響消除到哪裡”。

　　已經買了此書的農民自然不願意交回書，江西省各地收書的基層幹部於是使盡了各種欺騙手法。一開始，他們對農民說，收書的理由是這本書的“封面設計不當”，可是農民回答說，那將封面撕下來還給你，我們留下《手冊》內文不行嗎？收書的幹部不得已將理由改成“正文校對有誤”，農民回答說，哪裡有誤我拿筆改過來不就行了？農民的應對讓收書的幹部很尷尬，最後他們乾脆露出了真面目，什麼理由都不解釋，直接強行收書。一些基層幹部甚至威脅農民：“誰收藏書，誰負一切後果”。經過半個月的收繳，賣出去的1萬2千冊書中有1萬1千冊被收繳上來，送回省城南昌的倉庫里。有一位鄉村民辦教師，因為將這本書複印後分發給其他的農民，竟然被誣以“散布反動書籍”罪名被捕。

　　編輯、出版、發行這本書的直接責任人桂曉琦，先是被停職檢查。在其停職檢查期間，江西省省委專門討論過如何處理他的問題，大多數省委常委主張嚴懲，但該省的主要領導不願意承擔責任，猶豫了一陣，最後還是同意將桂曉琦抓起來再定罪。幸好桂曉琦及時得到了省委決定抓捕他的消息，發現自己有可能成為第二個高勤榮，於是“三十六計，走為上計”，先行出逃，他出逃的時間僅僅比警察出動抓捕他的時間早了兩小時。江西省的官員們發話：“除非桂曉琦不回江西，回了江西就讓他進牢房！”直到現在，桂曉琦還在外流浪[16]。

　　這件事情讓中國政府陷入了一個奇怪的邏輯悖論：政府發布各種政策法規文件，本來就應該向社會公布，讓公民具有起碼的知情權，好依法辦事；但一向表示“服從中央領導”的基層政府對此的態度卻是，中央文件於我們有利，我們就執行，於我們不利，那就不能讓民眾知道，必要時甚至可以把中央文件宣布為“反動書籍”。此案詳情在影響很大的《南方周末》發表過，恐怕不能說“中央政府”與“中央領導人”一無所知，而桂曉琦本人也到農業部投訴過，但中央和國務院諸多領導人當中，居然沒有一個人出面質疑江西省政府把中央文件宣布為“反動文件”的膽大妄為，中央的這種默許態度自然也是一種表態。這段經歷讓還想為“黨的利益”做點事的桂曉琦特別寒心。在與筆者談話時，他只好以自己的命運比高勤榮好一些來安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