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說新語》選錄（5）[中庸的胡適與教育]

1917年，胡適從美國留學回來，他在橫濱渡船的時候看到張勳

復辟的消息，大為感慨說，看來中國根本的問題不是一個制度

問題，而是人的素質，文化觀念問題。他決心回國以後二十年

不談政治，只談用文藝重新塑造國民的靈魂。

    1918年4月，新民學會成立不久，會員中一些有抱負的青

年，積極組織到法國勤工儉學。毛澤東為此進行了多方面的活

動，但在啟程前幾天，他告訴大家：他決定不去法國。毛在給

周世釗的一封信中，對此解釋說：“我覺得實在沒有‘必要在

什麼地方’的理，‘出洋’兩個字，在好些人只是一

種‘迷’。中國出過洋的總不下幾萬乃至幾十萬，好的實在很

少。多數呢？仍舊是糊塗，仍舊是‘莫名其妙’，這便是一個

具體的證據。我曾以此問過胡適之和黎邵西兩位，他們都以我

的意見為然，胡適之並且作過一篇《非留學篇》。”  
 
    1919年初，王光祈懷疑英美的資本主義制度“究竟與大多

數人的幸福有無關係？”他對朋友說，這些國家“造成一種世

界無敵的財閥，一般平民生活於這種財閥之下，與我們生活於

軍閥之下同是一樣痛苦”。他理想的社會，“是宜在個人自由

主義之下，為一種互助的、自由的、快樂的結合”。

胡適跟陳獨秀關係非常，或暢談，或爭論。有一次爭論得厲害

，陳獨秀問：“適之，你連帝國主義都不承認嗎？”胡適生氣

了，說：“仲甫，哪有帝國主義！哪有帝國主義！”拿起拐杖

，在地板上連連篤了幾下，就走了。

而他在檢討自己時對陳獨秀的苦幹精神是佩服的，他說自己“

一方面不能有獨秀那樣狠干，一方面又沒有漱溟那樣蠻幹，所

以我是很慚愧的”，他崇敬兩人的精神，相形之下他自己顯得

軟弱多了。

    鄭超麟說：胡適是庸俗的民主派，就是自己沒有社會主義

思想，只認為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的極致，它的統治形式就是

民主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