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林彪叛逃能夠代表文革理論與實踐的失敗嗎？

【公孫明按：這是一篇試圖從深度挖掘文革歷史真相的文字，頗值一讀，尤其是引用朱永嘉下列這段文字：

“張春橋和姚文元兩人是認真總結過前人的經驗和教訓的，在毛主席的幾個秘書中間，田家英投靠劉鄧沒有得到好下場，陳伯達投靠林彪最後身敗名裂，鑑於前人的教訓，張姚兩人基本上只聽毛主席的，由此也遭到官場的共同敵視和孤立。老田認為這個分析非常有道理，能夠理解為什麼廬山會議上高官們奮起“揪張”的熱情。”。

但引用疑雲重重的林立果“五七一工程紀要“則欠審慎。而沒有觸動到周恩來的角色，更是國內研究文革者的盲點！】

老田 · 2015-09-19 · 來源：烏有之鄉

把個別人物的表現，與一個規模巨大的政治和歷史事件進行簡單捆綁，這是認識論方面的極度退化，也是毛澤東經常批評的那種“形而上學猖獗、片面性”的極端表現。

林彪叛逃能夠代表文革理論與實踐的失敗嗎

老田

一份官方權威文獻說：林彪叛逃客觀上宣告了文革理論和實踐的失敗。這個權威說法在自由派中間得到熱捧，在左翼網友中間也不乏支持者，這個看問題的方式及其得出結論的方法，都值得提出來仔細分析。本文從林彪的文革表現，接班人問題以及林彪事件後果等幾個方面展開分析。

在官方的權威說法之外，實際上長期存在着另外的看問題方法。河南鄭州的造反派老袁就曾告訴我：《五七一工程紀要》是復辟派的政治綱領。前幾天老田還特意訪問了幾個造反派，詢問他們對於林彪事件的看法，其中一個學生造反派指出：林彪事件傳達之後，確實感到很震驚，但是沒有覺得這與文革的理論是實踐有什麼關係，恰好相反，武漢軍區的老軍頭總是拿着林彪的雞毛當令箭搞鎮壓造反派，林彪事件之後鎮壓造反派的力度顯著減輕，從事實上說，林彪事件確實是文革的勝利。另一位老記者則認為，林彪叛逃恰好表明“假支左、真鎮壓”政策的徹底破產，是反文革勢力一次明確無誤的失敗。

一、林彪的文革表現

每一個人在文革期間，都要按照其本來面目去參與文革這樣一場演習，我們來看看林彪在這一場“認真的演習”之中的表現。綜合起來，林彪的文革表現有三個方面：支持有組織的群眾運動及其對於當權派的批判，同時在文革實踐中間林彪則選擇支持反對文革的保守派群眾組織，而在廬山會議上林彪自覺地充當反文革官場勢力的符號代表。

在文革初期，林彪是支持群眾組織起來批判當權派的，1966年國慶節林彪聽了陶鑄的女兒陶思亮反應的情況之後，就推動了文件出台，在軍隊院校裡面開展四大。

1966年12月6日，在國務院公交座談會上，林彪講話說：

劉、鄧的錯誤不是五十天的問題，他們的錯誤是十年二十年的問題，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二十年之多，鄧小平主持書記處工作十年之多，他們在這段工作時間裡，從來不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他們自搞一套，他們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對毛澤東思想有很大干擾，在許多重大的關鍵的問題上，在歷史的關鍵時刻，都違反了毛澤東思想。

他們對待發動群眾這個問題上，實際是孫中山的“訓政”思想體系，有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把群眾當成阿斗，把自己當成諸葛亮，他們實際上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眾，不依靠群眾。他們發動群眾的辦法是上面包辦代替，把一系列的框框定好，下面照章辦事，不能超越離開一步。用他們的辦法久而久之，我們的許多幹部習慣了，久而不聞其臭，很多幹部還覺得他們這一套很不錯，覺得很舒服，可以不動腦筋，不觸及靈魂。實際上就是我們的思想僵化，很多矛盾掩蓋，群眾脫離我們，我們的民主集中制就流於形式，官僚主義大大滋長。這種作法我們的幹部還覺得舒服，實際上就是舒舒服服的過渡到修正主義。

