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記抗戰時我和他一段交誼
聽見方豪神父逝世的消息，非常痛悼。這是兩年前於野聲樞機猝逝羅馬的噩音所給我心靈震撼的第二次。宗教界、學術界一顆巨星又收斂了它的光芒，頓覺天宇沉沉，一片漆黑。海內外認識方豪神父的人，聞悉此事，當無不撫膺悲惜，並不止我個人為然。
我和方豪神父的友誼建立甚早，到今已將近半個世紀之久。這就是說當民國廿二、三年間，他尚在寧波神哲學院當修士時，先寫信給我，後便以他所著的楊淇園（廷筠）、李振之（之藻）的傳記寄給我，考證精詳，文筆流暢，實為不可多得的傳記文學。我對於這位少年修士便敬佩有加，知道他前途浩瀚無涯，必成學術界的重鎮。民國24年，他升任鐸職，主教派他在金華、永康、武義、湯池四個縣境作傳教工作。他一面傳教，一面寫作，又有多本著作出來，但多偏於天主教名流的傳記，尚未及中西交通史的問題。
26年抗戰爆發，我於次年隨國立武漢大學遷往四川樂山，方神父在浙江金華任天主堂本堂職務。忽一日來信說：敵氛日急，沿江一帶陷落，浙省全境均將入敵手。現在金華縣城裡，稍有能力者紛紛逃亡，形勢混亂。主教連生活費都不匯來，教友也大都走避，沒個人可以商量，我若困守原堂，不為敵殺亦將餓死。想投奔大後方，但旅費籌不出，奈何！奈何！那時候匯兌幸而尚通，我立刻匯了一筆錢去，並寄了一封快信，囑咐他立刻動身，不可遲延。
方神父接到我的信和匯款後，取道江西、廣西、貴州，輾轉而達雲南。那時天津益世報已在昆明復刊，他就在報社裡任總主筆及副社長，生活才安定下來。方氏自浙抵滇，走的都是旱路，繞了那樣一個彎，真可謂“萬里長征”，辛苦可想，他沿途常有信給我。桂林十萬大山和灕江風景片也附寄來幾張，尤其寶貴的是貴州某處宋代黨人牌（就是所謂‘元祐黨碑’）拓片，可惜這些紀念品都在我後來屢次搬遷中散佚了。
方氏後來又到遵義浙江大學遷校和重慶復旦大學任教，在重慶時，也兼在益世報當編輯。勝利後，他應田耕莘樞機主教之聘，到北平主編公教文化機構各種刊物，同時在輔仁大學教書。41年，我自巴黎回國，教書於國立師範學院，方則在台大教書，我和他通訊垂及20年，這一次才得晤面。
方神父那次若不能逃出金華，餓死倒也未必，不過後來交通斷絕，他想撤退到大後方已無可能，為他設想，只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條，仍留金華原堂執行他司鐸的職務，日本人雖兇惡，對於宗教倒並不排斥，況日軍中信仰天主教的也不少，常要來堂望祭和告解。許多天主教神職迫於情勢，也只好學習日文日語，虛與委蛇，以求保全教產。再者天主教視救靈為唯一大事，不能有敵我之分。方神父又何妨如法炮製。不過他是愛國心極端強烈的人，決不肯在敵偽槍尖下屈身抑志，以圖苟延的；那麼，他將加入我方游擊隊和敵人拼命了。他是個神職，於律不能殺人，只好做做救死扶傷的工作，兼為隊員儘儘拯救靈魂的義務。游擊生活本多艱險，他是個文人，也許饑寒勞頓，會損害他的健康，遇着敵偽圍剿時，也許一顆槍彈會奪去他的生命，我說這些話也非純出虛構，因為方神父以後於偶然間對我說：假如他當時陷身金華，無法出奔，就上山打游擊，決不與敵偽合作。倘若他那時不幸犧牲了，那麼，以後益世報和其他報刊上許多慷慨激昂，有光有熱，足以激民心而厲士氣的佳篇，便不會有了。