我們的幹部既有好的一面，就一定有壞的一面，我們把壞的一面老老實實、誠誠懇懇向群眾講清楚，承認錯誤，就是要把我們受到修正主義、劉、鄧、彭、薄的影響向大家講清楚，把我們壞的一面向大家講清楚，這是關鍵的關鍵，我們要認識到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批判的運動，就是對於幹部進行一次大批判、大審查、大教育的運動，在某些意義上講，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對幹部的批判，就是批判幹部的運動。

但是，在對待軍內造反派方面，林彪是支持保守派的。特別是作為林彪代表出場的葉群，緊密地站在黃吳李邱背後。典型的表現是不支持軍內真正的造反派“沖派”，而是支持保守派“三軍無革派”。不過，林彪支持保守派不一定意味着反對文化大革命，因為到了1967年一月奪權之後，決策層已經確定了要以軍隊為支柱來維護最低限度的社會秩序。

據《王力反思錄》所言，1967年720事件之後，林彪曾經對大軍區一級的高級幹部有一個看法，說是：從南看到北，從東看到西，沒有幾個好人。以此而論，林彪對於幹部隊伍的看法，不論是黨政系統還是軍內，都沒有看高。

還有一個說法，林彪特別支持1967年元月末頒布的《軍委八條命令》，有人根據後來支左老軍頭們的表現，據此發揮說林彪是支持軍隊鎮壓造反派的。這個說法沒有依據，王力回憶中間特別提到：林彪支持出台這一命令，目的是服務於貫徹毛澤東關於支左的指示。至於軍隊支左之後，在全國各地大肆鎮壓造反派並同時扶持搞武鬥的保守派力量，這是老軍頭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欲望的發揮，這樣的支左後果不僅不能夠記在林彪頭上，同樣也不能夠記在決策支左的毛澤東頭上。按照毛澤東給江青的信中間所言：“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文革作為毛澤東所說的一場認真的演習，演習參與的各方都獲得出場機會，並按照自己的利益需要進行表現，這是文革的主要特點，參加支左工作的老軍頭也一樣。

很多老軍頭反對文化大革命，反對群眾運動並鎮壓群眾運動，並非偶然。武漢軍區的陳再道在檢討中間有一個很具體的自我剖析，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支左之後，大多數老軍頭都是“支保吃左”。陳再道說他這麼選擇的實際理由是：“思想慢慢腐蝕，生活糜爛，流氓作風，看見女同志，護士，就耍流氓習氣，動手動腳，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個什麼人。生活糜爛，亂搞女人。”“亂用八條來鎮壓革命。為什麼鎮壓呢?因為我已經是個資產階級分子，已經蛻化了，已經很多問題了。李迎希起來，李迎希和造反派結合在一起，有些聯繫。司政機關起來了，自己過去有一些錯誤，腐化墮落，生活糜爛，所以就不革命，就怕，怕革命。就是陳伯達同志指示的，舊的很多，歸根到底就是怕群眾，就是怕革命。我就是這樣的人。怕把自己醜惡的髒東西搞出來，暴露在群眾的面前。所以就藉口穩定部隊，抓革命生產促生產，藉口李迎希是扒手，野心家，拼命打擊造反派。總的就是怕革自己的命，怕革命，到反革命。這次回來什麼不做，在北京就準備說李迎希、張廣才是野心家，要奪軍權，要把軍隊搞亂，活動了許多造反派，衛校啊，高級步校啊，文藝團體，凡是接近他們的，談過話的，就說是有問題，亂污衊，就說政治不純是混進來的。借公安六條，其實不是那麼回事，認為不好就抓，所以就捉人。思想上就是想把革命搞下去，打下去就是不革命，那時就認為軍隊文化大革命就是整風，過去的保守派沒有反對我們的，那是好的，反對我們的，反對我的，那就不行，就是要打擊，有‘我’字，自己已經成了修正主義，那麼壞，還挨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對造反派、李迎希就是又氣又恨，就是要報復。借着李迎希這個東西，來打擊造反派，借着李迎希，藉口穩定內部，部隊不能亂，部隊要抓革命促生產促戰備，要隨時保持警惕，借着這個東西來鎮壓革命，解散組織。”(陳再道的口頭檢查，1967年12月1日)

據林彪的秘書張雲生的回憶，軍內開展四大和群眾運動之後，很多高級軍官都受到群眾運動的強烈批判，空軍的吳法憲、總後的邱會作莫不如此。空政文工團的劉小姐去找葉群哭訴：說她們幾個保吳法憲的人是少數，無法回單位，一回去就被罵做“保皇狗”。不僅在單位內部極其孤立，就算是在外面刷一下存在感，由於人少都搞不成。最後是葉群幫助出主意：找海軍、北京軍區、總後等單位的保守派一同演出，葉群再去拉林彪到現場觀看以示支持。結果，1967年5月13日軍內保守派“刷存在感”的演出，被多數造反派給沖了。1967年上半年，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的日子都很難過，各人在本單位都有很大的民憤，受到多數人的批判，直到五一三事件之後，葉群林彪直接介入支持擁護他們的保守派，他們的日子才好過起來。五一三演出未能成功，後來兩派都在七一這天安排了演出，林彪只觀看了軍內保守派的演出，此後，軍內造反派逐步走下坡路，葉群因此得意地說“解決軍內那麼大的亂局，首長沒講一句話，只看了一場戲，就把那個‘沖派’壓垮了。”(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春秋出版社1988年，第112-123頁)

在軍內造反派逐步瓦解之後，720事件之後，先成立了吳法憲、邱會作等人參加的看守小組，後來發展成為軍委辦事組，這個轉變也是一次很重要的權力轉移過程。丁凱文引用邱會作的回憶錄，說軍委辦事組的成立及其所代表的權力嬗替過程，其功能性作用是：“(一九六七年)‘五一三’以後，部隊的三軍革命派打垮了造反派，軍委看守小組(四人小組)和軍委辦事組，也就應運而生，軍委辦事組是向全軍文革奪回文化革命領導權的產物。”(丁凱文：論文革期間的軍委辦事組(上)，載電子刊物《華夏文摘》增刊第八四九期，二○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版)

二、廬山會議及其後的批陳整風

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做了程序安排之外的發言，支持天才論。下面汪東興、吳法憲等人就更進一步，說張春橋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反對“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前面的三個副詞，要揪張春橋，結果很多高官跟進，這實際上是要在毛澤東身前搞粉碎四人幫。

據解學恭日記，一九七〇年八月廿四日下午三時至六時，“小組討論林副主席報告。中央辦公廳通知廿四日、廿五日兩天討論林副主席報告。當日下午陳伯達同志在華北小組發了言。汪東興同志也發了言。伯達同志的發言有稿子，李雪峰同志翻譯，伯達同志發言，着重闡述林副主席報告中有關毛主席是偉大天才的論述，把天才問題搞得非常高，引證了許多語錄，有時加以解釋。汪東興同志發言着重講國家應當設主席，並且對這個問題提得很高。陳伯達同志為這個問題不時插話，幫助提高。小組的空氣立即緊張起來，情緒激昂，上綱、上線很多很高。陳毅以極左的面貌發了言，大意是：現在竟然有這樣狂妄的極端的反革命分子搞陰謀，要揪出來，堅決打倒。我雖是犯錯誤的人，但我絕對不能躲在一個小小的角落裡，連個狗屁也不敢放!聲稱我要參加這個戰鬥，斗到底。他的發言，引起同志們的反擊，指出他的立場不對，言不由衷。其他同志的發言也很激動，十分氣憤，但基本屬於表態性的。”會上總理還傳達過毛澤東對陳毅發言的精彩評論：“主席說，八月‘順流’同‘二月逆流’合流，二陳合流。”(解學恭：九屆二中全會日記，載《炎黃春秋》2015年第6期 )在1972年1月10日下午，毛澤東在八寶山公墓禮堂參加陳毅追悼會時說過：“要是林彪的陰謀搞成了，是要把我們這些老人都搞掉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結合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對陳毅講話的評論，我們今天有這些信息，完全可以得出與官方說法截然相反的讀後感：拿熱臉去貼冷屁股還不見得能夠貼得上去，除非你鐵了心成為陰謀團伙的一份子。

對於廬山會議的實質，丁凱文也贊成邱會作對此事的評論：“那時在廬山上，根本不是黨內討論問題，研究對‘毛澤東思想’加不加上‘天才’的定語;探討《憲法》中設不設國家主席。而是中央內部的軍隊派在沒有得到毛主席的許可下，要對文革派來一次打擊。”(丁凱文：論文革期間的軍委辦事組(下)，轉引自電子刊物《華夏文摘》增刊第八五一期)有一句老話說得好：做賊不認三年自招。