他來台後，所撰寫數百萬言，煌煌學術巨著，也不會有了。請問這是何等的可惜！我今日說這話，並不敢說方神父的性命是我所援救的。他那時若干著作已相繼問世，聲名已盛，教會已認定他是個“青年才俊”，定必多方設法，將他接出陷區，不過沒有這樣快，未免要讓他多吃些苦頭而已。我這樣說，實所謂“貪天之功，以為己功”，實甚可笑。這也由於我器小易盈，不能守“右手行善，勿使左手知”之訓。總自覺生平所為事，只有這一件為最有意義，每忍不住沾沾自得——這也難怪呀，這樣一個高貴而偉大的靈魂，世上能有幾呢？
方豪神父“是一個成功的學者，也是一個成功的宗教家”，這話好像是他同鄉阮毅成先生所說，我極以為然。他的關於中國天主教史資料的整理，他的中西交通史、宋史、台灣史的研究，都是不朽之作。聽說尚有許多遺書，未曾付刊，希望將來有人整理刊行，庶不辜他一生的苦志。
方豪神父學問基礎，實在堅實。他國學的根底，半得之父授，半得之自己修習，文筆之簡潔優美，有如精金百鍊，一字不能多，也一字不能少。公教教士無不嫻習拉丁，由這拉丁一系，自然通達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諸國語文，而法文則更所擅長，他又自修英文、日文，還有若干國的語文，不及備述。有了這多犀利的工具在手，以攻學術堡壘，何城不摧？何險不下？又記憶力天生極強，悟性亦極高，故博聞強記，腹笥淵博。他研究學問所做的工夫，是紮實而又紮實，從來不說一句空話。
胡適先生教學人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而方神父恐怕要有十分證據，才說一分話。所以他的朋友某神職說：別人所寫文章，每覺肉多於骨，你的則全是骨頭，簡直教人嚼不動。他着手考證一件事，必先到處訪求珍本、孤本、手跡，跑遍中國圖書館，也跑遍外國圖書館，攝影、攝製顯微膠片，若受訪者是活人，則用錄音機將談話的音錄下來。傅斯年教人做學問，必須“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我看只有方豪神父能將這兩句話完全做到。胡適之先生又有“為學要如金字塔，既能廣大又精深”，方豪神父也把這兩句話完全做到了。
至於說他也是個成功的宗教家，我雖忝為教友，卻非神職，對於神職界人士的修為，所知實在有限。只知方豪神父教書著作與傳道愛人，並行不悖。當我在台北時，每見他穿着破舊單薄的衣服，腋下夾着一個沉重的書包，冒着大風寒去講道。受他感召而皈依聖教的名流甚多，像香港故徐誠斌主教就其一例。患了腦中風住在醫院裡，躺在病榻上，不能讀日課，就請別的神職讀給他聽。稍能起立，就在病房裡舉行獻祭。病癒回寓，所有神業未嘗有一日之輟。即如去年聖誕夜，他在寓中連續舉行三台子夜彌撒，幾至暈倒。他之屢次發病，與過於好學，不遵守醫誡，常偷着在病床間看書，與愛主心過於熾烈，嚴格履行他身為神職應盡的職責，或者也有關係——這些話我是不該說的。因為我究竟是個世俗人，宗教家許多作為，我是不大懂的。