林立果等人在《五七一工程紀要》中間，提到一個政治策略“打着B52的旗號鎮壓B52的力量”(B52是指毛澤東)，現在看一下某些把林彪包裝成為正確路線代表的人士，是如何闡釋這一策略的。據丁凱文的說法，林彪集團在政治上很正確，是反對文革和文革派力量的英雄，具體表現在：“堅決支持軍隊系統幹部，使之成為對抗中央文革和造反派的重要力量。南京軍區司令許世友在文革期間受到造反派的衝擊，一度躲進大別山，甚至聲稱要武力對抗造反派。軍委辦事組就是看重許世友這一點，對許世友不遺餘力地予以支持。”“通過組織手段，將造反起家或支持造反派的重要人物從領導崗位上換下來。文革之初最早起來造反奪權的有四個省：山西省、山東省、貴州省和黑龍江省。主要代表人物是山西省的劉格平、山東省的王效禹、貴州省的李再含、黑龍江省的潘復生。但是到了中共九大時，軍委辦事組的力量進入中央政治局，這幾個最早起來造反的代表人物都被換下，軍隊的領導人成為這幾個省的第一把手。北京軍區副司令謝振華任山西省革委第一書記，濟南軍區司令楊得志任山東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副政委蘭亦農任貴州省委第一書記，瀋陽軍區政委汪家道任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這樣，等於變相地讓這些因造反起家的代表人物邊緣化，不再主持省委主要工作。用邱會作的話說‘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三支兩軍’。’”(丁凱文 論文革期間的軍委辦事組(上)，載電子刊物《華夏文摘》增刊第八四九期，二○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版)

在官場中間，發自內心地反對文化大革命，反對把群眾組織起來批判當權派的錯誤，是整個文化大革命期間前後一貫的官場主流，在每一次事件當中都會自發地表現出來，廬山會議如此，廬山會議之後的批陳整風匯報會復如此。1991 年5 月25 日，張春橋在給女兒張維維的信中間，對許多高官參與的“批陳整風”匯報會有一個評論，他說：“整個會議本來應當是批陳伯達的，興趣卻集中在批文革中的群眾運動。他們明明知道這並不是陳伯達的事，卻在批陳的名義下幹得十分熱心。實際上這是廬山會議的繼續。”(《張春橋獄中家書》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年)

據老田訪問原中辦工作人員Y所知，在廬山會議上，中南組是張體學跳出來熱烈響應，想要揪張。張體學具體提到1969年武漢的反覆舊運動中間，造反派如何從上海的報紙中間找到依據。造反派提出“摸老虎屁股”，武漢市革委會是要“摸武能光的屁股”，省革委會是“要摸張體學的屁股”。據此，張體學認定是因為上海的不恰當影響，導致武漢要動他那些絕對不能動的奶酪，所以懷有深刻的怨氣，現在機會來了，要趁機出一口惡氣。

我們知道歷史上著名人士趙高，有一個著名“指鹿為馬”的驗證策略，“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通不過檢驗的高官，就視為障礙和異己力量需要預先清除，因為張春橋在安亭事件中間支持了工總司，所有就被上海官場視為異己力量。根據張春橋的女兒張維維的回憶，在1966年的年底和1967年年初，上海市委就已經把張春橋視為異己力量了，在所有市委高官逃走一空的時期，單單把張春橋一家丟在康平路市委大院不管。

老田多次訪問過朱永嘉老先生，他提到自己的一個觀察結果：張春橋和姚文元兩人是認真總結過前人的經驗和教訓的，在毛主席的幾個秘書中間，田家英投靠劉鄧沒有得到好下場，陳伯達投靠林彪最後身敗名裂，鑑於前人的教訓，張姚兩人基本上只聽毛主席的，由此也遭到官場的共同敵視和孤立。老田認為這個分析非常有道理，能夠理解為什麼廬山會議上高官們奮起“揪張”的熱情。