我生性奇懶，在方豪神父病前與他不通音信者竟達十餘年之久，他受教廷晉封名譽主教並蒙席名號和他之膺選為中院院士，我都未去信道賀。直到去年聽說他中風住院才去信慰問。對他說腦中風這種病是不當玩的，這或者是他平日過度用功所致。勸他將書本放下，以侍花養鳥自娛，並養幾隻小動物陪伴。又勸他既然身體有病，神業也該放鬆。像他每日念日課，舉行獻祭，何妨減輕份量，天主是仁慈的，哪會計較呢？這當然又是世俗人的意見，方豪神父只有置之一笑，不會聽從的。因在《中副》上讀他自述，養病鄉下，我既不知其通訊地址又希望不致過份擾他的精神，有好幾個月未寫信去了。不過總是關心他，總希望得他訊息，常常在有關方面探聽他的病情，是否有進步。就在他去世的前兩日，我還寫信給台北某主教問到他，誰知所得的竟是這樣一個大不幸的消息，方豪神父已走完了他71年的旅程，安息天鄉了！“人生七十古來稀”，是古人成語，於今醫藥衛生進步，這句話早推翻了。現代人又說“七十是人生的開始”，我以為這要等數百年後始能實現，現在則未免言之過早，不過像方豪神父的生理狀況，若非患有這種危險症候，再活一二十年是不成問題的。他對宗教對學術都有許多輝煌的貢獻，也是意料中事。他說做學問要“富貴壽考”，前二字他已做到了，可恨後二字則付之缺欠。我現在只有為教會人才惜，為學術界人才惜，尚復何言！
悼女教育家楊蔭榆先生
數月前一位舊同學從桂林來信告訴我說：“女教育家楊蔭榆先生已於蘇州淪陷時殉難了。”死的情況，她沒有說明白，因為這消息也不過從蘇州逃難出來的朋友口中聽來。只說蔭榆先生辦了一個女子補習學校，蘇州危急時，有家的女生都隨父母逃走了，還有五六個遠方來的學生為了歸路已斷，只好寄居校中，蔭榆先生本可以隨其親屬向上海走的，因要保護這幾個學生，竟也留下了。“皇軍”進城，當然要照例表演他們那一套燒殺淫擄的拿手戲，有數兵闖入楊校，見女生欲行非禮，蔭榆先生正言厲色責以大義，敵人老羞成怒，將她亂刀刺死，所有女生仍不免受了污辱云云。那位同學知道我是一個蔭榆先生的同情者，信尾又贅上幾句道：“時局極端混亂中，音訊斷絕，關於社會上有名望的人士，訛傳是很多的。像前些日子報載吳門名紳張一麐先生已投井殉節，旋又傳他落髮為僧，即其一例。蔭榆先生的死耗也許同樣的不確，勸你不要過於傷感。”前日高君珊先生來嘉定看朋友，談起蔭榆先生，才知道她是真死了。不過並非死於亂刀之下，而是死於水中。是被敵軍賜下橋去，又加上一槍致命的。她的屍首隨流漂去，至今還沒有尋獲。死狀之慘烈，我想誰聽了都要為之發指，為之心酸的吧。
我與蔭榆先生相識，系在民國十七八年間。關於她的平生，我曾在一篇《幾個女教育家的速寫像》中介紹一二。提到北京女師大風潮曾替蔭榆先生說了幾句公道話。她原是已故某文學大師的對頭，而某大師欽定的罪案是從來沒人敢翻的，我膽敢去太歲頭上動土，豈非太不自量？所以這篇文字發表後，居然吃了人家幾支暗箭。這也是我過於愛抱不平，昧於中國古賢明哲保身之道的結果，只好自己罵一聲“活該！”
自十九年濫竽安徽大學和武漢大學講席以來，接連六七年沒有回過蘇州，同蔭榆先生也沒有通過一封信。去年四月間忽接她一函，說她想辦一個女子補習學校，定名二樂學社，招收已經服務社會而學問上尚想更求精進的或有志讀書而無力入校的女子，援以國文、英文、算學、家事等有用學問，請我也簽名於發起人之列。七月間我回蘇州度夏，會見了我最為欽佩的女教育家王季玉先生，才知道二樂學社系蔭榆先生私資所創辦。因經費支絀，無法租賃校舍，校址就設在她盤門小新橋巷十一號住宅里。過了幾天，我特赴楊宅拜訪蔭榆先生。正值暑假期內，學生留校者不過寥寥數人，一切規模果然簡陋。她雖然想同教育當局接洽一所校址並津貼，但未能如願。談起女師大那場風潮，她源源本本的告訴了我。又說某大師所有誣衊她、毀謗她的話，她毫不介意，而且那也早成過去了。如果世間公理不滅，她所受的那些無理的攻擊，總有昭雪的一天。不過所可恨者，她揮斥私財辦理二樂學社，而竟有某大師私淑弟子們故意同她搗亂，像蘇州某報的文藝副刊編輯某君，就曾屢次在報紙上散布關於她不利的謠言。將女師大舊事重提，指她為專制魔君、女性壓迫者、教育界蟊賊、甚至還是什麼反革命分子。一部分無識女生受其蠱惑，竟致退學，所聘教員也有不敢與她合作者，致校務進行大受妨礙。蔭榆先生言及此事時頗為憤憤，我亦深為不平。咳！蔭榆先生死了，她竟遭大日本的“皇軍”慘殺了，誰能料到呢？她若不辦二樂補習社，則無女生寄居，無女生寄居則她可以輕身遁往安全地點，她的死是為了保護女生而死，為了熱心教育事業而死。記得我從前那篇《女教育家速寫像》，寫到蔭榆先生時，曾引了她侄女壽康女士寫給我的信幾句話來安慰她道：“我們只須憑着良心，干我們認為應當幹的事業，一切對於我們的惡視、冤枉、壓迫，都由它去，須知愛的犧牲，純正的犧牲，在永久的未來中，是永遠有它的地位，永遠流溢着芬芳的。”當時用這“犧牲”字眼，原屬無心，誰知今日竟成讖語。她的犧牲，自有其價值，中國一日不亡，她一日不會被忘記的。現在我們一面要學蔭榆先生這純正的愛的犧牲的精神，一面也要永永記住敵人這一篇血賬，努力達到那清算的一天！
幽默大師論幽默
現偕夫人來台灣訪問的林語堂博士乃筆者所心折的現代作家之一。林氏平生提倡幽默文藝，謂幽默在政治、學術、生活上均有其重要性，德皇威廉為了缺乏笑的能力，因此喪失了一個帝國（見林著《生活與藝術》），故幽默不可不倡。
我們中國人雖然不至像威廉翹着他那菱角鬍子，永遠板着他那張鐵血軍人的臉孔，可是說到真正的幽默，我們也還是夠不上談的資格。因此林語堂先生過去曾極力提倡，他所辦的《論語》、《人間世》、《宇宙風》一面教人做小品文，一面也叫人懂得什麼是幽默的風味。所以他遂被人奉上了“幽默大師”的頭銜了。
林氏所倡的幽默究竟是什麼東西，恐國人知者尚鮮。即說從前聽過林氏解說，事隔多年，恐怕也忘記了。幸筆者手邊尚保存資料若干篇，現特錄出要點，以供讀者參考。按林大師曾在論語某期刊《文章五味》一文云：“嘗謂文章之有五味，亦猶飲食。甜、酸、苦、辣、咸、淡，缺一不可。大刀闊斧，快人快語，雖然苦澀，當是藥石之言。嘲諷文章，冷峭尖刻，雖覺酸辣，令人興奮。惟鹹淡為五味之正，其味雋永，讀之只覺其美，而無酸辣文章，讀之肚裡不快之感。此小品佳文之所以可貴。大抵西人所謂射他耳Satire（諷刺），其味辣；愛倫尼Irony（俏皮），其味酸；幽默Humour（詼諧）其味甘。然五味之用，貴在調和，最佳文章，亦應莊諧雜出，一味幽默者，其文反覺無味。司空圖與李秀才論詩書曰：‘江嶺之南，凡足資適口，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醝，非不咸也，止於咸而已。中華人所以充飢而遽輟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知此而後可以論文。”