在廬山會議上，一些高官固然是借着林彪講話肯定天才的東風，藉以抒發胸中的一口悶氣，最終卻是匯集為對文革進行全面否定的洪流，無論是張體學還是陳毅，莫不如此。與官場強勢群體保持一致，不僅極大地降低了自身的政治風險，還藉機抒發了自己的小九九，最後還有可能落實到組織上就是清除一切高層擁護文革的勢力，實現反文革勢力掌權的清一色，不管林彪及其集團人士主觀上是怎麼打算，客觀上的後果倒是很清楚的：各種反對文革的情緒和要求都在此匯集到了一起並形成明確的政治意志，林彪及其集團就自覺或者不自覺地充當了這一股政治能量的代表符號。後來鄧小平也成立國務院政研室，據鄧力群在《十二個春秋》中間所說，也一樣是要奪四人幫掌握的輿論權力。

官場上的巨大壓力，一樣反作用於張春橋等人。據老田2005年訪問肖木得知，廬山會議上官場的強烈反彈，給張春橋很大的壓力，會後張春橋曾經對上海市委的幾個人說過：以後上海穩着一點，讓遼寧去出頭。

三、林彪事件前後黨政權力配置格局的巨變

廬山會議之後，先是開展了批陳整風;林彪事件之後，就開展了批林整風;到了1972年年底，中央就下文件徵求意見，結束支左工作，軍隊幹部離開地方返回軍營。這三個步驟的後果是一樣的：先是矮化了一大批老軍頭接着是終結了這一批人掌控黨政權力的格局。林立果在《五七一工程紀要》中間的感受是：九二之後軍隊受壓。

在文革早期，建立革委會是軍干群三結合，結束支左之後，剩下兩種選擇：要麼是群眾代表提拔上來替代軍隊幹部離開之後的空缺，要麼是把老幹部解放出來填補空缺。如果把群眾代表都扶正的話，顯然，在中央層面就可以安排王洪文或者張春橋接班了。我們今天有馬後炮的優勢，知道毛澤東並沒有選擇群眾代表加上王洪文或張春橋接班的模式，而是請出了鄧小平。

鄧小平接班亦或者是林彪接班，這樣的高層職位分配與全局性的權力配置格局有沒有關係，是許多人回顧黨史時常常忽略掉的觀察對照視野。把高層職位分配與全局性的權力配置格局切割開來看問題，使得許多人陷入“宮廷陰謀論”的歧路，因為這樣一來，高層職位分配或者接班人選定就成為一個可以任意選擇的事項，僅僅與毛澤東個人的主觀偏好相關——因為真正高層的人事權肯定是掌握在毛澤東手上的。

我們先回顧一下，文革軍隊支左之後的黨政權力配置格局。到了1968年9月的“全國山河一片紅”之後，“全國軍隊‘支左’人員擔任縣以上革委會主任的，北京市占78%，廣東省占81%，遼寧省占84%，山西省占95%，雲南省占97%，湖北省占98%。‘支左’人員擔任縣以上革委會第一、二把手的約有5000餘人，擔任委員的有近5萬人。”【鄧禮峰：人民解放軍的“三支兩軍”，載郭德洪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十年風雨》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9頁】

在文革黨政系統當權派普遍選擇罷工之後，以軍隊為支柱來恢復秩序，就已經別無選擇了。由此帶來一種後果是軍隊幹部普遍地進入各地革委會並占據領導崗位，與此相對應的是，九大代表和中央委員中間，軍隊幹部的數字也上升到歷史頂點。作為老軍頭勢力政治符號的林彪，被選為第二把手和接班人地位，不是任意選擇的結果，而是水落石出的結果——黨政系統當權派退出之後的唯一選擇——這是與黨政系統當權派喪失權位之後，老軍頭勢力急劇攀升後的政治權力配置格局完全匹配的。

對於與林彪地位上升相匹配的權力分配格局，毛澤東在九大一次會議的講話中間特意提到：“現在蘇修攻擊我們，……說我們現在不是無產階級的黨，叫做‘小資產階級的黨’。說我們搞一元化，回到了過去根據地那個時代，就是講倒退了。什麼叫一元化呢?他們說就是軍事官僚體制，按照日本人的話叫體制，按照蘇聯的話叫做‘軍事官僚專政’。他們一看我們這個名單裡頭，軍人不少，這就叫‘軍事’;還有什麼‘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來呀，康生呀，陳伯達呀這批‘官僚’。總而言之，你們凡是不是軍人，都屬於‘官僚’系統就是了，所以叫做‘軍事官僚專政’。”【毛澤東：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的講話(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卷】