又某期論語有《會心的微笑》，引韓侍桁《談幽默》一文云：“這個名詞的意義，雖難於解釋，但凡是真理解這兩字的人，一看它們，便會極自然地在嘴角上浮現一種會心的微笑來。所以你若聽見一個人的講話，或是看見一個人作的文章，其中有能使你自然地發出會心微笑的地方，你便可以斷定那談話或文章中是含有幽默的成份……”又說“新文學作品的幽默，不是流為極端的滑稽，便是變成了冷嘲……幽默既不像滑稽那樣使人傻笑，也不是像冷嘲那樣使人於笑後而覺着辛辣。它是極適中的，使人在理知上，以後在情感上感到會心的甜蜜的微笑的一種東西。”
林大師又曾與李青崖討論幽默的定義，則可算他對幽默一詞所作正面的解釋。李氏主張以“語妙”二字翻譯Humour謂音與義均相近，大師則謂“語妙”含有口辯上隨機應對之義，近於英文之所謂Wit用以翻譯Humour，恐滋誤會。大師主張以“幽默”二字譯Humour者，二字本為純粹譯音，所取其義者，因幽默含有假痴假呆之意，作語隱謔，令人靜中尋味……但此亦為牽強譯法。若論其詳，Humour本不可譯，惟有譯音辦法。華語中言滑稽辭字曰“滑稽突梯”、曰“詼諧”、曰“嘲”、曰“謔”、曰“謔浪”、曰“嘲弄”、曰“風”、曰“諷”、曰“誚”、曰“譏”、曰“奚落”、曰“調侃”、曰“取笑”、曰“開玩笑”、曰“戲言”、曰“孟浪”、曰“荒唐”、曰“挖苦”、曰“揶揄”、曰“俏皮”、曰“惡作劇”、曰“旁敲側擊”，然皆指尖刻，或偏於放誕，未能表現寬宏恬靜的“幽默”意義，猶如中文中之“敷衍”、“熱鬧”等字，亦不可得西文正當的譯語。最者為“謔而不虐”，蓋存忠厚之意。幽默之所以異於滑稽荒唐者：一、在同情於所謔之對象，人有弱點，可以謔浪，己有弱點，亦應解嘲，斯得幽默之真義。若單尖酸刻薄，已非幽默，有何足取？……二、幽默非滑稽放誕，故作奇語以炫人，乃在作者說話之觀點與人不同而已。幽默家視世察物，必先另具隻眼，不肯因循，落人窠臼，而後發言立論，自然新穎。以其新穎，人遂覺其滑稽。若立論本無不同，故為荒唐放誕，在字句上推敲，不足以語幽默。“滑稽中有至理”，此語得之。中國人之言滑稽者，每先示人以荒唐，少能莊諧並出者，在藝術上殊為幼稚。中國文人之具有幽默感者如蘇東坡，如袁子才，如鄭板橋，如吳稚暉，有獨特見解，既洞察人間宇宙人情物理，又能從容不迫，出以詼諧，是雖無幽默之名。已有幽默之實。
讀林大師的解釋，幽默究竟是什麼，大概可以明白了。試問提倡幽默是應該的事呢？還是像左派所抨擊，厥罪應與漢奸賣國賊同科呢？
陳源教授逸事
一陳源教授的愛倫尼所謂“愛倫尼”就是Irony，有嘲謔、諷刺諸義，相當於我國的俏皮話。說俏皮話要口才靈便，陳氏以愛說俏皮話而出名，口才其實很壞。就是他說話時很是困難。說他說話困難，並不是說他有口吃的毛病，他倒不和司馬相如、楊子云患有同樣的症候，但他說話總是期期艾艾，好半天才能掙出一句。這裡有他好友徐志摩描寫為證。《自剖求醫》篇說：“我的朋友……說話是絕對不敏捷的。他那茫然的神情與偶爾激出的幾句話，在當時極易招笑，但在事後往往透出極深刻的意義，在聽着的人心上不易磨滅的。別看他說話外貌亂石似的粗糙，那核心裡往往藏着直覺的純樸……”
因他說話是這樣的不敏捷，當和朋友談心時，他只有永遠做個“聽者”了。詩哲又寫道：“他是那一類的朋友，他那不浮誇的同情心，在無形中啟發你思想的活動，引逗你心靈深處的‘解嚴’，‘你儘量披露你自己’，他仿佛說：‘在這裡你沒有被誤解的恐怖’，我們的談話是極不平等的，十分里有九分半的時光是我占據的，他只貢獻簡短的評語，有時修正，有時讚許，有時引申我的意思；但他是一個理想的‘聽者’，他能儘量的容受，不論對面來的是細流或是大水。”詩哲並未指明這個朋友是誰，袁昌英告訴我便是陳通伯。
詩人這支筆真把個陳通伯說話的神情活畫出來了。奇怪的是陳源教授說話既如此不暢順，偏偏愛作俏皮話。法國19世紀文壇巨匠法朗士也是愛作“愛倫尼”著稱於世，所謂“法朗士無雙的愛倫尼。”《西瀅閒話》有《法朗士先生的真相》和《再談法朗士》兩文，曾有幾段描寫。陳氏的文章據徐志摩說他學法朗士“有根”，也許他的愛倫尼是從那個怪老頭學來的。不過世間學問技藝都可以學得會，愛倫尼卻無法學，我們不如說是根於人“與生俱來”的氣質吧。
愛倫尼雖有嘲諷意味，但謔而不虐，受之者只覺其風趣雋永，而不感到難堪。陳氏的愛倫尼則有時犀利太過，叫人受不住而致使人懷憾莫釋。像他和劉半農筆墨間的衝突，就是當他尚在英倫留學時，一天介紹這位北大教授給英國某名學者時說：“這就是所謂教授的某先生。”半農聽了大恚，以為他有意刻薄。返國後，曾站在反對立場，向陳氏狠狠地開了幾炮。不過半農究竟是個厚道人，與胡適先生私誼頗厚，以後經過胡先生的調解，對陳氏便不再存芥蒂。
愛倫尼進一步便是“潑冷水”，這又是陳氏的特長。徐詩哲《自剖》中《吊劉叔和》又有一段描寫：“這三位衣常敝，履無不穿的‘大賢’，在倫敦東南隅的陋巷點煤汽燈的斗室里，真不知有多少次借光柏拉圖與盧梭與斯賓塞的魔力，欺騙他們空虛的腸胃。但通伯卻忘記告訴我們，他自己每回加入戰團時的特別情態。我想我應得替他補白。我方才用亂泉比老老，但我應得說他是一竄野火，焰頭是斜着去的；傅孟真不用說，更是一竄野火，更猖獗，焰頭是斜着來的；這一去一來就發生不得開交的衝突。在他們最不得開交時，劈頭下去了一篇冷水，兩竄野火都吃了驚，暫時翳了回去。那一翦冷水就是通伯；他是出名澆冷水的聖手。”
陳氏對我們女同事為禮貌起見，俏皮話和潑冷水尚有保留；對留英同學，一向玩笑慣了的袁昌英（蘭子）教授便毫不客氣，致蘭子常受其窘。記得某年夏季，蘭子穿了一身白色衣履，陳將她上下一打量，說道：“奇怪，武大醫學院尚未成立，白衣天使倒先飛來了。”蘭子對寫作熱心非常，有時為努力寫一篇文章，妨礙了吃飯的胃口，劉南垓背後笑她拼命想做作家，以為不值得。陳氏冷冷地說道：“莫為她擔心，我看她有十條命也願意拼的。”劉問何說，他道；“你沒聽說‘拼命吃河豚’那句話嗎？作家的味道勝過河豚當不止十幾倍，豈不值得拿十條命來爭取？”蘭子常埋怨她所在“一區”離文學院太遠，雖有交通車，上課究嫌不便。陳說：“我看你呀，頂好去學古仙人的什麼縮地術，把你的家搬到文學院的頂上，不過那時你又要叫嚷上下的麻煩了！”蘭子對學生的獎勵有時嫌太濫。一個自命青年詩人，詩卻並不好的學生，呈她閱一首求愛長詩，她讚嘆道：“這首詩寫得這麼纏綿婉轉，嫦娥讀了恐也會思凡下界，何況人間女郎？”陳氏道；“那麼，我想你勸勸你那位高足，且莫把這首詩發表，替我們留下這個清輝萬古的月兒罷。”蘭子不解，問其緣故，他說：“我怕那個曾射落九個太陽的后羿先生一怒之下，又要彎弓來射月哩。”這都是蘭子對我說，或我從別處聽來的。想陳氏說的話更加雋永有味，可稱上等的愛倫尼，我今日的追述，恐難免刻畫無鹽，唐突西子之誚。那就對不起這位中國法朗士了。二《西瀅閒話》