與林彪成為第二把手的選擇機理相同，1972年支左軍隊幹部離開地方之後，鄧小平出山了。為了鄧小平上台做論證，毛澤東一樣地說了很多鄧小平蠻不錯的話。鄧小平出山與林彪成為接班人的機理完全相同，黨政系統當權派大多數復職了，那麼在這群權貴中間有着相當代表性的符號人物鄧小平，其地位也要上升到與這一權力格局相匹配的地位上，為了造成這個權力配置格局，1973年年底，毛澤東親自主持了八大軍區對調，把老軍頭勢力介入地方政權的鏈接徹底斷開，目的當然是給鄧小平鋪路，包括後來相應地敲打四人幫，目的也一樣是為了穩固鄧小平的地位。

一些支持這個林彪事件代表文革失敗說法的網友，最主要的邏輯支點是“林彪是九大選定的接班人”，是毛主席自己選定的助手和接班人，所以，這件事即便是不標明文革失敗，至少也說明文革領導層的分裂。反過來，追溯一下權力配置格局與接班人地位的關係，就能夠部分地走出這種迷思。

其實，毛澤東在1964年中蘇論戰期間，曾經提出過接班人的五項標準：“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怎樣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條。第一條，要教育幹部懂得一些馬列主義，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條，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為中國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為世界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第三條，要能夠團結大多數人，包括從前反對過自己反對錯了的人，也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第四條，有事要跟同志們商量，要聽各種意見，要講民主，不要‘一言堂’。第五條，自己有了錯誤，要作自我批評。”(《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從這個標準出發，劉少奇、林彪和後來的鄧小平、華國鋒，都遠遠達不到接班人的起碼標準，但考慮到與現實權力配置格局的匹配性，都有擔任第二號首長的理由，其中林彪和鄧小平擔任第二號的理由最為充分和突出。

四、為什麼會有這個說法——從太子黨的黨史評價標準出發

站在太子黨的特殊立場上，陳小魯提出了一種看待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就是以黨政系統當權派的權力資本得失作為標準去分析人物和事件，據他說在太子黨中間流行的方法是：“現在有種說法，認為‘文革’有三次大的路線鬥爭。第一次是‘一月革命’時，省市一級的領導抵制文化大革命，被毛主席用‘一月革命’的方式，全部打倒、奪了權;第二次是‘二月逆流’，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抵制文化大革命，被毛主席打成‘逆流’，受批判，靠邊站了。第三次是以林彪、陳伯達為首的‘軍委辦事組’，也可以說是老幹部的一部分，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抵制文化大革命，攻四人幫，打張春橋。前兩次的案子都翻過來了，如果林彪不跑，這第三次應該也就翻過來了。這個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前兩次整老幹部，林彪都站在老幹部的對立面，支持了文化大革命，是既得利益派。所以前面這兩撥老幹部，對他就不滿意。最後他跑了，這就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就‘萬劫不復’了。”(陳小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載米鶴都主編《回憶與反思——紅衛兵時代風雲人物》第二冊，香港中國書局2011年)不僅如此，劉少奇之子劉源也對要為林彪徹底翻案的林豆豆說過同樣的話，這表明在太子黨群體中間，以對父輩權力資本損益的歷史功過來看待歷史人物正確與否的標準是很流行的，不是哪一個人的孤立看法。

陳小魯還指出：“現在看‘571工程紀要’，越來越明確。……‘紀要’提出很多問題，實際上是指向當時所謂的‘毛主席革命路線’，就是‘文革’的那些弊病。它用的論據，當時講都是‘右派’言論，現在看是正確的。後來批判‘四人幫’，用的無非也是這麼一套東西。所以，現在‘571工程紀要’反而變成‘絕密文件’，不能外傳了。”(陳小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載米鶴都主編《回憶與反思——紅衛兵時代風雲人物》第二冊，香港中國書局2011年)