陳源教授一生的作品並不止《西瀅閒話》一種，但人家提出陳源，便提他這部書。這部書好像成為了他的代表作。這些閒話當時在現代評論上每周發表一篇，性質屬於批評文學，時事較多，文學藝術亦曾涉及。《西瀅閒話》何以使陳氏成名，則因每篇文章都有堅實的學問做底子，評論各種事理都有真知灼見。尤其時事文章，對於當前政治社會的各種問題，分析清楚，觀察深刻，每能貢獻很好的解決方法。至於文筆則又修飾得晶瑩透剔，更無半點塵滓繞其筆端。詩人徐志摩曾在某篇文章里評介當時作家，提到陳源時曾說：他正在仔細琢磨他的筆觸（這二字大概來自繪畫的詞彙），功候到了，那支筆落在紙上，輕重隨心，縱橫如意，他才笑吟吟地享受他的成功，才是你們對他刮目相看的日子（大意如此）。又說陳的文章很像19世紀法國文壇巨匠法朗士，學法朗士可謂“有根了”云云。梁實秋也說西瀅筆下如行雲流水，有意態從容的趣味。又說《西瀅閒話》有阿迪孫與史提爾的“旁觀報”的風格（見台版《西瀅閒話》序），這也是閒話風靡一時的緣故。
不過為什麼陳教授苦學多年，讀書無數，僅僅留下一部《西瀅閒話》呢？他當然還有些翻譯本子，論創作也只有這一部了。即使這部書字字珠璣，篇篇錦繡，我們尚有未盡其才之憾；何況以今日文學標準來衡量，有些文章也不見如何出色呢（恕我對死者的不敬）。對了，他相當警策的倒是他的時事文章，但時事文章最難討好，當時競相傳誦，時過境遷，便索然寡味。我在現代評論上所讀陳氏時事文章似乎遠比今日的《西瀅閒話》為多，也許作者自己刪去了。即不刪，他的作品份量也不算豐富，何以這樣呢？我現在妄作猜測，也許是文思艱緩有關。正和她說話口才的蹇澀一樣。本來文思的遲速難易，每人不同。法朗士就是難而遲的。《西瀅閒話》裡那篇《法朗士先生的真相》，就曾說：“法朗士的散文像水晶似的透明，像荷葉上露珠的皎潔，是近代公認為一時無兩的。他的功夫可大了。孛封（Buffon）的名言‘天才是無限的耐心’，法朗士雖然對白朗教授談話的時候竭力地否認，他自己的作品就是極好的證據。他同學崖生說他同雷南（Renan）一樣，每篇文得改六七遍，才像他自己的作品。他說：‘想象力我是沒有的，耐心我可不是沒有的，’‘我很少得到靈感的助力。我的筆沒有抒情的力量。它不會跳，只會慢慢的沿着道兒走。我也從不會感到過工作的沉醉。我寫東西是困難的。’他寫了一些便付印，付印後得再校對五六遍，先修改它的字句，再去掉一切多餘的字句，然後他用剪子把所有句子都剪破了，再好像玩着練耐心的玩意兒似的，把一句句的句子來配對，配好了又拆散，又找另外的匹配，單一節文章就造過了30遍。末了他喊道：‘勝利了！收尾的句子現在變了開頭的了。’”
我們不知《西瀅閒話》寫作時是否也像法朗士這麼的慘澹經營，不惜再三改造，以期臻於至善之境。但良工自來心苦，美人必嚴妝橡飾，始肯見人，也許兩人作風是差不多。
陳氏寫作之難，詩哲又曾描述過。當他讀了詩哲的兩篇自剖，說也要寫一篇“剖徐志摩的自剖”，但他一再因循，未能動筆。幾次逼問，他說離京前一定交卷。一日，他謝絕了約會，躲在房裡裝病，想試那柄解剖刀。晚上見他時候，他文章不曾做起，臉上倒真有了病容，“不成功”。他說：“我這把刀，即使有，早就在刀鞘里鏽住了，我怎麼也拉它不出來，我倒自己發生了恐怖，這回回去，非發憤不可。”詩哲形容他那時候的情形道：“打了全軍覆沒大敗仗回來的，也沒有他那晚談話時的沮喪！”
我曾說過陳氏並未患口吃，而說話總吶吶若不能出口。不過他只是開端難，真正說下去時，艱澀的也就變成流暢了。並非滔滔而下，卻是很清楚也很遲緩，一句一句地說出，每句話都誘着很深的思想；若說俏皮話則更機智而鋒利。我想他寫文章也是開端難，因此怕動筆；同時閱讀歐美名著太多，眼界太高，寫作態度就變得過分矜重，所以文章就少寫了。“惜筆如金”固是文人美德，但讓他那柄刦犀象，斷蛟龍，寒光射目的寶刀，永遠鏽在鞘子裡，我覺得太可惜了啊！
但胸羅萬卷而不輕著作如陳源其人者，也真罕見，這真是令我們這群“有了三分顏料就想開染坊”的人，為之愧煞。三外冷內熱的陳源教授陳源教授因喜說俏皮話挖苦人，有時不免謔而近慮，得罪好多朋友，人家都以為他是一個尖酸刻薄的人，或口德不好，其實他的天性倒是忠厚篤實一路。他在英國留學多年，深受紳士教育的陶冶，喜怒哀樂不形於色，加之口才如此蹇澀，不善表達，而說起俏皮話來時，鋒芒之銳利，卻令人受不住，人家僅看到他“冷”的一面，卻看不到他“熱”的一面，所以對他的惡感就多於好感了。
陳氏性情之深蘊不露，可於下面一小事看出。他留學英國，曾獲有倫敦大學的博士學位，可是，筆者和他在武大共事十餘年，與他夫人凌叔華，留英好友袁蘭子又是時相過從的好友，卻從不知他是個博士，為的他自己從來不說，別人也不提，直到前年文星書店替他再版《西瀅閒話》，封底附有他簡單的學履歷，我才知道了。當時我倒驚訝了一陣子，並非驚訝博士頭銜之如何珍貴，而是驚訝於他這個頭銜怎麼會保密到這麼久長的年月！
我想陳源教授之不提他的這個頭銜，並非由於過度的謙虛，實由於孤冷的不屑。這種孤冷的不悄，也是他那英式紳士修養之一端。因此他頂看不起別人的自炫、賣弄，人家說話，稍有這種意思，便忍不住要以冷語挖苦他一頓。
不過陳源教授其實是個外冷而內熱的人，他對家人骨肉的情感是很深摯的。他雖是個自少留學西洋的人，腦子裡中國倫常禮教的觀念卻保留得相當深厚。他孝於父母，篤於友人，在這個新時代問題複雜的家庭，都是很不容易做到的。記得抗戰發生後，其尊翁在南京因日機轟炸受驚而死，珞珈山陳寓居然設立素幃香燭的靈堂，並不敢煩朋友來弔祭，他們一家早晚焚奠而已。這雖遵其太夫人之命，一個新人物能夠如此，總也難得。後陳母和一個菇素不事，以終身奉母為幟志的女兒，隨子入川。數年後，陳母逝世，他哭得像個小孩似的，人家問他衣衾棺木怎樣張羅，他只說我方寸已亂，你們說怎麼辦就怎麼辦，只須從厚就是。老人家苦了一輩子，萬不可再委屈她了。人家只好各自分頭去忙碌，讓他一個人哭去，因為沒法勸慰。想不到一個平日感情深蘊，又慣以冷言冷語譏諷人的陳源教授，此時竟會顯露他嬰兒般的純真。又過幾年，他的姊姊也因病死了。當陳屍榻上未殮時，緊閉的雙目，忽然大張，陳氏見狀大驚，急進房，俯身死者榻前，用無錫土白喃喃和死者說着話。我們在隔壁客廳里隱約聽見他向死者說：阿姊不肯閉眼，必是為了老母靈柩停厝異地，放心不下的緣故，抗戰勝利後，我一定要將老母和阿姊的遺骨運回故鄉安葬，現在請阿姊安心歸去吧……安心歸去吧。他對死者這樣溫柔地撫慰，嗚咽地許着願，說也奇怪，他老姊的雙目果然緩緩闔上了，我們弔客也被感動得人人熱淚盈眶了。
陳源教授辦事負責的精神也極可佩。當武大文學院長十餘年，把全部時間和精神都用在院務的發展上，其一生寫作之少，固由於他筆墨太矜貴，太盡忠於職守，恐亦為其原因之大者。他對待朋友也是不負責則已，既負則負到底，任何艱難在所不顧，這也是陳源教授負責精神的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