對照陳小魯和林立果等人的說法，是很有意思的。林立果等人在《五七一工程紀要》中間說：“取得了革命領導權就取得了未來的政權。”而按照林立果等人的理解，取得領導權的方式就是主動代表文革期間“相對剝奪”感受最強烈的兩大群體，一是當權派的大多數，二是想要通過讀書爬到社會上層的青年知識分子。林立果很重視這兩群人的感受，其中第一個群體的狀況是：“黨內長期鬥爭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擊的高級幹部敢怒不敢言。”“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第二個群體的狀況和感受是：“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已經發現充當炮灰，後期被壓制變成了替罪羔羊。”在這裡，林立果策略地把林彪為首的老軍頭“打着B52的旗號鎮壓B52的力量”諸項成就一筆勾銷了，還把這個政治責任記在毛澤東頭上，這與後來官方權威決議——鄧胡記賬法——完全一致，鄧胡記賬法也說文革是毛澤東發動、毛澤東的代理人利用的，還因此給全黨全國人民帶來深重災亂的“文革官方定義”完全一致。

從太子黨的地位出發，他們的優越地位以及現實社會中間的處境，唯一地與父母的權位相關。因此，把自己父母的權位視為一切政治和社會事務的標準，是一種近似於階級本能的、不可爭辯的出發點。在文革初期，陳小魯等人的西糾就鼓吹過“血統論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還露骨地宣傳高乾子弟要掌權。文革結束幾十年之後，他們對於自身優勢地位的論證方式方法，還是沒有大的進步，原因也很好理解：除了出身之外，他們所積累的其他諸如政治資本、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相對於其他社會成員都不占絕對優勢。

太子黨既然把權力資本損益提升為唯一標準，就能夠簡易地通過對照得出對人對事的評價，對照以林彪為政治符號的老軍頭群體出場和退場的後果：1967年年初老軍頭出場是與黨政系統當權派喪失全部權力和地位是共時性事件，而1972年年末開始的老軍頭退場則是與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黨政系統當權派重返權力中心的共時性事件，這樣一來，林彪作為一大批政治人物的代表性符號，他們在文革期間的起伏是與另外一大批權貴的權力資本喪失和重獲聯繫在一起的。在太子黨看來，無論林彪主觀上如何，但客觀上的意涵是首要的，因此，只能夠作為壞人來看待且不能夠平反，哪怕是林彪及其集團也是反對毛澤東及其代理人的。

除了太子黨的狹隘利益視野之外，對於黨政系統的權貴群體而言，他們對權力地位得失的回顧，還有點別的內容。閱讀《譚啟龍回憶錄》得到一個有趣的對比，譚在回憶錄中間不指名批評福建省革委會主任、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說他執政時期各種瞎指揮和蠻幹，沒有一點點政策水平。言下之意，毛主席把自己這群從前當省委書記的人趕下去之後，換上來的老軍頭是更糟糕的執政群體，從這一點出發去看問題，譚啟龍試圖告訴人們：文革所實現的幹部更替其後果是完全消極的，是用不好的幹部替代好幹部。譚啟龍在回憶錄中間，沒有一點點反省：自己到底執行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沒有?搞各種鎮壓群眾的政策到底要不要承擔那麼一點點個人責任?

把當權派的權力資本損益作為唯一標準，是一種典型的“私慾之弊”——把狹隘利益投射為普遍利益的唯一表現形式，這樣，才會有文革期間當權派普遍地把自己想象為共產黨的化身，從而不加思索地把一切批評意見都看作是要推翻共產黨。太子黨群體中間一些人走不出這個私慾之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很多不是太子黨的人士，也往往分不清當權派以普遍利益掩蓋狹隘利益的事實，這種情況自從有了國家和權力之後就早就如此了。《韓非子》中間記載了一段對話，說到官員作為代理人與權力所要求的公共性之間的詭異關係，兩者之間很難進行徹底切割：“故桓公問管仲曰：‘治國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為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托其中。熏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弛，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為重，諸臣百吏以為害。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正是不恰當地把當權派個人的狹隘利益與權力所要求的公共性進行簡單捆綁之後，那份著名的官方權威文獻才能夠毫不勉強地宣稱：“(林彪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推翻黨的一系列基本原則的結果，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上的失敗。”

把個別人物的表現，與一個規模巨大的政治和歷史事件進行簡單捆綁，這是認識論方面的極度退化，也是毛澤東經常批評的那種“形而上學猖獗、片面性”的極端表現。特別是，近三十多年的歷史演變結果表明，把當權派的狹隘利益簡單地與各種普遍利益的表示形式(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等)進行簡單捆綁的結果，是經不起歷史檢驗的。（首發破土網）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六日